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伦墓记出土于洛阳龙门北原，现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出土时间不详。志石系青石质地。志盖盝顶，楷书“唐故常州义兴县令陆君墓记”，四周线刻花卉纹饰。志石方形，长、宽均为49厘米，志文楷书，凡22行，满行23字，共计472字。志文书体方正，笔法遒雅，颇具洒脱峻逸风韵。据墓志文可知，陆士伦卒于唐贞元四年（788年）正月四日，享年62岁，据此推算其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墓志铭应刊刻于贞元四年正月廿二日归祔于河南县中梁村先茔之时。
　　墓志录文
　　唐故常州义兴县令陆君墓记∥
　　君讳士伦，字德彝，河南洛阳人也。曾祖讳泰，皇朝司农∥寺丞；祖讳景祥，皇朝汉州雒县尉；父讳据，皇朝尚∥书司勋员外郎。君即司勋之长子也。孝友之性，发于自然，年∥廿一，道举明经及第。丁司勋府君之忧，水浆不入口者数日。∥服阙，选补苏州常熟县尉。广德中，海贼间衅，君捕斩其党，迁∥左金吾衛兵曹参军。未几，河南尹奏授河阴县尉，骤历京兆∥府咸阳县尉。属江淮转运使、吏部尚书刘晏荐君清足以检∥人、干足以成务，诏授常州义兴县令。本道廉察以旧人∥领县未几，状请却留。转授君常熟县令。无何，又改杭州钱塘∥县令。政绩尤异，郡以状闻。及满岁，非时调选。君素薄州县之∥吏，淡于趋谒之门。犹以家寄江潭，将求三迳之用。执事者闻∥之，再授义兴县令。辞满。丁继亲忧，如执司勋府君之丧。素患∥气痢，遂变风疾，沉痼衾枕，缠绵四周。不幸以贞元四年正月∥四日终于洛阳县福先伽蓝，享年六十二。以其月廿二日辛∥未归祔于河南县中梁村先茔，礼也！嗣子虎虎，次子益郎，次∥子龄龄，长女万岁，次女罗三，次女正正。惟君孝以扬名。才以∥周物。与朋友信，视诸弟仁。宜其束带登朝，俯拾朱紫，如何位∥止小邑，寿过中年。虽窅冥之数难征，而脆促之悲可通。夫人∥逍遥韦氏，母仪妇则为中外之范。抚视孤弱，虔卜令时。行哭∥之声，凄怆异等。恐年岁滋远，陵谷方迁，春秋洒扫，芜没所在，∥谨记于石，以备永久。
　　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
　　志主陆士伦，字德彝，河南洛阳人氏。《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载：“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此外，唐代《元和姓纂》卷一〇“陆氏·河南洛阳”条中也记载：“出自代北，代为郡长大人，号步六孤氏。后魏孝文帝迁洛，改为陆氏，与穆、奚、于、贺、刘、娄为北人八族。”据此推断，洛阳地区的陆氏最初是鲜卑人，后改汉姓陆姓。陆士伦曾祖陆泰，官至司农寺丞，祖父陆景祥，官至汉洲雒县尉，均不显于史。


　　唐代，陆氏成员中以陆士伦之父陆据最为出名，为盛唐时期著名的散文家，作品多佚，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掌校定勋绩及授予勋官告身等事，从六品上。虽在《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陆据传，但其记载极其简略。《旧唐书·文苑下》载：“陆据者，周上庸公腾然六代孙。少孤，文章俊逸，言论纵横。年三十余，始游京师，举进士。公卿览其文，称重之，辟为从事。累官至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卒。”《新唐书·文艺传》载：“陆据，河南人，字德邻，后周上庸公腾六世孙。神宇警迈，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师，公卿爱其文，交誉之。天宝十三载，终司勋员外郎。”2002年1月，陆据墓志出土于洛阳龙门北原，志文中关于志主家族世系、仕宦履历等均有详细记载，可补两《唐书》本传之失载。陆据墓志撰文者为王端，书丹者为陆据嗣子陆士伦。撰者王端，亦以文学名于当时，其次子王绍，在《新唐书·王绍传》中记载：“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据尝言：‘端之庄，芳之辩，寅之介，可以名世。’终工部员外郎。”据此可知，王端与陆据应为莫逆之交。陆氏家族自陆据之后便逐渐没落，如陆士伦任义兴县令、次子陆士佳任三原令、次子陆士修任殿中御史，均为七品下官职，陆据之孙陆虎虎、陆益郎等皆无官职担任。这两篇陆氏父子墓记相互印证补充，为我们研究唐代中下层官宦士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资料。
　　陆士伦于天宝七年（748年）通过道举考试及第。陆据墓志载：“伊有唐天宝十有三载十二月戊戌，尚书司勋郎陆公捐馆于长安崇义里之私弟，春秋五十有四。”由此可知陆据卒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唐代仕宦官员为父母服丧时，须解官去职，在家守制三年以尽孝道，故陆士伦丁父忧期满，应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选补苏州常熟县尉。士伦初入仕途，适逢安史之乱，时局动荡不安。唐代宗广德年间（763— 764年），因其铲除海贼有功，故升迁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不久后又历任河阴县尉、京兆府咸阳县尉。期间因得江淮转运使、吏部尚书刘晏的赏识，经其举荐，诏授常州义兴县令。义兴，今江苏宜兴，旧称“阳羡”，隋文帝时改称“义兴”，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然本道廉察使以原县令领县不久、继续留任为由，使得这次诏授无果而终，陆士伦只得转授常熟县令，随后又改任杭州钱塘县令。陆士伦在钱塘任职期间，因其政绩优异，虽其任期已过却迟迟不被调迁。墓记称：“君素薄州县之吏，淡于趋谒之门。犹以家寄江潭，将求三迳之用。”仕途冷遇、心念故里的陆士伦本欲就此退出政坛，然执事者闻之，再授陆士伦义兴县令一职。前文提到的李嘉祐《送陆士伦宰义兴》一诗，即在李嘉祐送别友人陆士伦再任义兴县令的背景下而作，诗词之中“长吏多愁罢，游人讵肯还”之句，再现了陆士伦的惆怅窘默之境，“知君日清净，无事掩重关”，字里行间还流露出陆士伦此时功名难遂的无奈和悲凉之意。义兴任职期满后，陆士伦主动辞官，就此退出了政坛。之后因其母亲去世，悲痛至极而一病不起，不幸于贞元四年（788年）正月四日终于洛阳县福先伽蓝，当月廿二日辛未归祔于河南县中梁村先茔之中。中梁村，位于今洛阳伊川县马营村附近。其夫人逍遥韦氏也颇有妇德，在陆士伦去世后，便独立承担起抚育子女的重任。纵览志主陆士伦的一生，其做人至孝笃信发于自然，做官清廉奉公屡见成效，如志文称“惟君孝以扬名。才以周物。与朋友信，视诸弟仁”，本应“宜其束带登朝，俯拾朱紫”，然宦海茫茫逶迤难求，如此忠孝之士却位止小邑，令人惋叹！


　　墓志所见唐代道举制
　　唐代，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入仕的正途。根据墓记记载：“（陆士伦）年廿一，道举明经及第。”可知陆士伦于天宝七年（748年）通过道举考试而入仕。唐代初期，道教日益盛行，道家思想在社会上影响逐渐扩大，道举便是出现于唐代崇道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新唐书·选举》）。开元、天宝年间（713—756），许多士人纷纷通过道举而入仕，例如代宗朝的宰相元载、著名的文学家独孤及等最初均是以道举而入仕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把目光集中在进士、明经等热门科目上，唐代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记载，很明显地表现出唐代特别是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进士科的偏爱。史籍中，即使是如《登科记考》这样专门记录唐代科举事宜的书籍，关于道举的记载都寥寥无几。同时，道举考试自身在形式和内容上皆不可避免存在弊端。安史之乱后，道举制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遂逐渐走向衰落。
　　墓志所见唐代中后期县令制度


　　唐政府较为重视县令的选任，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一是直接由尚书省吏部直接选授县令（后改归礼部），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举荐的方式来选任县令，县令的选授权最终均归中央。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任县令者，以名闻”，此后让高级官员举荐县令人选，就成为唐代县令选授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点在陆士伦墓记中也得以印证：“属江淮转运使、吏部尚书刘晏荐君清足以检人、干足以成务，诏授常州义兴县令。”刘晏，《旧唐书》卷一二三有传，唐代宗时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使，累封彭城县开国伯，唐德宗时总领全国财赋。《旧唐书·刘晏传》云：“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由此可见刘晏对陆士伦才能之肯定。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藩镇割据，地方职官系统除了州县职事官系统外，还出现了使府幕职系统，唐后期两个系统拥有不同的选任方式。首先，州县职事官依旧由中央任派，“刺史及五品以上上佐权归中书门下，五品以下判司簿尉之类权归尚书吏部”（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其次，幕职则是由地方节度观察使自行辟署。正如墓记所载：“本道廉察以旧人领县未几，状请却留。转授君常熟县令。”幕府使职自行辟署的存在对于唐代后期县令一职的选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县令的选任权从中央逐渐下移到地方，县令不经吏部而由节度观察等使及州府长官直接奏授，然后报中央批准即可。……在一些跋扈的藩镇内部，甚至自行署置，中央没有能力干涉”（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通过分析陆士伦县令一职的调选与任职情况可以看出，唐代中后期，县令选授权下移已成事实，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央对基层统治机构的掌控力日益下降。


　　诏授义兴县令无果而终后，志主陆士伦被转授常熟县令，之后又改杭州钱塘县令。在钱塘任职期间，因其政绩优异而域人皆知，然任职已超过时限却迟迟不被调迁，这就反映出唐代县令存在任期制问题。唐朝对县令的管理实行定期考课制度，县令的任期迁转与考课结果密切相关。唐初沿用隋制，县令的任期为三年一任。《册府元龟》所记开元年间（713—741年）史料说“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县令一届任期改为四年；唐代宗时则规定“其所举人授官后，如政能尤异，清白著闻，三两考后……并量加进改”（《全唐文》）；到了唐德宗时期，不仅取消了县令政优三考即可超资擢授的规定，而且考虑到地域的不同、路途的远近，又规定“县令以四考为限，无替者宜至五考”（《唐会要》）。故从制度规定上说，唐县令任期一般在三年到五年之间徘徊。实际上受地域条件限制，加上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类似于义兴这样路途遥远地区的县令更替往往更慢。例如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张延赏在上
　　奏中就曾提到他在荆南时所见“所管州县缺官者，不下十数年。吏部未尝补授， 但令一官假摄”（《唐会要》），这就使得政令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也就谈不上县令的任期了。故墓记所载陆士伦“政绩尤异，郡以状闻。及满岁，非时调选”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几方县令墓志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唐代县令的墓志屡有发现，如2012年6月，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在洛阳收购了一方唐代前期德州平乡县令杨贲墓志。该墓志无盖，志石方形，长、宽均为48厘米，厚9厘米。志文楷书，凡22行，满行22字，字间有线刻界格，书体瘦硬简练，刻工娴熟，无记撰文书丹者。志主杨贲，上元二年（675年）授洺州鸡泽县令，仪凤四年（679年）又授德州平乡县令。调露元年（679年）八月十一日卒。该墓志所载“魏帝西陵”即魏王曹操之陵，可见该墓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13年6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站区后辛庄村北卢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唐后期怀州司仓摄河内县令卢得一墓志，现存焦作市博物馆。卢得一墓志系青石质地，无志盖，志石方形，长、宽均为41厘米，厚8.5厘米。志文隶书，凡23行，满行24字，共计446字，字间有平行线纹界格，铭文载“中和五年（885年）八月二十日匠杨重殷雋”。志主卢得一为北宋宰相卢多逊之曾祖，该墓志的出土弥补了卢多逊这一支卢氏家族谱系缺失的部分链条。同时墓志中还记载了焦作地区唐末藩镇割据的历史事件，如墓志载“广明中，天下乱”，这与史书记载相印证，为我们研究焦作地方历史以及唐末藩镇割据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三篇墓志的志主身份均为唐代县令。其中，杨贲墓志为一篇对仗工整、韵律和谐的骈文赞颂，唐代前期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讲究声律、用典、对偶，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内容却空洞无物。唐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文体改革运动，提倡三代两汉时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反对骈丽文风，出现了质朴真实、平易淺显的文体。受此影响，陆士伦墓记与卢得一墓志在语言上皆采用散文写法，长篇叙述志主的生平经历，基本按照志题、讳、字、籍贯、世系、履历、寿年、卒葬信息等次序进行叙述。志文通俗易懂，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此外，这三方墓志均为方形且尺寸相近，杨贲墓志长、宽均为48厘米，陆士伦墓志长、宽均为49厘米，卢得一墓志长、宽均为41厘米。笔者通过选取唐代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的墓志相比较发现，唐代墓志规格与志主身份、等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高级官员的墓志规格一般高于低级官员，如《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户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君墓志》，志主唐俭，官至民部尚书，正三品，志石方形，长、宽均为73.2厘米；《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志主张士贵，官至右光禄大夫，从二品，志石方形，长、宽均为98.2厘米；《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志主尉迟敬德，官至右武侯大将军，正三品，志石方形，长、宽均为120厘米。
　　唐代县令墓志的石刻文献，为我们从基层社会角度了解唐代中下层官员的身份更替、升迁经历、婚姻选择等生活样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是探究唐代科举制度、职官制度及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实物依据。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