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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而危机的解决绝非凯恩斯主义能够完成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关注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中性政府才是预防金融危机之道,才能真正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中性政府 金融危机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没有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范围。金融危机是资本失去控制的恶果,根源在于资本原则的渗透导致市场失灵以及政府调控不当,对资本缺乏有力的制约力量。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不是避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资本无限制扩张的帮凶,构建中性政府以约束资本才是金融危机预防之道。
市场失灵
自由主义经济学崇尚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彻底地信奉“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市场不能始终保持中性,市场在资本的控制下成为资本逐利的场所,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市场无法根本解决,这时出现市场失灵。
曼德尔通过对发达国家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和生产性物品的生产大部分基于既定的消费方式和事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不是基于市场。市场已经不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利润的场所。奥尔曼和蒂克庭认为市场并不是一种“中性工具”,奥尔曼认为市场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共同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市场和科学一样,超出了自身的界限,由“中性工具”变成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统治工具。考克绍特和考特雷尔在《走向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重点批判了迪安·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理论,认为她将市场的焦点集中在流通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消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社会化重塑市场从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模式。以上观点大多以对市场的分析为出发点,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市场发生微妙的变化,正如劳动异化使劳动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市场也发生了异化,从配置资源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控制人统治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统治的力量。
市场本指交换物品的地方,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劳动和交换分离的压力下,当社会日益把他的焦点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的时候,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纸币经济领域,在交换价值的膨胀中,资本绕过物质世界实现自我增长,市场成为资本脱离现实、疯狂的谋求自我增殖的领域。在这过程中,市场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一旦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就渐渐失去其本来特性,成为资本主义具有倾向性的工具和帮凶。
政府失灵
从亚当·斯密开始至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有限政府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国家放任主义政策,要求政府越小越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的运行。上个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律性调节机制失效,生产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失灵,原因在于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相对滞后,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下市场不再是中性市场。古典自由主义摇摇欲坠之际,凯恩斯主义应时代的呼唤横空出世,为解决资本主义大萧条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凯恩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他将问题的关键归咎为“需求不足”,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因此,要通过不断扩大有效需求,制造主观的和客观的消费倾向,甚至通过消费未来,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途径。凯恩斯主义凸显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供需平衡和失业问题。
但是,凯恩斯主义很快受到质疑和挑战。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政府是中性的;二是政府对信息的掌握比企业更全面。但在西方多党制背景下,政治是集团政治,执政党往往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舆论压力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经济实力越强对政府决策影响越大。此外,政府不能保证其掌握的信息比企业更全面,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两个前提都无法确保实现,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有可能出现严重失误,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后果更加严重。目前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思维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通過国家投资和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复苏效果固然显著,但是国家的力量也应该受到有限的控制、决策的失误将可能使危机进一步深化。同时应该看到,危机不仅仅来自经济领域,更严重的危机来自于生态领域,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推动经济发展,为资本不断牟利拓宽道路,而是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总体福利。
中性政府:金融危机预防之道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本力量缺乏有效的控制和中立政府的缺失。控制资本是自古希腊以来就不断被思索的古老话题,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实际上是斯密释放了资本这只怪兽又希望给它套上一个项圈的矛盾心理。“斯密问题”反应了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融合与冲突问题。经济从伦理文化中发展而来,“经济”最初的含义是家庭管理,经济与伦理分离由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实践方式引起。斯密“利己心”概念本身具有伦理意味,虽然人们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是出于利己动机而不是出于利他动机,但结果是满足了他人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需要动力,而利己和贪婪是最强大的动力,斯密试图通过伦理规约人的利己心。他认为人天生具有合宜感和同情心,能自觉地关心别人,人的幸福来源于看到他人的幸福时所感到的快乐。然而,斯密终其一生也未能找到限制利己心的有效力量。将控制资本的希望寄托于道德和伦理无异于与虎谋皮,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中性政府恰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所谓中性政府,也就是“Disinterest Government”,其源泉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泛利性(encompassing)”的利益集团概念。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兴衰与僵化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果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重叠较多,那么利益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对社会利益的改进,那么这就是“泛利性”的统治集团。中性政府应该是一个不偏袒或不依赖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容易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更关注最广泛人民的需要。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二是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
致力于一个平等的社会。中性政府强调自己是国家大多数人的代表者,一个平等的社会促使中性政府在很多方面采取了以全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首先,平等的社会保证了中性政府成员来自于基本平等的社会群体,因此政府成员组成有包容性与广泛性。相比之下,中性政府分散的成员构成使它可以实施对整个国家、而非对某个特定阶级更有利的政策。第二,平等的社会能够避免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由中性政府领导,相对不会陷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容易集中力量专注于民众事务,政府容易得到绝大部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而免受利益集团的掣肘。第三,平等的社会有利于实施利于民众幸福的政策。以中国的财政分权为例,财政分权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限制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和企业的攫取能力,因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但财政分权也不是万能的,俄罗斯的财政分权就没起到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分权常常会导致当地政府被商业力量所掌控。分权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基层社会相对比较平等,没有人拥有足够的资源或意愿来控制政府。
发展共识。发展共识的本质是把经济建设与人民福祉当成作为政府和社会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当然,我们说的发展是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却忽视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也许会适得其反,引出其他严重的问题。中性政府一般都会主动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这跟民众的意志是一致的。反过来说,要采取有利于发展的政策,中性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这样一个政府,政府被商业精英控制或者被民粹主义所挟持是普遍情形。经济和社会上平等才容易产生中性政府。事实上,社会平等相对于经济平等更为重要,因为社会不平等通常与种族或成见相联系,而经济不平等则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得到校正。中性政府要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它应有能力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应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提供可持续的收入增长。
由此可见,中性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平等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中性政府并非不要调控市场,而是强调政府在调控市场时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差别,政府一定要在市场失灵时出手调控,但关键要看政府究竟代表的是谁,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中性政府就毫无意义。(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关键词】中性政府 金融危机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没有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范围。金融危机是资本失去控制的恶果,根源在于资本原则的渗透导致市场失灵以及政府调控不当,对资本缺乏有力的制约力量。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不是避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资本无限制扩张的帮凶,构建中性政府以约束资本才是金融危机预防之道。
市场失灵
自由主义经济学崇尚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彻底地信奉“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市场不能始终保持中性,市场在资本的控制下成为资本逐利的场所,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市场无法根本解决,这时出现市场失灵。
曼德尔通过对发达国家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和生产性物品的生产大部分基于既定的消费方式和事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不是基于市场。市场已经不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利润的场所。奥尔曼和蒂克庭认为市场并不是一种“中性工具”,奥尔曼认为市场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共同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市场和科学一样,超出了自身的界限,由“中性工具”变成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统治工具。考克绍特和考特雷尔在《走向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重点批判了迪安·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理论,认为她将市场的焦点集中在流通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消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社会化重塑市场从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模式。以上观点大多以对市场的分析为出发点,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市场发生微妙的变化,正如劳动异化使劳动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市场也发生了异化,从配置资源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控制人统治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统治的力量。
市场本指交换物品的地方,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劳动和交换分离的压力下,当社会日益把他的焦点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的时候,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纸币经济领域,在交换价值的膨胀中,资本绕过物质世界实现自我增长,市场成为资本脱离现实、疯狂的谋求自我增殖的领域。在这过程中,市场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一旦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就渐渐失去其本来特性,成为资本主义具有倾向性的工具和帮凶。
政府失灵
从亚当·斯密开始至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有限政府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国家放任主义政策,要求政府越小越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的运行。上个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律性调节机制失效,生产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失灵,原因在于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相对滞后,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下市场不再是中性市场。古典自由主义摇摇欲坠之际,凯恩斯主义应时代的呼唤横空出世,为解决资本主义大萧条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凯恩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他将问题的关键归咎为“需求不足”,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因此,要通过不断扩大有效需求,制造主观的和客观的消费倾向,甚至通过消费未来,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途径。凯恩斯主义凸显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供需平衡和失业问题。
但是,凯恩斯主义很快受到质疑和挑战。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政府是中性的;二是政府对信息的掌握比企业更全面。但在西方多党制背景下,政治是集团政治,执政党往往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舆论压力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经济实力越强对政府决策影响越大。此外,政府不能保证其掌握的信息比企业更全面,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两个前提都无法确保实现,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有可能出现严重失误,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后果更加严重。目前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思维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通過国家投资和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复苏效果固然显著,但是国家的力量也应该受到有限的控制、决策的失误将可能使危机进一步深化。同时应该看到,危机不仅仅来自经济领域,更严重的危机来自于生态领域,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推动经济发展,为资本不断牟利拓宽道路,而是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总体福利。
中性政府:金融危机预防之道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本力量缺乏有效的控制和中立政府的缺失。控制资本是自古希腊以来就不断被思索的古老话题,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实际上是斯密释放了资本这只怪兽又希望给它套上一个项圈的矛盾心理。“斯密问题”反应了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融合与冲突问题。经济从伦理文化中发展而来,“经济”最初的含义是家庭管理,经济与伦理分离由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实践方式引起。斯密“利己心”概念本身具有伦理意味,虽然人们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是出于利己动机而不是出于利他动机,但结果是满足了他人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需要动力,而利己和贪婪是最强大的动力,斯密试图通过伦理规约人的利己心。他认为人天生具有合宜感和同情心,能自觉地关心别人,人的幸福来源于看到他人的幸福时所感到的快乐。然而,斯密终其一生也未能找到限制利己心的有效力量。将控制资本的希望寄托于道德和伦理无异于与虎谋皮,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中性政府恰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所谓中性政府,也就是“Disinterest Government”,其源泉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泛利性(encompassing)”的利益集团概念。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兴衰与僵化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果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重叠较多,那么利益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对社会利益的改进,那么这就是“泛利性”的统治集团。中性政府应该是一个不偏袒或不依赖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容易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更关注最广泛人民的需要。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二是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
致力于一个平等的社会。中性政府强调自己是国家大多数人的代表者,一个平等的社会促使中性政府在很多方面采取了以全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首先,平等的社会保证了中性政府成员来自于基本平等的社会群体,因此政府成员组成有包容性与广泛性。相比之下,中性政府分散的成员构成使它可以实施对整个国家、而非对某个特定阶级更有利的政策。第二,平等的社会能够避免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由中性政府领导,相对不会陷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容易集中力量专注于民众事务,政府容易得到绝大部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而免受利益集团的掣肘。第三,平等的社会有利于实施利于民众幸福的政策。以中国的财政分权为例,财政分权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限制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和企业的攫取能力,因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但财政分权也不是万能的,俄罗斯的财政分权就没起到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分权常常会导致当地政府被商业力量所掌控。分权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基层社会相对比较平等,没有人拥有足够的资源或意愿来控制政府。
发展共识。发展共识的本质是把经济建设与人民福祉当成作为政府和社会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当然,我们说的发展是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却忽视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也许会适得其反,引出其他严重的问题。中性政府一般都会主动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这跟民众的意志是一致的。反过来说,要采取有利于发展的政策,中性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这样一个政府,政府被商业精英控制或者被民粹主义所挟持是普遍情形。经济和社会上平等才容易产生中性政府。事实上,社会平等相对于经济平等更为重要,因为社会不平等通常与种族或成见相联系,而经济不平等则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得到校正。中性政府要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它应有能力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应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提供可持续的收入增长。
由此可见,中性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平等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中性政府并非不要调控市场,而是强调政府在调控市场时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差别,政府一定要在市场失灵时出手调控,但关键要看政府究竟代表的是谁,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中性政府就毫无意义。(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