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纪录片《扎溪卡的微笑》比王冲霄想象的艰难。
　　扎溪卡是四川石渠县的藏语名，意思是“雅砻江边”。这是四川最边远的一个县，平均海拔4300米，比拉萨还要高出600米。大部分藏民不会讲汉语，一年到头难得走出县域。
　　作为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导演，王冲霄带着团队在这里呆了近50天，团队中的两名成员落下了伤病，一个骨折，一个肺病。但结果又是让人欣慰的。拍摄结束时，17名唇腭裂儿童手术成功。王冲霄和他的伙伴们，用镜头纪录了整个过程。
　　纪录的，还是一个关于人性成长与完善的故事。片中的主人公多吉，本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却因唇腭裂儿子的出生开始改变。
　　源起
　　王冲霄老早就跟“微笑列车”基金会工作人员相识。他们认识的时候，这家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只有三个工作人员，却完成了平均每年近2万例的唇腭裂手术。王冲霄敬重他们的高效与努力。当他们提出想要拍这样一个纪录片时，他接受了这个题材。
　　拍摄这样一部片子，也跟“微笑列车”在美国遭遇的危机有关。
　　“微笑列车”是美藉华人王嘉廉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联合创办的NGO，旨在为唇腭裂儿童免费提供修复手术。王嘉廉是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旗下还拥有美国最大的华人电视台。
　　基金会除了王嘉廉的个人捐款以外，还面向美国公众募资，所获资金在全球50多个国家运作。由于中国人口最多，且王嘉廉为华人之故，三分之一的捐助流向了中国。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西方对中国的援助发生了变化。
　　甘陕云贵川等地曾有大量草根NGO接受国际机构的资助。然而从2011年开始，这些国际机构开始撤资。参加2011年教育公益组织年会的150家教育机构，曾经有63家接受国际资金资助，但当年结束资助的就有30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与资本来发展民间组织。
　　“微笑列车”在美国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而这又与中国富人在美国的炫耀式消费相关。
　　“美国人在新闻里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如何有钱，在美国买别墅、买名包、开豪车。”王冲霄说，因此有段时间美国人拒绝再给资助中国项目的慈善机构捐款。
　　这成为纪录片拍摄的一个起因。王嘉廉想要扭转美国人的印象，让他们知道还有许多中国人需要他们的捐款，这些捐款也确实能够改善中国人的命运。
　　寻找
　　寻找拍摄对象的过程颇为曲折。
　　单是前期海选，王冲霄就用了半年时间，给“微笑列车”的合作医院发邮件，征集了一百多个线索，挑出了十几个故事，深入考察后发现没有一个能用。
　　“作为记录片拍摄来讲，它需要一些元素，比如视觉元素、戏剧化的程度、主人公的性格魅力。”王冲霄说，但现实中要同时满足这些元素却不容易。
　　直到在成都见到拉姆姐妹，王冲霄的创作热情才被点燃。2012年早春，王冲霄在成都华西口腔医院晃荡了好几天，本以为又要失望而去时，却在最后一天从护士长龚彩霞口中知道了拉姆姐妹。这对来自石渠县的姐妹，一个在当地民政局工作，一个在人事局工作。她们曾带过几个唇腭裂孩子来做手术，后来发现医院里很多藏族人语言不通，便义务提供翻译工作。石渠县条件恶劣，冬天大雪封山，她们也就出来休假，在成都租房住，期间基本都在医院做义工。
　　见到拉姆姐妹后，王冲霄和副导演有点不敢相信：两姐妹美丽的容貌，让他们颇感惊艳。聊完之后，吸引王冲霄的，已不仅仅是她们的美丽，更是她们心中那个看似不可完成的计划：把家乡所有唇腭裂的孩子都带到成都做手术。
　　最终，当春天到来冰雪融化之后，王冲霄跟随拉姆姐妹的步伐来到了扎溪卡。
　　纪录
　　当拉姆姐妹在扎溪卡寻找唇腭裂孩子时，王冲霄也在寻找故事主角。
　　这里大部分藏民都把唇腭裂孩子当成是因果报应从而听天由命，因而仁增多吉的努力引起了王冲霄的注意。多吉是少数几个试图带着孩子出来治疗的一个。但因语言不通，他在成都游荡多日，最后虽然找到医院，但孩子太小达不到手术标准，空忙一场，欠下两万多元的高利贷，债主几乎天天登门。
　　在纪录片里，便有一段债主要债的故事。债主在多吉家从白天坐到晚上，才拿到一千块钱。“其他的我下定决心不给了，你气死也没办法，我就这样了。”在给了债主钱后，多吉说了这样一段话。
　　王冲霄忠实地纪录了这个片段，尽管这段凸显的是多吉的无赖：“观众可能会想当然地同情主人公，但其实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一场里多吉是无理的。”
　　结婚有孩子之前，多吉更是一个好吃懒做之徒。“几年前就算我欠了债，也会在家躺着休息，即使饿着我也不去挖虫草，反正我一个大活人怎么都可以。但自从有了这个小孩后，为了给他治病，也开始挖虫草了。”他坦诚自白。
　　对孩子的爱，让他开始成长。孩子被人嘲笑时，他总是忍不住要么吵一架，要么打一架。后来干脆不带孩子出去，这样便不会被说了。带孩子出去打针时，也会用围巾裹住。而孩子打针一哭，他就伤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意识到生理残缺会给孩子带来的心理阴影：“我身为人父，如果不带他出去治病，那就不好了。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他这方面的感觉会更强烈，感觉到自卑、伤心，长大以后也会觉得人们在嘲笑自己。所以我想，只要能为这孩子治好嘴巴，即使被那些讨债人杀死都值了。”
　　放弃
　　选择了多吉作为主人公，王冲霄也放弃了讲述另外一对姐妹的故事，据说她们是被山神诅咒的一家人。这家男主人叫格加。他在山顶草场放牧时，曾遇雪暴，牦牛被冻死。一般情况下牧民会将牦牛就地掩埋，节俭的格加在山上把牛切成若干块，以便带下山，于是牛血流淌在山上——按当地风俗，这是对山神最大的不敬，必遭报复。后来格加也着实经历了苦难。儿子意外丧生，后降生的两个女儿都有严重的腭裂，无法正常发音。大女儿尤其聪明，学习成绩好，但因为腭裂的缘故，很难继续深造。家人觉得姐妹俩的最好归宿，是去寺庙做尼姑。 　　女儿们很懂事，惟一“奢侈”的要求是要爸爸给买了一把吉他，尽管她们都没法歌唱，却可以拨动琴弦。直到拉姆姐妹组织唇腭裂的治疗行动，格加姐妹的命运始有转机。
　　姐妹俩手术后在成都的最后一天，王冲霄陪着她们逛街，拉姆还给她们买了新衣服。“对她们来说，这座城市太过光怪陆离，她们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但心底的某些东西却似乎被打开了。”王冲霄说。
　　在权衡诸多因素后，姐妹俩的故事最后没有被剪辑进成片。但她们的命运已被改变——尼姑，并不是唯一的归属。
　　进城
　　多吉的儿子、格加姐妹，拉姆姐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找到了17个唇腭裂孩子，在召集大家奔赴成都之前，费用却是一个问题。
　　“微笑列车”负责手术费用，却不解决交通与吃住。这源于西方做慈善的一个理念：助人者不能助长被帮助者的惰性，要让被助者有所付出，通过努力去得到帮助。因此“微笑列车”要求被助者自己承担前来治疗的路费与吃住。然而，对扎溪卡人来说，这些费用着实不少。从石渠到成都得包车，到了成都后还得呆上至少一周，十七个小孩，二十多个大人，算下来总共需要近10万元。这些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看到这些藏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却仍有困难之后，王冲霄团队也伸出了援助之手，资助了3万元。加上拉姆姐妹的赞助，总算凑齐了这趟医疗之旅的费用。
　　到达成都一周后，除了多吉的儿子，其余16个小孩手术顺利，残缺得以修复完整。多吉又一次经历折磨：孩子因营养发育不良、贫血，且肺上有感染，达不到做手术的标准。在拉姆姐妹的求情与说服之下，医院终于同意让孩子住院观察治疗。这一住，便是近一个月，终于调好了身体，可以做手术了。
　　镜头，最终停留在多吉与妻子在手术室外的等待中。但无可怀疑的是，这个风险不大、技术并不复杂的手术，难出意外。多吉与众人的努力，终将换来孩子美好的微笑。
　　何谓同情
　　拍这个片子，王冲霄团队付出的代价不小。
　　副导演蒋浩两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怀抱设备只能任后背着地，身上的伤势直到两个月后拍摄结束也未见痊愈。摄影指导王忠仁为帮助过河遇险的喇嘛，冲进河流帮喇嘛把摩托车拖上岸，染上了肺病。摄影师丁珍曲扎，在拍摄多吉出售虫草时，为取高点视角，爬上一座三层小饭馆久无人去的楼顶，却从年久失修以至破碎的楼梯上摔下来，导致脊柱粉碎性骨折。做了两次大手术、穿了半年“铁衣”后才康复。
　　但这种近乎出生入死的经历，却让几人之间心有戚戚。如今，他们还常常聚在一起喝茶，谈起扎溪卡，都有强烈的幸福感——那是全情投入创作后的感受。
　　拍摄过多部纪录片的王冲霄，这一次对何谓慈善、何谓同情思考良多。
　　在他看来，中国还处在慈善的最初级阶段，人们仍在质疑慈善组织的财务透明、善款是否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在这个问题解决后，便要建立起新型的资助人和受助者关系。
　　“简单的赠予与施舍并不是在帮助别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人性的损害。怎么样帮助别人建立起自尊心，把他自强自立的精神扶持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慈善。”他说。
　　这与他在茨威格小说《心灵的焦灼》中读到的一段话有相似内涵：“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