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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使得无法获得盈利，在投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本文通过对产生有限理性的原因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中小投资者应该在充分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的情况下，对要投资的股票需要在长期跟踪和考察后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
【关键词】
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根本的不确定性
由于传统的金融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两大基石上的，投资的目标是收益最大化，投资者之间无差别，并且面对不同资产的风险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但是随着金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无法用传统金融理论做出完美解释的异常现象。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在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方面有了重大发现，金融学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对证券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行为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
1 完全理性
传统金融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也被称为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私利的，是以利己为原则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理性人或经济人的描述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他们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人人的利益”。对于具有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来说，一切信息都是确定的，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行为人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数、同质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体系。行为人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行为人具备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数秒内从事无穷尽的计算步骤，同时也不存在感性因素对选择的干扰。行为人可以在各种方案或选择集中进行比较和挑选，以及知道各项方案所产生的全部后果。
2 对完全理性的质疑
最早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论述了情绪波动、长期预期状态及其对市场投资的影响，他认为行为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所能导致的完全预期，并且行为人的预期是不稳定的，这也因情绪而起。西蒙作为批判完全理性的行为人的集大成者，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致力于论证行为人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受到限制，在西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都系统地论述了行为人只具备受到限制的理性能力，认为行为人“意欲理性而只能有限地为之”。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国际象棋比赛：完成一次国际象棋比赛，大概需要10120 种走法，每一步走法所涉及的自己和对手的反应共有近103种连续走法，即使是最顶尖的棋手也只能在每步考虑到十几种走法而已。
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通过对选择的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假设实证研究发现，行为人是根据选择的描述而进行选择的，而非基于他自身的选择集。行为人经常根据对选择属性的重视程度与情境的和谐程度来制定偏好的顺序。行为人的优先选择是被选项集合所影响的，并且一个选项的受欢迎程度可以通过扩大集合来提高。另外行为人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偏好，行为人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知晓所有可能的方案，也无法量化全部选择的结果。
传统的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的，而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异象，如股票溢价之谜、赢者输者效应、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规模效应、日历效应等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
3 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有限理性是指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
（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
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结论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具有“经济”特征，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當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最高点。西蒙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
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西蒙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中。但是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不少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因此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 4 有限理性的原因分析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至今学者们无法对有限理性的根本形成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加强对产生有限理性的研究和认识，试图探明产生有限理性的根源。
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Scott）比较权威性地总结了三种有限理性的概念：获取和处理信息的巨大成本所产生的后果;人类科学知识存量的有限或人类未加协助的信息储藏及推理能力的有限;人类理解或思维中存在着系统的扭曲。
4.1 根本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Knight （1921）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客观概率分布的不确定，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们不知道这一概率分布，甚至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些将来事件对决策者而言是全新的、唯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提出相应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
Tversky、Kahnerman（1974）共同指出由于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量十分庞大，决策者经常会采用低成本的，依其先天生态特征“可靠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如决策者通常采用启发法而不是概率准则进行决策，这些决策方式往往会导致易得性启发偏差、代表性启发偏差、基于锚系调整的偏差等系统性偏差，股票价格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非理性现象。
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通过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他们认为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即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而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惊人，信息处理的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惊人。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因此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4.2 行为人的生理限制
美国心理学家、生物反馈学说的创始人弥勒（Miller）的研究认为：行为人自身的生理限制，也就是人在生理方面固有的计算和推理能力不足。行为人对信息和知识的利用受到来自大脑记忆的天生限制，这也是导致行为人只能不完全理性行为的内部原因。他发现行为人的快速短时记忆的容量只能（7+/-2）项，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存入一项需要5-10秒钟，记忆组织是一种表列等级结构（类似于计算机的有限内存，从内存到外存的存取需要时间，以及计算机的储存组织形式），这些是大脑加工所有任务的基本生理约束。正是这种约束使思维过程表现为一种串行处理或搜索状态，在同一时间内考虑的问题是有限的，从而也限制了人们的注意广度以及知识和信息获得的速度和存量。与此相适应，注意广度和知识范围的限制又引起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而偏见和目标认同反过来又限制人们的注意广度和知识信息的获得。
世界行为金融研究顶尖专家Shefrin教授与Richard Thaler（1988）指出自我约束问题是决策非理性的重要根源，并通过引入心理账户变量和心理定格变量，对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的“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修正，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在养老金储蓄计划中的有限理性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Donoghue和Rabin等提出的“自我约束问题是人们决策非理性的重要根源”的基础上指出，虽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的存在，却往往难以纠正它。由此可见，来自生理限制方面的约束是客观存在的，很难克服的约束，是人类在认知路上必须要承担的成本。
经济学家施密德在《制度和行为经济学》中认为人的大脑是具有模块性的，大脑信息处理的能力有限且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的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大脑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人们行为和决策只能是有限理性的。
舒建平、谭燕芝（2007）认为行为学、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机制的固有限制使得在复杂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这是导致有限理性的根本原因。
4.3 信息处理成本限制
科恩里斯克（Conlisk）对有限理性的研究认为“存在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有限理性是重要的，在大量有影响的文献中有限理性模型已经证明了它们自身的存在，标准分析中假设的完全理性理由是不充分的，它们的逻辑是模棱两可的，一项经济决策的作出是一种成本高昂贵的活动，一个好的经济学要求我们接受所有的成本”。科恩里斯克认为要达到完全理性是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人们支付不起维系完全理性的成本，在决策过程中也就只能是有限理性了。
信息处理成本是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外在成本，而心智成本則是从节约内在成本出发。心智成本包括理性计算的思维成本、对信息理解和处理的成本、认知协调成本以及与情感、动机、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有限理性的重要根源，决定了人类理性和非理性运用的状态和程度。人类秉着理性经济的天性，当遇到复杂的外在环境时，需要动用很大的脑力去算计与推理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理性捷径来做出决策，有意地避免心智耗费。在人们的心智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心智成本的最小化，因为人们依据直觉、情绪、路径依赖、经验判断等捷径作出决策。 哈耶克认为人的心智永远不可能被人的心智充分了解。人们了解、预测、控制心智的能力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否定了理性主义对世界的某种理解。他认为心智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心智即是大脑的物理结构以某种共同的方式演化的结果，表现为大多数人在感知上非常近似;另一方面每个具体的环境和经验将导致心智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化，并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感知。于是人们生活的不断变化，人所积累的所有经验将影响其认知的发展。
4.4 制度不完善的限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科斯在批判了理性人假设时指出“应该从人的实际触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在现实制度赋的制约条件下，人们的理性也会受到制约。
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的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也否定了古典管理理论中经济人的假设，表明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于是他认为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5 避免有限理性的方法
在不确定性盛行、信息分散且不完全和知识分立的情形下，有限理性的个体必须借助于信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弱化不确定性、稳定预期、协调社会行为和提高人类认识环境的能力。具体而言，行为人在有限理性的限制下将简化所面临的选择，具体措施有开设智力账户、有序地组织各种选择、进行选择性感知、形成习惯和标准操作程序使之为感知到的环境模型提供线索，并确定次要目标。
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2004）探讨了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问题。他假定行为经纪人有限理性的高低意味着目标函数效用值的高度，那么投资选择就明确包含着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如果投资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充分发挥认知能力，并对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妥善处理，就可能作出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较高的抉择;相反，如果投资者只是在较短时间内作出抉择，则他通常只能实现有限理性程度较低的抉择。
6 结论综述
对于中国国内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如何降低根本的不确定性、行为人的生理限制、信息处理成本限制、制度不完善的限制等产生有限理性的影响，需要中小投资者进行如下的投资决策：
1）中小投资者应该注意自身提高宏观经济分析能力、公司的基本面分析能力，從而降低行为人生理限制的影响，然后中小投资者由于自身的生理限制存在又会影响自身能力的提高;
2）在自身的能力满足能够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的基础上，中小投资者应该对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证券市场的走势情况和公司的价值评估等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调查或投资于自己熟悉的行业和公司，从而降低由于资金、经历和心智等的信息处理成本的影响;
3）中小投资者应该建立长期投资的观念，因为对于经过长期跟踪和调查的股票其基本面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恶化，从而避免短期根本的不确定性;
4）中小投资者应该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避免因为对制度的不了解导致投资失误，避免制度不完善而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何大安《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经济研究2005
[2]李亮《影响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因素分析》南京理工大学2005
[3]朱晓平《有限理性的根源探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2
[4]舒建平、谭燕芝《有限理性的微观机理评述》经济评论2007/03
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使得无法获得盈利，在投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本文通过对产生有限理性的原因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中小投资者应该在充分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的情况下，对要投资的股票需要在长期跟踪和考察后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
【关键词】
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根本的不确定性
由于传统的金融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两大基石上的，投资的目标是收益最大化，投资者之间无差别，并且面对不同资产的风险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但是随着金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无法用传统金融理论做出完美解释的异常现象。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在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方面有了重大发现，金融学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对证券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行为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
1 完全理性
传统金融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也被称为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私利的，是以利己为原则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理性人或经济人的描述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他们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人人的利益”。对于具有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来说，一切信息都是确定的，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行为人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数、同质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体系。行为人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行为人具备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数秒内从事无穷尽的计算步骤，同时也不存在感性因素对选择的干扰。行为人可以在各种方案或选择集中进行比较和挑选，以及知道各项方案所产生的全部后果。
2 对完全理性的质疑
最早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论述了情绪波动、长期预期状态及其对市场投资的影响，他认为行为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所能导致的完全预期，并且行为人的预期是不稳定的，这也因情绪而起。西蒙作为批判完全理性的行为人的集大成者，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致力于论证行为人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受到限制，在西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都系统地论述了行为人只具备受到限制的理性能力，认为行为人“意欲理性而只能有限地为之”。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国际象棋比赛：完成一次国际象棋比赛，大概需要10120 种走法，每一步走法所涉及的自己和对手的反应共有近103种连续走法，即使是最顶尖的棋手也只能在每步考虑到十几种走法而已。
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通过对选择的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假设实证研究发现，行为人是根据选择的描述而进行选择的，而非基于他自身的选择集。行为人经常根据对选择属性的重视程度与情境的和谐程度来制定偏好的顺序。行为人的优先选择是被选项集合所影响的，并且一个选项的受欢迎程度可以通过扩大集合来提高。另外行为人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偏好，行为人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知晓所有可能的方案，也无法量化全部选择的结果。
传统的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的，而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异象，如股票溢价之谜、赢者输者效应、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规模效应、日历效应等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
3 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有限理性是指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
（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
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结论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具有“经济”特征，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當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最高点。西蒙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
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西蒙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中。但是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不少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因此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 4 有限理性的原因分析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至今学者们无法对有限理性的根本形成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加强对产生有限理性的研究和认识，试图探明产生有限理性的根源。
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Scott）比较权威性地总结了三种有限理性的概念：获取和处理信息的巨大成本所产生的后果;人类科学知识存量的有限或人类未加协助的信息储藏及推理能力的有限;人类理解或思维中存在着系统的扭曲。
4.1 根本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Knight （1921）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客观概率分布的不确定，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们不知道这一概率分布，甚至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些将来事件对决策者而言是全新的、唯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提出相应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
Tversky、Kahnerman（1974）共同指出由于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量十分庞大，决策者经常会采用低成本的，依其先天生态特征“可靠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如决策者通常采用启发法而不是概率准则进行决策，这些决策方式往往会导致易得性启发偏差、代表性启发偏差、基于锚系调整的偏差等系统性偏差，股票价格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非理性现象。
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通过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他们认为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即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而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惊人，信息处理的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惊人。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因此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4.2 行为人的生理限制
美国心理学家、生物反馈学说的创始人弥勒（Miller）的研究认为：行为人自身的生理限制，也就是人在生理方面固有的计算和推理能力不足。行为人对信息和知识的利用受到来自大脑记忆的天生限制，这也是导致行为人只能不完全理性行为的内部原因。他发现行为人的快速短时记忆的容量只能（7+/-2）项，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存入一项需要5-10秒钟，记忆组织是一种表列等级结构（类似于计算机的有限内存，从内存到外存的存取需要时间，以及计算机的储存组织形式），这些是大脑加工所有任务的基本生理约束。正是这种约束使思维过程表现为一种串行处理或搜索状态，在同一时间内考虑的问题是有限的，从而也限制了人们的注意广度以及知识和信息获得的速度和存量。与此相适应，注意广度和知识范围的限制又引起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而偏见和目标认同反过来又限制人们的注意广度和知识信息的获得。
世界行为金融研究顶尖专家Shefrin教授与Richard Thaler（1988）指出自我约束问题是决策非理性的重要根源，并通过引入心理账户变量和心理定格变量，对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的“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修正，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在养老金储蓄计划中的有限理性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Donoghue和Rabin等提出的“自我约束问题是人们决策非理性的重要根源”的基础上指出，虽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的存在，却往往难以纠正它。由此可见，来自生理限制方面的约束是客观存在的，很难克服的约束，是人类在认知路上必须要承担的成本。
经济学家施密德在《制度和行为经济学》中认为人的大脑是具有模块性的，大脑信息处理的能力有限且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的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大脑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人们行为和决策只能是有限理性的。
舒建平、谭燕芝（2007）认为行为学、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机制的固有限制使得在复杂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这是导致有限理性的根本原因。
4.3 信息处理成本限制
科恩里斯克（Conlisk）对有限理性的研究认为“存在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有限理性是重要的，在大量有影响的文献中有限理性模型已经证明了它们自身的存在，标准分析中假设的完全理性理由是不充分的，它们的逻辑是模棱两可的，一项经济决策的作出是一种成本高昂贵的活动，一个好的经济学要求我们接受所有的成本”。科恩里斯克认为要达到完全理性是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人们支付不起维系完全理性的成本，在决策过程中也就只能是有限理性了。
信息处理成本是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外在成本，而心智成本則是从节约内在成本出发。心智成本包括理性计算的思维成本、对信息理解和处理的成本、认知协调成本以及与情感、动机、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有限理性的重要根源，决定了人类理性和非理性运用的状态和程度。人类秉着理性经济的天性，当遇到复杂的外在环境时，需要动用很大的脑力去算计与推理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理性捷径来做出决策，有意地避免心智耗费。在人们的心智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心智成本的最小化，因为人们依据直觉、情绪、路径依赖、经验判断等捷径作出决策。 哈耶克认为人的心智永远不可能被人的心智充分了解。人们了解、预测、控制心智的能力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否定了理性主义对世界的某种理解。他认为心智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心智即是大脑的物理结构以某种共同的方式演化的结果，表现为大多数人在感知上非常近似;另一方面每个具体的环境和经验将导致心智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化，并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感知。于是人们生活的不断变化，人所积累的所有经验将影响其认知的发展。
4.4 制度不完善的限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科斯在批判了理性人假设时指出“应该从人的实际触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在现实制度赋的制约条件下，人们的理性也会受到制约。
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的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也否定了古典管理理论中经济人的假设，表明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于是他认为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5 避免有限理性的方法
在不确定性盛行、信息分散且不完全和知识分立的情形下，有限理性的个体必须借助于信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弱化不确定性、稳定预期、协调社会行为和提高人类认识环境的能力。具体而言，行为人在有限理性的限制下将简化所面临的选择，具体措施有开设智力账户、有序地组织各种选择、进行选择性感知、形成习惯和标准操作程序使之为感知到的环境模型提供线索，并确定次要目标。
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2004）探讨了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问题。他假定行为经纪人有限理性的高低意味着目标函数效用值的高度，那么投资选择就明确包含着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如果投资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充分发挥认知能力，并对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妥善处理，就可能作出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较高的抉择;相反，如果投资者只是在较短时间内作出抉择，则他通常只能实现有限理性程度较低的抉择。
6 结论综述
对于中国国内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如何降低根本的不确定性、行为人的生理限制、信息处理成本限制、制度不完善的限制等产生有限理性的影响，需要中小投资者进行如下的投资决策：
1）中小投资者应该注意自身提高宏观经济分析能力、公司的基本面分析能力，從而降低行为人生理限制的影响，然后中小投资者由于自身的生理限制存在又会影响自身能力的提高;
2）在自身的能力满足能够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的基础上，中小投资者应该对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证券市场的走势情况和公司的价值评估等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调查或投资于自己熟悉的行业和公司，从而降低由于资金、经历和心智等的信息处理成本的影响;
3）中小投资者应该建立长期投资的观念，因为对于经过长期跟踪和调查的股票其基本面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恶化，从而避免短期根本的不确定性;
4）中小投资者应该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避免因为对制度的不了解导致投资失误，避免制度不完善而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何大安《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经济研究2005
[2]李亮《影响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因素分析》南京理工大学2005
[3]朱晓平《有限理性的根源探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2
[4]舒建平、谭燕芝《有限理性的微观机理评述》经济评论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