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毒草”一词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盛行于“文革”时期，本应用来形容不符合当时主流政治价值观，丑化劳动人民，丑化革命战士，宣扬封建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电影、歌曲、书籍等文艺作品和读物。事实上，“大毒草”的划分标准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被扣上了“大毒草”的帽子，同时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毒草”被“四人帮”之流作为一种扫除异己的工具，用在政治领域，一些老干部因此受到迫害。要想搞清楚“大毒草”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毒草”说起。
“毒草”的提出
“毒草”这个概念是和“香花”一同出现的，用来比喻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毒草”这一概念，原文这样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2月27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第八个题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部分中再次提及“毒草”一词，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并列举指出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诞生之初，受到种种打击，不被承认，都曾经历过斗争。这里毛泽东同志用“香花”和“毒草”指代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是非问题以及文艺作品和科学论文中的问题，并规定了划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对于用六条标准判断“香花”与“毒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在文章中作了极其重要的说明，明确指出，用来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只是一些政治标准。如果要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水准高雅或者低俗，“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这就是说，不应用“六条政治标准”来代替对整个文艺问题的鉴别与评价。但是这一重要的说明，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们所忽视，并且几乎没有付诸实践。“香花”与“毒草”成了对文艺的功过是非的整个估价，为在以后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文学作品被打为“大毒草”埋下了祸根。
“大毒草”的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有些干部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用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处理问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加剧，使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不安定因素在社会上开始蔓延。
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在此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风运动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通过整风运动要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以真诚的态度向人民表明了我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方式、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加之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1957年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干部阅读。他说：“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14日，《人民日报》发表出自毛泽东手笔的题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大鸣大放”结束，“反右”斗争开始。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
康生、江青等人则利用这些指示无限上纲，炮制冤案，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借机铲除异己，将“反右”斗争扩大化。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指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诸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之后，先后被推上绞刑架的影片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和《抓壮丁》等。被送上绞刑架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小说有《三家巷》、《苦斗》等等。“这些被批判的电影、戏剧、小说，多数是60年代初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少数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方面有缺点，本应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评论加以解决。但是它们却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而横遭打击，许多作者和有关的人在当时或“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这种选择在康生、江青之流也是处心积虑的：一是为打倒新中国文艺领导岗位的“四条汉子”造舆论，二是为追溯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造舆论，三是为把矛头隐隐指向中央一些领导人造舆论。总之，为从文艺“打开缺口”实现其政治野心造舆论，用心不可谓不毒。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特高政治气温下，在认定文艺界从领导层到作家层都“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错误估计下，在对文艺界“批修”斗争“战果”的鼓舞下，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又掀起了六十年代前半期文艺领域的又一次“批修”斗争，江青大唱“主角”。1966年2月2日——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完全抹煞了建国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抛出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所谓“十几年来……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从此，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到1968年，就有60部小说被批为“大毒草”，它们分别是：1.《刘志丹》李建彤著；2.《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3.《保卫延安》杜鹏程著；4.《青春之歌》杨沫著；5.《朝阳花》马忆湘著；6.《小城春秋》高云览著；7.《红旗谱》梁斌著；8.《播火记》梁斌著；9.《我的一家》陶承著；10.《风雨桐江》司马文森著；11.《火种》艾明之著；12.《三家巷》欧阳山著；13.《苦斗》欧阳山著；14.《晋阳秋》慕湘著；1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16.《大波》李吉力人著；17.《苦菜花》冯德英著；18.《文明地狱》石英著；19.《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著；20.《山乡巨变》周立波著；21.《山乡风云录》吴有恒著；22.《三月雪》肖平著；23.《变天记》张雷著；24.《山河志》张雷著；25.《普通劳动者》王愿坚著；26.《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著；27.《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著；28.《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29.《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著；30.《乘风破浪》草明著；31.《风雷》陈登科著；32.《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著；33.《归家》刘澍德著；34.《水向东流》李满天著；35.《过渡》沙汀著；36.《南行记续篇》艾芜著；37.《高高的白杨树》茹志娟著；38.《静静的产院》茹志娟著；39.《红日》吴强著；40.《暴风骤雨》周立波著；41.《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著；42.《桥隆飙》曲波著；43.《屹立的群峰》古立高著；44.《红路》扎拉嘎胡著；45.《清江壮歌》马识途著；46.《辛酸地》管桦著；47.《铁门里》周立波著；48.《战斗到天明》白刃著；49.《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胡考著；50.《下乡集》赵树理著；51.《三里湾》赵树理著；52.《灵泉洞》赵树理著；53.《丰产记》西戎著；54.《李双双小传》李准著；55.《东方红》康濯著；56.《桥》刘澍德著；57.《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著；58.《高干大》欧阳山著；59.《香飘四季》陈残云著；60.《金沙洲》于逢著。这些作品按照“反动”性质被分为四大类，即“反党、反毛主席，为刘少奇等人树碑立传”、“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至此，除却这些“恶名昭著”的“毒草”文学，中国文坛上只剩下“样板戏”和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在流传，一片荒芜。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作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主持开展了1975年的整顿。在整顿过程中，产生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它们既是对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全面铺开、逐步深入的全国各方面整顿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但是，就在邓小平准备进入“全面整顿”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四人帮”对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文件深恶痛绝，把它们打成“三株大毒草”，“大毒草”从艺术领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浪潮。社论把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把《论总纲》说成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复辞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把《汇报提纲》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说成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辞”。根据江青等人的意图，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3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从8月13日到l0月6日，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在他们所谓的批判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源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复辟梦想；把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说成是为条条专政翻案，是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提倡又红又专、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技术队伍，说成是“白专道路”、“专家路线”；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说成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是对国家主权的大拍卖”，是“引狼入室”，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的老路”。
“大毒草”的平反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这句话用在“四人帮”身上，再合适不过，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原本以“香花”面目伪装出现的“四人帮”最终被人民证身为“大毒草”，并被清除出历史舞台。而原本被“四人帮”诬陷为“毒草”或者“大毒草”的作品都陆续恢复了名誉，重见天日。首先是电影方面，1976年，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提出，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等人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当时复审的大原则是，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据当时“电影复审小组”成员总结，具体原则为：“首先要看片子里有没有涉及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其次是有没有涉及到中央领导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有歌颂他们的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过；另外，如果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损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过。第四条是片子里的演职人员‘文革’中遭迫害还没有平反的必须暂缓通过；最后一条是，在‘文革’前就一直有争议的，如《武训传》、《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也不能公映。”从1978年11月，复审小组向中宣部报告，第一次要求批准公映包括《红旗谱》在内的50部影片起，到1979年初，共解禁上映了600多部影片。其次是文学作品方面，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17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事实证明，过去所谓的一些毒草，是根本无罪的。它们其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说，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有些作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用“毒草”这类比喻性的概念进行界定，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合适的。
被诬蔑成“三株大毒草”三个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经过反复斗争，最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的。之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职务。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中讲到：“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此后，一大批因受到“毒草”牵连而遭受迫害的人员也陆续得以平反。
“大毒草”这个概念已经随着“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车轮，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香花”和“毒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言论更加自由，渠道更加畅通，传输更加快捷的信息化社会里，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交锋还在继续，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激化的可能。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判断的真理和检验的标准永远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一切“毒草”无论如何伪装，都将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中现出原形，成为验证“香草”的炮灰。
“毒草”的提出
“毒草”这个概念是和“香花”一同出现的，用来比喻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毒草”这一概念，原文这样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2月27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第八个题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部分中再次提及“毒草”一词，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并列举指出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诞生之初，受到种种打击，不被承认，都曾经历过斗争。这里毛泽东同志用“香花”和“毒草”指代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是非问题以及文艺作品和科学论文中的问题，并规定了划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对于用六条标准判断“香花”与“毒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在文章中作了极其重要的说明，明确指出，用来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只是一些政治标准。如果要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水准高雅或者低俗，“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这就是说，不应用“六条政治标准”来代替对整个文艺问题的鉴别与评价。但是这一重要的说明，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们所忽视，并且几乎没有付诸实践。“香花”与“毒草”成了对文艺的功过是非的整个估价，为在以后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文学作品被打为“大毒草”埋下了祸根。
“大毒草”的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有些干部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用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处理问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加剧，使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不安定因素在社会上开始蔓延。
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在此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风运动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通过整风运动要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以真诚的态度向人民表明了我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方式、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加之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1957年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干部阅读。他说：“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14日，《人民日报》发表出自毛泽东手笔的题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大鸣大放”结束，“反右”斗争开始。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
康生、江青等人则利用这些指示无限上纲，炮制冤案，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借机铲除异己，将“反右”斗争扩大化。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指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诸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之后，先后被推上绞刑架的影片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和《抓壮丁》等。被送上绞刑架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小说有《三家巷》、《苦斗》等等。“这些被批判的电影、戏剧、小说，多数是60年代初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少数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方面有缺点，本应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评论加以解决。但是它们却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而横遭打击，许多作者和有关的人在当时或“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这种选择在康生、江青之流也是处心积虑的：一是为打倒新中国文艺领导岗位的“四条汉子”造舆论，二是为追溯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造舆论，三是为把矛头隐隐指向中央一些领导人造舆论。总之，为从文艺“打开缺口”实现其政治野心造舆论，用心不可谓不毒。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特高政治气温下，在认定文艺界从领导层到作家层都“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错误估计下，在对文艺界“批修”斗争“战果”的鼓舞下，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又掀起了六十年代前半期文艺领域的又一次“批修”斗争，江青大唱“主角”。1966年2月2日——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完全抹煞了建国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抛出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所谓“十几年来……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从此，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到1968年，就有60部小说被批为“大毒草”，它们分别是：1.《刘志丹》李建彤著；2.《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3.《保卫延安》杜鹏程著；4.《青春之歌》杨沫著；5.《朝阳花》马忆湘著；6.《小城春秋》高云览著；7.《红旗谱》梁斌著；8.《播火记》梁斌著；9.《我的一家》陶承著；10.《风雨桐江》司马文森著；11.《火种》艾明之著；12.《三家巷》欧阳山著；13.《苦斗》欧阳山著；14.《晋阳秋》慕湘著；1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16.《大波》李吉力人著；17.《苦菜花》冯德英著；18.《文明地狱》石英著；19.《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著；20.《山乡巨变》周立波著；21.《山乡风云录》吴有恒著；22.《三月雪》肖平著；23.《变天记》张雷著；24.《山河志》张雷著；25.《普通劳动者》王愿坚著；26.《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著；27.《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著；28.《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29.《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著；30.《乘风破浪》草明著；31.《风雷》陈登科著；32.《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著；33.《归家》刘澍德著；34.《水向东流》李满天著；35.《过渡》沙汀著；36.《南行记续篇》艾芜著；37.《高高的白杨树》茹志娟著；38.《静静的产院》茹志娟著；39.《红日》吴强著；40.《暴风骤雨》周立波著；41.《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著；42.《桥隆飙》曲波著；43.《屹立的群峰》古立高著；44.《红路》扎拉嘎胡著；45.《清江壮歌》马识途著；46.《辛酸地》管桦著；47.《铁门里》周立波著；48.《战斗到天明》白刃著；49.《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胡考著；50.《下乡集》赵树理著；51.《三里湾》赵树理著；52.《灵泉洞》赵树理著；53.《丰产记》西戎著；54.《李双双小传》李准著；55.《东方红》康濯著；56.《桥》刘澍德著；57.《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著；58.《高干大》欧阳山著；59.《香飘四季》陈残云著；60.《金沙洲》于逢著。这些作品按照“反动”性质被分为四大类，即“反党、反毛主席，为刘少奇等人树碑立传”、“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至此，除却这些“恶名昭著”的“毒草”文学，中国文坛上只剩下“样板戏”和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在流传，一片荒芜。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作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主持开展了1975年的整顿。在整顿过程中，产生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它们既是对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全面铺开、逐步深入的全国各方面整顿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但是，就在邓小平准备进入“全面整顿”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四人帮”对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文件深恶痛绝，把它们打成“三株大毒草”，“大毒草”从艺术领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浪潮。社论把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把《论总纲》说成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复辞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把《汇报提纲》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说成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辞”。根据江青等人的意图，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3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从8月13日到l0月6日，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在他们所谓的批判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源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复辟梦想；把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说成是为条条专政翻案，是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提倡又红又专、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技术队伍，说成是“白专道路”、“专家路线”；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说成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是对国家主权的大拍卖”，是“引狼入室”，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的老路”。
“大毒草”的平反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这句话用在“四人帮”身上，再合适不过，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原本以“香花”面目伪装出现的“四人帮”最终被人民证身为“大毒草”，并被清除出历史舞台。而原本被“四人帮”诬陷为“毒草”或者“大毒草”的作品都陆续恢复了名誉，重见天日。首先是电影方面，1976年，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提出，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等人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当时复审的大原则是，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据当时“电影复审小组”成员总结，具体原则为：“首先要看片子里有没有涉及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其次是有没有涉及到中央领导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有歌颂他们的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过；另外，如果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损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过。第四条是片子里的演职人员‘文革’中遭迫害还没有平反的必须暂缓通过；最后一条是，在‘文革’前就一直有争议的，如《武训传》、《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也不能公映。”从1978年11月，复审小组向中宣部报告，第一次要求批准公映包括《红旗谱》在内的50部影片起，到1979年初，共解禁上映了600多部影片。其次是文学作品方面，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17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事实证明，过去所谓的一些毒草，是根本无罪的。它们其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说，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有些作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用“毒草”这类比喻性的概念进行界定，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合适的。
被诬蔑成“三株大毒草”三个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经过反复斗争，最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的。之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职务。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中讲到：“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此后，一大批因受到“毒草”牵连而遭受迫害的人员也陆续得以平反。
“大毒草”这个概念已经随着“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车轮，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香花”和“毒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言论更加自由，渠道更加畅通，传输更加快捷的信息化社会里，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交锋还在继续，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激化的可能。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判断的真理和检验的标准永远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一切“毒草”无论如何伪装，都将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中现出原形，成为验证“香草”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