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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青。本刊特约评论员
入世5年前，笔者在《商界》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入世，关俺老百姓何事？》对未来做了各种大胆推测，当时总的格调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寄以厚望，大唱赞歌”。
5年之后，现实摆在面前，笔者怎么也激动不起来，甚至有点伤感。世5年，我们得到的全是好消息。
——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占到13％，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我国外贸总额高速增长。2001年为5000亿美元，2005年猛增至1，4万亿美元，2006年1月至8月又增长23，9％，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2001年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已跃升为第三大经济体，预计2010年GDP总量超过26万亿关元，人均超过2000美元。
最鼓舞人心的话来自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先生：“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承接着东西方的文明，把当时先进的中国科技传播到了欧洲，那时开放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入世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你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开放的中国，也会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强国。”
入世5年，反而心情沉重
30多年前，笔者在新疆伊犁当盲流，结识了复旦大学一位高材生——董克明。董先生不到40岁，瘦瘦高高，见多识广，出口成章。一天，不知为什么，我被他描绘的上海城乡绿油油的稻田、栉比鳞次的高楼迷住了。董先生忽然冷笑道：“如果您恰好是稻田和高楼的主人，应该激动，应该夸它们，但如果您恰好是种田人、受苦人，就应该诅咒它们!那是公社的稻田，关您盲流何事?”
董先生讲的有道理。我14岁插队，22岁流浪，为公社种过稻，为公家盖过楼，当时确实没有理由为这两样该死的东西激动。
这可以叫做“插队流浪综合症”。我常对女儿讲，插队8年，流浪5年，即使只认识一个董克明，即使只学会站在种田人、受苦人立场思考问题，也知足了，
那么今天，让我们清点一下，看这5年里，顶着三伏天烈日在稻田里除草施肥的人们，冒着数九天寒风在高楼顶上绑钢筋、捣灰浆的人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入世5年，我国已成为垄断行业增收的发动机
5年前，我满怀豪情地写道：“您会高声叫好，如果您不是水、电、气、邮电、铁道、民航职工。中国一部分国民再不能对另一部分国民为所欲为了。可以肯定，电信垄断局面将被打破……”
5年后，我承认当年看走了眼。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今天仍然打不起国际长途，和美国的兄弟、加拿大的女儿通话，仍然百分之百指望他们打过来。今日垄断性行业对中国老百姓侵暴到什么程度?试举两例：江苏高速公路收费员月收入超过8000元，省交通厅长自我解嘲说，“真想去当一名收费员!”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最近一次演讲明确指出：“加入WTO的时候，泰康的资产只有60亿，而现在是800个亿，这4年增长多少?”
WTO为垄断掠夺提供了强劲动力。在中国，垄断不可怕，可怕的是种田人、受苦人对垄断无能为力，可怕的是有识之士对垄断卖身投靠。在我国种田人、受苦人收入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种田人、受苦人收入的1／20，远远没有接轨的情况下，主流社会为弱势群体赖以维生的化肥农药、水泥建材、汽油、柴油涨价寻找的理由，竟然是和国际接轨!
入世5年，企业家收入高速增长
5年前，我热情洋溢地写道：入世后，我们的强势产业——劳动密集行业以及资源密集行业会出现新的机遇。受益最多要数企业管理人才，入世后西方大公司会疯狂“猎头”，直至“同工不同酬”完全绝迹。
这让我说中了一半。入世5年，普通老百姓就业门路明显增加，一些以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主的地区，例如广州、深圳甚至一度出现招工难，弱势群体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全力以赴缩小“两大差别”，也阻止不了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坚定步伐。信不信由你，在GDP、税收、房价保持两位数高增长的首都北京，保安、保姆、服务生月收入仍和5年前一样，保持在700元上下；更可怕的是，在种田人收入仅相当于城里人收入1／4的情况下，5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报告竟然每年都白纸黑字写着：“力争今年城镇人均增收10％，农村人均增收6％”。此事如果发生在西方，政府明确声明不打算为人数居第一位的社会群体谋利益，当天就会关门大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入世5年，中国企业家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甚至出现一年翻一个跟头、两年翻三个跟头的壮观景象。在一些职工年薪仅一万元上下的企业，企业家可以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旗下，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的年薪提高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它让人想起一则西方笑话。一老师问：“一头大象只能举起相当于自己体重1／4的东西，而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己体重16倍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一学生答：“因为大象有很好的工会组织维护自己权益，而蚂蚁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工会!”
入世5年，强势群体地位空前提高
5年前，我满怀希望地写道：“入世后，外国制造商直接面对13亿消费者，美轮美奂的‘进口原装’会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商品会日益丰富，档次明显提高，而价格稳中有降。”
我又猜对了一半。入世5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商业服务业如果不是超过欧关日韩，至少已与它们不相上下；但是在广大后进地区，在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偏远农村，信不信由你，商业服务业仍然和非洲不相上下。
在我们看来，入世5年，与强势群体生活质量明显相关的汽车、家电降价了，买得起的仍然买得起，买不起的仍然买不起；与弱势群体生存状况明显相关的化肥农药、车票船票涨价了，买得起的开始买不起，买不起的更加买不起：至于医疗行业、教育行业，根本就不能用“竞争”、“服务”、“价格”之类带有自由化色彩的词汇来表述。和曾志伟扮演的香港黑社会老大差不多，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简而言之。原来能看病的基本看不起病，原来能念书的基本念不起书了。
“一个开放的中国，也会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强国”，面对拉米先生“畅想未来”的说法，我喉头哽咽，说不出任何令他老人家高兴的话来。对于13亿中国人而言，也许重要的不是畅想未来，而是全力以赴反垄断，千方百计让种田人、受苦人也能和我们一块儿活下去!
[编辑 赵代波]
入世5年前，笔者在《商界》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入世，关俺老百姓何事？》对未来做了各种大胆推测，当时总的格调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寄以厚望，大唱赞歌”。
5年之后，现实摆在面前，笔者怎么也激动不起来，甚至有点伤感。世5年，我们得到的全是好消息。
——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占到13％，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我国外贸总额高速增长。2001年为5000亿美元，2005年猛增至1，4万亿美元，2006年1月至8月又增长23，9％，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2001年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已跃升为第三大经济体，预计2010年GDP总量超过26万亿关元，人均超过2000美元。
最鼓舞人心的话来自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先生：“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承接着东西方的文明，把当时先进的中国科技传播到了欧洲，那时开放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入世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你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开放的中国，也会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强国。”
入世5年，反而心情沉重
30多年前，笔者在新疆伊犁当盲流，结识了复旦大学一位高材生——董克明。董先生不到40岁，瘦瘦高高，见多识广，出口成章。一天，不知为什么，我被他描绘的上海城乡绿油油的稻田、栉比鳞次的高楼迷住了。董先生忽然冷笑道：“如果您恰好是稻田和高楼的主人，应该激动，应该夸它们，但如果您恰好是种田人、受苦人，就应该诅咒它们!那是公社的稻田，关您盲流何事?”
董先生讲的有道理。我14岁插队，22岁流浪，为公社种过稻，为公家盖过楼，当时确实没有理由为这两样该死的东西激动。
这可以叫做“插队流浪综合症”。我常对女儿讲，插队8年，流浪5年，即使只认识一个董克明，即使只学会站在种田人、受苦人立场思考问题，也知足了，
那么今天，让我们清点一下，看这5年里，顶着三伏天烈日在稻田里除草施肥的人们，冒着数九天寒风在高楼顶上绑钢筋、捣灰浆的人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入世5年，我国已成为垄断行业增收的发动机
5年前，我满怀豪情地写道：“您会高声叫好，如果您不是水、电、气、邮电、铁道、民航职工。中国一部分国民再不能对另一部分国民为所欲为了。可以肯定，电信垄断局面将被打破……”
5年后，我承认当年看走了眼。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今天仍然打不起国际长途，和美国的兄弟、加拿大的女儿通话，仍然百分之百指望他们打过来。今日垄断性行业对中国老百姓侵暴到什么程度?试举两例：江苏高速公路收费员月收入超过8000元，省交通厅长自我解嘲说，“真想去当一名收费员!”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最近一次演讲明确指出：“加入WTO的时候，泰康的资产只有60亿，而现在是800个亿，这4年增长多少?”
WTO为垄断掠夺提供了强劲动力。在中国，垄断不可怕，可怕的是种田人、受苦人对垄断无能为力，可怕的是有识之士对垄断卖身投靠。在我国种田人、受苦人收入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种田人、受苦人收入的1／20，远远没有接轨的情况下，主流社会为弱势群体赖以维生的化肥农药、水泥建材、汽油、柴油涨价寻找的理由，竟然是和国际接轨!
入世5年，企业家收入高速增长
5年前，我热情洋溢地写道：入世后，我们的强势产业——劳动密集行业以及资源密集行业会出现新的机遇。受益最多要数企业管理人才，入世后西方大公司会疯狂“猎头”，直至“同工不同酬”完全绝迹。
这让我说中了一半。入世5年，普通老百姓就业门路明显增加，一些以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主的地区，例如广州、深圳甚至一度出现招工难，弱势群体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全力以赴缩小“两大差别”，也阻止不了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坚定步伐。信不信由你，在GDP、税收、房价保持两位数高增长的首都北京，保安、保姆、服务生月收入仍和5年前一样，保持在700元上下；更可怕的是，在种田人收入仅相当于城里人收入1／4的情况下，5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报告竟然每年都白纸黑字写着：“力争今年城镇人均增收10％，农村人均增收6％”。此事如果发生在西方，政府明确声明不打算为人数居第一位的社会群体谋利益，当天就会关门大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入世5年，中国企业家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甚至出现一年翻一个跟头、两年翻三个跟头的壮观景象。在一些职工年薪仅一万元上下的企业，企业家可以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旗下，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的年薪提高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它让人想起一则西方笑话。一老师问：“一头大象只能举起相当于自己体重1／4的东西，而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己体重16倍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一学生答：“因为大象有很好的工会组织维护自己权益，而蚂蚁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工会!”
入世5年，强势群体地位空前提高
5年前，我满怀希望地写道：“入世后，外国制造商直接面对13亿消费者，美轮美奂的‘进口原装’会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商品会日益丰富，档次明显提高，而价格稳中有降。”
我又猜对了一半。入世5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商业服务业如果不是超过欧关日韩，至少已与它们不相上下；但是在广大后进地区，在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偏远农村，信不信由你，商业服务业仍然和非洲不相上下。
在我们看来，入世5年，与强势群体生活质量明显相关的汽车、家电降价了，买得起的仍然买得起，买不起的仍然买不起；与弱势群体生存状况明显相关的化肥农药、车票船票涨价了，买得起的开始买不起，买不起的更加买不起：至于医疗行业、教育行业，根本就不能用“竞争”、“服务”、“价格”之类带有自由化色彩的词汇来表述。和曾志伟扮演的香港黑社会老大差不多，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简而言之。原来能看病的基本看不起病，原来能念书的基本念不起书了。
“一个开放的中国，也会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强国”，面对拉米先生“畅想未来”的说法，我喉头哽咽，说不出任何令他老人家高兴的话来。对于13亿中国人而言，也许重要的不是畅想未来，而是全力以赴反垄断，千方百计让种田人、受苦人也能和我们一块儿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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