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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 教派问题 安全化 对外政策 中东地区格局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200083）;赵跃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郵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5-0065-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教派矛盾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 这也正如相关学者所言，“一旦‘他者’成为政治—宗教话语的一部分，它将会以自上而下的过程渗透至国家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者’的叙事结构会从神学层面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实层面。”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分歧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从宗教的角度看，其矛盾的核心是围绕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哈里发）产生方式的分歧。什叶派主张从先知的直系亲属中产生，逊尼派主张从德才兼备者中推选产生。伴随历史的演进，两大教派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局面。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东地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化并放大，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什叶派占主体的伊朗“输出革命”的战略对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的逊尼派政权产生强烈冲击，教派矛盾对伊朗与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关系的影响明显增强。其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教派矛盾的新变化。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美国按照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促成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的崛起，而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影响的增强，被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崛起。再次，中东变局 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在中东变局中，教派矛盾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教派矛盾及其外溢导致的地区性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以教派为标志的阵营分化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人之争，导致这些国家的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和解更加困难，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东的教派矛盾及其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主要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从本体主义者的角度看，教派矛盾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从工具主义者的角度看，物质权力和利益矛盾是推动教派冲突的深层原因。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认同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教派矛盾，但本体主义很难解释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曾经长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事实，也无法解释逊尼派国家的内部矛盾，如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的矛盾，即相同教派的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矛盾，甚至存在争夺同一教派领导权的斗争，而工具主义则难以解释教派认同以及运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东教派矛盾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本文选取教派问题较为突出的沙特为案例，引入安全化理论，揭示教派问题影响对外政策的根源在于教派问题的安全化，以此透视中东教派矛盾的实质。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尽管教派问题客观存在，但它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教派问题才会影响对外政策。
沙特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具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和资源。在历史上，为了确立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穆罕默德·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借助瓦哈比派扩张领土，确立了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 瓦哈比派是根据其创始人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它并非是与逊尼派、什叶派并列的正统意义上的教派，它强调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主张净化信仰，恪守宗教礼仪，因此其只是更加严格的逊尼派在沙特的表现形式，并与沙特王室形成了政教联盟。
过去沙特外交一直较为低调、保守，追求地区均势与稳定，以实现地区安全与国内稳定的有机统一。 但是，自中东变局以来尤其是2015年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沙特外交日趋激进和强硬，并积极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甚至将教派矛盾作为处理与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要依据，教派因素成为其介入巴林问题、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考量。 理解教派因素与沙特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仅从地缘政治和地区力量对比变化来观察是不够的。虽然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沙特一改以往低调、平衡的对外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外交的重要动因，但这并不能解释沙特在外交政策中高度重视教派因素及其社会动员能力的机理。因而，有必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根源及其演进逻辑。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学术界对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有所讨论，并主要侧重沙特外交中教派因素的主要表现， 但对教派因素如何影响沙特对外政策的分析相对笼统。因此，本文试图以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和沙特外交变化为分析对象，从安全化理论入手对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加以阐释，进而揭示沙特将教派问题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的过程和结果，即教派问题的安全化。这有助于客观认识中东地区教派矛盾加剧的根源、复杂过程和影响，避免把中东地区格局中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矛盾简单归结为教派矛盾。
二、沙特对教派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背景分析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认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安全问题是通过主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叙述”出来的，行为主体为某个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它就成为一个安全问题。 换言之，安全依赖于“语言—行动”这一核心叙事结构。因此，要理解沙特在中东变局后推动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内在逻辑，首先需要理解沙特编织教派话语的背景。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沙同盟关系倒退
操控影响中东地区冲突与合作的宗教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处理地区关系、谋求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国家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什叶派新月”力量，这促使美国力图在中东建立和领导一个以教派划线的地区联盟体系，以此对伊朗进行遏制。 但是，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为摆脱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谋求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重要后果之一是美国与沙特的传统同盟关系倒退，导致两国战略分歧不断加深，沙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倾向逐渐增强。
为减少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掣肘，奥巴马政府开始“与中东地区包括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接触” ，奥巴马甚至多次表示美国愿與伊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尊重伊朗在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上所拥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 此外，奥巴马还呼吁沙特与伊朗能够“共享”中东。 对沙特而言，美国对伊朗的妥协无异于“绥靖政策”。 在此背景下，沙特开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地区秩序，因为美国的变化使沙特强化了“安全只能靠自己维护” 的认知。在沙特看来，正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沙特陷入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的包围中，美国应该对“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负责。 但是，美国却极力否认，甚至以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由来已久为其战略收缩开脱， 奥巴马政府甚至还指责沙特是引发地区教派冲突的罪魁祸首。 为确保国内安全稳定和地区利益不受侵害，制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自然成为沙特进行战略动员的重要手段。
（二）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激化的地区环境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 正如格雷戈里·高斯（Gregory Gause）所言，“教派问题对理解当前的地区冲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国内层面，教派矛盾成为部分国家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国家政治无序和治理能力缺位给予教派认同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导致教派在现有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一方面，教派身份成为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尤其是统治阶层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基础。教派作为一个集体倾向于通过教派叙事来区分“自我”与“他人”，以使自身行动合法化和生存不受威胁。 另一方面，教派身份是各方势力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手段。国内冲突各方以教派冲突名义呼吁地区力量介入，进而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其中，叙利亚内战成为教派冲突的理想孵化器。叙利亚危机在本质上并非教派冲突，但随着教派叙事在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叙利亚迅速成为地区大国以教派为幌子谋求各自利益的角斗场。
在地区层面，教派因素成为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中东变局之后，该地区各教派力量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阵营的“分化”与什叶派阵营的“进取”。 埃及作为传统逊尼派大国不断衰落，沙特与土耳其围绕逊尼派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展开激烈斗争，这都是逊尼派阵营进一步分化的体现。 另外，伊朗借中东变局之机，在“什叶派新月地带”通过支持代理人不断扩大影响力。 在逊尼派力量看来，什叶派国家及其盟友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首都。阿拉伯世界教派力量结构的变化使逊尼派力量倍感焦虑，甚至一度拒绝参与教派斗争的逊尼派思想中心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也加入到教派纷争中，并表现出对伊朗和什叶派的敌意。 在此背景下，沙特和伊朗均利用热点问题构建教派主义话语，并展开代理人竞争。
（三）沙特当局日益严重的政权不安全感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问题几乎都是“国家”层次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国家安全”的透镜来加以解读。 换言之，国家安全是绝对优先的政治话语，而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又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中东变局以来，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众抗议浪潮和统治者维护政权安全的对立， 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沙特是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什叶派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0%—15%（约320万人），主要聚居在东方省，即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哈萨（Hasaa）、卡提夫（Qatif）和加瓦尔（Ghawar）附近。1932年沙特建国后，什叶派长期受到歧视和限制，基本被排除在正常的政治参与之外。 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沙特什叶派举行了两次反对沙特王室政权的“东方省大起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受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上升的影响，沙特什叶派的权利意识更趋增强，而沙特政府则担心伊朗进行渗透而加强了对什叶派的控制，致使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更加紧张。
2011年2月，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沙特东方省什叶派争取权利的意识再度高涨，并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当局释放什叶派囚犯、提高什叶派待遇;3月11日，主张改革的逊尼派政治反对派与什叶派共同发起了“愤怒日”抗议活动，抗议政府对民众权益的敷衍与漠视。 与此同时，邻国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引发的教派骚乱进一步加剧了沙特政权的不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沙特军队于2011年3月14日进入巴林，协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骚乱，但此举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沙特国内抗议活动的高涨， 什叶派抗议者要求政府必须进行变革，甚至呼吁建立君主立宪制。 伊朗则对此大加渲染，甚至有媒体把该事件描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结果。 面对国内的什叶派抗议和伊朗的推波助澜，政权不安全感日趋加剧的沙特把国内抗议活动归结为什叶派骚乱和伊朗阴谋渗透的结果，进而通过建构什叶派的威胁进行战略动员，为其强硬的内外政策提供正当性。
三、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从威胁认知到政策应对
安全化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言语和行动达成主体间的理解，进而把某一事物确定为安全威胁，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威胁。 在教派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沙特有意通过“话语塑造”的方式强调国家面临教派冲突的威胁，并借助多种途径和载体进行渲染，从而使民众接受国家采取强硬的政策。
（一）安全化的启动：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
安全化主体要对某一威胁进行安全化，受众的关注是决定安全化能否成功启动的关键。面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反对派共同发起的抗议浪潮，沙特政府和宗教学者均通过声明、文件和官方讲话等方式进行“话语塑造”，运用教派矛盾的叙事结构把民众抗议浪潮界定为什叶派崛起及其暴力活动的产物，进而将民主压力转移到教派问题上。 在沙特的官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什叶派经常被置于“异端”地位，逊尼派宗教学者更是将什叶派描画为“危险的骗子”和“伊斯兰教的敌人”。
在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浪潮爆发后，沙特内政部于2011年3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抗议为非法活动并将严惩抗议者。 其具体做法是将抗议活动描述为受外部什叶派力量支持的反政府活动，国家如不对什叶派抗议活动进行干预，教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部落主义合流释放出的狂热和暴力将把国家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作为行使国家最高宗教权力的宗教学者（乌莱玛）委员会也发布了一项“法特瓦”（宗教法令），从宗教法律层面界定抗议运动的非法性，以此表达对沙特政府的支持。 尽管什叶派宗教领袖不断重申抗议的目的仅限于争取什叶派的权益，无意破坏沙特统治家族的权威，但在许多传统的逊尼派宗教人士看来，“任何地方的什叶派都是瓦哈比派和沙特人的敌人。”
（二）安全化的传播：放大教派矛盾的威胁
第一，媒体宣传。中东变局爆发后，沙特政府利用各类媒体进行“话语框定”，将逊尼派描绘成什叶派骚乱的“受害者”，以此影响民众形成对“什叶派威胁”的共识。宗教卫星电视频道是沙特进行教派动员的主要阵地。2009年沙特仅有30个宗教频道，但到2014年已增加至95个，其中70个为逊尼派主导的频道。 在中东变局叙事中，以萨拉菲派 的电视频道为主的沙特媒体，纷纷将中东变局后的地区冲突解释为“伊朗试图通过扶植什叶派代理人压缩逊尼派生存空间所致”。萨拉菲派的电视频道纷纷以“叛教者”“假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的杀手”等恶毒字眼称谓什叶派，运用这些充满教派仇恨色彩的宗教符号渲染“什叶派威胁”，甚至将什叶派和犹太人一起视为“伊斯兰教的敌人”，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则是“圣战”（见表1）。
第二，宗教布道。伊斯兰教在沙特主要是瓦哈比派，而瓦哈比派对什叶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根据瓦哈比派的传统，逊尼派信徒若接受什叶派为合法的伊斯兰教派，他们将被逐出教门。 隨着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活动的爆发，沙特宗教机构迅速宣布抗议活动是什叶派发起的反伊斯兰活动并加以谴责。 沙特宗教团体和学者主要采取布道、宣言、训诫等方式，宣扬以教派分歧为基础的政治、价值观念，影响公众对“什叶派威胁”的看法。 此外，沙特宗教团体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渲染“什叶派威胁”，塑造逊尼派与什叶派的阵营对抗，为其基于教派主义的对外政策寻求支持和同情。
（三）受众：寻求教派主义的支持者
在国内层面，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宗教学者的引导下，沙特民众与政府对“什叶派威胁”的认知很快形成“共识”。虔诚的萨拉菲派信徒更加坚定地认为什叶派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只是伊朗对沙特进行渗透的“第五纵队”，因此有必要打压什叶派穆斯林。曾经与什叶派一同进行抗议示威的自由派伊斯兰力量也迅速与什叶派划清界限，转而支持政府的镇压政策，并呼吁加强对煽动者的监视和惩罚。 可见通过反复的媒体宣传和宗教渲染，沙特政府使多数民众承认了“什叶派的威胁”，尤其是什叶派核心国家伊朗对沙特的严重威胁。2015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沙特民众对伊朗地区政策的看法极为负面，近一半沙特人对伊朗持“极其消极”态度，只有12%的民众预计未来几年两国关系会有所改善;沙特民众不仅警惕伊朗的地区政策，而且对其地区“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也持反感态度。 在地区层面，沙特通过自己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引导其他国家形成对“什叶派威胁”的认同，以此作为建立反伊朗阵营的思想基础。2012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那些什叶派占少数的阿拉伯国家中，逊尼派穆斯林都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至少有40%的人不接受什叶派为穆斯林;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如参拜圣陵、为逝去的宗教人物祈祷等为非法行为。 2015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再次对中东五国关于沙特与伊朗的好感度进行调查，无论是在逊尼派占大多数人口的约旦、巴勒斯坦、土耳其，还是在逊尼派、什叶派与基督教混合的黎巴嫩，他们对沙特的好感度均高于伊朗（见图1）。
（四）应对：教派问题安全化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
在政治方面，沙特致力于打击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沙特倚仗逊尼派大国的身份，通过威胁、制裁和断交等手段打压异己力量，削弱和瓦解伊朗的地区“统一战线”。为此，沙特将追随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以及长期得到伊朗资助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2016年1月，沙特处死什叶派知名教士谢赫·尼米尔·尼米尔（Nimr al-Nimr），引发伊朗国内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馆的事件，沙特随即与伊朗断交，同时迫使一批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队。 2017年6月5日，沙特以卡塔尔支持伊朗为由，领导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家与卡塔尔断交，随后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也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在沙特后来提出的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的13项条件中，卡塔尔与伊朗断交是重要条件之一。
在经济方面，沙特通过援助建立和强化反伊朗的国家阵营。作为中东地区的“金主”，沙特力图通过金元外交将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培养成“亲沙特、远伊朗”的国家。为了对埃及军方推翻与伊朗走近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表示支持，沙特先后同阿联酋、科威特向埃及军政府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援助。在埃及军方掌权后，沙特持续向埃及提供援助，换取埃及在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联盟、孤立卡塔尔和遏制伊朗等方面的支持。伊拉克欠沙特250亿美元债务，但沙特表示如果伊拉克摆脱伊朗控制，沙特将豁免其大部分债务。 沙特还以资金援助为手段组建了排斥伊朗的41国“伊斯兰反恐联盟”，还迫使也门、苏丹、约旦等国与伊朗断交或降级外交关系。
在军事方面，沙特以武力干预打击伊朗的地区渗透。中东变局以来，沙特开始以教派划线定义地区国家关系，频繁动用武力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以逊尼派为主的叙利亚反对派，旨在推翻与伊朗结盟的巴沙尔政权。 2015年3月，沙特组织10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发动“果断风暴”行动，对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沙特还在巴林、黎巴嫩、伊拉克等存在内部政治纷争和教派分歧的国家扶植代理人，进而与伊朗展开权力角逐。
四、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外交及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评估
安全化被理解为“一个离散的过程，一种在政治共同体内应对某种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理解借此得以建构”。 政治家和决策者可利用语言去影响、劝说甚至改变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受众对安全和威胁的看法和行为，使本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中东变局后，沙特政权不断强化教派因素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不仅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領导地位。但是，从政策成本和消极影响来看，沙特的做法反而使其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结构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壮大，并威胁沙特国家安全及中东地区政治稳定。
（一）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有利影响
第一，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维护沙特王室政权的稳定。国家统治者一般都通过使民众集体感知“外部威胁”来增强国家的政治凝聚力。 沙特政府构建的一系列教派威胁的话语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实践，对确保沙特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沙特通过教派问题安全化避免了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组成反对王室政权的抗议联盟。在中东变局爆发之际，要求变革的逊尼派力量经常与什叶派宗教领袖举行会面，因为他们均认为沙特王室试图分裂反对派，并计划联合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 为了挫败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结盟，沙特王室刻意制造和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抗议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分化日趋联合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的反对派中，逊尼派反对派组织如“沙特伊斯兰运动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Islamic Reform in Saudi Arabia）和新成立的“逊尼派乌玛党”（Sunni Umma Party）等组织均在示威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沙特政府却将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单方面归结于什叶派的崛起。 此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对什叶派抗议者进行逮捕，迅速引发了什叶派与逊尼派抗议群体之间的分化。 显然，沙特政府通过塑造“什叶派威胁”，使逊尼派和什叶派无法联合起来形成跨教派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沙特王室通过教派问题安全化，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逊尼派内部自由派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间的分歧。沙特政府将国家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什叶派伊朗的密谋和干涉，并通过强硬的对外政策予以回应，有助于弥合逊尼派的内部分歧。特别是2015年沙特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国内自由派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的分歧，因为二者均认为也门内战是伊朗贪婪扩张的产物， 双方均表示了对王室政权的效忠。 显然，沙特王室实施以教派矛盾划线的对外政策，不仅有效回应了自由派伊斯兰力量对政权的批评，而且培养了一种新的“国家民族主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王室的统治根基。 第二，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巩固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尤其是对逊尼派国家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借助“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是沙特确立和巩固对逊尼派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沙特通常以经济援助和宗教宣传为后盾，使其以教派划线的强硬对外政策获得大多数逊尼派国家支持。沙特通过强调什叶派渗透对逊尼派国家政权安全的威胁，促使相关国家共同应对什叶派崛起这一重大地区安全威胁。沙特通过建构教派矛盾和夸大什叶派影响力，向周边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君主国家发出强烈信号，即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和扩张将侵蚀逊尼派的势力范围，甚至直接威胁相关国家的统治。 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主要由逊尼派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反恐联盟”、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联盟都是其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平台。当然，金元援助外交成为沙特在外交政策中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的重要基础，埃及等国家并非心甘情愿从教派出发追随沙特，而是经济上对沙特的依赖所致。
在应对伊朗的地区扩张方面，沙特扭转了中东变局初期与伊朗博弈的“攻守失衡”态势。当时，伊朗作为地区强国不断在阿拉伯世界扩大自身影响力。沙特则不断强化“什叶派威胁”，鼓吹伊朗正在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秩序，旨在增强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权力，进而削弱伊朗的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许多阿拉伯国家跟随沙特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反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例如，在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或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等级，或抨击伊朗干涉阿拉伯事务。此外，沙特通过塑造伊朗“什叶派威胁”组建遏制伊朗联盟的政策，与美国特朗普政府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相配合，通过巩固美沙同盟关系极大提高了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特朗普访问沙特，并出席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峰会（实际参加峰会的都是逊尼派国家），都提高了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不利影响
在短期内，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维护政权稳定、巩固地区领导权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沙特付出的代价也异常沉重，并使其面临诸多的战略压力和巨大风险，同时也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沙特与伊朗日趋固化和不断升级的对抗，极大地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一，支持代理人的策略加剧了沙特的财政负担。以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为例，与伊朗仅向胡塞武装提供有限的物资援助但并不直接参战相比，沙特每月在也门战场上的花费超过60亿美元。 此外，沙特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扶植代理人的投入，也加剧了沙特的财政困难。 2017年，沙特的军事支出和其他安全支出占其GDP的11.3%，这对于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沙特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第二，基于教派划线的激进外交使沙特处于地区冲突的“风暴眼”，甚至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沙特咄咄逼人的教派主义政策使其与伊朗的结构性矛盾更加不可调和。沙特和伊朗均通过资助对方国内的少数教派或族群增加各自的赌注，进而使双方的对抗呈螺旋式上升。 同时，沙特以教派矛盾名义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举措，不仅引起了相关国家不满，而且破坏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团结。例如，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重要原因在于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但卡塔尔断交危机严重破坏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未能实现令卡塔尔屈服的目标。更为严重和尴尬的是，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已使沙特陷入既无法取胜，又无颜面撤兵的困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巨大投入使沙特付出沉重代价，但却未能实现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
第三，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教派矛盾寻求发展，并对沙特自身构成安全威胁。在思想层面，沙特构建教派对立的话语体系极易引发民众同情极端分子，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以逊尼派代言人自居，并不断强调什叶派的现实威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 沙特政府大力鼓吹“什叶派威胁论”和“逊尼派受害论”，极易从宗教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引发逊尼派穆斯林与极端分子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形成有利于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当教派对立的仇恨情绪被广泛接受时，暴力冲突会愈发不可避免，并增强极端组织招募追随者的能力。
在实践层面，教派问题安全化为极端组织挑拨教派仇恨提供了可乘之机。中东变局后，沙特政府以“什叶派阴谋论”为由镇压什叶派抗议，刺激了沙特国内教派矛盾的不断升级，无形中为极端势力利用教派矛盾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自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以来，沙特境内多次发生此类极端组织袭击什叶派的事件，这无疑体现了极端组织利用沙特教派矛盾进一步兴风作浪、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策略。但是，极端组织不仅反对什叶派，也把沙特政权作为反对和攻击的对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称，“沙特试图使其民众世俗化，并最终摧毁伊斯兰教。” 他还敦促沙特公民推翻政府，这无疑对沙特政权合法性构成挑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针对什叶派的攻击，以及其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不仅导致沙特教派矛盾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沙特的教派矛盾，也严重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使沙特自身也成为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受害者。
结 束 语
中东变局以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这促使沙特通过建立一整套教派矛盾的话语，为其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但这也对其自身和中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来看，教派问题安全化研究具有以下意义和启示。
在理论层面，以沙特外交为例，研究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安全化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认识中东安全的复杂性，即安全化是教派问题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途径，但教派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教派问题安全化的过程、机制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是沙特维护政权稳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教派矛盾因此成为安全化的对象。二是沙特的对外政策主要通过制造“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将伊朗及什叶派视为敌人和威胁，并以此解读和应对沙特国内的反对派抗议，对外则通过支持代理人对抗伊朗的影响，甚至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三是教派因素已成为沙特动员国内和地区力量对抗伊朗及其盟友的重要手段，但长期强化教派矛盾不仅会严重消耗其长期积累的物质力量，也不利于国家形象，同时还会加剧安全困境，并突出表现为教派认同侵蚀国家认同、阻碍宗教温和化改革，为极端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从现实层面看，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产生了加剧中东地区分裂、对抗，破坏地区国家安全信任，诱发和加剧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消极影响。首先，教派问题安全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教派主义，即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主要表现为许多国家统治者的决策是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其次，教派问题安全化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一方面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教派和族群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不仅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化阵营对抗，也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教派问题安全化还严重破坏和侵蚀中东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基础，使地区秩序重建更加困难。基于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认知，地区国家普遍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安全动向， 进而导致国内安全与地区安全的扭曲式互动，并以对内加强防范和军备建设、对外进行干预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导致地區议程过度安全化。此外，教派矛盾和教派主义也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正是通过利用和制造教派矛盾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进而使教派主义沦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极力运用的主要政治工具。
[责任编辑：石晨霞]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 教派问题 安全化 对外政策 中东地区格局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200083）;赵跃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郵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5-0065-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教派矛盾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 这也正如相关学者所言，“一旦‘他者’成为政治—宗教话语的一部分，它将会以自上而下的过程渗透至国家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者’的叙事结构会从神学层面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实层面。”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分歧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从宗教的角度看，其矛盾的核心是围绕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哈里发）产生方式的分歧。什叶派主张从先知的直系亲属中产生，逊尼派主张从德才兼备者中推选产生。伴随历史的演进，两大教派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局面。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东地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化并放大，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什叶派占主体的伊朗“输出革命”的战略对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的逊尼派政权产生强烈冲击，教派矛盾对伊朗与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关系的影响明显增强。其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教派矛盾的新变化。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美国按照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促成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的崛起，而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影响的增强，被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崛起。再次，中东变局 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在中东变局中，教派矛盾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教派矛盾及其外溢导致的地区性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以教派为标志的阵营分化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人之争，导致这些国家的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和解更加困难，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东的教派矛盾及其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主要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从本体主义者的角度看，教派矛盾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从工具主义者的角度看，物质权力和利益矛盾是推动教派冲突的深层原因。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认同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教派矛盾，但本体主义很难解释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曾经长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事实，也无法解释逊尼派国家的内部矛盾，如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的矛盾，即相同教派的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矛盾，甚至存在争夺同一教派领导权的斗争，而工具主义则难以解释教派认同以及运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东教派矛盾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本文选取教派问题较为突出的沙特为案例，引入安全化理论，揭示教派问题影响对外政策的根源在于教派问题的安全化，以此透视中东教派矛盾的实质。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尽管教派问题客观存在，但它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教派问题才会影响对外政策。
沙特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具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和资源。在历史上，为了确立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穆罕默德·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借助瓦哈比派扩张领土，确立了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 瓦哈比派是根据其创始人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它并非是与逊尼派、什叶派并列的正统意义上的教派，它强调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主张净化信仰，恪守宗教礼仪，因此其只是更加严格的逊尼派在沙特的表现形式，并与沙特王室形成了政教联盟。
过去沙特外交一直较为低调、保守，追求地区均势与稳定，以实现地区安全与国内稳定的有机统一。 但是，自中东变局以来尤其是2015年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沙特外交日趋激进和强硬，并积极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甚至将教派矛盾作为处理与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要依据，教派因素成为其介入巴林问题、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考量。 理解教派因素与沙特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仅从地缘政治和地区力量对比变化来观察是不够的。虽然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沙特一改以往低调、平衡的对外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外交的重要动因，但这并不能解释沙特在外交政策中高度重视教派因素及其社会动员能力的机理。因而，有必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根源及其演进逻辑。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学术界对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有所讨论，并主要侧重沙特外交中教派因素的主要表现， 但对教派因素如何影响沙特对外政策的分析相对笼统。因此，本文试图以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和沙特外交变化为分析对象，从安全化理论入手对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加以阐释，进而揭示沙特将教派问题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的过程和结果，即教派问题的安全化。这有助于客观认识中东地区教派矛盾加剧的根源、复杂过程和影响，避免把中东地区格局中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矛盾简单归结为教派矛盾。
二、沙特对教派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背景分析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认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安全问题是通过主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叙述”出来的，行为主体为某个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它就成为一个安全问题。 换言之，安全依赖于“语言—行动”这一核心叙事结构。因此，要理解沙特在中东变局后推动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内在逻辑，首先需要理解沙特编织教派话语的背景。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沙同盟关系倒退
操控影响中东地区冲突与合作的宗教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处理地区关系、谋求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国家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什叶派新月”力量，这促使美国力图在中东建立和领导一个以教派划线的地区联盟体系，以此对伊朗进行遏制。 但是，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为摆脱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谋求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重要后果之一是美国与沙特的传统同盟关系倒退，导致两国战略分歧不断加深，沙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倾向逐渐增强。
为减少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掣肘，奥巴马政府开始“与中东地区包括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接触” ，奥巴马甚至多次表示美国愿與伊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尊重伊朗在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上所拥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 此外，奥巴马还呼吁沙特与伊朗能够“共享”中东。 对沙特而言，美国对伊朗的妥协无异于“绥靖政策”。 在此背景下，沙特开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地区秩序，因为美国的变化使沙特强化了“安全只能靠自己维护” 的认知。在沙特看来，正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沙特陷入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的包围中，美国应该对“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负责。 但是，美国却极力否认，甚至以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由来已久为其战略收缩开脱， 奥巴马政府甚至还指责沙特是引发地区教派冲突的罪魁祸首。 为确保国内安全稳定和地区利益不受侵害，制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自然成为沙特进行战略动员的重要手段。
（二）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激化的地区环境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 正如格雷戈里·高斯（Gregory Gause）所言，“教派问题对理解当前的地区冲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国内层面，教派矛盾成为部分国家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国家政治无序和治理能力缺位给予教派认同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导致教派在现有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一方面，教派身份成为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尤其是统治阶层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基础。教派作为一个集体倾向于通过教派叙事来区分“自我”与“他人”，以使自身行动合法化和生存不受威胁。 另一方面，教派身份是各方势力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手段。国内冲突各方以教派冲突名义呼吁地区力量介入，进而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其中，叙利亚内战成为教派冲突的理想孵化器。叙利亚危机在本质上并非教派冲突，但随着教派叙事在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叙利亚迅速成为地区大国以教派为幌子谋求各自利益的角斗场。
在地区层面，教派因素成为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中东变局之后，该地区各教派力量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阵营的“分化”与什叶派阵营的“进取”。 埃及作为传统逊尼派大国不断衰落，沙特与土耳其围绕逊尼派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展开激烈斗争，这都是逊尼派阵营进一步分化的体现。 另外，伊朗借中东变局之机，在“什叶派新月地带”通过支持代理人不断扩大影响力。 在逊尼派力量看来，什叶派国家及其盟友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首都。阿拉伯世界教派力量结构的变化使逊尼派力量倍感焦虑，甚至一度拒绝参与教派斗争的逊尼派思想中心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也加入到教派纷争中，并表现出对伊朗和什叶派的敌意。 在此背景下，沙特和伊朗均利用热点问题构建教派主义话语，并展开代理人竞争。
（三）沙特当局日益严重的政权不安全感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问题几乎都是“国家”层次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国家安全”的透镜来加以解读。 换言之，国家安全是绝对优先的政治话语，而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又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中东变局以来，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众抗议浪潮和统治者维护政权安全的对立， 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沙特是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什叶派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0%—15%（约320万人），主要聚居在东方省，即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哈萨（Hasaa）、卡提夫（Qatif）和加瓦尔（Ghawar）附近。1932年沙特建国后，什叶派长期受到歧视和限制，基本被排除在正常的政治参与之外。 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沙特什叶派举行了两次反对沙特王室政权的“东方省大起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受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上升的影响，沙特什叶派的权利意识更趋增强，而沙特政府则担心伊朗进行渗透而加强了对什叶派的控制，致使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更加紧张。
2011年2月，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沙特东方省什叶派争取权利的意识再度高涨，并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当局释放什叶派囚犯、提高什叶派待遇;3月11日，主张改革的逊尼派政治反对派与什叶派共同发起了“愤怒日”抗议活动，抗议政府对民众权益的敷衍与漠视。 与此同时，邻国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引发的教派骚乱进一步加剧了沙特政权的不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沙特军队于2011年3月14日进入巴林，协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骚乱，但此举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沙特国内抗议活动的高涨， 什叶派抗议者要求政府必须进行变革，甚至呼吁建立君主立宪制。 伊朗则对此大加渲染，甚至有媒体把该事件描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结果。 面对国内的什叶派抗议和伊朗的推波助澜，政权不安全感日趋加剧的沙特把国内抗议活动归结为什叶派骚乱和伊朗阴谋渗透的结果，进而通过建构什叶派的威胁进行战略动员，为其强硬的内外政策提供正当性。
三、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从威胁认知到政策应对
安全化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言语和行动达成主体间的理解，进而把某一事物确定为安全威胁，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威胁。 在教派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沙特有意通过“话语塑造”的方式强调国家面临教派冲突的威胁，并借助多种途径和载体进行渲染，从而使民众接受国家采取强硬的政策。
（一）安全化的启动：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
安全化主体要对某一威胁进行安全化，受众的关注是决定安全化能否成功启动的关键。面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反对派共同发起的抗议浪潮，沙特政府和宗教学者均通过声明、文件和官方讲话等方式进行“话语塑造”，运用教派矛盾的叙事结构把民众抗议浪潮界定为什叶派崛起及其暴力活动的产物，进而将民主压力转移到教派问题上。 在沙特的官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什叶派经常被置于“异端”地位，逊尼派宗教学者更是将什叶派描画为“危险的骗子”和“伊斯兰教的敌人”。
在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浪潮爆发后，沙特内政部于2011年3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抗议为非法活动并将严惩抗议者。 其具体做法是将抗议活动描述为受外部什叶派力量支持的反政府活动，国家如不对什叶派抗议活动进行干预，教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部落主义合流释放出的狂热和暴力将把国家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作为行使国家最高宗教权力的宗教学者（乌莱玛）委员会也发布了一项“法特瓦”（宗教法令），从宗教法律层面界定抗议运动的非法性，以此表达对沙特政府的支持。 尽管什叶派宗教领袖不断重申抗议的目的仅限于争取什叶派的权益，无意破坏沙特统治家族的权威，但在许多传统的逊尼派宗教人士看来，“任何地方的什叶派都是瓦哈比派和沙特人的敌人。”
（二）安全化的传播：放大教派矛盾的威胁
第一，媒体宣传。中东变局爆发后，沙特政府利用各类媒体进行“话语框定”，将逊尼派描绘成什叶派骚乱的“受害者”，以此影响民众形成对“什叶派威胁”的共识。宗教卫星电视频道是沙特进行教派动员的主要阵地。2009年沙特仅有30个宗教频道，但到2014年已增加至95个，其中70个为逊尼派主导的频道。 在中东变局叙事中，以萨拉菲派 的电视频道为主的沙特媒体，纷纷将中东变局后的地区冲突解释为“伊朗试图通过扶植什叶派代理人压缩逊尼派生存空间所致”。萨拉菲派的电视频道纷纷以“叛教者”“假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的杀手”等恶毒字眼称谓什叶派，运用这些充满教派仇恨色彩的宗教符号渲染“什叶派威胁”，甚至将什叶派和犹太人一起视为“伊斯兰教的敌人”，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则是“圣战”（见表1）。
第二，宗教布道。伊斯兰教在沙特主要是瓦哈比派，而瓦哈比派对什叶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根据瓦哈比派的传统，逊尼派信徒若接受什叶派为合法的伊斯兰教派，他们将被逐出教门。 隨着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活动的爆发，沙特宗教机构迅速宣布抗议活动是什叶派发起的反伊斯兰活动并加以谴责。 沙特宗教团体和学者主要采取布道、宣言、训诫等方式，宣扬以教派分歧为基础的政治、价值观念，影响公众对“什叶派威胁”的看法。 此外，沙特宗教团体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渲染“什叶派威胁”，塑造逊尼派与什叶派的阵营对抗，为其基于教派主义的对外政策寻求支持和同情。
（三）受众：寻求教派主义的支持者
在国内层面，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宗教学者的引导下，沙特民众与政府对“什叶派威胁”的认知很快形成“共识”。虔诚的萨拉菲派信徒更加坚定地认为什叶派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只是伊朗对沙特进行渗透的“第五纵队”，因此有必要打压什叶派穆斯林。曾经与什叶派一同进行抗议示威的自由派伊斯兰力量也迅速与什叶派划清界限，转而支持政府的镇压政策，并呼吁加强对煽动者的监视和惩罚。 可见通过反复的媒体宣传和宗教渲染，沙特政府使多数民众承认了“什叶派的威胁”，尤其是什叶派核心国家伊朗对沙特的严重威胁。2015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沙特民众对伊朗地区政策的看法极为负面，近一半沙特人对伊朗持“极其消极”态度，只有12%的民众预计未来几年两国关系会有所改善;沙特民众不仅警惕伊朗的地区政策，而且对其地区“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也持反感态度。 在地区层面，沙特通过自己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引导其他国家形成对“什叶派威胁”的认同，以此作为建立反伊朗阵营的思想基础。2012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那些什叶派占少数的阿拉伯国家中，逊尼派穆斯林都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至少有40%的人不接受什叶派为穆斯林;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如参拜圣陵、为逝去的宗教人物祈祷等为非法行为。 2015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再次对中东五国关于沙特与伊朗的好感度进行调查，无论是在逊尼派占大多数人口的约旦、巴勒斯坦、土耳其，还是在逊尼派、什叶派与基督教混合的黎巴嫩，他们对沙特的好感度均高于伊朗（见图1）。
（四）应对：教派问题安全化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
在政治方面，沙特致力于打击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沙特倚仗逊尼派大国的身份，通过威胁、制裁和断交等手段打压异己力量，削弱和瓦解伊朗的地区“统一战线”。为此，沙特将追随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以及长期得到伊朗资助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2016年1月，沙特处死什叶派知名教士谢赫·尼米尔·尼米尔（Nimr al-Nimr），引发伊朗国内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馆的事件，沙特随即与伊朗断交，同时迫使一批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队。 2017年6月5日，沙特以卡塔尔支持伊朗为由，领导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家与卡塔尔断交，随后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也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在沙特后来提出的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的13项条件中，卡塔尔与伊朗断交是重要条件之一。
在经济方面，沙特通过援助建立和强化反伊朗的国家阵营。作为中东地区的“金主”，沙特力图通过金元外交将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培养成“亲沙特、远伊朗”的国家。为了对埃及军方推翻与伊朗走近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表示支持，沙特先后同阿联酋、科威特向埃及军政府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援助。在埃及军方掌权后，沙特持续向埃及提供援助，换取埃及在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联盟、孤立卡塔尔和遏制伊朗等方面的支持。伊拉克欠沙特250亿美元债务，但沙特表示如果伊拉克摆脱伊朗控制，沙特将豁免其大部分债务。 沙特还以资金援助为手段组建了排斥伊朗的41国“伊斯兰反恐联盟”，还迫使也门、苏丹、约旦等国与伊朗断交或降级外交关系。
在军事方面，沙特以武力干预打击伊朗的地区渗透。中东变局以来，沙特开始以教派划线定义地区国家关系，频繁动用武力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以逊尼派为主的叙利亚反对派，旨在推翻与伊朗结盟的巴沙尔政权。 2015年3月，沙特组织10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发动“果断风暴”行动，对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沙特还在巴林、黎巴嫩、伊拉克等存在内部政治纷争和教派分歧的国家扶植代理人，进而与伊朗展开权力角逐。
四、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外交及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评估
安全化被理解为“一个离散的过程，一种在政治共同体内应对某种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理解借此得以建构”。 政治家和决策者可利用语言去影响、劝说甚至改变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受众对安全和威胁的看法和行为，使本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中东变局后，沙特政权不断强化教派因素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不仅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領导地位。但是，从政策成本和消极影响来看，沙特的做法反而使其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结构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壮大，并威胁沙特国家安全及中东地区政治稳定。
（一）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有利影响
第一，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维护沙特王室政权的稳定。国家统治者一般都通过使民众集体感知“外部威胁”来增强国家的政治凝聚力。 沙特政府构建的一系列教派威胁的话语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实践，对确保沙特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沙特通过教派问题安全化避免了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组成反对王室政权的抗议联盟。在中东变局爆发之际，要求变革的逊尼派力量经常与什叶派宗教领袖举行会面，因为他们均认为沙特王室试图分裂反对派，并计划联合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 为了挫败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结盟，沙特王室刻意制造和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抗议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分化日趋联合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的反对派中，逊尼派反对派组织如“沙特伊斯兰运动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Islamic Reform in Saudi Arabia）和新成立的“逊尼派乌玛党”（Sunni Umma Party）等组织均在示威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沙特政府却将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单方面归结于什叶派的崛起。 此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对什叶派抗议者进行逮捕，迅速引发了什叶派与逊尼派抗议群体之间的分化。 显然，沙特政府通过塑造“什叶派威胁”，使逊尼派和什叶派无法联合起来形成跨教派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沙特王室通过教派问题安全化，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逊尼派内部自由派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间的分歧。沙特政府将国家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什叶派伊朗的密谋和干涉，并通过强硬的对外政策予以回应，有助于弥合逊尼派的内部分歧。特别是2015年沙特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国内自由派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的分歧，因为二者均认为也门内战是伊朗贪婪扩张的产物， 双方均表示了对王室政权的效忠。 显然，沙特王室实施以教派矛盾划线的对外政策，不仅有效回应了自由派伊斯兰力量对政权的批评，而且培养了一种新的“国家民族主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王室的统治根基。 第二，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巩固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尤其是对逊尼派国家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借助“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是沙特确立和巩固对逊尼派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沙特通常以经济援助和宗教宣传为后盾，使其以教派划线的强硬对外政策获得大多数逊尼派国家支持。沙特通过强调什叶派渗透对逊尼派国家政权安全的威胁，促使相关国家共同应对什叶派崛起这一重大地区安全威胁。沙特通过建构教派矛盾和夸大什叶派影响力，向周边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君主国家发出强烈信号，即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和扩张将侵蚀逊尼派的势力范围，甚至直接威胁相关国家的统治。 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主要由逊尼派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反恐联盟”、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联盟都是其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平台。当然，金元援助外交成为沙特在外交政策中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的重要基础，埃及等国家并非心甘情愿从教派出发追随沙特，而是经济上对沙特的依赖所致。
在应对伊朗的地区扩张方面，沙特扭转了中东变局初期与伊朗博弈的“攻守失衡”态势。当时，伊朗作为地区强国不断在阿拉伯世界扩大自身影响力。沙特则不断强化“什叶派威胁”，鼓吹伊朗正在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秩序，旨在增强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权力，进而削弱伊朗的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许多阿拉伯国家跟随沙特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反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例如，在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或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等级，或抨击伊朗干涉阿拉伯事务。此外，沙特通过塑造伊朗“什叶派威胁”组建遏制伊朗联盟的政策，与美国特朗普政府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相配合，通过巩固美沙同盟关系极大提高了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特朗普访问沙特，并出席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峰会（实际参加峰会的都是逊尼派国家），都提高了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不利影响
在短期内，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维护政权稳定、巩固地区领导权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沙特付出的代价也异常沉重，并使其面临诸多的战略压力和巨大风险，同时也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沙特与伊朗日趋固化和不断升级的对抗，极大地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一，支持代理人的策略加剧了沙特的财政负担。以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为例，与伊朗仅向胡塞武装提供有限的物资援助但并不直接参战相比，沙特每月在也门战场上的花费超过60亿美元。 此外，沙特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扶植代理人的投入，也加剧了沙特的财政困难。 2017年，沙特的军事支出和其他安全支出占其GDP的11.3%，这对于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沙特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第二，基于教派划线的激进外交使沙特处于地区冲突的“风暴眼”，甚至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沙特咄咄逼人的教派主义政策使其与伊朗的结构性矛盾更加不可调和。沙特和伊朗均通过资助对方国内的少数教派或族群增加各自的赌注，进而使双方的对抗呈螺旋式上升。 同时，沙特以教派矛盾名义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举措，不仅引起了相关国家不满，而且破坏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团结。例如，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重要原因在于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但卡塔尔断交危机严重破坏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未能实现令卡塔尔屈服的目标。更为严重和尴尬的是，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已使沙特陷入既无法取胜，又无颜面撤兵的困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巨大投入使沙特付出沉重代价，但却未能实现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
第三，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教派矛盾寻求发展，并对沙特自身构成安全威胁。在思想层面，沙特构建教派对立的话语体系极易引发民众同情极端分子，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以逊尼派代言人自居，并不断强调什叶派的现实威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 沙特政府大力鼓吹“什叶派威胁论”和“逊尼派受害论”，极易从宗教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引发逊尼派穆斯林与极端分子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形成有利于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当教派对立的仇恨情绪被广泛接受时，暴力冲突会愈发不可避免，并增强极端组织招募追随者的能力。
在实践层面，教派问题安全化为极端组织挑拨教派仇恨提供了可乘之机。中东变局后，沙特政府以“什叶派阴谋论”为由镇压什叶派抗议，刺激了沙特国内教派矛盾的不断升级，无形中为极端势力利用教派矛盾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自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以来，沙特境内多次发生此类极端组织袭击什叶派的事件，这无疑体现了极端组织利用沙特教派矛盾进一步兴风作浪、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策略。但是，极端组织不仅反对什叶派，也把沙特政权作为反对和攻击的对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称，“沙特试图使其民众世俗化，并最终摧毁伊斯兰教。” 他还敦促沙特公民推翻政府，这无疑对沙特政权合法性构成挑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针对什叶派的攻击，以及其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不仅导致沙特教派矛盾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沙特的教派矛盾，也严重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使沙特自身也成为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受害者。
结 束 语
中东变局以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这促使沙特通过建立一整套教派矛盾的话语，为其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但这也对其自身和中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来看，教派问题安全化研究具有以下意义和启示。
在理论层面，以沙特外交为例，研究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安全化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认识中东安全的复杂性，即安全化是教派问题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途径，但教派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教派问题安全化的过程、机制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是沙特维护政权稳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教派矛盾因此成为安全化的对象。二是沙特的对外政策主要通过制造“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将伊朗及什叶派视为敌人和威胁，并以此解读和应对沙特国内的反对派抗议，对外则通过支持代理人对抗伊朗的影响，甚至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三是教派因素已成为沙特动员国内和地区力量对抗伊朗及其盟友的重要手段，但长期强化教派矛盾不仅会严重消耗其长期积累的物质力量，也不利于国家形象，同时还会加剧安全困境，并突出表现为教派认同侵蚀国家认同、阻碍宗教温和化改革，为极端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从现实层面看，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产生了加剧中东地区分裂、对抗，破坏地区国家安全信任，诱发和加剧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消极影响。首先，教派问题安全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教派主义，即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主要表现为许多国家统治者的决策是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其次，教派问题安全化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一方面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教派和族群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不仅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化阵营对抗，也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教派问题安全化还严重破坏和侵蚀中东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基础，使地区秩序重建更加困难。基于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认知，地区国家普遍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安全动向， 进而导致国内安全与地区安全的扭曲式互动，并以对内加强防范和军备建设、对外进行干预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导致地區议程过度安全化。此外，教派矛盾和教派主义也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正是通过利用和制造教派矛盾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进而使教派主义沦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极力运用的主要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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