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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基本宣告结束，开始进入转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那么，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怎样爬坡过坎呢？
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2007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14.2%的峰值，2011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10年，年均GDP增速超过10%，投资和出口拉动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但这10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的刺激计划，扩内需、保增长，经济增速在2010年实现了“V”形反转。但随后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回落，从2010年的10.4%逐步下滑到2011年的9.3%、2012年的7.7%，至2013年，GDP增速保持7.7%，才止住增速下滑的趋势。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支撑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
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到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最突出的问题是化解产能过剩：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去债务化，外需继续萎缩，而刺激内需空间有限，短期内难以消化的庞大产能需要化解；另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落后产能需要淘汰。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化解产能过剩可能会引起一些企业破产、引发失业，使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如果处置不好会导致矛盾激发，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同时，前期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处于继续消化阶段。一方面，为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及时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措施，拉动内需、振兴产业，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在非常时期，刺激政策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刺激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是从2011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扩大投资和上项目提振经济，采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甚至不惜放宽环境标准等招商引资，各类优惠政策也需要消化、清理。
我国经济已经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换挡为7.5%左右（或7%-8%）的中高速增长。虽然7.5%左右的增速相对于过去10%左右的增速略低了点，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属于高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期自然开始，如果经济增长新动力接替过渡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不能及时确立，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幅下滑，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硬着陆。
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既要增强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
现在看来，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国内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得到释放和激发，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从外部发展环境看，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再次出现深度衰退的概率明显降低，并有望继续缓慢复苏，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从内部动力机制看，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格局不断调整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显现，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消费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得以激发。而且各种迹象显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预期稳定。经济基本面的各项指标，显现出稳中求进的可喜一面，经济运行处于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通胀的合理区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亮点增多。
转型调整时期有重大挑战，也蕴含着重要机遇，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充满信心。近年来，我国GDP质量效益在提高，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驱动开始显现，全国高技术产业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出2个以上百分点，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和市场潜力巨大，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这说明，尽管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和风险，但只要我们谨慎从事、沉着应对，把握好宏观政策的时机、节奏、力度，就可以战胜困难，渡过转型时期的“坎”。增长速度下滑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在主动调控范围内，我们可以承受住换挡的压力，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如何爬坡过坎
中国经济成功爬坡过坎，必须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着力提质增效、持续改善民生。
向深化体制改革要动力，释放改革红利。多年来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的盛宴，眼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能够带来新的收益。改革能够激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突破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2013年以来，简政放权等改革成效明显，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当原有的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成为发展的障碍时，就需要调整转型，实现“破”和“立”。也可以说，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转型升级的过程。推动转型升级的方式就是，使原有的靠投资带动和出口拉动实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靠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使原有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区间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种创新方式，我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经过认真比较和反复权衡，本届政府把今年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考虑了去年涨价翘尾影响和今年新涨价因素，也表明抑制通胀、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此外，还要坚持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和托底的社保政策等多策协调并举，这样利于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加强金融监管，消除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当前，我国国内金融形势很不容乐观，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产错配、资产泡沫放大、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等。去年上半年，银行闹“钱荒”，在货币信贷总量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银行业出现流动性异常，大量货币通过影子银行输送到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直到目前，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已突破100万亿元，货币存量与GDP之比已达到200%，资金使用效率连年走低，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在不断积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健全金融体系，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发展普惠金融，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必须杜绝金融脱“实”向“虚”，靠钱生钱。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既面临重大挑战，也蕴含重要机遇。只要宏观上审慎决策、微观上灵活应对，解决和化解好这个时期所暴露或隐含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那么增速换挡的压力、转型调整的阵痛是可以承受的，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宋扬
各方观点
中国可长期保持7%-8%增长率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财政状况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维持中高速增长没问题。中国有条件在未来十多年里继续保持7%-8%的增长率。增长的潜力就在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中国保持长久经济增长的途径应是持续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
最大的可能风险在财政金融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财政金融部门。简单地说，就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根本解决，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改革，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率的体制。
需要稍微补点油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经济目前属于一个增长动力换挡期，新增长点还没有完全凸现出来，旧增长点已经过去，这个阶段需要稍微补点油，一些基础性、民生性的、老百姓确实需要的投资项目应该马上投资。所以我想今年整个的形势有可能跟去年有所相同，就是前低后高，到了下半年宏观经济开始往上走。
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2007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14.2%的峰值，2011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10年，年均GDP增速超过10%，投资和出口拉动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但这10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的刺激计划，扩内需、保增长，经济增速在2010年实现了“V”形反转。但随后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回落，从2010年的10.4%逐步下滑到2011年的9.3%、2012年的7.7%，至2013年，GDP增速保持7.7%，才止住增速下滑的趋势。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支撑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换挡。
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到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最突出的问题是化解产能过剩：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去债务化，外需继续萎缩，而刺激内需空间有限，短期内难以消化的庞大产能需要化解；另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落后产能需要淘汰。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化解产能过剩可能会引起一些企业破产、引发失业，使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如果处置不好会导致矛盾激发，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同时，前期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处于继续消化阶段。一方面，为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及时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措施，拉动内需、振兴产业，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在非常时期，刺激政策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刺激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是从2011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扩大投资和上项目提振经济，采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甚至不惜放宽环境标准等招商引资，各类优惠政策也需要消化、清理。
我国经济已经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换挡为7.5%左右（或7%-8%）的中高速增长。虽然7.5%左右的增速相对于过去10%左右的增速略低了点，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属于高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期自然开始，如果经济增长新动力接替过渡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不能及时确立，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幅下滑，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硬着陆。
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既要增强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
现在看来，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国内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得到释放和激发，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从外部发展环境看，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再次出现深度衰退的概率明显降低，并有望继续缓慢复苏，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从内部动力机制看，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格局不断调整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显现，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消费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得以激发。而且各种迹象显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预期稳定。经济基本面的各项指标，显现出稳中求进的可喜一面，经济运行处于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通胀的合理区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亮点增多。
转型调整时期有重大挑战，也蕴含着重要机遇，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充满信心。近年来，我国GDP质量效益在提高，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驱动开始显现，全国高技术产业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出2个以上百分点，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和市场潜力巨大，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这说明，尽管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和风险，但只要我们谨慎从事、沉着应对，把握好宏观政策的时机、节奏、力度，就可以战胜困难，渡过转型时期的“坎”。增长速度下滑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在主动调控范围内，我们可以承受住换挡的压力，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如何爬坡过坎
中国经济成功爬坡过坎，必须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着力提质增效、持续改善民生。
向深化体制改革要动力，释放改革红利。多年来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的盛宴，眼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能够带来新的收益。改革能够激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突破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2013年以来，简政放权等改革成效明显，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当原有的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成为发展的障碍时，就需要调整转型，实现“破”和“立”。也可以说，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转型升级的过程。推动转型升级的方式就是，使原有的靠投资带动和出口拉动实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靠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使原有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区间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种创新方式，我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经过认真比较和反复权衡，本届政府把今年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考虑了去年涨价翘尾影响和今年新涨价因素，也表明抑制通胀、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此外，还要坚持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和托底的社保政策等多策协调并举，这样利于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加强金融监管，消除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当前，我国国内金融形势很不容乐观，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产错配、资产泡沫放大、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等。去年上半年，银行闹“钱荒”，在货币信贷总量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银行业出现流动性异常，大量货币通过影子银行输送到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直到目前，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已突破100万亿元，货币存量与GDP之比已达到200%，资金使用效率连年走低，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在不断积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健全金融体系，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发展普惠金融，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必须杜绝金融脱“实”向“虚”，靠钱生钱。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既面临重大挑战，也蕴含重要机遇。只要宏观上审慎决策、微观上灵活应对，解决和化解好这个时期所暴露或隐含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那么增速换挡的压力、转型调整的阵痛是可以承受的，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宋扬
各方观点
中国可长期保持7%-8%增长率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财政状况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维持中高速增长没问题。中国有条件在未来十多年里继续保持7%-8%的增长率。增长的潜力就在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中国保持长久经济增长的途径应是持续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
最大的可能风险在财政金融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财政金融部门。简单地说，就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根本解决，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改革，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率的体制。
需要稍微补点油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经济目前属于一个增长动力换挡期，新增长点还没有完全凸现出来，旧增长点已经过去，这个阶段需要稍微补点油，一些基础性、民生性的、老百姓确实需要的投资项目应该马上投资。所以我想今年整个的形势有可能跟去年有所相同，就是前低后高，到了下半年宏观经济开始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