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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抗战文学中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他的抗战叙事意味深长，从表层来看，它无疑歌颂了英勇抗战的东北人民，肯定了抗战的合理性;但从深层来看，这是一部对“抗战”具有双重书写的小说。它一方面颂扬抗战，另一方面在文本的叙述中还原生活本身，对抗战没有作拔高描写。
关键词：萧军 《八月的乡村》 抗战叙事 双重书写
萧军《八月的乡村》是较早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它一经发表就引起文坛的关注，鲁迅为它作的《序言》更是肯定了其主题的深刻性。对《八月的乡村》的研究，学界多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抗战主题和作家的生存意识来进行阐释，而本文关注的是萧军的抗战叙事。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是因为它既适应了时代需要，又适应了政治需要。但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它所表达的应该不只是宣扬抗战那么简单，在抗日救国的主线下，似乎还埋藏了萧军有关抗战的另一层思考。
一.战争：正义与野蛮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而东北人民的抗日历史早已被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毋庸置疑，那么东北人民抗日行为的正义性也是不证自明的。“对抗日战争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书写，而历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行为。”①关于历史的书写，王德威曾说：
我们若视历史为人类以往活动的记录或理念的一种类型，必然会涉及到将个别事件、思维组织排比，以形成叙述串联的过程。换句话说，历史可视为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更甚于此者，一旦‘语言’（无可避免地）介入其中，历史话语亦必然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学等他种话语类型的限定。②
历史本身就具有叙事性，更不用说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事件了，作家必然对笔下的历史怀揣某种感情。《八月的乡村》对抗战的认可反映在文本的组织编排上。它的确突出了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萧军在关注战争的同时还关注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
战争本身具有双重影响，它不只是保家卫国，它还有野蛮和破坏。萧军富有创见意义的是，他不只写到了敌军带来的创伤，还写到了抗日游击队的破坏行为。小说中革命军占领了地主家并且杀了地主，还告诉佃户们可以随便拿地主的东西。用一套主流的官方话语来看，这是解放了农民，帮他们赢得了自由和土地。但是不妨再看看萧军是如何塑造地主形象的，“他瞧不起他的哥哥们吃鸦片烟，赌钱，娶窑子女人……他是朴素的呢！不肯浪费钱，也从不肯让过佃户们一个租钱。”③可以看出地主虽然吝啬，但没有到大奸大恶的地步，那么“毙他们有必要吗”的发问就不仅仅是困扰萧明的问题，也是萧军无意中给读者设置的问题。如果说文本在这里只是小小地暴露了抗战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后面的情节就真正把革命的破坏性提到了值得讨论的程度。游击队住进地主家后肆无忌惮地破坏屋子里的东西，萧明对此感到十分不理解，并忍不住叹息队员缺乏素养。队员们在从未有过的舒适环境里住，却进行不必要的破坏，其中的心态极其复杂，也许是一种底层百姓对富有地主的仇恨心理，也许是破坏东西时的快感，但无论是哪种主观情绪，都能说明他们身上的野蛮。这种野蛮性也使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野蛮的色彩。
《八月的乡村》在歌颂抗战的正义之余，也不忘它的暴力与野蛮，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它与下文要探讨的人物息息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萧军抗战叙事的重要部分。
二.人物：英雄与庸众
“九·一八”事变后，当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时，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勇散兵便成了抗日的主力军，《八月的乡村》写下了一批成分复杂的抗日游击队，其中有农民、土匪、国军士兵等各色人物。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与“英雄”的光荣称号无缘。但是在国仇家恨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一下子成了抗日英雄。
在各路势力欺压百姓的动乱年月里，抗日游击队的形象显然比正规军队更正面，他们的文件中有“不要惊动住民”的明确表述，而且他们“兵不打兵”的规矩也赢得了官军士兵的信任。作者借了一个官军士兵之口，赞扬道“这真该佩服人！”。对于他们英雄一面的描写，萧军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简短表述，小说还以田老八不无钦羡的眼光打量这支抗日队伍，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他的烦忧有点壮志难酬的意味，这一部分来自山河破碎的现实原因，一部分又源于内心对英雄的崇敬。正是因为他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所以孙氏兄弟与秃四的参军让他备受刺激。田老八对革命军的注视，其实也是萧军的注视，在政府都不抗日的客观环境下，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军队确实更具有英雄色彩，不然他也不会说：“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④
庸众是抗日游击队的另一重身份。小红脸、刘大个子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方面的事情，他们的革命多少有点“阿Q式的革命”的意思。更使英雄形象大打折扣的是，孙氏兄弟的革命竟是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他们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良善安民，而到头来仍被权贵们欺辱，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加入革命军。由于理论素养的缺乏，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显得非常低下，他们那种散漫的态度和粗俗的言行使其更接近鲁迅笔下的庸众，而不像救国救民的抗战英雄。特别是他们对萧明的精神围剿，更暴露出他们身上丑恶的一面。梁兴、李三弟等人根本就是鲁迅笔下无聊的“看客”。革命理论上，他们是一个阶级的兄弟，应当相亲相爱，而实际上他们赏玩着萧明的爱情，又践踏着萧明的人格和尊严，他们闲来无事的谣言成了“人血馒头”。萧明不仅被爱情给击垮了，还被同伴们的冷漠和疏离伤害了。
三十年代的中国，“启蒙”话语被“救亡”话语打断，小红脸、刘大个子、梁兴等人本该是启蒙话语中被唤醒的对象，而国难当头，他们却充当了抗战的主力军。也正因为他们这种双重身份，才使得抗战具有正义与野蛮两种特性。
三.革命意識形态：凝聚与强制
在抗日的大时代下，救亡杀敌的氛围笼罩着中国大地，抗战文学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战时意识形态色彩，《八月的乡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意识形态会内化于人们的思想、生活中。李七嫂、孙氏兄弟的行为就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这表明战时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能把不同身份、经历的人凝聚到一起服从于这个大背景。不仅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英雄性和抗战的合理性几乎都是为这个观念服务的，萧军的此种意图再明显不过。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八月的乡村》是具有双重书写的小说，那么与战争的破坏性和人物的庸众身份相对应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可利用性和强制性。 小说因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一个革命军内部的冲突，就是恋爱与革命的问题。陈柱之所以能分离萧明与安娜，正是因为他指出他们的恋爱于战时的意识形态不符，于革命是有害的。但不能被忽视的是，如果恋爱于革命有害，那司令陈柱带走了安娜岂不是在自害？毕竟他也爱着安娜。陈柱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言行未必能反映出恋爱不符合战时意识形态，倒是侧面反映出他利用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制约了情敌。另外，陈柱在身份上是革命军里最有权力解释意识形态的人，当他表明恋爱会妨碍革命时，其他人几乎就只能被动地认可，意识形态在这里管控着相信它、维护它的人，而意识形态本身又不得不服从于权力，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基于此，陈柱的小动作才显得合情合理，并且轻而易举。但为什么陈柱利用了战时意识形态就能成功？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有着强制性，认可并服从它的人并不是自由的，如果人们想维护它，就必须牺牲掉自我。在安娜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它主动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将它内化成自我评价标准，陈柱只是以外力影响了她，而真正使她放弃恋爱的，则是她对战时意识形态的认可。比起安娜的革命之路，萧明只能算是半路出家，他心底对这套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不及安娜，因此他表现出来的是伤感颓废。
究竟恋爱是否会影响革命，这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需要营造出一种恋爱会影响革命的气氛，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不会节外生枝，所以在许多“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革命稳稳地占了上风。意识形态的确会被有权有势的人利用，但它自身也在利用（控制）其他人，就连正直和善的铁鹰也会以与陈柱同样的论调规劝萧明不要为了恋愛伤害革命。萧军本想以恋爱的失败来凸显严峻的革命，却无意中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另一面。
《八月的乡村》的双重书写，使文本变得更有意味，萧军在鼓励人们奋起抗日时，也还原了一场真实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伟大，也有残酷，它使萧军的抗战叙事显得真实而独到。
参考文献
[1]萧军：《八月的乡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2]谢淑玲：《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追求》，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3]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颜琳，万莲姣：《红色的追随者与疏离者——萧军
关键词：萧军 《八月的乡村》 抗战叙事 双重书写
萧军《八月的乡村》是较早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它一经发表就引起文坛的关注，鲁迅为它作的《序言》更是肯定了其主题的深刻性。对《八月的乡村》的研究，学界多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抗战主题和作家的生存意识来进行阐释，而本文关注的是萧军的抗战叙事。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是因为它既适应了时代需要，又适应了政治需要。但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它所表达的应该不只是宣扬抗战那么简单，在抗日救国的主线下，似乎还埋藏了萧军有关抗战的另一层思考。
一.战争：正义与野蛮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而东北人民的抗日历史早已被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毋庸置疑，那么东北人民抗日行为的正义性也是不证自明的。“对抗日战争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书写，而历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行为。”①关于历史的书写，王德威曾说：
我们若视历史为人类以往活动的记录或理念的一种类型，必然会涉及到将个别事件、思维组织排比，以形成叙述串联的过程。换句话说，历史可视为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更甚于此者，一旦‘语言’（无可避免地）介入其中，历史话语亦必然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学等他种话语类型的限定。②
历史本身就具有叙事性，更不用说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事件了，作家必然对笔下的历史怀揣某种感情。《八月的乡村》对抗战的认可反映在文本的组织编排上。它的确突出了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萧军在关注战争的同时还关注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
战争本身具有双重影响，它不只是保家卫国，它还有野蛮和破坏。萧军富有创见意义的是，他不只写到了敌军带来的创伤，还写到了抗日游击队的破坏行为。小说中革命军占领了地主家并且杀了地主，还告诉佃户们可以随便拿地主的东西。用一套主流的官方话语来看，这是解放了农民，帮他们赢得了自由和土地。但是不妨再看看萧军是如何塑造地主形象的，“他瞧不起他的哥哥们吃鸦片烟，赌钱，娶窑子女人……他是朴素的呢！不肯浪费钱，也从不肯让过佃户们一个租钱。”③可以看出地主虽然吝啬，但没有到大奸大恶的地步，那么“毙他们有必要吗”的发问就不仅仅是困扰萧明的问题，也是萧军无意中给读者设置的问题。如果说文本在这里只是小小地暴露了抗战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后面的情节就真正把革命的破坏性提到了值得讨论的程度。游击队住进地主家后肆无忌惮地破坏屋子里的东西，萧明对此感到十分不理解，并忍不住叹息队员缺乏素养。队员们在从未有过的舒适环境里住，却进行不必要的破坏，其中的心态极其复杂，也许是一种底层百姓对富有地主的仇恨心理，也许是破坏东西时的快感，但无论是哪种主观情绪，都能说明他们身上的野蛮。这种野蛮性也使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野蛮的色彩。
《八月的乡村》在歌颂抗战的正义之余，也不忘它的暴力与野蛮，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它与下文要探讨的人物息息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萧军抗战叙事的重要部分。
二.人物：英雄与庸众
“九·一八”事变后，当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时，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勇散兵便成了抗日的主力军，《八月的乡村》写下了一批成分复杂的抗日游击队，其中有农民、土匪、国军士兵等各色人物。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与“英雄”的光荣称号无缘。但是在国仇家恨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一下子成了抗日英雄。
在各路势力欺压百姓的动乱年月里，抗日游击队的形象显然比正规军队更正面，他们的文件中有“不要惊动住民”的明确表述，而且他们“兵不打兵”的规矩也赢得了官军士兵的信任。作者借了一个官军士兵之口，赞扬道“这真该佩服人！”。对于他们英雄一面的描写，萧军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简短表述，小说还以田老八不无钦羡的眼光打量这支抗日队伍，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他的烦忧有点壮志难酬的意味，这一部分来自山河破碎的现实原因，一部分又源于内心对英雄的崇敬。正是因为他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所以孙氏兄弟与秃四的参军让他备受刺激。田老八对革命军的注视，其实也是萧军的注视，在政府都不抗日的客观环境下，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军队确实更具有英雄色彩，不然他也不会说：“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④
庸众是抗日游击队的另一重身份。小红脸、刘大个子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方面的事情，他们的革命多少有点“阿Q式的革命”的意思。更使英雄形象大打折扣的是，孙氏兄弟的革命竟是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他们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良善安民，而到头来仍被权贵们欺辱，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加入革命军。由于理论素养的缺乏，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显得非常低下，他们那种散漫的态度和粗俗的言行使其更接近鲁迅笔下的庸众，而不像救国救民的抗战英雄。特别是他们对萧明的精神围剿，更暴露出他们身上丑恶的一面。梁兴、李三弟等人根本就是鲁迅笔下无聊的“看客”。革命理论上，他们是一个阶级的兄弟，应当相亲相爱，而实际上他们赏玩着萧明的爱情，又践踏着萧明的人格和尊严，他们闲来无事的谣言成了“人血馒头”。萧明不仅被爱情给击垮了，还被同伴们的冷漠和疏离伤害了。
三十年代的中国，“启蒙”话语被“救亡”话语打断，小红脸、刘大个子、梁兴等人本该是启蒙话语中被唤醒的对象，而国难当头，他们却充当了抗战的主力军。也正因为他们这种双重身份，才使得抗战具有正义与野蛮两种特性。
三.革命意識形态：凝聚与强制
在抗日的大时代下，救亡杀敌的氛围笼罩着中国大地，抗战文学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战时意识形态色彩，《八月的乡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意识形态会内化于人们的思想、生活中。李七嫂、孙氏兄弟的行为就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这表明战时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能把不同身份、经历的人凝聚到一起服从于这个大背景。不仅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英雄性和抗战的合理性几乎都是为这个观念服务的，萧军的此种意图再明显不过。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八月的乡村》是具有双重书写的小说，那么与战争的破坏性和人物的庸众身份相对应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可利用性和强制性。 小说因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一个革命军内部的冲突，就是恋爱与革命的问题。陈柱之所以能分离萧明与安娜，正是因为他指出他们的恋爱于战时的意识形态不符，于革命是有害的。但不能被忽视的是，如果恋爱于革命有害，那司令陈柱带走了安娜岂不是在自害？毕竟他也爱着安娜。陈柱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言行未必能反映出恋爱不符合战时意识形态，倒是侧面反映出他利用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制约了情敌。另外，陈柱在身份上是革命军里最有权力解释意识形态的人，当他表明恋爱会妨碍革命时，其他人几乎就只能被动地认可，意识形态在这里管控着相信它、维护它的人，而意识形态本身又不得不服从于权力，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基于此，陈柱的小动作才显得合情合理，并且轻而易举。但为什么陈柱利用了战时意识形态就能成功？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有着强制性，认可并服从它的人并不是自由的，如果人们想维护它，就必须牺牲掉自我。在安娜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它主动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将它内化成自我评价标准，陈柱只是以外力影响了她，而真正使她放弃恋爱的，则是她对战时意识形态的认可。比起安娜的革命之路，萧明只能算是半路出家，他心底对这套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不及安娜，因此他表现出来的是伤感颓废。
究竟恋爱是否会影响革命，这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需要营造出一种恋爱会影响革命的气氛，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不会节外生枝，所以在许多“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革命稳稳地占了上风。意识形态的确会被有权有势的人利用，但它自身也在利用（控制）其他人，就连正直和善的铁鹰也会以与陈柱同样的论调规劝萧明不要为了恋愛伤害革命。萧军本想以恋爱的失败来凸显严峻的革命，却无意中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另一面。
《八月的乡村》的双重书写，使文本变得更有意味，萧军在鼓励人们奋起抗日时，也还原了一场真实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伟大，也有残酷，它使萧军的抗战叙事显得真实而独到。
参考文献
[1]萧军：《八月的乡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2]谢淑玲：《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追求》，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3]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颜琳，万莲姣：《红色的追随者与疏离者——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