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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经胞姊范亚维与王士毅二教授引荐，承蒙裴高才君为家父范熙壬（1878—1938，湖北黄陂人，民国国会首届民选众议院议员）府君作传，倍感荣幸之至。随后，笔者根据祖父范轼（1851—1913）公与家父早年遗稿，与裴君常通过电话、录音、信函与电子邮件交流，裴君还亲赴台北，促膝倾心晤谈，至今记忆犹新。裴著《为民喉舌·范熙壬传》绣梓时，王教授又题诗以贺，诗云：“裒辑遗篇念在兹，匡时报国浑总私。九州景仰万家佛，一代风流百世师。”癸巳新春，适逢王君与胞姊先后瑶池赴会之际，笔者特以此文追怀故人，以及对乡贤之谢忱。
祖父与家父府君既是1897年湖广的首对“父子同科”举人，也与田长霖的祖父田庆芬是同科举人，曾获得光绪皇帝的御赐金匾。1898年春夏之交，祖父与父亲一同北上参加会试，祖父登上了读书人追求的巅峰——以殿试二甲第十六名进士、朝考二等第六名。他因此赋《会试榜发志喜兼慰壬儿》（《秀蕻园集》）一律：
帖子泥金报捷来，伸眉一笑倦颜开。
文章始信非憎命，造物何曾弃不材。
通籍幸容依北阙，拈毫还愧步西台。
龙门烧尾三千客，金马随人对策陪。
1921年农历年底，光绪年间翰林左绍佐先生在祖公文集《秀蕻园集》序中写道：戊戌进士范轼“才足以副其学，学足以昌其诗与文”，“偶为骈骊之体”，“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气骨高奇，无愧作手”。他曾在范仲淹任知州的故地饶州担任过统税二年，以文正公之心为心，厘定税章，利民利国，有口皆碑。
会试落榜的父亲与福建林旭这两位有“神童”之誉的举人，则冒死犯难，分别发动“两湖”（湖北、湖南）与福建举子上书。在他们及其师友的斡旋下，连朝中高官也纷纷加入了上书行列。此次“公车上书”，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康有为的首次“公车上书”，也是光绪痛下决心实行戊戌变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戊戌六君子”殉难前夜，幸而府君的座师黄绍箕暗通消息，家父连夜出京南下，才逃过一劫。
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过后，清廷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01年12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字冶秋）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家父以初试、复试第一的佳绩，考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1903年12月21日，又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张之洞推荐，府君与余棨昌、张耀曾、汤化龙等三十一名同学赴日留学。这既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高校首次派遣留学生。
在负笈东瀛的1906年，为探索法治救国之路，家父主持创办了《新译界》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吾辈之志不过欲结合群智群力，倾热血，挥新泪……”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翻译世界政法（含政治、经济、法律三目）书籍以启蔽通塞，欲“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为此，要“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则存之，否则去之；拣择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弃之”。通过《新译界》杂志阐发理想，变动风气，求中国法治（现代法政体系）的建设，即“致用”；求中国法学（现代法政之学）的盛昌，即“求是”。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曾撰文云：“湖北留日学生范熙壬等创办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成员多达百人。所办《新译界》，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存之，否则去之。二曰拣译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去之’。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不仅如此，家父通过与宋教仁相交相识，开始追随孙中山。后来在大学任教时，府君曾讲授《孙中山先生学说》、《英国文学史》等，还有《文心雕龙释义》印行，并翻译《资本论》。
本来，按照事先规定，家父的留日为时七年，自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爆发后，清廷一方面调能吏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另一方面提前召回府君等三十一名留日学子，充实到清政府中。
1907年暑假，家父返鄂后即随军机大臣张之洞之命入京，被保送军机章京，未果。转而协助溥伦、孙家鼎（寿州）二位资政院总裁，筹备资政院开院事宜。他以“通晓政法人才”被奏请调充法律修订馆协修，同任此职的还有其世交王仪通。为了学以致用，他只争朝夕地行走于资政院与法律修订馆之间，并于1908年元旦赋《戊申元旦》一首抒怀，诗云：
甲子新开花半纪，期颐约占寿三分。
青春毕竟天珍惜，莫信人间重晚曛。
1909年春，家父奉命系统地考察了日本议会制度与两院运作情况。在考察期间，他与日议员寺岛伯爵结为莫逆之交，有《赠寺岛伯爵诗》为证：
万石门凡重，三槐世泽长。
父为典属国，子作秘书郎。
郑伯缁衣灿，君房玉齿香。
何缘一携手，莫逆订扶桑。
同年夏，家父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在清廷参与编纂法典、修订法律，致力于参与筹建资政院开院等立宪工作。接下来在民选议员的主导之下，持续一百天的资政院首次会议讨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议案，特别是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等，军机大臣也曾到会接受议员的质询。
在忙于立宪工作之余，家父还往返于京、津之间，兼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导主任和速记学堂教务长，为中央和地方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任教期间，他对正在法政学校就读的“北洋三杰”之一的李大钊非常赏识。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第一声枪响，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帝制。家父尽管身在清廷，但他的心早已飞到了首义之都——家乡武汉了。
当他得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尽管当时南北交战、陆路不通，他毅然冒着炮火绕道海路南下沪、宁，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南北统一后，他响应孙中山号召，积极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并在黄陂选区高票当选。从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立法与护法的工作之中。 他满以为凭借自己的一腔热心，可在依法治国大显身手。岂料，骄横的军阀恣意践踏法律，最终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当北洋军阀践踏法律与丧权辱国之时，他以凛然正气，敢于同袁世凯、段祺瑞政府叫板，公开反对“善后大借款”与“金佛郎案”；曹锟贿选，他不惜抵押住宅作为活动经费，组织正义议员南下，与之针锋相对。即使是遭到搜捕与迫害，他仍愈挫愈勇。
正在家父彷徨之际，苏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他为之一振。他早年留日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导师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不仅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还选修了德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巨著《资本论》。
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国难，顿觉只有以苏俄为师，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于是，他以一首《十一月望夜玩月》（《敬胜阁集》）寄托自己的情思。诗云：
月月清辉满，今宵照独长。
林枝摇瘦影，星斗敛寒芒。
海蜃银为阙，河鲂冰作梁。
谁将不龟手，洗甲靖池潢。
接着，他又以出污泥而不染的气概，续作《赏月再赋》，表达了他在乱世中披肝沥胆，迎接俄国十月革命之“冬辉”在中国放“光明”的决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世人共赏中秋月，吾爱仲冬辉更清。
一色水天无尘滓，四时城廓独光明。
西邻思妇挥珠泪，南国征夫动绮情。
兵气蔓延销未得，试披肝胆伏流星。
家父与李大钊本是师生之谊，在变法、立法与护法相继失败后，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中共，他们成为革命同志。
继而，家父以国会非常会议临时主席身份，致力于国共合作，并亲自前往欢迎孙中山北上，筹备国民大会……不料，中山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与二叔熙申、族叔熙绩分别代表国会、海军与陆军为孙中山执绋。
当时，国民党组织的孙中山治丧处，责成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治丧处根据孙先生“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的遗愿，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顿时，海内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
1925年3月14日，家父主持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特别会议，决定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要求财政部拨出治丧费十万元。3月15日天津《大公报》之《中山饰终典礼之昨闻》云：
北京特约通信云：中山逝世已三日矣。其家人及党员，对于中山后事之部署，曾与政府之意见稍岐异者，今已归于一致。其国葬之决定，今日（14日）非常国会在象坊桥开会，到者百余人。议决依照国葬法第一条之规定，予中山以国葬，并发报丧通电如左：
（衔略）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国会非常会议。寒（14日）。
同日，各国驻华公使馆纷纷前往医院吊唁。次日，尽管大雪纷飞，但前往医院吊唁者仍排成长队，络绎不绝。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拜殿公祭。当天，陆军部鸣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空撒孙中山遗像。送殡队伍壮观浩荡，前面有三百名警保人员开路，接着是庞大的军乐队，之后是十二万各界送葬群众，紧接着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伍，随后是外国驻华代表、随员和旅华人士，后面是亲属百余人。亲属之后，是灵柩和执绋人员，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行进。走在最后面的是一队卫兵。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联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从3月24日至27日为受吊之期。治丧处收到花圈七千多个，挽联、挽幅五百余幅。吊唁签名者达七十四万多人，连同接待的其他吊唁者共约两百万人。胞姊也随父见证了万众同悲的场面。
在26日的公祭大会上，家父以悲痛万分的心情代表国会议员起草的情切切、言凿凿的祭文——《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敬胜阁集》）悼念伟人长逝。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孙光庭等二百七十九人，谨荐酒醴庶馐，昭告于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灵。辞曰：
昆仑东趋，脉维三分，南极大庾，赤县畇畇。
瀛海外环，苞奇孕秀，挺生我公，邦家重构。
炎黄帝胄，降为舆台，公振其聩，虩虩若雷。
建州旧藩，取明而代，十叶相承，山砺河带。
前有吴郑，后有洪杨，天厌华夏，佹兴佹亡。
公慕春秋，仇复九世，招纳健儿，歃血为誓。
会创兴中，馆辟大同，神州舆诵，靡然响风。
秦搜张良，汉购季布，履险如夷，四方驰骛。
欧美非亚，墨突不黔，揭竿斩木，义旗翩联。
辛亥仲秋，武昌建国，云集响应，民怒尽赫。
公曰归哉，时不再来，定都金陵，宝历遂开。
功成弗居，法尧禅舜，中国一人，抵华盛顿。
武夫擅权，暮四朝三，既谀莽德，复煽殷顽。
公曰约法，未容滥改，摄位海隅，百战不殆。
壬癸之际，国会北归，大波轩起，紫是朱非。
政以贿成，兵毒天下，公驰羽檄，名器不假。
罪人斯得，破斧东山，乘桴远来，共策治安。
昊天步吊，不遗一老，下膏上肓，二竖何狡！
扁仓束手，大命遽倾，国将不国，民为谁民。
避债有台，登闻失鼓，泉涸鱼枯，孰濡孰呴。
某等不幸，丧此导师，茫茫长夜，巨星西驰。
旨酒盈卮，嘉肴充豆，公乎有神，陟降左右。 尚飨。
1927年初夏，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制造白色恐怖，悍然在苏俄驻华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家父得知这一消息后，连续两次探访张作霖之参谋长杨宇霆未果，便于1927年4月9日夜，给杨写下了《致杨邻葛督军书》（《敬胜阁集》），情理交融地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重蹈张耳与陈余“同胞相残”的覆辙。信中说：
踵访两次，仅晤楞生兄一面，许多积愫，欲陈末由。迩想筹运独劳，目营四海，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烛照机先，绸缪未雨，至深钦佩。弟客冬渥聆麈教，彼时即主张继续三角同盟历史，联合南方以法律解决时局。九江未下，羽毛未丰，蒋、唐自易就范，吴、孙势成骑虎，进退维谷。此方以武装调停，举足大有轻重，彼等何能孤行己意？
往事已矣，现在仍有退一步之妥协时机。党军左右交哄，枝节横生，锐气大不如前。若乘此时从世界眼光着想，消弭内争，协力对外，收回国际已失利权，勿予外人以鹬蚌相争之隙。而双方所持政治主张，一听国民大会公决。各各约束自己所属军队，徐图刷新，编作国有，现役军人一律放下屠刀。南方主义虽新，当无不可降以相从。况南京羁鲍夫人，北京又获李大钊，左党以此二人为线索，右党即由梁燕生、叶誉虎二人直接沟通。既可免除战祸，又可杜佛家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相互吞噬之因果报复。此念一动，吾国内四万万人中，即可保全百分之一之生命财产。希即以此言转陈雨帅，断然行之，勿贻不可追之后悔，大局幸甚！
张耳、陈余，先友而后仇；廉颇、蔺相如，先仇而后友。谋私利，则仇友皆非；勇公斗，则仇友皆是。干戈化玉帛，杯酒释兵权，何不可再见于今日。人类皆为一祖子孙，五洲异种，犹当认为疏属昆弟，况同胞相残焉？掬诚奉闻，敬惟为天下自卫不一。
张学良、杨宇霆看了家父的信后，觉得言之有理，均请求张作霖赦免李大钊。在家父与社会贤达的斡旋下，北洋政府也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
在奉系军阀内部也有人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北京《晨报》，1927年4月14日第三版）面对多方压力，张作霖也曾一度动摇迟疑。
正在这时，从李大钊住处搜出家父与之联系的材料。如《北京益世报》1927年4月24日之《官方续布党案文件目录》透露：“介绍范熙壬加入C·P函一件……”所幸家父的老友、驻日公使汪荣宝返京述职，得知党案文件被搜，力促家父走避，家父被迫逃往山西。
与此同时，不可一世的奉系头目张宗昌，则从山东前线拍来一封电报：“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张作霖遂决心下达处死令。为掩人耳目，便只走了一下“会审”的过场，即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联合组成“会审”。“会审”自4月28日上午十一时开始，不到七十分钟，就宣判将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死刑。
战乱中，先父曾将上述诗文、书信与善本等打箱带回武汉，不意又遭兵燹，焚毁大半。所幸《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与《致杨邻葛书》等逃过一劫。我东渡台岛时，将其携带身边保存。
辛卯初夏，笔者与胞姊翻阅家父《致杨邻葛书》，犹如清代文学家顾贞观之“金缕曲”，绕梁三日，不禁怀念起李大钊和“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湖南浏阳人）等英烈。笔者根据胞姊所拟初稿，修改而成《题先父〈致杨邻葛督军书〉兼纪李大钊先生从容就义事》一首，以寄托哀思。诗云：
前有谭浏阳，后有李守常，杀身祸不避，成仁首一昂！
李氏尤卓越，创党拯危亡，凝聚天下士，厉行变革方。
当其入狱时，吾父奔走忙，夜半急救函，恳切说张杨。
所期固未成，留此翰墨光，恭读大义篇，余音仍绕梁。
而今开盛世，国运趋富强，勿忘创始者，穆然纪国殇。
（一）
祖父与家父府君既是1897年湖广的首对“父子同科”举人，也与田长霖的祖父田庆芬是同科举人，曾获得光绪皇帝的御赐金匾。1898年春夏之交，祖父与父亲一同北上参加会试，祖父登上了读书人追求的巅峰——以殿试二甲第十六名进士、朝考二等第六名。他因此赋《会试榜发志喜兼慰壬儿》（《秀蕻园集》）一律：
帖子泥金报捷来，伸眉一笑倦颜开。
文章始信非憎命，造物何曾弃不材。
通籍幸容依北阙，拈毫还愧步西台。
龙门烧尾三千客，金马随人对策陪。
1921年农历年底，光绪年间翰林左绍佐先生在祖公文集《秀蕻园集》序中写道：戊戌进士范轼“才足以副其学，学足以昌其诗与文”，“偶为骈骊之体”，“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气骨高奇，无愧作手”。他曾在范仲淹任知州的故地饶州担任过统税二年，以文正公之心为心，厘定税章，利民利国，有口皆碑。
会试落榜的父亲与福建林旭这两位有“神童”之誉的举人，则冒死犯难，分别发动“两湖”（湖北、湖南）与福建举子上书。在他们及其师友的斡旋下，连朝中高官也纷纷加入了上书行列。此次“公车上书”，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康有为的首次“公车上书”，也是光绪痛下决心实行戊戌变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戊戌六君子”殉难前夜，幸而府君的座师黄绍箕暗通消息，家父连夜出京南下，才逃过一劫。
（二）
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过后，清廷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01年12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字冶秋）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家父以初试、复试第一的佳绩，考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1903年12月21日，又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张之洞推荐，府君与余棨昌、张耀曾、汤化龙等三十一名同学赴日留学。这既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高校首次派遣留学生。
在负笈东瀛的1906年，为探索法治救国之路，家父主持创办了《新译界》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吾辈之志不过欲结合群智群力，倾热血，挥新泪……”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翻译世界政法（含政治、经济、法律三目）书籍以启蔽通塞，欲“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为此，要“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则存之，否则去之；拣择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弃之”。通过《新译界》杂志阐发理想，变动风气，求中国法治（现代法政体系）的建设，即“致用”；求中国法学（现代法政之学）的盛昌，即“求是”。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曾撰文云：“湖北留日学生范熙壬等创办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成员多达百人。所办《新译界》，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存之，否则去之。二曰拣译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去之’。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不仅如此，家父通过与宋教仁相交相识，开始追随孙中山。后来在大学任教时，府君曾讲授《孙中山先生学说》、《英国文学史》等，还有《文心雕龙释义》印行，并翻译《资本论》。
（三）
本来，按照事先规定，家父的留日为时七年，自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爆发后，清廷一方面调能吏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另一方面提前召回府君等三十一名留日学子，充实到清政府中。
1907年暑假，家父返鄂后即随军机大臣张之洞之命入京，被保送军机章京，未果。转而协助溥伦、孙家鼎（寿州）二位资政院总裁，筹备资政院开院事宜。他以“通晓政法人才”被奏请调充法律修订馆协修，同任此职的还有其世交王仪通。为了学以致用，他只争朝夕地行走于资政院与法律修订馆之间，并于1908年元旦赋《戊申元旦》一首抒怀，诗云：
甲子新开花半纪，期颐约占寿三分。
青春毕竟天珍惜，莫信人间重晚曛。
1909年春，家父奉命系统地考察了日本议会制度与两院运作情况。在考察期间，他与日议员寺岛伯爵结为莫逆之交，有《赠寺岛伯爵诗》为证：
万石门凡重，三槐世泽长。
父为典属国，子作秘书郎。
郑伯缁衣灿，君房玉齿香。
何缘一携手，莫逆订扶桑。
同年夏，家父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在清廷参与编纂法典、修订法律，致力于参与筹建资政院开院等立宪工作。接下来在民选议员的主导之下，持续一百天的资政院首次会议讨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议案，特别是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等，军机大臣也曾到会接受议员的质询。
在忙于立宪工作之余，家父还往返于京、津之间，兼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导主任和速记学堂教务长，为中央和地方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任教期间，他对正在法政学校就读的“北洋三杰”之一的李大钊非常赏识。
（四）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第一声枪响，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帝制。家父尽管身在清廷，但他的心早已飞到了首义之都——家乡武汉了。
当他得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尽管当时南北交战、陆路不通，他毅然冒着炮火绕道海路南下沪、宁，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南北统一后，他响应孙中山号召，积极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并在黄陂选区高票当选。从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立法与护法的工作之中。 他满以为凭借自己的一腔热心，可在依法治国大显身手。岂料，骄横的军阀恣意践踏法律，最终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当北洋军阀践踏法律与丧权辱国之时，他以凛然正气，敢于同袁世凯、段祺瑞政府叫板，公开反对“善后大借款”与“金佛郎案”；曹锟贿选，他不惜抵押住宅作为活动经费，组织正义议员南下，与之针锋相对。即使是遭到搜捕与迫害，他仍愈挫愈勇。
正在家父彷徨之际，苏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他为之一振。他早年留日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导师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不仅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还选修了德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巨著《资本论》。
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国难，顿觉只有以苏俄为师，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于是，他以一首《十一月望夜玩月》（《敬胜阁集》）寄托自己的情思。诗云：
月月清辉满，今宵照独长。
林枝摇瘦影，星斗敛寒芒。
海蜃银为阙，河鲂冰作梁。
谁将不龟手，洗甲靖池潢。
接着，他又以出污泥而不染的气概，续作《赏月再赋》，表达了他在乱世中披肝沥胆，迎接俄国十月革命之“冬辉”在中国放“光明”的决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世人共赏中秋月，吾爱仲冬辉更清。
一色水天无尘滓，四时城廓独光明。
西邻思妇挥珠泪，南国征夫动绮情。
兵气蔓延销未得，试披肝胆伏流星。
（五）
家父与李大钊本是师生之谊，在变法、立法与护法相继失败后，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中共，他们成为革命同志。
继而，家父以国会非常会议临时主席身份，致力于国共合作，并亲自前往欢迎孙中山北上，筹备国民大会……不料，中山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与二叔熙申、族叔熙绩分别代表国会、海军与陆军为孙中山执绋。
当时，国民党组织的孙中山治丧处，责成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治丧处根据孙先生“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的遗愿，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顿时，海内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
1925年3月14日，家父主持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特别会议，决定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要求财政部拨出治丧费十万元。3月15日天津《大公报》之《中山饰终典礼之昨闻》云：
北京特约通信云：中山逝世已三日矣。其家人及党员，对于中山后事之部署，曾与政府之意见稍岐异者，今已归于一致。其国葬之决定，今日（14日）非常国会在象坊桥开会，到者百余人。议决依照国葬法第一条之规定，予中山以国葬，并发报丧通电如左：
（衔略）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国会非常会议。寒（14日）。
同日，各国驻华公使馆纷纷前往医院吊唁。次日，尽管大雪纷飞，但前往医院吊唁者仍排成长队，络绎不绝。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拜殿公祭。当天，陆军部鸣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空撒孙中山遗像。送殡队伍壮观浩荡，前面有三百名警保人员开路，接着是庞大的军乐队，之后是十二万各界送葬群众，紧接着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伍，随后是外国驻华代表、随员和旅华人士，后面是亲属百余人。亲属之后，是灵柩和执绋人员，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行进。走在最后面的是一队卫兵。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联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从3月24日至27日为受吊之期。治丧处收到花圈七千多个，挽联、挽幅五百余幅。吊唁签名者达七十四万多人，连同接待的其他吊唁者共约两百万人。胞姊也随父见证了万众同悲的场面。
在26日的公祭大会上，家父以悲痛万分的心情代表国会议员起草的情切切、言凿凿的祭文——《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敬胜阁集》）悼念伟人长逝。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孙光庭等二百七十九人，谨荐酒醴庶馐，昭告于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灵。辞曰：
昆仑东趋，脉维三分，南极大庾，赤县畇畇。
瀛海外环，苞奇孕秀，挺生我公，邦家重构。
炎黄帝胄，降为舆台，公振其聩，虩虩若雷。
建州旧藩，取明而代，十叶相承，山砺河带。
前有吴郑，后有洪杨，天厌华夏，佹兴佹亡。
公慕春秋，仇复九世，招纳健儿，歃血为誓。
会创兴中，馆辟大同，神州舆诵，靡然响风。
秦搜张良，汉购季布，履险如夷，四方驰骛。
欧美非亚，墨突不黔，揭竿斩木，义旗翩联。
辛亥仲秋，武昌建国，云集响应，民怒尽赫。
公曰归哉，时不再来，定都金陵，宝历遂开。
功成弗居，法尧禅舜，中国一人，抵华盛顿。
武夫擅权，暮四朝三，既谀莽德，复煽殷顽。
公曰约法，未容滥改，摄位海隅，百战不殆。
壬癸之际，国会北归，大波轩起，紫是朱非。
政以贿成，兵毒天下，公驰羽檄，名器不假。
罪人斯得，破斧东山，乘桴远来，共策治安。
昊天步吊，不遗一老，下膏上肓，二竖何狡！
扁仓束手，大命遽倾，国将不国，民为谁民。
避债有台，登闻失鼓，泉涸鱼枯，孰濡孰呴。
某等不幸，丧此导师，茫茫长夜，巨星西驰。
旨酒盈卮，嘉肴充豆，公乎有神，陟降左右。 尚飨。
（六）
1927年初夏，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制造白色恐怖，悍然在苏俄驻华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家父得知这一消息后，连续两次探访张作霖之参谋长杨宇霆未果，便于1927年4月9日夜，给杨写下了《致杨邻葛督军书》（《敬胜阁集》），情理交融地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重蹈张耳与陈余“同胞相残”的覆辙。信中说：
踵访两次，仅晤楞生兄一面，许多积愫，欲陈末由。迩想筹运独劳，目营四海，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烛照机先，绸缪未雨，至深钦佩。弟客冬渥聆麈教，彼时即主张继续三角同盟历史，联合南方以法律解决时局。九江未下，羽毛未丰，蒋、唐自易就范，吴、孙势成骑虎，进退维谷。此方以武装调停，举足大有轻重，彼等何能孤行己意？
往事已矣，现在仍有退一步之妥协时机。党军左右交哄，枝节横生，锐气大不如前。若乘此时从世界眼光着想，消弭内争，协力对外，收回国际已失利权，勿予外人以鹬蚌相争之隙。而双方所持政治主张，一听国民大会公决。各各约束自己所属军队，徐图刷新，编作国有，现役军人一律放下屠刀。南方主义虽新，当无不可降以相从。况南京羁鲍夫人，北京又获李大钊，左党以此二人为线索，右党即由梁燕生、叶誉虎二人直接沟通。既可免除战祸，又可杜佛家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相互吞噬之因果报复。此念一动，吾国内四万万人中，即可保全百分之一之生命财产。希即以此言转陈雨帅，断然行之，勿贻不可追之后悔，大局幸甚！
张耳、陈余，先友而后仇；廉颇、蔺相如，先仇而后友。谋私利，则仇友皆非；勇公斗，则仇友皆是。干戈化玉帛，杯酒释兵权，何不可再见于今日。人类皆为一祖子孙，五洲异种，犹当认为疏属昆弟，况同胞相残焉？掬诚奉闻，敬惟为天下自卫不一。
张学良、杨宇霆看了家父的信后，觉得言之有理，均请求张作霖赦免李大钊。在家父与社会贤达的斡旋下，北洋政府也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
在奉系军阀内部也有人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北京《晨报》，1927年4月14日第三版）面对多方压力，张作霖也曾一度动摇迟疑。
正在这时，从李大钊住处搜出家父与之联系的材料。如《北京益世报》1927年4月24日之《官方续布党案文件目录》透露：“介绍范熙壬加入C·P函一件……”所幸家父的老友、驻日公使汪荣宝返京述职，得知党案文件被搜，力促家父走避，家父被迫逃往山西。
与此同时，不可一世的奉系头目张宗昌，则从山东前线拍来一封电报：“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张作霖遂决心下达处死令。为掩人耳目，便只走了一下“会审”的过场，即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联合组成“会审”。“会审”自4月28日上午十一时开始，不到七十分钟，就宣判将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死刑。
战乱中，先父曾将上述诗文、书信与善本等打箱带回武汉，不意又遭兵燹，焚毁大半。所幸《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与《致杨邻葛书》等逃过一劫。我东渡台岛时，将其携带身边保存。
辛卯初夏，笔者与胞姊翻阅家父《致杨邻葛书》，犹如清代文学家顾贞观之“金缕曲”，绕梁三日，不禁怀念起李大钊和“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湖南浏阳人）等英烈。笔者根据胞姊所拟初稿，修改而成《题先父〈致杨邻葛督军书〉兼纪李大钊先生从容就义事》一首，以寄托哀思。诗云：
前有谭浏阳，后有李守常，杀身祸不避，成仁首一昂！
李氏尤卓越，创党拯危亡，凝聚天下士，厉行变革方。
当其入狱时，吾父奔走忙，夜半急救函，恳切说张杨。
所期固未成，留此翰墨光，恭读大义篇，余音仍绕梁。
而今开盛世，国运趋富强，勿忘创始者，穆然纪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