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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金仲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杰出的人民外交家。本文通过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过程，回顾了他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为促进世界和平、拓展新中国外交舞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从外交史角度，通过对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外交实践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外交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上，金仲华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围绕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停止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人民外交活动，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世界和平运动的功能、意义和效果进行了理论总结。在促进新中国外交发展方面，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起草和修改会议演说稿，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系统阐述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总体要求、展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开展合作的愿望。在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过程中，金仲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敢于和善于斗争，展现了人民外交家的风采和智慧。在国际舞台上，金仲华和当时外交战线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实践，逐渐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金仲华 世界和平运动 人民外交 世界和平理事会
【作者简介】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6-0001-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6001
作为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和人民外交家，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参加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并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高度信赖。 金仲华以世界和平运动为主要舞台，经历了新中国外交从1949年建国初始到1964年前后的重要事件和主要过程。1968年，金仲华因受迫害而离世，这使得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向后辈叙述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和他在人民外交战线上的经验体会。本文希望能从相关史料中找寻他从事人民外交的主要经历，尽可能精确地还原他所经历的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场景。同时，本文也希望从外交史的角度去发现金仲华在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外交实践和理论贡献，通过回顾金仲华所参与的人民外交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外交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任中国新闻社社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同時也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的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名下的国际活动共有十多次。 本文以金仲华三次重要出访为主线来回顾金仲华与世界和平运动的关系，探讨他对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贡献。所选的三次活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是1950年11月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在国际舞台上集中亮相的一次盛大外交活动。其二是1952年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层级最高的代表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其三是1963年12月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与苏联代表就世界秩序和外交战略展开了路线交锋，是一次取得“反帝反修”双胜利的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决议案，系统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标志着中国外交从初创正走向成熟。三次活动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探究。
一、新中国两项重大外交任务：
争取加入联合国和参与世界和平运动
金仲华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全国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国家急需延揽的外交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有两项重要的任务，其一是准备加入联合国，其二就是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各项活动。金仲华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到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这条人民外交的战线上。
为了尽快进入联合国，新中国在1950年初就组成了一个50人的拟派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为张闻天，副团长为李一氓，专员有冀朝鼎、孟用潜、王铁崖、耿飙等人。因为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及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这种可能性更加渺茫。代表团在北京赵堂子胡同二号 待命一年半，到1951年解散，参加联合国的准备工作只好暂停。
为了参加世界和平运动，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国立即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郭沫若，名誉主席是毛泽东。无论是委员会成立的时间还是规格，都可以说明新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
世界和平运动发起于1948年，是苏联倡议成立、并得到西欧左翼党派响应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世界和平运动的核心成员是由苏联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及左翼社会名流组成的。1949年以后逐渐扩大到亚非拉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核心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其主要任务是维护二战后的和平，围绕裁军、反对军备竞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合作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其矛头指向是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政策和侵略行为。世界和平运动的这些主张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因为美国的阻挠而暂时无法出席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因此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各层级活动也就成为在国际舞台展现新中国风采的最好机会。世界和平运动名下的各种会议，特别是一些大会都选在东西方交界之处，即西欧、中欧或北欧地区的城市，如巴黎、布拉格、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城市，出席这样的会议能见度很高，有助于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承认和支持。 1950年周恩来在欢迎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的会议上特別说明了中国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意义，他说：“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和一切反帝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对我们的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在人民外交中得到了锻炼，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世界人民前进的步伐。”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中国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仍然有其巨大的意义。中国的参与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局势缓和做出了贡献，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外交风格。
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1949年初，金仲华接到准备出席1949年4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指示。这个代表团的名单由周恩来亲自拟定，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刘宁一、马寅初，金仲华是重要成员。而这时金仲华正与乔冠华、欧阳予倩等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由山东烟台进入解放区，再经天津赶赴汇合地。在战火纷飞的1949年3月，当他千辛万苦赶到北平时，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已经出发。 金仲华十分遗憾地错过了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
虽然金仲华没有赶上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但他在以后的文章中总结了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会议召开的4月20—25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并占领南京。金仲华写道：“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势，使和平阵营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战争阵营的力量。当南京解放，以蒋匪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从此告终，这消息传到第一届和平大会，全世界和平人民的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的这个胜利，也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二、亮相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0年10月，金仲华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金仲华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登上了国际斗争的舞台” 。这既是新中国在重要国际舞台的首次亮相，也是金仲华第一次出国，任务重大。
（一）肩负重托，认真准备
为了支持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庄重地交付了“委托书” 。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支持。 中国的签名人数达两亿零四百多万人。 既有中国人民的委托书，又有两亿多人的签名支持，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所有出访的代表团中显然也是仅此一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揭露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径。金仲华写道：“我们是在全中国人民掀起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浪潮中，参加这个团结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二届和大。” 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中国人民正开始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平大会的目的是要唤起世界人民认识战争业已发生的严重事实，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用行动来制止战争。” 在代表团出发的途中，周恩来还致电代表团要求在大会转达如下要求：1. 制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朝鲜的战争，要求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侵略军;2.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3. 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4. 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5. 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管制。
为了使代表团能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展现新中国的风采，发出新中国的声音，政府派出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各行业代表。 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国家特别选派了工会和工人的代表，例如山西省总工会主席康永和、太原第二发电厂的工人郝尔孝等人。 金仲华是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界代表参与这次活动的。他既是代表，也是组织者。代表团成员在北京集中后进行了行前培训和分工，组织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代表团成员公约”，要求每个人熟记，了然于胸。10月30日代表团出发，从北京乘火车先赴莫斯科，然后再前往英国的谢菲尔德。在从北京到莫斯科飞驰的列车上，代表团也一直在做着准备工作。11月7日代表团委员会安排萧三介绍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功能和会议的情况，11月8日安排钱三强介绍原子弹方面的知识和背景。 在火车的包厢里，代表团组织委员会还不停地开会商讨方案;团员们都要阅读“世界和平运动”的参考资料，准备各种发言，开展小组讨论。
前往莫斯科的火车行驶了九天半，金仲华在文章中写了他乘火车时的心情和感受，“虽然是这样长途仆仆，但是我们在亲身经历中最真实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领域的辽阔与广大。”
（二）一波三折，会议地址从英国改到波兰
代表团已经在路上，开会的目的地却要临时从一个国家变更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却接到英国和平委员会的报告，称英国政府不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入境签证，甚至取消了大会代表乘坐的航班，一些世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被英国拒绝入境。这意味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无法在英国如期召开。
英国政府就是要想方设法不让会议在英国召开。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公开表示禁止世界和平大会在英国召开，而是说谢菲尔德没有住处，容不下两千多名客人。但世界和平大会筹委会一下子就征集了700多名工人担任志愿者，让各国和平代表住在家中（home stay）。英国政府则称，主办者无法保证他们的个人饮食和住宿;工人代表则反驳道，我们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们住得怎样，吃的是什么。软的不起作用，英国政府就强行阻挠。他们切断组委会电话，扣留请帖（筹委会发往中国的三十七件请帖均被扣留），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长、法国代表拉斐特（J﹒Laffite）已经到达伦敦机场，仍被英国军警拦下，被迫原机返回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在抵达英国后也被英国当局拘禁并驱逐出境。中国代表团包括团长郭沫若在内的大部分代表都没有得到英国签证。 金仲华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阻挠以至公开破坏都失败了。二届和大一开始就是经过了这样一场战斗而举行的。在原定开会的谢菲尔德，经过了一番战斗把代表们从英国转送到波兰。有许多代表要从半路上转送到波兰来。又是一番战斗。”
在莫斯科得到英国方面的消息后，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匆忙赶到布拉格去参加大会执行局会议商讨对策。焦急等待两天后的代表团终于等到电话通知，会议将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金仲华同志协助副团长召集组织委员会和总务组会议，然后召集小组干事们举行会议，重新部署安排行程和分工。
（三）新中国代表团的出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1月12日早上，金仲华所在的中国代表团同参会的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一起从莫斯科出发去华沙，根据当时一位团员的记载：到华沙车站时已是晚上，天空下着小雨，让水银灯照着好像天上洒下小珠子来了，车站上布置着许多的红旗，放飞了许多的白鸽，一面横幅上用中文写着“英勇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
11月16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在一份会前声明中说：“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美洲、西欧各国人民的代表，能够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聚会一堂，共同寻求解决不同制度共存的途径，并同时尊重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 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约里奥·居里在会议致辞中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他总结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成就的报告中，特别祝贺“中国取得了它的自由” 。
中国代表团走到哪里，都会吸引外国友人注视的目光。金仲华在会议的总结文章中写道：“走出国外，我们才会最真切地感觉到解放后一年多来人民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受到了如何的重视！到处人家的眼光望着你，和你握手，请你签名，问你新中国各方面的情形，对于中国代表的发言总是集中注意倾听着。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今天我们肩上的责任是很重的。” 在访问中那种友好团结的氛围感染着金仲华，他说他充分体会到毛泽东主席一年前在新中国成立时那庄严宣告的意义，“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也不容帝国主义来欺侮我们。”
（四）会议和代表团的主要成果
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宣言》和《致联合国书》两份重要文件。《告全世界人民宣言》号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用行动来争取世界和平。《致联合国书》提出了十点主张，被誉为“今后世界人民展开为和平而斗争的共同纲领” 。会议的组织成就是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并选出了222名理事。理事会是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包括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的团体，其中有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代表，以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它担负着这种崇高的任务，要保证符合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个稳固而持久的和平。” 巴金把它称为“世界人民的最高议会” 。
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次会议具有巨大的外交意义。首先是新中国在国际场合的亮相。会议代表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代表人数达到1 756名，这个能见度很高的国际舞台让世界了解了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其次是中国代表团利用这个国际讲坛谴责了美军在朝鲜的罪行，并且主张组织国际法庭追究麦克阿瑟的责任。代表团认真研拟落实周恩来的电文精神，在会上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要》 ;促使大会通过了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和促使美军停止侵略台湾的决议，配合了国内的抗美援朝斗争和动员。再次是代表团利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平台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反对美国控制联合国拒绝和排斥新中国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指出：联合国“五大国的代表必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不是国民党匪帮和一小撮人的伪代表。只有在遵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全世界人民的安全，才可能逐渐得到保障。”
大会通过的《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致联合国书》都在突出的位置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诉求。《告世界人民的宣言》指出：“绝不能等待和平，必须去争取和平。让我们一致努力，要求停止今日蹂躏着朝鲜而明日势将把全世界投入火焰的战争。” 《致联合国书》指出：“如果联合国要不辜负各国人民仍然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那么它必须回到它诞生的一天起人民就给它指出的道路上去，而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就是，它必须尽速促成五大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的召开，来讨论与和平解决现存的分歧。” 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控制联合国并扶持蒋介石集团，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
关于朝鲜战争问题，大会通过的《致联合国书》指出：“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并在朝鲜人民代表参加之下，和平解决朝鲜两部分地区之间的内战。我们要求这个问题应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内的、包括全体成员的安全理事会来加以解决。我们呼吁制止美国军队对中国的台湾的干涉，以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战争，二者都孕育着世界大战的危险。”
会议的两份重要文件既指出了外國军队入侵朝鲜的灾难，又呼吁制止美国军队对中国台湾的干涉以及在越南的战争，同时还十分明确地要求联合国必须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的代表，来和其他大国一起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
三、辅佐宋庆龄：出席维也纳和平大会
195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决定当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呼吁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拯救和平。 为什么不延用1949年巴黎会议和1950年华沙会议的名称在维也纳召开第三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呢？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经过讨论认为，有另立一个会议名称的必要。因为世界形势改变了，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保卫”的阶段而进入到“拯救”的阶段。“和平可以拯救！和平必须拯救！”故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就是“世界人民拯救和平大会”，动员世界人民使协商精神战胜武力解决。 （一）作为核心成员出席会议并访问苏联
中国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重视。1952年10月2—1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了来自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37个国家的代表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特别通过决议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召开。中国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由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金仲华等40人组成。“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广泛讨论了亚、大、美各洲人民密切关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日本的独立与民主化问题、停止朝鲜战争问题、民族独立问题等，为维也纳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做好了准备和动员工作。” 会后宋庆龄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中央决定由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宋庆龄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执行局理事，率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妇女代表作为妻子、母亲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和平大会上一直倍受重视。 这个代表团的层级和规模是中国出席世界和平运动历次会议的代表团中最高的。团员有59人。宋庆龄担任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秘书长刘宁一，茅盾、马寅初、金仲华、史良、范长江、章伯钧、陈叔通、常香玉、于蓝、贺绿汀、梅兰芳、廖承志、孟用潜、萧三、钱三强、郑森禹、李一氓等在列。会议代表包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界、教育界、文学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科学工作者、音乐家、宗教界、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宋庆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除了出席维也纳会议外，此次出访中，宋庆龄还要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见面。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宋庆龄的这次出访特别重视。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小的碰头会，除了宋庆龄外，金仲华、史良、陈维博、姜椿芳等人参加。 金仲华在1952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周恩来当时的讲话：“世界局势与三年前有很大不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之后开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一定会更胜利，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声中，由宋副主席以人民团体代表率领出国，一定会受到更大欢迎与尊敬，取得更大胜利。” 周恩来提到，要利用现在这个做工作的时间窗口说服参会的美国朋友，让他们回去做工作。“现在是杜鲁门战争，再过两个月就是艾森豪威尔战争了。” 周恩来特别叮嘱几位随团人员要全力配合宋庆龄，顺利圆满地完成出访任务。毕竟宋庆龄是党外人士，又是孙中山夫人，受到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和中央这样的安排是要照顾宋庆龄感觉上的舒适度，保证出访时工作关系上的顺畅。周恩来希望金仲华等宋庆龄最信任的人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代表团分两批出发，金仲华、史良、姜椿芳等陪同宋庆龄乘飞机先行，其余人乘火车出国。金仲华在其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日记中写道：“12月5日，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晨七时由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过乌兰巴托不停，下午3时20分到伊尔库茨克。” 到达苏联后，金仲华等陪同宋庆龄访问了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莫斯科，陪同宋庆龄拜访了朱可夫元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府主席等。在莫斯科住一夜后次日乘飞机到维也纳。
（二）参与起草和修改宋庆龄的大会演讲稿
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作了一个特别演讲，题目是《人民能够扭转局势》。金仲华帮助宋庆龄一起起草、修改和校对。这篇稿子写好后，宋庆龄请周恩来审阅，后又由金仲华翻译整理。可以说这篇稿子是宋庆龄、周恩来、金仲华三人合作完成的。
金仲华与宋庆龄在写作上的合作，也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宋庆龄精通英语，而她的中文写作基础远不如英文。宋庆龄用文字表达思想更喜欢用英语。很多场合她都是用打字机先写英文稿，再请人翻译成中文。金仲华精通英文，中文功底深厚。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宋庆龄把金仲华看作自己最可信、也是最可靠的助手。 就这次会议准备而言，金仲华是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熟悉，加上他又在1950年参加过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对会议的背景、与会者的组成都有很深的了解。宋庆龄本人对会议的准备也十分重视。她是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外加孙中山夫人这个身份，如何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舞台上做好这次发言是一个挑战，就更需要金仲华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来辅佐。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对这篇主旨演讲稿自然非常在意。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而且宋庆龄是一个对风格有自己独特追求的人，如果由外交部代拟稿直接让宋庆龄会上宣读是不合适的。金仲华此间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可以从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两封短信中了解金仲华在这篇稿件写作中的作用。
周恩来在1952年11月30日给宋庆龄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庆龄同志：
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才改出，现即送上，请您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或金仲华同志将中英文照此打出数份，并于今晚交我一份，我还想再读一遍。这样办妥否，请酌。
专此，顺致敬礼。
周恩来
1952.11.30
几天之后，周恩来又写了一封短信，內容如下：
宋副主席：
发言稿根据您的最后修改又加斟酌后现已印好，特送上两份请阅存备用。英文改稿已由金仲华同志打好，想已送上。中文稿已另送130份给仲华，俾在维也纳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敬礼！
周恩来
12.4
（三）人民能够扭转局势
笔者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文献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找到了这篇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主旨演讲稿的全文。 从外交研究的角度看，这篇演讲稿体现了人民外交的思路。这篇演讲稿紧贴大会的宗旨和主题，在大会上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强烈愿望和坚定意志，同时还体现出宋庆龄的独特见识和风格。演讲者把自己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强调我们是人民，维护和平就是做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工作。这与这次名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立意十分吻合。这篇演讲稿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平还是战争，世界已经处于一个三岔路口上。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而且需要各国人民采取行动。宋庆龄演讲指出：“我们在此集会的时刻，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的一个三叉路口。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走向战争与毁灭;另一条走向和平、进步，以及一个较长时期的或者永远避免战争的可能……我们所有来此集会的人们，是代表着世界人民中间的极大多数。我们是受了这极大多数人的委托，来此开会的。事实上，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扭转局势，保卫和平。”
第二部分谈的是人民如何采取行动来扭转局势，保卫和平。这一部分最有特色的就是向西方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喊话，希望美国人民能拿出自己的行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演讲稿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客及战争狂人分开。宋庆龄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政治军事领袖正在准备一个大毁灭，连美国人民的自己甜美的家庭和亲爱的人们都包括在内，而你们并未设法加以阻止。他们在囤集军火和物资……他们疏远了所有欧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的政府领袖今天已不得不承认，那亿万的金圆和宝贵的生命，全然白费了。它们只给你们国内和国外造成许多灾难，因为它们并不带给人民以最需要的东西——粮食、家园和和平。” 这一部分的文字带有丰富的情感，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关爱和幸福的价值观，也展示了撰稿人对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熟悉程度。
第三部分也是演讲稿的结尾部分，宋庆龄提出扭转局势，保护和平的中国倡議。此倡议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声音，是中国外交在这次大会上最正式的诉求和坚持。演讲提出了五个要求：“我们要求停止一切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马来亚的战争……;我们要求停止一切战争准备，立即和切实地裁减军备;我们要求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要求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恢复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已失去的信心;我们要求严格禁止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一切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我们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用政治压力，一切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 这篇体现人民外交特点、具有刚柔并济风格的演讲稿，反映出宋庆龄、周恩来和金仲华他们那一代人的智慧和责任。郭沫若会后向金仲华转述世界和平理事会对这篇演讲的评价，“苏联代表的发言展示了力量，而中国代表的发言展示了度量” 。
（四）会议的成就
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进行了八天，参会的国家有85个，会议代表1 880名，其中妇女代表442名。金仲华在他所撰写的“保卫和平的巨流——历史性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一文中总结道：“维也纳和平大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会议。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具有这样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召开的，但是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原来的和平保卫者以外，还包括了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和平组织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代表。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和平大会——为了讨论和平问题的世界人民最高会议。” 他还特别提到：“和平主义者、中立主义者、联邦主义者、退伍军人和平团体、教会的和平组织等等，一切要求和平的力量，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走向维也纳，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汇合起来，使和平运动成为一个无限壮阔的巨流。”
金仲华将这次大会概括为“三项议题，五点成就” 。三项中心议题包括：关于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关于停止现行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于会议的核心成就，金仲华认为这次大会“为最广大的世界和平人民提出了一个为和平而团结、为和平而行动的共同纲领。”这一纲领体现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之中。
作为缓和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必要步骤，宣言提出了如下重要的呼吁和要求：一是要求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法国五大国政府，立即开始协商缔结和平公约;二是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三是要求立即停止在越南、高棉 、寮国 和马来亚的敌对行动;四是尊重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愿望，结束一国威胁他国的国家安全的现象;五是建议和平解决德、日问题，并重开关于对奥和约的谈判，缔结和约;六是要求立刻禁止细菌战，并绝对禁止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灭绝平民的工具;七是主张立刻开始裁减军备的谈判——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全面的、同时的、逐步的、按比例的裁军;八是主张尽速恢复各国之间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九是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14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十是主张联合国再度成为各国政府谋取协议的地方。 宣言中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14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和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两项主张都反映了中国最紧迫的要求。《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指出，“竭力主张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取得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位置” 。而缔结五个大国的和平公约是维也纳和平大会的重要建议。这个倡议源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柏林特别会议，并得到了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确认。为了实现这一建议的目标，大会又通过了“致五大国政府书”，呼吁“五大国取得协议、缔结和平公约，就将消除国际紧张局势，拯救世界免于浩劫” 。同时还成立了由若干国家代表组成的交涉委员会，负责向五大国政府递交决议书。
四、对苏斗争：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
1963年12月6日，金仲华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华沙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取得了反帝反修双胜利”。在12月9日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事们的一封信中，金仲华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展开了关于世界和平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由于我们根据中央的正确方针，以高姿态保持攻势，坚决反帝反修，使老修出尽了丑态，取得了很大成功。”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金仲华对这次外交斗争取得的成果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甚至还有一点积压甚久后得以爆发的亢奋。
（一）中苏矛盾日益突出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苏矛盾日积月累，路线分歧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日益显现，这必然会在世界和平运动的外交场合得到反映。世界和平运动这个国际舞台已是中苏关于世界秩序和东西方关系认识分歧的重要战场。首先，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力来看，从建立之初，莫斯科就都是领导核心，世界和平运动从大政方针到决议内容都由苏联把持，而且都要配合苏联当时外交的需要，其他国家和西欧的共产党都要努力配合。 世界和平理事会日益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附属品，逐渐被工具化，从而违背了其设立时的初衷。其次，中国政府自参加之日起，一方面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结，在人力、宣传、立场协调、甚至在经费分担上都付出巨大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表现出更强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立场。针对朝鲜问题，特别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挤在外的联合国，不做任何妥协。除此以外，对苏联的领导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尊重。再次，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这一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内部矛盾也逐渐展现，其中既包括了“莫斯科与西欧共产党之间围绕匈牙利事件的矛盾”，也包括了“莫斯科与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矛盾”，还包括了“中苏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些矛盾相继爆发，使得世界和平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内部困难。 世界和平运动的分裂，一开始还是在西欧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出现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 发生后，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了西欧共产党的反弹。在世界和平运动内部，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批评苏联，提出要照顾匈牙利人民的情绪，而苏联根本不予理睬。1957年，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代表发现无法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发表不同意见，更不能在大会上批评苏联，从而逐渐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疏离。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争取和平与裁军的世界大会召开期间，与不结盟运动团体发生了分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和平运动最严重的分歧就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1957年，周恩来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苏联代表考涅楚克（Alexander Korneitchuk）和两位法国常委。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方“三个不能”的原则，即世界和平运动，不能不分是非，不问立场;不能怕提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不能机械地配合苏联外交。
1960年之后，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论战焦点更多地集中到核武器与裁军等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国际会议上，双方的矛盾和争执日益公开化。 在1961年1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苏联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在一场有亚非拉代表在场的非正式集会上公开了中苏分歧。他辩解说，苏联的政策就是反帝和裁军，裁军有助于民族独立。声称核战争会引起億万人死亡，到那时民族独立还有吗？暗指中国热衷于战争。他话音刚落，中国代表团在廖承志带领下，扔下同传耳机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1962年7月，金仲华和茅盾、王力、欧棠亮、朱子奇等人一起参加了莫斯科“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茅盾是团长。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在会上围绕裁军的本质展开争论，表明了态度。但是没有投反对票。这一方案及其外交应对方针在出国前是定好的。 但是在会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反苏论调更激烈，甚至投了反对票。1962年8月，当毛泽东得知外国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质疑， 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斗争不力，对苏太软” 。中国代表团回国之后召开了几次教训总结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苏论战之激烈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也可以想见回国后代表团成员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二）对苏斗争
由于上述原因，到出席1963年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时，代表团所获得的中央指示就十分明确了——利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讲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揭露“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中国代表团在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提出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民族独立、发展世界经济文化和今后世界和平运动的方向四项决议草案。其目的就是“反对把世界和平运动引到错误方向，要求动员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
首先，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中国代表团指出，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坚决予以谴责。草案建议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世界人民揭露这个骗局，防止核大国搞政治交易，出卖世界人民利益。这是对1962年禁止核试验和裁军会议的一个更加具有批判性的评价。中国代表团的决议草案指出，反对美化美帝国主义，要求明确指出和平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空谈全面彻底裁军是非常有害的，是对人民不诚实，对各国人民的背叛。简而言之，在裁军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就是反对笼统讲裁军，强调裁军的重点是美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不仅不能裁军反而应加强武装。
其次，在关于民族独立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在其提交的决议草案中称，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称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把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就归功于和平共处是错误的。只要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武装镇压，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就是不可追究的，是完全合理的、正义的，向被压迫民族散布裁军的幻想是十分错误的。
再次，关于发展经济文化的决议草案并不是简单敦促世界关心亚非拉国家贫穷和文化教育的落后，而是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是亚非拉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源。决议草案的核心要义包括三句话：一是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独立;二是亚非拉人民贫穷落后不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长期统治和掠夺;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垄断和控制国际贸易及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渗透。第三句话实际上指出，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垄断和控制政策，让世界市场割裂，让亚非拉人民无法通过正常的生产和贸易来获得幸福。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最后，第四项决议草案的全称是《关于加强和平运动和和平组织合作的决议》，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最系统、最成熟地反映新中国外交政策主张和对世界秩序看法的文件。除了反帝反殖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外，中国代表团主要从正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观点和处理外交关系的准则。这些观点对此后几十年乃至今日的中国外交都有重大影响。该决议草案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主张的本质特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目标和反帝反殖的立场定位，因此决议草案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新殖民主义，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以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利益的原则，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广泛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人民，大力加强各种和平力量的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反迫害，反对蹂躏人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三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要求”。四是在反帝和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前提下争取和平并实现裁军。“坚持和平，反对扩军备战，反对军国主义，争取实现普遍裁军;在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利益的原则下，通过谈判结束国际争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坚决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大国压迫小国。”
上述系统的外交思想和主张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的大国外交纵横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金仲华作为国内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 束 语
2020年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而金仲华就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任领导。1949年以后，金仲华作为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投身到中国的人民外交工作之中，为世界和平、为中国外交尽心竭力，做出了卓越成就，不愧为人民外交家。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人民外交的实践及其经验是研究院一笔值得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为了向前辈致敬。寻找历史资料和阅读文献的过程就是一种追随和学习。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展示金仲华将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高度结合的剑及履及精神，也希望今天的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研究者能把这样一种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杨 立]
【关键词】 金仲华 世界和平运动 人民外交 世界和平理事会
【作者简介】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6-0001-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6001
作为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和人民外交家，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参加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并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高度信赖。 金仲华以世界和平运动为主要舞台，经历了新中国外交从1949年建国初始到1964年前后的重要事件和主要过程。1968年，金仲华因受迫害而离世，这使得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向后辈叙述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和他在人民外交战线上的经验体会。本文希望能从相关史料中找寻他从事人民外交的主要经历，尽可能精确地还原他所经历的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场景。同时，本文也希望从外交史的角度去发现金仲华在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外交实践和理论贡献，通过回顾金仲华所参与的人民外交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外交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任中国新闻社社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同時也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的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名下的国际活动共有十多次。 本文以金仲华三次重要出访为主线来回顾金仲华与世界和平运动的关系，探讨他对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贡献。所选的三次活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是1950年11月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在国际舞台上集中亮相的一次盛大外交活动。其二是1952年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层级最高的代表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其三是1963年12月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与苏联代表就世界秩序和外交战略展开了路线交锋，是一次取得“反帝反修”双胜利的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决议案，系统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标志着中国外交从初创正走向成熟。三次活动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探究。
一、新中国两项重大外交任务：
争取加入联合国和参与世界和平运动
金仲华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全国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国家急需延揽的外交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有两项重要的任务，其一是准备加入联合国，其二就是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各项活动。金仲华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到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这条人民外交的战线上。
为了尽快进入联合国，新中国在1950年初就组成了一个50人的拟派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为张闻天，副团长为李一氓，专员有冀朝鼎、孟用潜、王铁崖、耿飙等人。因为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及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这种可能性更加渺茫。代表团在北京赵堂子胡同二号 待命一年半，到1951年解散，参加联合国的准备工作只好暂停。
为了参加世界和平运动，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国立即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郭沫若，名誉主席是毛泽东。无论是委员会成立的时间还是规格，都可以说明新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
世界和平运动发起于1948年，是苏联倡议成立、并得到西欧左翼党派响应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世界和平运动的核心成员是由苏联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及左翼社会名流组成的。1949年以后逐渐扩大到亚非拉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核心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其主要任务是维护二战后的和平，围绕裁军、反对军备竞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合作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其矛头指向是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政策和侵略行为。世界和平运动的这些主张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因为美国的阻挠而暂时无法出席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因此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各层级活动也就成为在国际舞台展现新中国风采的最好机会。世界和平运动名下的各种会议，特别是一些大会都选在东西方交界之处，即西欧、中欧或北欧地区的城市，如巴黎、布拉格、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城市，出席这样的会议能见度很高，有助于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承认和支持。 1950年周恩来在欢迎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的会议上特別说明了中国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意义，他说：“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和一切反帝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对我们的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在人民外交中得到了锻炼，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世界人民前进的步伐。”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中国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仍然有其巨大的意义。中国的参与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局势缓和做出了贡献，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外交风格。
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1949年初，金仲华接到准备出席1949年4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指示。这个代表团的名单由周恩来亲自拟定，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刘宁一、马寅初，金仲华是重要成员。而这时金仲华正与乔冠华、欧阳予倩等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由山东烟台进入解放区，再经天津赶赴汇合地。在战火纷飞的1949年3月，当他千辛万苦赶到北平时，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已经出发。 金仲华十分遗憾地错过了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
虽然金仲华没有赶上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但他在以后的文章中总结了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会议召开的4月20—25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并占领南京。金仲华写道：“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势，使和平阵营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战争阵营的力量。当南京解放，以蒋匪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从此告终，这消息传到第一届和平大会，全世界和平人民的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的这个胜利，也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二、亮相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0年10月，金仲华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金仲华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登上了国际斗争的舞台” 。这既是新中国在重要国际舞台的首次亮相，也是金仲华第一次出国，任务重大。
（一）肩负重托，认真准备
为了支持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庄重地交付了“委托书” 。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支持。 中国的签名人数达两亿零四百多万人。 既有中国人民的委托书，又有两亿多人的签名支持，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所有出访的代表团中显然也是仅此一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揭露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径。金仲华写道：“我们是在全中国人民掀起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浪潮中，参加这个团结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二届和大。” 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中国人民正开始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平大会的目的是要唤起世界人民认识战争业已发生的严重事实，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用行动来制止战争。” 在代表团出发的途中，周恩来还致电代表团要求在大会转达如下要求：1. 制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朝鲜的战争，要求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侵略军;2.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3. 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4. 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5. 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管制。
为了使代表团能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展现新中国的风采，发出新中国的声音，政府派出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各行业代表。 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国家特别选派了工会和工人的代表，例如山西省总工会主席康永和、太原第二发电厂的工人郝尔孝等人。 金仲华是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界代表参与这次活动的。他既是代表，也是组织者。代表团成员在北京集中后进行了行前培训和分工，组织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代表团成员公约”，要求每个人熟记，了然于胸。10月30日代表团出发，从北京乘火车先赴莫斯科，然后再前往英国的谢菲尔德。在从北京到莫斯科飞驰的列车上，代表团也一直在做着准备工作。11月7日代表团委员会安排萧三介绍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功能和会议的情况，11月8日安排钱三强介绍原子弹方面的知识和背景。 在火车的包厢里，代表团组织委员会还不停地开会商讨方案;团员们都要阅读“世界和平运动”的参考资料，准备各种发言，开展小组讨论。
前往莫斯科的火车行驶了九天半，金仲华在文章中写了他乘火车时的心情和感受，“虽然是这样长途仆仆，但是我们在亲身经历中最真实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领域的辽阔与广大。”
（二）一波三折，会议地址从英国改到波兰
代表团已经在路上，开会的目的地却要临时从一个国家变更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却接到英国和平委员会的报告，称英国政府不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入境签证，甚至取消了大会代表乘坐的航班，一些世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被英国拒绝入境。这意味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无法在英国如期召开。
英国政府就是要想方设法不让会议在英国召开。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公开表示禁止世界和平大会在英国召开，而是说谢菲尔德没有住处，容不下两千多名客人。但世界和平大会筹委会一下子就征集了700多名工人担任志愿者，让各国和平代表住在家中（home stay）。英国政府则称，主办者无法保证他们的个人饮食和住宿;工人代表则反驳道，我们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们住得怎样，吃的是什么。软的不起作用，英国政府就强行阻挠。他们切断组委会电话，扣留请帖（筹委会发往中国的三十七件请帖均被扣留），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长、法国代表拉斐特（J﹒Laffite）已经到达伦敦机场，仍被英国军警拦下，被迫原机返回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在抵达英国后也被英国当局拘禁并驱逐出境。中国代表团包括团长郭沫若在内的大部分代表都没有得到英国签证。 金仲华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阻挠以至公开破坏都失败了。二届和大一开始就是经过了这样一场战斗而举行的。在原定开会的谢菲尔德，经过了一番战斗把代表们从英国转送到波兰。有许多代表要从半路上转送到波兰来。又是一番战斗。”
在莫斯科得到英国方面的消息后，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匆忙赶到布拉格去参加大会执行局会议商讨对策。焦急等待两天后的代表团终于等到电话通知，会议将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金仲华同志协助副团长召集组织委员会和总务组会议，然后召集小组干事们举行会议，重新部署安排行程和分工。
（三）新中国代表团的出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1月12日早上，金仲华所在的中国代表团同参会的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一起从莫斯科出发去华沙，根据当时一位团员的记载：到华沙车站时已是晚上，天空下着小雨，让水银灯照着好像天上洒下小珠子来了，车站上布置着许多的红旗，放飞了许多的白鸽，一面横幅上用中文写着“英勇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
11月16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在一份会前声明中说：“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美洲、西欧各国人民的代表，能够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聚会一堂，共同寻求解决不同制度共存的途径，并同时尊重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 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约里奥·居里在会议致辞中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他总结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成就的报告中，特别祝贺“中国取得了它的自由” 。
中国代表团走到哪里，都会吸引外国友人注视的目光。金仲华在会议的总结文章中写道：“走出国外，我们才会最真切地感觉到解放后一年多来人民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受到了如何的重视！到处人家的眼光望着你，和你握手，请你签名，问你新中国各方面的情形，对于中国代表的发言总是集中注意倾听着。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今天我们肩上的责任是很重的。” 在访问中那种友好团结的氛围感染着金仲华，他说他充分体会到毛泽东主席一年前在新中国成立时那庄严宣告的意义，“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也不容帝国主义来欺侮我们。”
（四）会议和代表团的主要成果
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宣言》和《致联合国书》两份重要文件。《告全世界人民宣言》号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用行动来争取世界和平。《致联合国书》提出了十点主张，被誉为“今后世界人民展开为和平而斗争的共同纲领” 。会议的组织成就是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并选出了222名理事。理事会是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包括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的团体，其中有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代表，以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它担负着这种崇高的任务，要保证符合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个稳固而持久的和平。” 巴金把它称为“世界人民的最高议会” 。
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次会议具有巨大的外交意义。首先是新中国在国际场合的亮相。会议代表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代表人数达到1 756名，这个能见度很高的国际舞台让世界了解了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其次是中国代表团利用这个国际讲坛谴责了美军在朝鲜的罪行，并且主张组织国际法庭追究麦克阿瑟的责任。代表团认真研拟落实周恩来的电文精神，在会上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要》 ;促使大会通过了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和促使美军停止侵略台湾的决议，配合了国内的抗美援朝斗争和动员。再次是代表团利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平台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反对美国控制联合国拒绝和排斥新中国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指出：联合国“五大国的代表必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不是国民党匪帮和一小撮人的伪代表。只有在遵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全世界人民的安全，才可能逐渐得到保障。”
大会通过的《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致联合国书》都在突出的位置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诉求。《告世界人民的宣言》指出：“绝不能等待和平，必须去争取和平。让我们一致努力，要求停止今日蹂躏着朝鲜而明日势将把全世界投入火焰的战争。” 《致联合国书》指出：“如果联合国要不辜负各国人民仍然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那么它必须回到它诞生的一天起人民就给它指出的道路上去，而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就是，它必须尽速促成五大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的召开，来讨论与和平解决现存的分歧。” 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控制联合国并扶持蒋介石集团，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
关于朝鲜战争问题，大会通过的《致联合国书》指出：“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并在朝鲜人民代表参加之下，和平解决朝鲜两部分地区之间的内战。我们要求这个问题应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内的、包括全体成员的安全理事会来加以解决。我们呼吁制止美国军队对中国的台湾的干涉，以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战争，二者都孕育着世界大战的危险。”
会议的两份重要文件既指出了外國军队入侵朝鲜的灾难，又呼吁制止美国军队对中国台湾的干涉以及在越南的战争，同时还十分明确地要求联合国必须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的代表，来和其他大国一起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
三、辅佐宋庆龄：出席维也纳和平大会
195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决定当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呼吁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拯救和平。 为什么不延用1949年巴黎会议和1950年华沙会议的名称在维也纳召开第三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呢？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经过讨论认为，有另立一个会议名称的必要。因为世界形势改变了，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保卫”的阶段而进入到“拯救”的阶段。“和平可以拯救！和平必须拯救！”故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就是“世界人民拯救和平大会”，动员世界人民使协商精神战胜武力解决。 （一）作为核心成员出席会议并访问苏联
中国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重视。1952年10月2—1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了来自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37个国家的代表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特别通过决议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召开。中国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由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金仲华等40人组成。“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广泛讨论了亚、大、美各洲人民密切关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日本的独立与民主化问题、停止朝鲜战争问题、民族独立问题等，为维也纳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做好了准备和动员工作。” 会后宋庆龄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中央决定由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宋庆龄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执行局理事，率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妇女代表作为妻子、母亲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和平大会上一直倍受重视。 这个代表团的层级和规模是中国出席世界和平运动历次会议的代表团中最高的。团员有59人。宋庆龄担任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秘书长刘宁一，茅盾、马寅初、金仲华、史良、范长江、章伯钧、陈叔通、常香玉、于蓝、贺绿汀、梅兰芳、廖承志、孟用潜、萧三、钱三强、郑森禹、李一氓等在列。会议代表包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界、教育界、文学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科学工作者、音乐家、宗教界、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宋庆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除了出席维也纳会议外，此次出访中，宋庆龄还要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见面。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宋庆龄的这次出访特别重视。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小的碰头会，除了宋庆龄外，金仲华、史良、陈维博、姜椿芳等人参加。 金仲华在1952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周恩来当时的讲话：“世界局势与三年前有很大不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之后开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一定会更胜利，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声中，由宋副主席以人民团体代表率领出国，一定会受到更大欢迎与尊敬，取得更大胜利。” 周恩来提到，要利用现在这个做工作的时间窗口说服参会的美国朋友，让他们回去做工作。“现在是杜鲁门战争，再过两个月就是艾森豪威尔战争了。” 周恩来特别叮嘱几位随团人员要全力配合宋庆龄，顺利圆满地完成出访任务。毕竟宋庆龄是党外人士，又是孙中山夫人，受到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和中央这样的安排是要照顾宋庆龄感觉上的舒适度，保证出访时工作关系上的顺畅。周恩来希望金仲华等宋庆龄最信任的人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代表团分两批出发，金仲华、史良、姜椿芳等陪同宋庆龄乘飞机先行，其余人乘火车出国。金仲华在其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日记中写道：“12月5日，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晨七时由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过乌兰巴托不停，下午3时20分到伊尔库茨克。” 到达苏联后，金仲华等陪同宋庆龄访问了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莫斯科，陪同宋庆龄拜访了朱可夫元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府主席等。在莫斯科住一夜后次日乘飞机到维也纳。
（二）参与起草和修改宋庆龄的大会演讲稿
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作了一个特别演讲，题目是《人民能够扭转局势》。金仲华帮助宋庆龄一起起草、修改和校对。这篇稿子写好后，宋庆龄请周恩来审阅，后又由金仲华翻译整理。可以说这篇稿子是宋庆龄、周恩来、金仲华三人合作完成的。
金仲华与宋庆龄在写作上的合作，也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宋庆龄精通英语，而她的中文写作基础远不如英文。宋庆龄用文字表达思想更喜欢用英语。很多场合她都是用打字机先写英文稿，再请人翻译成中文。金仲华精通英文，中文功底深厚。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宋庆龄把金仲华看作自己最可信、也是最可靠的助手。 就这次会议准备而言，金仲华是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熟悉，加上他又在1950年参加过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对会议的背景、与会者的组成都有很深的了解。宋庆龄本人对会议的准备也十分重视。她是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外加孙中山夫人这个身份，如何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舞台上做好这次发言是一个挑战，就更需要金仲华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来辅佐。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对这篇主旨演讲稿自然非常在意。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而且宋庆龄是一个对风格有自己独特追求的人，如果由外交部代拟稿直接让宋庆龄会上宣读是不合适的。金仲华此间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可以从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两封短信中了解金仲华在这篇稿件写作中的作用。
周恩来在1952年11月30日给宋庆龄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庆龄同志：
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才改出，现即送上，请您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或金仲华同志将中英文照此打出数份，并于今晚交我一份，我还想再读一遍。这样办妥否，请酌。
专此，顺致敬礼。
周恩来
1952.11.30
几天之后，周恩来又写了一封短信，內容如下：
宋副主席：
发言稿根据您的最后修改又加斟酌后现已印好，特送上两份请阅存备用。英文改稿已由金仲华同志打好，想已送上。中文稿已另送130份给仲华，俾在维也纳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敬礼！
周恩来
12.4
（三）人民能够扭转局势
笔者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文献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找到了这篇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主旨演讲稿的全文。 从外交研究的角度看，这篇演讲稿体现了人民外交的思路。这篇演讲稿紧贴大会的宗旨和主题，在大会上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强烈愿望和坚定意志，同时还体现出宋庆龄的独特见识和风格。演讲者把自己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强调我们是人民，维护和平就是做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工作。这与这次名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立意十分吻合。这篇演讲稿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平还是战争，世界已经处于一个三岔路口上。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而且需要各国人民采取行动。宋庆龄演讲指出：“我们在此集会的时刻，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的一个三叉路口。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走向战争与毁灭;另一条走向和平、进步，以及一个较长时期的或者永远避免战争的可能……我们所有来此集会的人们，是代表着世界人民中间的极大多数。我们是受了这极大多数人的委托，来此开会的。事实上，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扭转局势，保卫和平。”
第二部分谈的是人民如何采取行动来扭转局势，保卫和平。这一部分最有特色的就是向西方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喊话，希望美国人民能拿出自己的行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演讲稿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客及战争狂人分开。宋庆龄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政治军事领袖正在准备一个大毁灭，连美国人民的自己甜美的家庭和亲爱的人们都包括在内，而你们并未设法加以阻止。他们在囤集军火和物资……他们疏远了所有欧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的政府领袖今天已不得不承认，那亿万的金圆和宝贵的生命，全然白费了。它们只给你们国内和国外造成许多灾难，因为它们并不带给人民以最需要的东西——粮食、家园和和平。” 这一部分的文字带有丰富的情感，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关爱和幸福的价值观，也展示了撰稿人对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熟悉程度。
第三部分也是演讲稿的结尾部分，宋庆龄提出扭转局势，保护和平的中国倡議。此倡议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声音，是中国外交在这次大会上最正式的诉求和坚持。演讲提出了五个要求：“我们要求停止一切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马来亚的战争……;我们要求停止一切战争准备，立即和切实地裁减军备;我们要求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要求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恢复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已失去的信心;我们要求严格禁止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一切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我们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用政治压力，一切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 这篇体现人民外交特点、具有刚柔并济风格的演讲稿，反映出宋庆龄、周恩来和金仲华他们那一代人的智慧和责任。郭沫若会后向金仲华转述世界和平理事会对这篇演讲的评价，“苏联代表的发言展示了力量，而中国代表的发言展示了度量” 。
（四）会议的成就
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进行了八天，参会的国家有85个，会议代表1 880名，其中妇女代表442名。金仲华在他所撰写的“保卫和平的巨流——历史性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一文中总结道：“维也纳和平大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会议。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具有这样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召开的，但是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原来的和平保卫者以外，还包括了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和平组织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代表。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和平大会——为了讨论和平问题的世界人民最高会议。” 他还特别提到：“和平主义者、中立主义者、联邦主义者、退伍军人和平团体、教会的和平组织等等，一切要求和平的力量，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走向维也纳，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汇合起来，使和平运动成为一个无限壮阔的巨流。”
金仲华将这次大会概括为“三项议题，五点成就” 。三项中心议题包括：关于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关于停止现行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于会议的核心成就，金仲华认为这次大会“为最广大的世界和平人民提出了一个为和平而团结、为和平而行动的共同纲领。”这一纲领体现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之中。
作为缓和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必要步骤，宣言提出了如下重要的呼吁和要求：一是要求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法国五大国政府，立即开始协商缔结和平公约;二是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三是要求立即停止在越南、高棉 、寮国 和马来亚的敌对行动;四是尊重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愿望，结束一国威胁他国的国家安全的现象;五是建议和平解决德、日问题，并重开关于对奥和约的谈判，缔结和约;六是要求立刻禁止细菌战，并绝对禁止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灭绝平民的工具;七是主张立刻开始裁减军备的谈判——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全面的、同时的、逐步的、按比例的裁军;八是主张尽速恢复各国之间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九是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14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十是主张联合国再度成为各国政府谋取协议的地方。 宣言中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14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和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两项主张都反映了中国最紧迫的要求。《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指出，“竭力主张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取得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位置” 。而缔结五个大国的和平公约是维也纳和平大会的重要建议。这个倡议源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柏林特别会议，并得到了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确认。为了实现这一建议的目标，大会又通过了“致五大国政府书”，呼吁“五大国取得协议、缔结和平公约，就将消除国际紧张局势，拯救世界免于浩劫” 。同时还成立了由若干国家代表组成的交涉委员会，负责向五大国政府递交决议书。
四、对苏斗争：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
1963年12月6日，金仲华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华沙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取得了反帝反修双胜利”。在12月9日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事们的一封信中，金仲华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展开了关于世界和平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由于我们根据中央的正确方针，以高姿态保持攻势，坚决反帝反修，使老修出尽了丑态，取得了很大成功。”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金仲华对这次外交斗争取得的成果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甚至还有一点积压甚久后得以爆发的亢奋。
（一）中苏矛盾日益突出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苏矛盾日积月累，路线分歧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日益显现，这必然会在世界和平运动的外交场合得到反映。世界和平运动这个国际舞台已是中苏关于世界秩序和东西方关系认识分歧的重要战场。首先，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力来看，从建立之初，莫斯科就都是领导核心，世界和平运动从大政方针到决议内容都由苏联把持，而且都要配合苏联当时外交的需要，其他国家和西欧的共产党都要努力配合。 世界和平理事会日益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附属品，逐渐被工具化，从而违背了其设立时的初衷。其次，中国政府自参加之日起，一方面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结，在人力、宣传、立场协调、甚至在经费分担上都付出巨大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表现出更强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立场。针对朝鲜问题，特别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挤在外的联合国，不做任何妥协。除此以外，对苏联的领导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尊重。再次，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这一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内部矛盾也逐渐展现，其中既包括了“莫斯科与西欧共产党之间围绕匈牙利事件的矛盾”，也包括了“莫斯科与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矛盾”，还包括了“中苏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些矛盾相继爆发，使得世界和平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内部困难。 世界和平运动的分裂，一开始还是在西欧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出现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 发生后，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了西欧共产党的反弹。在世界和平运动内部，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批评苏联，提出要照顾匈牙利人民的情绪，而苏联根本不予理睬。1957年，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代表发现无法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发表不同意见，更不能在大会上批评苏联，从而逐渐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疏离。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争取和平与裁军的世界大会召开期间，与不结盟运动团体发生了分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和平运动最严重的分歧就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1957年，周恩来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苏联代表考涅楚克（Alexander Korneitchuk）和两位法国常委。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方“三个不能”的原则，即世界和平运动，不能不分是非，不问立场;不能怕提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不能机械地配合苏联外交。
1960年之后，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论战焦点更多地集中到核武器与裁军等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国际会议上，双方的矛盾和争执日益公开化。 在1961年1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苏联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在一场有亚非拉代表在场的非正式集会上公开了中苏分歧。他辩解说，苏联的政策就是反帝和裁军，裁军有助于民族独立。声称核战争会引起億万人死亡，到那时民族独立还有吗？暗指中国热衷于战争。他话音刚落，中国代表团在廖承志带领下，扔下同传耳机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1962年7月，金仲华和茅盾、王力、欧棠亮、朱子奇等人一起参加了莫斯科“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茅盾是团长。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在会上围绕裁军的本质展开争论，表明了态度。但是没有投反对票。这一方案及其外交应对方针在出国前是定好的。 但是在会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反苏论调更激烈，甚至投了反对票。1962年8月，当毛泽东得知外国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质疑， 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斗争不力，对苏太软” 。中国代表团回国之后召开了几次教训总结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苏论战之激烈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也可以想见回国后代表团成员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二）对苏斗争
由于上述原因，到出席1963年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时，代表团所获得的中央指示就十分明确了——利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讲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揭露“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中国代表团在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提出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民族独立、发展世界经济文化和今后世界和平运动的方向四项决议草案。其目的就是“反对把世界和平运动引到错误方向，要求动员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
首先，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中国代表团指出，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坚决予以谴责。草案建议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世界人民揭露这个骗局，防止核大国搞政治交易，出卖世界人民利益。这是对1962年禁止核试验和裁军会议的一个更加具有批判性的评价。中国代表团的决议草案指出，反对美化美帝国主义，要求明确指出和平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空谈全面彻底裁军是非常有害的，是对人民不诚实，对各国人民的背叛。简而言之，在裁军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就是反对笼统讲裁军，强调裁军的重点是美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不仅不能裁军反而应加强武装。
其次，在关于民族独立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在其提交的决议草案中称，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称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把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就归功于和平共处是错误的。只要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武装镇压，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就是不可追究的，是完全合理的、正义的，向被压迫民族散布裁军的幻想是十分错误的。
再次，关于发展经济文化的决议草案并不是简单敦促世界关心亚非拉国家贫穷和文化教育的落后，而是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是亚非拉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源。决议草案的核心要义包括三句话：一是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独立;二是亚非拉人民贫穷落后不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长期统治和掠夺;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垄断和控制国际贸易及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渗透。第三句话实际上指出，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垄断和控制政策，让世界市场割裂，让亚非拉人民无法通过正常的生产和贸易来获得幸福。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最后，第四项决议草案的全称是《关于加强和平运动和和平组织合作的决议》，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最系统、最成熟地反映新中国外交政策主张和对世界秩序看法的文件。除了反帝反殖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外，中国代表团主要从正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观点和处理外交关系的准则。这些观点对此后几十年乃至今日的中国外交都有重大影响。该决议草案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主张的本质特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目标和反帝反殖的立场定位，因此决议草案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新殖民主义，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以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利益的原则，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广泛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人民，大力加强各种和平力量的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反迫害，反对蹂躏人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三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要求”。四是在反帝和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前提下争取和平并实现裁军。“坚持和平，反对扩军备战，反对军国主义，争取实现普遍裁军;在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利益的原则下，通过谈判结束国际争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坚决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大国压迫小国。”
上述系统的外交思想和主张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的大国外交纵横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金仲华作为国内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 束 语
2020年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而金仲华就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任领导。1949年以后，金仲华作为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投身到中国的人民外交工作之中，为世界和平、为中国外交尽心竭力，做出了卓越成就，不愧为人民外交家。 金仲华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人民外交的实践及其经验是研究院一笔值得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为了向前辈致敬。寻找历史资料和阅读文献的过程就是一种追随和学习。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展示金仲华将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高度结合的剑及履及精神，也希望今天的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研究者能把这样一种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杨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