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电影剧选》后记
　　
　　在二十年代，我也曾经一度和现代青年一样，是个“影迷”。那时我最崇拜的女明星是丽琳·甘许，即“电影艺术之父”格里菲斯所导演的《赖婚》(即《东下》)中的女主角，她躺在冰块上被急流冲向悬崖时的那个镜头，虽历时五十余年，至今犹恍若目前。后来她主演的《情天血泪》(即《波希米亚人》)，也是我历久难忘的影片。自然，我也喜爱卓别麟，特别是他的《淘金记》，现在我还可以如数家珍地讲出它的许多细节。但我并没有想过搞电影。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艺大读书，不知怎么被田汉同志看中了，硬要我在他拍的《断笛余音》里担任一个主要配角，并说我那角色是代表善的，与代表恶的周存宪君是个对照。可惜这部电影并未拍完便进了当铺，我这颗“明星”始终未亮过。但我确无演技才能，以后再未上过银幕。
　　可是二十年以后，我又被迫和电影发生了关系。那是一九四七年初，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国民党的“戡乱令”即将出笼了，抗战时期即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做导演的陈鲤庭同志突然找我去旧法租界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并提出要求，让我写一个电影剧本。最严正的理由是，“中电”的头头已在动员导演们拍摄“戡乱”为题材的影片，现在马上得提出我们的剧本来，好抢先占领摄影棚，也就是抢先占领阵地。这自然是个不容推辞的革命任务。再说，那时话剧运动已被扼杀，剧团零落殆尽，我的文章还要为稻梁谋，只好放下舞台剧临时改行写电影剧本了。但在这个场子里能拍出什么好东西呢？确是难题。当我知道等候这部剧本的演员有赵丹、顾而已、张翼和黄宗英等同志时，灵机一动，觉得可以搞一部喜剧片。我认为赵、顾二人身上确实富有喜剧才能的。于是在鲤庭和阿丹的帮助之下，我写出第一个电影剧本，即收在这选集里的《幸福狂想曲》。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里曾有著录，并给予溢美的评价，但它在国内已无拷贝了。或人说，拷贝是有的，但解放后没有重映过，可能因为它是“中电”的出品，一定是“反动”的。所幸经过十年浩劫，在故纸堆里还翻出它的两个稿本来。一是我手写的原稿，但缺头；一是油印的分镜头本，缺尾。在今年春节前夕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将它们互相参照着修改了一遍，亦即在手稿的基础上做了一番润饰功夫，也做了些压缩，使之可读些。因为当时的电影剧本一般是无处发表的，写时也就不管什么文学性了。
　　我把它选进这选集里，并非自认为有什么可贵之处。只因为第一，它是我和鲤庭兄在电影上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和阿丹夫妇在电影上第一次合作。第二，发表出来，也好证明我确是一个什么“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和“反共老手”，免得“革命群众”再去外调。我已说明它是“中电”的出品了，而且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潮时期“出笼”的。
　　不久以后，即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我参加了昆仑电影业公司做编导委员，而且还是个副主任，正式下海了。为它所写的第一个电影本子叫《天官赐福》，是揭露国民党“劫收”的喜剧，因为“接收大员”都是从天上飞来的，所以称之为“天官”。这本子自然得不到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批准，被禁止了。侥幸我也保存有一本油印的分镜头剧本，那是准备导演它的史东山同志自己的本子，因为它的封面上有他亲笔签名，而且在“山”字下面还有一个“·”，这是他签名的习惯，是他的故物无疑。这个剧本虽由南大的高国藩同志为我初步翻制成文学剧本，但我只想提一笔这个旧账，不收进这集子了。史东老的本子倒是应该保存的，但现在还无处可送。
　　我执笔的第三个电影剧本是为昆仑公司编的《乌鸦与麻雀》。关于它，别人和自己都写过不少文章，不必再哓舌了。但它是“跨时代”的作品，即写作并开拍于一九四八年的黑暗时代，后来被迫停拍，到解放以后才继续修改、拍摄完成的。它的剧本被收进《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并放在最后，这也对。但它毕竟是解放以后放映并在一九五四年获奖的，又该算在建国后的账上才是。给奖时先发的银质奖章，后来又改发金奖，据说是周恩来同志抱打不平才改的，这已见黄宗英同志文章。至于奖章，我倒是有两个的，一金一银。十年浩劫中不知去向，我也无从挂失。但那金的，大概也不会是真金，望“捡”得者也不必空欢喜。还有一件事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集体创作虽是我执笔，但它的原型则是王林谷同志的一个故事提纲。我应该感谢他！不过有本文学史上说这剧本的作者是郑君里，那可错了。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在《乌鸦与麻雀》之前和之后，我还计划过三个未成功的电影剧本。一是根据我的舞台剧《悬崖之恋》改写的电影本，未及完成就被老板否定了，认为不卖座。二是一个故事提纲，叫《狱啸》，写囚徒生活和斗争的，只给刘沧浪同志看过，他摇了头，理由也忘了。这都是一九四八年前后的事。其三，是解放以后了，一九五○年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上影厂知道我在三十年代写过《金田村》，便让我写一部历史片《太平天国》。导演已选定张骏祥同志。我们共同去搞历史资料，并去北京请教了历史学家范老(文澜)等人，都怂恿我们快写。但等我把近三万字的提纲写好，李秀成供状真本发现了，罗尔纲同志虽写了《笺证》，历史界对李秀成的评价有了分歧。“提纲”送到文化部和电影局并请示对这一历史问题应取如何态度。这一下有如石沉大海，永无消息。这时，我正荣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主任之职，并且被选为一九四八年就在地下活动的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我能向谁发牢骚呢？这件事就此阴消了。
　　大概正由于此吧，批判《武训传》之后，来了个宋景诗热。于是我被点名去北京参加电影《宋景诗》的写作。这部电影从调查到创作以至公映的过程足足可以写一本书，这里不暇缕述了。但现在既把它选进集子里，还得交待几句。第一，为写剧本而进行的宋景诗历史调查，是有意义的创举。证明近百年史是可以而且应该向群众采访，以补充、纠正官修史之不足和谬误。但由于人微言轻，更由于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这一经验未得到重视和推广。但我自己确实从这次调查中获得不少教益。第二，正在写作过程初期，一位当时的领导同志，由于要说服我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竟然暗示说将许我以厂长或副厂长之位。这既使我吃惊，更使我这个只想搞搞创作并无官瘾的人，在电影剧本尚未写成之前，就脱离了上影厂，留在北京工作了。第三，当一九五六年这部电影即将公映之前，突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大有电影禁止放映、编导停职检查之势。四五十人开了几次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乎七十个亿(即电影成本，合今日七十万元)”之说主宰了会场。连范老这位历史界老前辈也不好开口，而当时支持过这创作的人也多半换了腔调。支持我并为宋景诗辩护的，只剩下一个崔嵬同志(他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宋大帅)，我是准备完全败诉的了。但最后周扬同志做总结时，却奇峰突起，局势陡转，说宋景诗虽有过错误，综其一生来看是革命的，应该肯定。电影中有缺点，可以修改的。一场风波，顿告平息。后来我又补写了宋景诗与胜保谈判一场(这是当地农民所艳称的故事)，导演又补充了原来删去的若干镜头。年终修改后的拷贝再次送到北京时，又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通过的。现在选进集子的，没有用艺术出版社的初稿本，而是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剧本选集》(二)的版本，即那次修改过的本子。至于署名，原来是我和贾霁同志并列的，特此声明。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又受上海电影局之约，为陈鲤庭导演与五位同志共同写了《鲁迅传》(出版单行本改名《鲁迅》)。这个剧本多灾多难，笔难尽述。它到了一九六四年终于被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伙同其走狗张春桥以解散摄制组的手法将之扼杀于摇篮之中。这时连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无法抱打不平了。“四人帮”被粉碎后，赵丹同志一再希望我再次修改剧本，重行开拍。但十五年前的旧梦难圆，而新的矛盾丛生，终于难偿他扮演鲁迅的夙愿。后来我以改编鲁迅的《阿Q正传》来说服他，希望把鲁迅笔下的阿Q的形象由他在银幕上再现出来，以永传后世。他当时是欣然同意了的。但到一九八○年八月我改编出《阿Q正传》的初稿，他已进了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以未演鲁迅为憾。因此在获得他病危电报时，我不忍去北京向他诀别，我已辜负了他的期望了！现在编这集子时，我很矛盾：收不收进《鲁迅》呢？收，我得再进行一次改写，因为这剧本有过七稿，发表过两次，出版过一次，自己都不满意。而修改出来又是谁来导演、特别是谁来扮演鲁迅先生呢？阿丹已逝，此恨绵绵了！无已，只好以改编的《阿Q正传》收进去作为代替。因为这个本子总是我专为他而写的，正如当年我为他而写《幸福狂想曲》一样。我已经把它的打印本敬献在他的灵前了。
　　这里还收进写于《阿Q正传》之前、但至今尚未拍成影片的一个剧本——《大风歌》。它是同名话剧的孪生姊妹，它比话剧更早、即在一九七八年春就被电影厂以无比的热情抢去了摄制权，但在话剧演出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年又以抱歉的口吻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冷处理——“暂行停拍”，但又无限期。理由呢，先是什么资金、木料和劳务问题，这是公开的。后来又由小道传出流言作补充理由。至今我也搞不清真象。我们尚无著作权法，作家的权益没有详明的规定。你收了稿费，便进退不得，要还稿费呢，他又坚决不收，说是“暂”行停拍嘛！所谓“冷宫”的滋味，大概如此吧？当然，真正被打入冷宫的还不是我，而是老导演陈鲤庭同志。他和全体美工同志三年经营的汉代宫殿建筑、服饰、道具都已制作出来(或模型)，他所孜孜不倦搞出的极为细致的镜头本都无端报废了！他被加的罪名是“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机构难道还不能让一位老艺术家精雕细琢地、科学地进行工作么？记得当年在重庆导演郭老的《屈原》时，鲤庭坚持要一个管弦乐队伴奏，“中艺”的理事长应云卫同志因为花费太大，不肯同意，闹到最后，云卫还是向他屈服了。而金山同志的《雷电颂》长篇朗诵，正因有乐队的伴奏才相得益彰，深入人心的！我钦佩鲤庭同志的艺术家的严格要求，更欣赏应云卫同志作为领导人的风度！——这是题外话了，暂且不提。如今又事隔两年了，听说鲤庭还在琢磨我那本子，我很激动。现在我把这未拍成电影的本子收进这集子，一以声明它不是被卖绝的奴婢，二以表示我对鲤庭同志的感激。——这不仅因为他是这本子的赏识者，而且因为我是在他的督促和帮助下，将《大风歌》的舞台本和电影本子交替修改，共写了十一次稿。现在收进的稿本，既不同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收获》发表本，也不同于中国电影出版社印的单行本，而是将全剧分为两部的最后一稿。这也是鲤庭同志的主意。
　　为了对这集子里几篇作品作些说明，却无异于将自己从事电影的活动画下一个轮廓。这就是从一九四七年起三十四年来，只有四年是专业的，以后只是业余的作者。这期间，解放前写过三个本子，被枪毙了一个，被救活半个。解放后写了四个本子，一个被扼杀，一个被“暂停”着。存活率都是百分之五十。提纲之类不算。当然，两者情况和原因是迥不相同的，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在影坛上的遭遇实际如此，不能强颜欢笑。而且年事已高，此后也没有精力和电影企业家们作拉锯游戏了。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到年老时可以搞一次告别舞台或告别影坛的演出，而我脚下无台、又身在坛外，连这形式也搞不成，只好在这纸上叫一声：“阿门”了。
　　这篇后记也可以称之为我的《从影纪略》吧。是为记。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于南京既不高而又无云之高云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