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1981年，《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轰动一时，长销不衰。40年来，我们透过封封家信，仰望着作为父亲的傅雷，却不免忽视了信件对面的另一人——那个7岁半学琴、20岁只身赴欧，名满天下又漂泊一生的“钢琴诗人”“中国的肖邦”傅聪。
　　傅聪的好友、主持人曹可凡，两天前就听闻了傅聪入院的消息，如今得知噩耗，心情沉重。“很多年来，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他每次来上海，单单只是陪他聊聊天、吃吃饭，已经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曹可凡告诉记者，傅聪最近两年的心情一直比较低落，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对演奏造成了困扰。“音乐家的部分被抽走之后，他只剩下一副物理皮囊，对他来说，这可能是巨大的痛苦，所以一直觉得心灰意冷。”
　　如今斯人已逝，让曹可凡倍加感伤的是，像傅聪这样有着深厚艺术见地的人，几年间“一座桥连着一座桥地塌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远去。
　　钢琴家郎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傅聪形容为“古典乐坛里的一股清流，也是一座精神灯塔”。“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在伦敦首演结束时，傅聪先生满含热泪地过来与我拥抱。”郎朗说，“他会亲自给我爸打电话，叮嘱我多读中国文学，还推荐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告诉我要永葆赤子之心。”
　　最让郎朗难以忘却的，是傅聪对人生的一句总结——先做人，然后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东方升起一颗星”

　　这句话，原是父亲傅雷说的：“先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才做钢琴家。”这是傅聪离开上海前，他对儿子的临别赠言——自做父亲那一天起，为孩子掌舵，便成为傅雷的责任与乐趣。
　　1934年，傅聪出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了两周一次的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话题天马行空，从法国文学到普希金的枪伤，甚至还有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

　　1948年，傅雷携全家去昆明。十几岁的少年极为叛逆，那时的傅聪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后来父母带着弟弟去了香港，不久返回上海；他则自作主张，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琴艺停滞不前，整天忙着学生运动、打桥牌、谈恋爱。
　　朋友们可惜他虚度光阴，帮他在教堂办音乐会。傅聪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挨个弹了一遍。演完后，一位同学拿着口袋为他募捐，回上海的路费于是凑齐。
　　1951年，傅聪出现在上海江苏路的新家门口，自此脱胎换骨，用心练琴，每天七八个小时，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休息。一年后，兰心剧院，傅聪第一次登台公演，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那一年，他18岁，睡在床上还推敲乐曲的章节句读，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
　　1954年8月，傅聪留学波兰，师从“肖邦权威”杰维茨基。74岁的老教授精力旺盛，喜欢站着授课，遇上激昂的音乐会吼叫高唱。“杰老师”对他说：“聰啊，你的心里有一头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一年后，傅聪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27个国家、74名选手，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得出结论：“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
　　第一场比赛，傅聪因练琴时用力过猛，手指受伤，排到最后一天。原定12点上台，他10点半去，不料排在前面的3人不是手痛就是生病，只能两手冰凉地仓促登台。
　　三轮比过，宣布结果，傅聪名列第三，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音乐家。听众上来拥抱他，泪水沾满他的脸，许多人声音哑了，说一生从未如此感动过。
　　当天，新华社播发了获奖电讯，向祖国人民报喜。傅雷给儿子去信：“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

家书抵万金

　　父子关系在傅聪出国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傅雷家书》中第一封，就是父亲的忏悔：“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弥补不了这种罪过！”
　　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流逝，慢慢沉淀出严父的反思和温情。在家书中，傅雷分享人生感悟：“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传授恋爱指南：“交友期间，尽量少送礼物、少花钱：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另一方面也是考验对方。”像老友般掏心掏肺：“在外倘有任何精神苦闷，也切勿隐瞒，别怕受埋怨，一个人有个大二十几岁的人代出主意，决不会坏事。”如一个普通老父亲一样絮絮叨叨——去别人家做客时如何脱下大衣、处理围巾、放置双手、使用刀叉，讲英文时可用哪些多姿多彩的字眼取代千篇一律的“多妙”“多了不起”，寄回一张照片也要一串盘问：为什么不胖？是否太用功？睡眠不足？还是光暗对比显得瘦？谁给拍的？怎么室内有两架钢琴？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这一年，傅雷当了上海政协委员，天天找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谈话，认认真真写了18万字的意见书。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他就在家念稿子，必须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发言稿写得像翻译一样认真，一稿、二稿甚至三稿。

　　3页遗书工工整整，没有一处修改。亲戚委托他们修的表要还，600元存单赠予保姆，现钞53.3元作火葬费。地上放了棉被，是怕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邻居。
　　两个月后，傅聪才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赶来，要他发表谈话，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对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1979年4月，傅雷沉冤昭雪，上海市文联为他举行追悼会。20多年后，傅聪终于回到祖国。“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藝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作家楼适夷说，“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大开，傅聪常常回国演出和讲学。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他为兼职教授，在典礼上称其为“同志”，让听惯“傅聪先生”“Mr. FouTsong”的傅聪，倍觉亲切。服务员在桌子上放了“英籍钢琴家傅聪”的牌子，他立即把“英籍”两字涂掉，说我不是“外宾”，我是中国人。
　　《傅雷家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傅聪却不忍卒读，一翻就泪如雨下，不能自持。有一次回北京，电视里播放戏曲节目，一个孩子四处找自己的爸爸，他坐在房间，号啕大哭。
　　“赤子之心”，他说这是家书贯穿始终的东西，那个写信的人，“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于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傅聪和傅敏请人在墓碑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聪继承了这份基因。有一次，音乐家李春光问他，你为什么不弹柴可夫斯基？那时刚刚开放，柴可夫斯基比较通俗，容易听，有“剧场效果”。傅聪坦率地说，弹柴可夫斯基需要辉煌的技巧，我没有。一场独奏会，他几次返场，最后弹了一首肖邦夜曲，再不肯加演，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快要掉到琴上了”。
　　傅聪不是三四岁就坐在琴凳上的天才神童，也不是手速快到可以燃烟的技术派。他没有“童子功”，后期勤学苦练，导致腱鞘炎发作，一副半指黑手套，陪伴他几十年。
　　晚年的傅聪，两抹长寿眉引人注目，在眼角处拐个弯垂下。曹可凡回忆，音乐会上，哪怕是微弱的耳语或拍照的“咔嚓”声，都会惹他不快，有时甚至会中断演奏以示抗议。生活中的钢琴家，却是慈眉善目，尝上几口上海小菜，更是喜上眉梢，活脱一个老小孩。“我觉得他的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离开过祖国，没有离开过上海。”
　　所以他讲音乐，才常常“中西混搭”——用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形容肖邦，把莫扎特音乐里的赤子心比作贾宝玉和孙悟空；又说贝多芬像杜甫，用音乐与世俗抗争；舒伯特像陶渊明，有返璞归真的理想；而德彪西就是“一个中国音乐家”，有一种“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东方境界。他说自己一辈子搞西乐，但心所安处还是中国的山水世界。
　　凭艺术的力量与坚强的心志，傅聪同命运鏖战一生，直至胜利。
　　因为父亲在40年前说过：“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看做高于一切的人。”
　　（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1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