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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医之争的本质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反映。鸦片战争西方传教士在各种条约的保护下于1968年进入四川，继而建立西医诊所、西医医院，开办医学校，开启医疗传教事业，西医正式进入四川。本文以成都为例，以清末民初为时间轴，探讨成都地区西医东渐的早期状况及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西医东渐;成都
清政府和法国政府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允许法国政府所指定的传教人士在内地自由传教。传教士在这些条约的“保护”下深入到中国的西南省份，四川成为西南地区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首选。1877年，英国内地会麦卡悌（John McCathy）牧师在重庆开设了在四川省的第一个传教点，设立第一家诊所。开启了在四川的医疗传教序幕。随后，基督教各差会在各城镇建医院、诊所和药局，开办医学校，带来西医书籍器械，医疗传教事业发展迅速，颇具规模。下面以成都地区为例，探讨传教士在成都的医疗传教事业及影响。
一、医疗机构的建立
传教士的医疗传教事业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建立医疗机构、开办医学院校、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个西医医疗机构是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在1835年创立。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教会医院及诊所共有100多所，但规模一般都很小，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療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也极为有限。进入20世纪之后，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迅速发展，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到1920年，医院总计为326所，药房为244处。到民国时期，至少在一些大城市里，新式医院逐渐取代了传统“医家”，成为社会医疗的主体机构。
1877年，传教士麦卡悌在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中区）建立了第一个西医医疗机构。至2020年，来华基督教会在四川省建立西医医院26所，药房28个，病床1041张（女病床348张）、中外医生63人（中国19人）。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11月版，第412页。在成都，美道会1892年在成都四圣祠街建立仁济医院，美以美会1894年在成都陕西街建立存仁医院，1896年，美道会在成都惜字宫街建立仁济女医院。这三所医院后来成为华西协和大学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医院，也即是华西大学医院的前身。1903年，天主教会在成都马道街建立圣修医院。1906年，天主教会在成都外北张家巷建立平安医院。1911年，美道会在彭县小北街建立仁济医院。1911年，美道会在成都四圣祠街建立仁济牙症医院。1916年，美道会在成都华西坝建立华西大学医院。（以上资料来自《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二、开办医学院校
随着教会医疗机构规模扩大，传教士的人数有限，培养中国护士和助手迫在眉睫，建立教会医学院校，成为医药传教士当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各方面的推动下，教会医学教育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他们在教会学校里设立了专门的医学科或医学院，培养西医人才。从1903-1915年，建立了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等六所医学院。在成都，最著名的就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前身）正式成立。这是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J.Davidson）等人在四川创办的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1914年，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开展医学教育、培训医学人才。1917年，林则（A.W.Lindsay） 建立牙医学科。他说，“不像一般的牙科学校偏重技术，我们的学校是要学生认识口腔卫生的重要及与全身健康的关系。我们替中国建立了近代化牙医教育的基础，这基础提示了一个新的教育计划和奠定了一个高的标准。以第一流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加各国的牙医毕业生在进修上竞争。”1华西协和大学的建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四川教会医院、诊所急缺医务人员的问题。至今，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华西口腔医院更是成为了全国最好的口腔医院。
此外，成都仁济护士职业学校在1914年建立，培养了大批护士及助产士人才。
三、公共卫生事业
传教士除了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外，还积极投身到公共卫生事业的宣传和防疫的工作中。在四川地区，多发传染病和瘟疫。英美会传教士何忠义提到“1892年夏天，是我们来到四川省的第一个夏天，当时正值霍乱肆虐，有数以千记的中国人死于这场瘟疫。我的妻子和另一位重庆的传教士也在瘟疫中丧生……天花也是当时四川人民面对的普通传染病之一……有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有人在病愈后却丧失了视觉，还有的女性因此毁容……霍乱和天花之外，白喉、麻疹、痢疾、皮肤病和结核病也是常见的疾病。因为没有采用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远比在西方国家要高……另外，四川的居民还有吸食鸦片和酗酒的恶习。”2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处于科学蒙昧状态。政府和民众一度寄希望于迷信，如华阳县焚烧纸船以送“瘟神”，大邑县设坛作祭。“中国人的传统孝道思想使他们对于疾病采取一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他们甚至认为子女身体上的肉可以作为治疗父母疾病的良药。”3在英美会的主导下，1910年，在川的传教士通过一项联合医疗传教事业提议，号召所有基督徒反对使用和销售烟酒;建立精神病院、眼科医院、结核病疗养院;发展慈善事业，建立老人院和收容所;向民众广泛宣传饮水杀菌、个人洁净、食品卫生、垃圾及粪便处理等一系列现代卫生知识，引导民众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推动了近代医药卫生在四川的传播。疫情爆发期间，教会医院便会发起组建社会团体，集资劝募、建立临时病院、施诊施药施棺、购置防疫药苗、从事防疫注射、组织临时救护队等。
另一方面，《华西教会新闻》，创刊于成都，1907年迁至成都。在当时也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报刊刊载了大量的医学方面的文章，这其中包括对疟疾、麻风病、狂犬病、猩红热、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与防治，给大众普及口腔健康认识以及癌症、皮肤病的认识以及蚊虫叮咬的防治等等。启尔德，《华西教会新闻》主编，呼吁传教士参与禁烟运动，协助烟民戒除烟瘾。
四、影响
综上，成都作为西方传教士华西地区传教中心，西方传教士在成都建立西医诊所、西医医院以及西药房，开医疗传教事业发展迅速，西医逐渐进去成都人民的生活之中。医疗机构的建立、医学教育的开办以及公共事业卫生的开展相辅相成，在成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西方医药科学技术在相对落后的成都地区广泛传播，推动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西医药事业的发展。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为中国传统的以师父授徒，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的医学教育方式提供了中医人才培养范式。同时，医疗传教也是一个传播医学知识、推动公共卫生及发展慈善事业等的系统性工程。在《成都消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成都的街道正在变得干净......”但与此同时，传统中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继续研究成都地区中西医的对立与汇通。
参考文献：
1.华西大学校办.华西大学校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2。
2. George E. Hartwell. Granary of Heaven，Toronto：United Church of Canada，1939，Pl31-132.
3.G. H. Choa.“Heal the sick”Was Their Motto——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76。
关键词：清末民初;西医东渐;成都
清政府和法国政府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允许法国政府所指定的传教人士在内地自由传教。传教士在这些条约的“保护”下深入到中国的西南省份，四川成为西南地区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首选。1877年，英国内地会麦卡悌（John McCathy）牧师在重庆开设了在四川省的第一个传教点，设立第一家诊所。开启了在四川的医疗传教序幕。随后，基督教各差会在各城镇建医院、诊所和药局，开办医学校，带来西医书籍器械，医疗传教事业发展迅速，颇具规模。下面以成都地区为例，探讨传教士在成都的医疗传教事业及影响。
一、医疗机构的建立
传教士的医疗传教事业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建立医疗机构、开办医学院校、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个西医医疗机构是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在1835年创立。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教会医院及诊所共有100多所，但规模一般都很小，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療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也极为有限。进入20世纪之后，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迅速发展，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到1920年，医院总计为326所，药房为244处。到民国时期，至少在一些大城市里，新式医院逐渐取代了传统“医家”，成为社会医疗的主体机构。
1877年，传教士麦卡悌在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中区）建立了第一个西医医疗机构。至2020年，来华基督教会在四川省建立西医医院26所，药房28个，病床1041张（女病床348张）、中外医生63人（中国19人）。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11月版，第412页。在成都，美道会1892年在成都四圣祠街建立仁济医院，美以美会1894年在成都陕西街建立存仁医院，1896年，美道会在成都惜字宫街建立仁济女医院。这三所医院后来成为华西协和大学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医院，也即是华西大学医院的前身。1903年，天主教会在成都马道街建立圣修医院。1906年，天主教会在成都外北张家巷建立平安医院。1911年，美道会在彭县小北街建立仁济医院。1911年，美道会在成都四圣祠街建立仁济牙症医院。1916年，美道会在成都华西坝建立华西大学医院。（以上资料来自《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二、开办医学院校
随着教会医疗机构规模扩大，传教士的人数有限，培养中国护士和助手迫在眉睫，建立教会医学院校，成为医药传教士当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各方面的推动下，教会医学教育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他们在教会学校里设立了专门的医学科或医学院，培养西医人才。从1903-1915年，建立了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等六所医学院。在成都，最著名的就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前身）正式成立。这是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J.Davidson）等人在四川创办的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1914年，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开展医学教育、培训医学人才。1917年，林则（A.W.Lindsay） 建立牙医学科。他说，“不像一般的牙科学校偏重技术，我们的学校是要学生认识口腔卫生的重要及与全身健康的关系。我们替中国建立了近代化牙医教育的基础，这基础提示了一个新的教育计划和奠定了一个高的标准。以第一流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加各国的牙医毕业生在进修上竞争。”1华西协和大学的建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四川教会医院、诊所急缺医务人员的问题。至今，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华西口腔医院更是成为了全国最好的口腔医院。
此外，成都仁济护士职业学校在1914年建立，培养了大批护士及助产士人才。
三、公共卫生事业
传教士除了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外，还积极投身到公共卫生事业的宣传和防疫的工作中。在四川地区，多发传染病和瘟疫。英美会传教士何忠义提到“1892年夏天，是我们来到四川省的第一个夏天，当时正值霍乱肆虐，有数以千记的中国人死于这场瘟疫。我的妻子和另一位重庆的传教士也在瘟疫中丧生……天花也是当时四川人民面对的普通传染病之一……有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有人在病愈后却丧失了视觉，还有的女性因此毁容……霍乱和天花之外，白喉、麻疹、痢疾、皮肤病和结核病也是常见的疾病。因为没有采用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远比在西方国家要高……另外，四川的居民还有吸食鸦片和酗酒的恶习。”2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处于科学蒙昧状态。政府和民众一度寄希望于迷信，如华阳县焚烧纸船以送“瘟神”，大邑县设坛作祭。“中国人的传统孝道思想使他们对于疾病采取一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他们甚至认为子女身体上的肉可以作为治疗父母疾病的良药。”3在英美会的主导下，1910年，在川的传教士通过一项联合医疗传教事业提议，号召所有基督徒反对使用和销售烟酒;建立精神病院、眼科医院、结核病疗养院;发展慈善事业，建立老人院和收容所;向民众广泛宣传饮水杀菌、个人洁净、食品卫生、垃圾及粪便处理等一系列现代卫生知识，引导民众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推动了近代医药卫生在四川的传播。疫情爆发期间，教会医院便会发起组建社会团体，集资劝募、建立临时病院、施诊施药施棺、购置防疫药苗、从事防疫注射、组织临时救护队等。
另一方面，《华西教会新闻》，创刊于成都，1907年迁至成都。在当时也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报刊刊载了大量的医学方面的文章，这其中包括对疟疾、麻风病、狂犬病、猩红热、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与防治，给大众普及口腔健康认识以及癌症、皮肤病的认识以及蚊虫叮咬的防治等等。启尔德，《华西教会新闻》主编，呼吁传教士参与禁烟运动，协助烟民戒除烟瘾。
四、影响
综上，成都作为西方传教士华西地区传教中心，西方传教士在成都建立西医诊所、西医医院以及西药房，开医疗传教事业发展迅速，西医逐渐进去成都人民的生活之中。医疗机构的建立、医学教育的开办以及公共事业卫生的开展相辅相成，在成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西方医药科学技术在相对落后的成都地区广泛传播，推动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西医药事业的发展。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为中国传统的以师父授徒，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的医学教育方式提供了中医人才培养范式。同时，医疗传教也是一个传播医学知识、推动公共卫生及发展慈善事业等的系统性工程。在《成都消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成都的街道正在变得干净......”但与此同时，传统中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继续研究成都地区中西医的对立与汇通。
参考文献：
1.华西大学校办.华西大学校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2。
2. George E. Hartwell. Granary of Heaven，Toronto：United Church of Canada，1939，Pl31-132.
3.G. H. Choa.“Heal the sick”Was Their Motto——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