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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针对《白鹿原》从文学文本改编成电影文本的困惑，提出电影剧本必须观照的三个方面：革命·白鹿原·鏊子、革命·革命者·白鹿原人、革命·传统·性，以求准确全面的表现出作品的“史诗性质”。
关键词 电影剧本 改编 核心点
1993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发表就震撼了文坛。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14年来把它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已经被改编为话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之后。《白鹿原》电影剧本却仍然难产。几经辗转，由芦苇改编的《白鹿原》电影剧本第四稿，近期正处于文学界、电影界专家们的热议之中。《白鹿原》之所以出现令人难以承受的漫长改编历程。无疑是对《白鹿原》这部史诗般巨著所表现的复杂内涵，有种张口咬刺猬无以下嘴之感。但本文认为改编不管怎样入手，必须体现出支撑文学文本的三个核心点。
一、革命·白鹿原·鏊子
《白鹿原》描写的是民国初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作者以白鹿原为载体展示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作为中国社会缩影的白鹿原在经历历次革命后，得到的不是风和日丽。见到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血腥杀戮，成为革命双方争斗的“鍪子”——你翻过来我覆去，你唱罢来我登场。
《白鹿原》所展示的第一场革命是辛亥革命(反正)。“反正”(革命)到底给白鹿原带来了什么呢?在这里作者巧妙地算了一笔细账。
“朱先生后来在县志‘历史沿革’卷的最末一编‘民国纪事’里记下一行：“镇崇军残部东逃过白鹿原烧毁民房五十六间，枪杀三人，奸淫妇女十二人，抢掠财物无计。”从以上材料可看出，发生在白鹿原上的首次革命。掠走了财物，留下了血腥和耻辱，白鹿原纯真质朴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为“风搅雪”上演做好了铺垫。
白鹿原上第二场革命(国民革命)又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呢?“弟兄们!咱们在原上乱起一场风搅雪!”在此思想的鼓动下。所谓的革命者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革命——敲《风搅雪》、围祠堂、砸金匾、铡和尚、铡碗客……白鹿原在这场风搅雪中真正被搅起来了，留给白鹿原的只是搅、砸、铡、围攻、收拾……
接着国共反目，一浪未落一浪又起，血腥未干血腥又溅，只不过在同一舞台上换了一个曲目，换了一个式样——“风搅雪”换成了“耍猴”。被当作猴耍的农协骨干贺老大。在杂技般的吊敦之后，也终于成了一堆肉泥，白鹿原最硬的一条汉子硬不起来了。田小娥、白兴儿等闹农协的人一夜之间遭到天顶之灾。“风搅雪”换成了“耍猴”，“铡人”换成了“敦人”。总之是你唱罢了我登台，你铡我后我敦你。白鹿原终于变成了烙“肉饼”的鏊子。这鏊子的活计也更新颖、更残忍、更狂放、更野蛮。正像安德森所说：“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想成犹如弹药库着火后，每一次小爆炸又引发另一次爆炸。”
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深入，在白鹿原(鏊子)上的争夺也更趋激烈，“煎烙”的手段更简洁、省事、文明，那就是“填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争夺的结果留给白鹿原的只有“中世纪的野蛮”。
“鏊子”的功能并没有随着共产党的胜利而丧失，岳维山、田福贤等自然要被胜利者推上“鏊子”。而作为起义有功的共产党的副县长黑娃，也一块被推进了岳、田的行列。
白鹿原上第三次革命(抗日战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人对革命对战争历来是漠然视之，但在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支持。面对鹿兆海的抗日前的要求，毅然提笔，一气呵成“白鹿精魂”四个大字。由此显示了白鹿原人对民族战争态度的心灵转变。鹿兆海阵亡中条山后，在白鹿原上举行了一次绝无仅有的隆重的葬礼，为民族而死的鹿兆海在人们心中再也不是“荞面”和“铬馅”了，真正成了人们心中的民族之魂。它激励着人们以更大的热情去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正如安德森所说：“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这才有后来的八君子抗战宣言的发有，以及八君子投笔从戎、北上抗战的壮举。然而对抗战支持的热情。随着鹿兆海真正死因的证实而瞬间凝固。从此朱先生停止读写，关门谢客专编县志。抗日战争背后愈演愈烈的内战，带给朱先生的是心恢，是意冷，是无奈，是精神的崩溃。是生命的终结。随着腾起的白鹿。“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革命是血腥的，战争是残酷的：学识渊博，漠视争斗，“潘杨”不向的朱先生，也终于没有逃脱被这场革命所吞嗜的命运。
白鹿原上的第四场革命。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革命”、“继续革命”的口号震耳欲聋。革命的浪潮并没因时代的变迁而退却，相反它又被掀起得更高更猛，连地下的死人也成了革命的靶子，朱先生的墓穴终于被挖开，他再也不能独享墓穴的静雅了，活着被“煎烙”，死了仍然被“煎烙”，革命带给他的只有“煎烙”。
从某种意义上说，鹿兆鹏在白鹿原和滋水县的胜利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而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这里作者清晰地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政权的巩固从根本上说，看他是不是真正为百姓做好事。如果不把百姓的利益放到至高无尚的地位。不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着眼，而把党派的利益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一切以占胜对手为转移，其结果必然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鏊子”，烙糊对手的目的未必达到，却烙焦了百姓。
革命，这一核心点是人物活动的舞台。许许多多历史的坚持与嬗变都是在此背景中完成的，文本改编中若忽视了它，剧中的人物就失去了根基，两代人心理与精神上的波折就没有了凭依，真如此也就谈不上它的“史诗性质”了。
二、革命·革命者·白鹿原人
原来自鹿原上的人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之中，在《乡约》条文的规范之下，在耕读传家的警示之内稳定而安享的生活着。偶有冲突，也只是家庭内部狭隘、狡邪心理的表露，并没有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随着外部势力(白狼)的入侵，白鹿原衡定的生活轨迹被打乱，不同的人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之下，开始变形重组，取而代之的是冲突、流血和死亡。
《白鹿原》中的革命者鹿兆海、鹿兆鹏、白灵、黑娃、贺老大等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白鹿原人，他们随着外部势力(白狼)的入侵。分别加入不同的革命阵营，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加入革命的动机与方式：黑娃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就是找媳妇(性)，以及得到所谓的“冰糖”。在鹿兆鹏的鼓动下参加农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镇崇军刘军长想在西安称王，趁兵荒马乱。连年灾害，民不聊生时招收“革命”的队伍。这支队伍参加革命的动机从下面的引文 中一目了然：“跟我当兵杀过潼关进西安。西安的锅盔一榨厚面条三尺长。西安的女子个个赛过杨贵妃……”
白灵和鹿兆海参加革命更是随机和毫无思想基础，用抛铜元来决定自己姓“国”或姓“共”。
由此可知，他们参加革命并没有成熟的革命理论。没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或出于狭隘心理，或为了一己之私，或为了追赶潮流随机而行。
“白鹿原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鏊子’，也是个巨细无遗的‘镜子’。”在那种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此人如何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之误区，而另一些人又如何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面凸透镜中都映得格外清楚。勤劳善良的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之后，强劲的社会风浪把他冲来荡去，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解放战争中立有策划起义之大功的黑娃居副县长之后，被白孝文暗中诬陷惨遭镇压。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诚心诚意，却被误作潜伏特务处以“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了抗日“烈士”厚礼安葬：贺老大被残忍的敦死：只为生活而挣扎的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用镖捅死等等。与《红岩》中英雄之死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若把《红岩》中英雄之死看作一种仪典美、雄壮美、道德美的话，那么《白鹿原》中的英雄之死明显具有黑色幽默的性质。他们只不过是“窝里咬”的牺牲品，戏台把戏中被耍死的“猴”罢了。非但不能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反而认为是他们给白鹿原带来了灾祸，鹿子霖因共产党儿子而遭受几年牢狱之苦，白嘉轩也与其忠爱的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并屡受牵连，被封建礼教和各种政治势力害死的田小娥，为报复在白鹿原上施虐一场大瘟疫等等，这使原上人们的身心倍受煎熬与折磨。由此可知，革命者的死无疑是凄凉的、悲哀的，它不但不能给白鹿原人带来安乐与幸福，反而招致了无期的“煎烙”。所以他们的死在作者笔下自然就成了黑色幽默的东西。
革命者把革命从外部引入到白鹿原上，一下子使白鹿原处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等矛盾冲突的中心，可见这是促使一切变化的诱因，若失去了它就失去了产生矛盾的动因。作品也就会是一潭死水。
三、革命·传统·性
《白鹿原》的菲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于是民族传统与性被很多评论家关注：但如果仅仅从传统与性去着笔，那就难免落入俗套与窠臼，因为作者是把二者与革命统一整合起来，在冲突中展示传统与人性的魅力，又在传统与人性的底色中映衬出光环照耀下的革命的另一面。
白嘉轩在作者笔下无疑是支撑传统文化的脊梁，他顺时利世、学为好人，他以正祛邪、以德报怨等等。白嘉轩所体现的某些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正如常振家所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了两千多年，使人们不能不对像白嘉轩这样的脊梁，在文化、伦理、道德、人格等方面所支撑起来的“大厦”进行更深层的思考。然而《白鹿原》写的是清末到解放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农村生活，正好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这段时间，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封建。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人物身上的许多东西却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价值和革除它的力量，两方面究竟谁是谁非，很难判断清楚。例如共产党倡导斗争哲学，有时把斗争哲学推向极端而出现了残酷的内部杀戮。白嘉轩和朱先生则以儒家的“仁”和“中庸”为思想指导，反对斗争哲学，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过无不及，不使事物发展到极端而走向反面。如果把斗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生活岂不成了朱先生说的“鏊子”吗!随着革命的深入，朱先生、白嘉轩的传统观念、主张越来越被取消了市场，但经过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政治运动。后果和事实说明朱先生、白嘉轩的观念和主张有其合理的内核。正如费秉勋评论说：“因过分地施行斗争和暴力所造成的悲剧，绝不仅仅属于一个人物，也肯定属于这个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
“性快感是潜伏在身体内部的危险因素。身体立即演变为道德与欲望相互争夺的空间——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想最终必须迫使身体就范。”于是性与儒家传统及革命的碰撞之后，在“万恶淫为首”的普遍观念下就只有呈现出悲剧色彩了。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她们成了他性发泄的对象，展示的只是男人的血性与雄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们的作用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罢了，前六房女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白嘉轩的记忆里只留下自己的“豪壮”。她们的价值等于零。冷先生的大女儿息淫疯病，为掩家丑，居然被亲生父亲用药治哑，死与非命。
美好的人性在复杂的革命政治斗争中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田小娥形象的刻画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性是革命的原动力。”黑娃、田小娥在性爱的驱驶下为追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力，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小娥失去了黑娃的保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从而也变成了白鹿原皮肉场上的一只“鏊子”。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此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不顾伦常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白孝文实际上把她当成是除治阳萎、激性纵欲的“工具”。在她那里，也是你上来我下去，翻着另一种形式的“烧饼”“她一如白鹿原的“戏楼”，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和放纵的“演练场”。她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向自戕又戕人的悲惨结局。另外作者对田小娥死后景象的描写尤其令人深思：“一脚蹬开门板，嗡的一声，苍蝇像蜜蜂一样在门口盘旋，恶臭一下子扑出门来。”令人惊奇的是，鹿兆鹏媳妇的死后图景与田小娥有异曲同工之妙，“左邻右舍的女人们在给死者脱净换穿寿衣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发现她的下身糜烂不堪，脓血浸流……”这绝非简单的巧合，她们都与革命有着必然的联系，鹿兆鹏是共产党员。黑娃是农协主席、国民党营长、土匪。他们不同凡响的政治身份，给这些女性带来了厄运，她们生时遭人糅躏、活守空房，死时恶臭扑鼻、令人作呕、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实写——写其死时真实场景：虚写——反映出她们在复杂的政治势力角逐中被残害致死，仍要遭人唾弃。田小娥、兆鹏媳、孝文媳、鹿白氏、狗蛋儿等难道不是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吗?
《白鹿原》确实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写性，性成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陈忠实在这方面运用了强劲的深入描写，使得这些性描写具有了相当分量的内涵，并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可以说性是促使一切矛盾冲突变化的原动力，在改编中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看怎样去表现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电影剧本能抓住以上介绍的《白鹿原》文本的三个核心点来处理。就会准确的、立体的展示出作品旨在探究的民族文化命运、历史命运、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广阔内涵。这既贯彻了“其言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的审美原则，又体现出了《白鹿原》这一巨著的“史诗性质”，其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望改编者万不可忽视之。
关键词 电影剧本 改编 核心点
1993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发表就震撼了文坛。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14年来把它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已经被改编为话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之后。《白鹿原》电影剧本却仍然难产。几经辗转，由芦苇改编的《白鹿原》电影剧本第四稿，近期正处于文学界、电影界专家们的热议之中。《白鹿原》之所以出现令人难以承受的漫长改编历程。无疑是对《白鹿原》这部史诗般巨著所表现的复杂内涵，有种张口咬刺猬无以下嘴之感。但本文认为改编不管怎样入手，必须体现出支撑文学文本的三个核心点。
一、革命·白鹿原·鏊子
《白鹿原》描写的是民国初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作者以白鹿原为载体展示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作为中国社会缩影的白鹿原在经历历次革命后，得到的不是风和日丽。见到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血腥杀戮，成为革命双方争斗的“鍪子”——你翻过来我覆去，你唱罢来我登场。
《白鹿原》所展示的第一场革命是辛亥革命(反正)。“反正”(革命)到底给白鹿原带来了什么呢?在这里作者巧妙地算了一笔细账。
“朱先生后来在县志‘历史沿革’卷的最末一编‘民国纪事’里记下一行：“镇崇军残部东逃过白鹿原烧毁民房五十六间，枪杀三人，奸淫妇女十二人，抢掠财物无计。”从以上材料可看出，发生在白鹿原上的首次革命。掠走了财物，留下了血腥和耻辱，白鹿原纯真质朴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为“风搅雪”上演做好了铺垫。
白鹿原上第二场革命(国民革命)又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呢?“弟兄们!咱们在原上乱起一场风搅雪!”在此思想的鼓动下。所谓的革命者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革命——敲《风搅雪》、围祠堂、砸金匾、铡和尚、铡碗客……白鹿原在这场风搅雪中真正被搅起来了，留给白鹿原的只是搅、砸、铡、围攻、收拾……
接着国共反目，一浪未落一浪又起，血腥未干血腥又溅，只不过在同一舞台上换了一个曲目，换了一个式样——“风搅雪”换成了“耍猴”。被当作猴耍的农协骨干贺老大。在杂技般的吊敦之后，也终于成了一堆肉泥，白鹿原最硬的一条汉子硬不起来了。田小娥、白兴儿等闹农协的人一夜之间遭到天顶之灾。“风搅雪”换成了“耍猴”，“铡人”换成了“敦人”。总之是你唱罢了我登台，你铡我后我敦你。白鹿原终于变成了烙“肉饼”的鏊子。这鏊子的活计也更新颖、更残忍、更狂放、更野蛮。正像安德森所说：“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想成犹如弹药库着火后，每一次小爆炸又引发另一次爆炸。”
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深入，在白鹿原(鏊子)上的争夺也更趋激烈，“煎烙”的手段更简洁、省事、文明，那就是“填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争夺的结果留给白鹿原的只有“中世纪的野蛮”。
“鏊子”的功能并没有随着共产党的胜利而丧失，岳维山、田福贤等自然要被胜利者推上“鏊子”。而作为起义有功的共产党的副县长黑娃，也一块被推进了岳、田的行列。
白鹿原上第三次革命(抗日战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人对革命对战争历来是漠然视之，但在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支持。面对鹿兆海的抗日前的要求，毅然提笔，一气呵成“白鹿精魂”四个大字。由此显示了白鹿原人对民族战争态度的心灵转变。鹿兆海阵亡中条山后，在白鹿原上举行了一次绝无仅有的隆重的葬礼，为民族而死的鹿兆海在人们心中再也不是“荞面”和“铬馅”了，真正成了人们心中的民族之魂。它激励着人们以更大的热情去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正如安德森所说：“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这才有后来的八君子抗战宣言的发有，以及八君子投笔从戎、北上抗战的壮举。然而对抗战支持的热情。随着鹿兆海真正死因的证实而瞬间凝固。从此朱先生停止读写，关门谢客专编县志。抗日战争背后愈演愈烈的内战，带给朱先生的是心恢，是意冷，是无奈，是精神的崩溃。是生命的终结。随着腾起的白鹿。“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革命是血腥的，战争是残酷的：学识渊博，漠视争斗，“潘杨”不向的朱先生，也终于没有逃脱被这场革命所吞嗜的命运。
白鹿原上的第四场革命。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革命”、“继续革命”的口号震耳欲聋。革命的浪潮并没因时代的变迁而退却，相反它又被掀起得更高更猛，连地下的死人也成了革命的靶子，朱先生的墓穴终于被挖开，他再也不能独享墓穴的静雅了，活着被“煎烙”，死了仍然被“煎烙”，革命带给他的只有“煎烙”。
从某种意义上说，鹿兆鹏在白鹿原和滋水县的胜利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而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这里作者清晰地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政权的巩固从根本上说，看他是不是真正为百姓做好事。如果不把百姓的利益放到至高无尚的地位。不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着眼，而把党派的利益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一切以占胜对手为转移，其结果必然把手中的权力变成“鏊子”，烙糊对手的目的未必达到，却烙焦了百姓。
革命，这一核心点是人物活动的舞台。许许多多历史的坚持与嬗变都是在此背景中完成的，文本改编中若忽视了它，剧中的人物就失去了根基，两代人心理与精神上的波折就没有了凭依，真如此也就谈不上它的“史诗性质”了。
二、革命·革命者·白鹿原人
原来自鹿原上的人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之中，在《乡约》条文的规范之下，在耕读传家的警示之内稳定而安享的生活着。偶有冲突，也只是家庭内部狭隘、狡邪心理的表露，并没有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随着外部势力(白狼)的入侵，白鹿原衡定的生活轨迹被打乱，不同的人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之下，开始变形重组，取而代之的是冲突、流血和死亡。
《白鹿原》中的革命者鹿兆海、鹿兆鹏、白灵、黑娃、贺老大等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白鹿原人，他们随着外部势力(白狼)的入侵。分别加入不同的革命阵营，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加入革命的动机与方式：黑娃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就是找媳妇(性)，以及得到所谓的“冰糖”。在鹿兆鹏的鼓动下参加农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镇崇军刘军长想在西安称王，趁兵荒马乱。连年灾害，民不聊生时招收“革命”的队伍。这支队伍参加革命的动机从下面的引文 中一目了然：“跟我当兵杀过潼关进西安。西安的锅盔一榨厚面条三尺长。西安的女子个个赛过杨贵妃……”
白灵和鹿兆海参加革命更是随机和毫无思想基础，用抛铜元来决定自己姓“国”或姓“共”。
由此可知，他们参加革命并没有成熟的革命理论。没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或出于狭隘心理，或为了一己之私，或为了追赶潮流随机而行。
“白鹿原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鏊子’，也是个巨细无遗的‘镜子’。”在那种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此人如何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之误区，而另一些人又如何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面凸透镜中都映得格外清楚。勤劳善良的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之后，强劲的社会风浪把他冲来荡去，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解放战争中立有策划起义之大功的黑娃居副县长之后，被白孝文暗中诬陷惨遭镇压。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诚心诚意，却被误作潜伏特务处以“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了抗日“烈士”厚礼安葬：贺老大被残忍的敦死：只为生活而挣扎的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用镖捅死等等。与《红岩》中英雄之死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若把《红岩》中英雄之死看作一种仪典美、雄壮美、道德美的话，那么《白鹿原》中的英雄之死明显具有黑色幽默的性质。他们只不过是“窝里咬”的牺牲品，戏台把戏中被耍死的“猴”罢了。非但不能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反而认为是他们给白鹿原带来了灾祸，鹿子霖因共产党儿子而遭受几年牢狱之苦，白嘉轩也与其忠爱的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并屡受牵连，被封建礼教和各种政治势力害死的田小娥，为报复在白鹿原上施虐一场大瘟疫等等，这使原上人们的身心倍受煎熬与折磨。由此可知，革命者的死无疑是凄凉的、悲哀的，它不但不能给白鹿原人带来安乐与幸福，反而招致了无期的“煎烙”。所以他们的死在作者笔下自然就成了黑色幽默的东西。
革命者把革命从外部引入到白鹿原上，一下子使白鹿原处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等矛盾冲突的中心，可见这是促使一切变化的诱因，若失去了它就失去了产生矛盾的动因。作品也就会是一潭死水。
三、革命·传统·性
《白鹿原》的菲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于是民族传统与性被很多评论家关注：但如果仅仅从传统与性去着笔，那就难免落入俗套与窠臼，因为作者是把二者与革命统一整合起来，在冲突中展示传统与人性的魅力，又在传统与人性的底色中映衬出光环照耀下的革命的另一面。
白嘉轩在作者笔下无疑是支撑传统文化的脊梁，他顺时利世、学为好人，他以正祛邪、以德报怨等等。白嘉轩所体现的某些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正如常振家所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了两千多年，使人们不能不对像白嘉轩这样的脊梁，在文化、伦理、道德、人格等方面所支撑起来的“大厦”进行更深层的思考。然而《白鹿原》写的是清末到解放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农村生活，正好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这段时间，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封建。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人物身上的许多东西却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价值和革除它的力量，两方面究竟谁是谁非，很难判断清楚。例如共产党倡导斗争哲学，有时把斗争哲学推向极端而出现了残酷的内部杀戮。白嘉轩和朱先生则以儒家的“仁”和“中庸”为思想指导，反对斗争哲学，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过无不及，不使事物发展到极端而走向反面。如果把斗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生活岂不成了朱先生说的“鏊子”吗!随着革命的深入，朱先生、白嘉轩的传统观念、主张越来越被取消了市场，但经过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政治运动。后果和事实说明朱先生、白嘉轩的观念和主张有其合理的内核。正如费秉勋评论说：“因过分地施行斗争和暴力所造成的悲剧，绝不仅仅属于一个人物，也肯定属于这个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
“性快感是潜伏在身体内部的危险因素。身体立即演变为道德与欲望相互争夺的空间——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想最终必须迫使身体就范。”于是性与儒家传统及革命的碰撞之后，在“万恶淫为首”的普遍观念下就只有呈现出悲剧色彩了。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她们成了他性发泄的对象，展示的只是男人的血性与雄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们的作用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罢了，前六房女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白嘉轩的记忆里只留下自己的“豪壮”。她们的价值等于零。冷先生的大女儿息淫疯病，为掩家丑，居然被亲生父亲用药治哑，死与非命。
美好的人性在复杂的革命政治斗争中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田小娥形象的刻画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性是革命的原动力。”黑娃、田小娥在性爱的驱驶下为追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力，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小娥失去了黑娃的保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从而也变成了白鹿原皮肉场上的一只“鏊子”。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此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不顾伦常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白孝文实际上把她当成是除治阳萎、激性纵欲的“工具”。在她那里，也是你上来我下去，翻着另一种形式的“烧饼”“她一如白鹿原的“戏楼”，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和放纵的“演练场”。她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向自戕又戕人的悲惨结局。另外作者对田小娥死后景象的描写尤其令人深思：“一脚蹬开门板，嗡的一声，苍蝇像蜜蜂一样在门口盘旋，恶臭一下子扑出门来。”令人惊奇的是，鹿兆鹏媳妇的死后图景与田小娥有异曲同工之妙，“左邻右舍的女人们在给死者脱净换穿寿衣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发现她的下身糜烂不堪，脓血浸流……”这绝非简单的巧合，她们都与革命有着必然的联系，鹿兆鹏是共产党员。黑娃是农协主席、国民党营长、土匪。他们不同凡响的政治身份，给这些女性带来了厄运，她们生时遭人糅躏、活守空房，死时恶臭扑鼻、令人作呕、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实写——写其死时真实场景：虚写——反映出她们在复杂的政治势力角逐中被残害致死，仍要遭人唾弃。田小娥、兆鹏媳、孝文媳、鹿白氏、狗蛋儿等难道不是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吗?
《白鹿原》确实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写性，性成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陈忠实在这方面运用了强劲的深入描写，使得这些性描写具有了相当分量的内涵，并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可以说性是促使一切矛盾冲突变化的原动力，在改编中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看怎样去表现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电影剧本能抓住以上介绍的《白鹿原》文本的三个核心点来处理。就会准确的、立体的展示出作品旨在探究的民族文化命运、历史命运、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广阔内涵。这既贯彻了“其言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的审美原则，又体现出了《白鹿原》这一巨著的“史诗性质”，其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望改编者万不可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