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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群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这些建筑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有的寺庙甚至将自然景观巧妙植入建筑中，使其成为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崇拜物；而寺庙与避暑山庄相互因借，形成了完整的建筑组群，以恢弘而细腻的手笔完成了对巨大空间的分割与重置，整体构思丰富而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规划能力和艺术水准。政治性、民族性、思想性、宫廷性是这座建筑群所具有的特征。
关键词：外八庙 政治性 民族性 思想性 宫廷性
避暑山庄的周围星罗棋布地分置着多座寺庙，各寺庙或处于平地、或临于高阜，或依山而建、或临水而居，形成了高低错落，相互呼应的寺庙建筑群。这些建筑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有的寺庙甚至将自然景观巧妙植入建筑中，使其成为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崇拜物；而寺庙与避暑山庄相互因借，形成了完整的建筑组群，以恢弘而细腻的手笔完成了对巨大空间的分割与重置，整体构思丰富而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规划能力和艺术水准。
构成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群的表面现象的是它那多座特点鲜明的标志性单体建筑物，这些显著而美丽的古建筑显然构成了一座城市的骨架：普宁寺高耸的大乘之阁，须弥福寿之庙的万寿塔与妙高庄严殿顶上那奔腾欲飞的八条金龙，普陀宗乘之庙巍峨的大红台，安远庙嶙峋高大的普度殿，普乐寺端庄秀丽的旭光阁，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充分体现出清代建筑的特点，严格遵循当时的工程法式與规范，讲求细部的装饰，我们可以认为外八庙的建筑是清式建筑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避暑山庄周围的皇家佛教寺庙其实有十二座，但何以称之“外八庙”。清朝时期，承德的藏传佛教寺院是由理潘院所辖的，根据文献记载承德十二处庙宇中，八处庙驻有喇嘛僧侣，其他庙宇一律由内务府绿营军守护，喇嘛定期进庙诵经。驻有喇嘛的庙宇是，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共四十九名喇嘛，普宁寺六十一名，安远庙四十名，普陀宗乘之庙三百名.殊像寺五十名，须弥福寿之庙一百八十名，广缘寺十五名，以上八处庙宇在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办事处，以领月饷及办理其他事务。我们从历史文献中也可找到根据，在乾隆年间由军机处和理藩院议定、经御批，凡京师与热河四十处庙宇，其定额喇嘛与钱粮，均由国库支付.每月京师喇嘛印务处作正细表报理藩院（以后改为报内务府），报表月月奏报，天长日久，内务府官员们就形成—个概念，把热河各庙所报饷银表报，统称为“外八庙”。
而在北京喇嘛印务处的高级僧侣中也以“外八庙”来称呼承德的喇嘛庙总体概念的，按理藩院直属的北京与热河四十处寺院而言，北京正好是三十二处，承德为八处，故为“外八庙”。
寺庙建筑是宗教活动场所，在信仰者心目中，是神圣之地，寺庙建筑的一大功能就是要强化这种神圣感。无论是高大巍峨，还是清幽雅静，宗教建筑在适应建筑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还要适应宗教的一些特殊要求。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延续了中国古代寺庙建筑的传统，基于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上、民族关系上的叠出变化，又衍生出很多特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政治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群是清朝中前期修建的皇家寺庙，它们如众星拱月般环绕着避暑山庄，这些寺庙的修建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至少在当时的时代，这些寺庙对于稳定西北边疆，融洽民族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强调“皇家寺庙”的头衔纵然让人觉得有些势利，好在我们并不是借着乾隆御笔的石碑与匾额来炫耀尊贵，只是说明它的一种性质罢了，有着康乾盛世强大的经济基础，铺陈华丽自然是建筑的主基调，而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在这美丽建筑的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清朝皇帝为维护王朝统一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智慧与勇气。
二、民族性
古建筑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建筑作为东方一支独特的体系，数千年来，继承演变，在思想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的建筑风格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趋势在外八庙的建筑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单体建筑的造型上，外八庙中有中原地区传统的殿屋、楼阁、塔、亭；有藏族地区常见的碉房、喇嘛塔。
在平面布局方面，外八庙中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汉族佛寺的传统布局；第二类是前部以汉族佛寺布局为主，后部增建喇嘛教特有的殿宇；第三类是藏族喇嘛庙的传统布局。外八庙的平面布局，虽然是采用汉族佛寺的传统因素比较多，但在立体轮廓上则吸取了藏族寺庙的传统特征，并有所创新，即提高主体建筑基座，尽量突出主体建筑形象，以表达其不同于一般寺庙的特点。
在建筑细部装饰方面，在延续传统做法的同时，融入了许多藏式建筑的装饰手法，并大胆地进行了创新，使多种民族风格的装饰能够浑然一体。殿宇的内部陈设及诸如佛像、唐卡艺术品更是汉、藏、蒙，甚至古印度、尼泊尔等异域风情都尽显其中。皇帝对外八庙中各座寺庙的题额和碑文都是用汉、藏、满、蒙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外八庙本身就是为解决边疆民族等政治问题所建，多民族风情各领风骚并不使人感到惊讶，真正可贵的是：不同民族的建筑形式与特点在同一空间内能够做到浑然天成。
三、思想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建筑中，蕴涵了清前期满族统治阶层思想领域的一些变化。
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具应变思维的民族之一，他的先民信仰一种含有较多巫术成分的萨满教，后来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逐渐接触并接受了汉族的思想文化。例如后期的萨满教里出现了佛教的如来、观音，还有汉族民间信仰的关圣等神祗。尽管如此，这时的女真人还未对佛教产生系统的信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这种较原始的萨满教不能适应女真社会的发展，于是满洲贵族开始全面的接受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思想文化体系，从儒家学说到佛教以及后来在与蒙古族的交往中接触到的藏传佛教。到康熙与乾隆的时代，满族已经在这种文化体系中浸淫已久，不但对之推崇备至，更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强化之。避暑山庄极其周围寺庙的建筑里无不表现着这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
乾隆在承德敕建文庙、关帝庙，之后每年来到承德时都要到文庙拈香和祭祀，凸显了清政府重视祭孔，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继续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态度；以“忠”为核心价值的关帝信仰在清朝官方的支持下得以强化，乾隆在承德同样不忘给予它以相当的地位，紧邻避暑山庄建关帝庙。外八庙中充斥了许多反映佛教哲学思想的建筑。普宁寺中以大乘之阁为中心的后部院落、普乐寺后部的阇城都是藏传佛教宇宙观“曼荼罗”的具体化和形象化。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红台群楼的西侧的“六品佛楼”乃是清宫廷对于密宗神系的系统化建构而形成的严格程式化的建筑。
如此直白的将思想观念以建筑语言表达出来，恐怕也只有这种皇家寺庙建筑群才能够做到。
四、宫廷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为皇帝敕建，须弥福寿之庙庙门外的下马碑中说到：“嗣后凡蒙古札萨克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准其登红台瞻礼，其余有官职者，许在琉璃牌坊瞻叩，余者概不准入庙门。”这是多么森严的等级划分。这些寺庙在建筑技术规范上，均严格遵循清代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无论是屋顶的类型、脊饰、琉璃瓦的颜色；大木结构、斗栱，还是彩画，甚至是石刻的纹饰这些细小的部位，无不昭示着建筑的尊贵等级。
雄伟壮观的建筑需要的是巨额经费投入，英使George Macartney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中国来访问，他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记载参观热河布达拉宫超过十四个小时，对大红台十一层建筑的外观和寺院内陈设有详尽描述，鎏金铜瓦，外观壮丽的布达拉宫，既辉煌又稳重。他认为这需要的不只是热诚，也需要东方最强大，最富裕君主的权威和努力。兴建承德寺庙的银两来自户部与内务府，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主管国家的财政，后者主管皇室的财政，乾隆时期则更多的出自内务府。
关键词：外八庙 政治性 民族性 思想性 宫廷性
避暑山庄的周围星罗棋布地分置着多座寺庙，各寺庙或处于平地、或临于高阜，或依山而建、或临水而居，形成了高低错落，相互呼应的寺庙建筑群。这些建筑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有的寺庙甚至将自然景观巧妙植入建筑中，使其成为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崇拜物；而寺庙与避暑山庄相互因借，形成了完整的建筑组群，以恢弘而细腻的手笔完成了对巨大空间的分割与重置，整体构思丰富而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规划能力和艺术水准。
构成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群的表面现象的是它那多座特点鲜明的标志性单体建筑物，这些显著而美丽的古建筑显然构成了一座城市的骨架：普宁寺高耸的大乘之阁，须弥福寿之庙的万寿塔与妙高庄严殿顶上那奔腾欲飞的八条金龙，普陀宗乘之庙巍峨的大红台，安远庙嶙峋高大的普度殿，普乐寺端庄秀丽的旭光阁，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充分体现出清代建筑的特点，严格遵循当时的工程法式與规范，讲求细部的装饰，我们可以认为外八庙的建筑是清式建筑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避暑山庄周围的皇家佛教寺庙其实有十二座，但何以称之“外八庙”。清朝时期，承德的藏传佛教寺院是由理潘院所辖的，根据文献记载承德十二处庙宇中，八处庙驻有喇嘛僧侣，其他庙宇一律由内务府绿营军守护，喇嘛定期进庙诵经。驻有喇嘛的庙宇是，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共四十九名喇嘛，普宁寺六十一名，安远庙四十名，普陀宗乘之庙三百名.殊像寺五十名，须弥福寿之庙一百八十名，广缘寺十五名，以上八处庙宇在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办事处，以领月饷及办理其他事务。我们从历史文献中也可找到根据，在乾隆年间由军机处和理藩院议定、经御批，凡京师与热河四十处庙宇，其定额喇嘛与钱粮，均由国库支付.每月京师喇嘛印务处作正细表报理藩院（以后改为报内务府），报表月月奏报，天长日久，内务府官员们就形成—个概念，把热河各庙所报饷银表报，统称为“外八庙”。
而在北京喇嘛印务处的高级僧侣中也以“外八庙”来称呼承德的喇嘛庙总体概念的，按理藩院直属的北京与热河四十处寺院而言，北京正好是三十二处，承德为八处，故为“外八庙”。
寺庙建筑是宗教活动场所，在信仰者心目中，是神圣之地，寺庙建筑的一大功能就是要强化这种神圣感。无论是高大巍峨，还是清幽雅静，宗教建筑在适应建筑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还要适应宗教的一些特殊要求。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延续了中国古代寺庙建筑的传统，基于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上、民族关系上的叠出变化，又衍生出很多特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政治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建筑群是清朝中前期修建的皇家寺庙，它们如众星拱月般环绕着避暑山庄，这些寺庙的修建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至少在当时的时代，这些寺庙对于稳定西北边疆，融洽民族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强调“皇家寺庙”的头衔纵然让人觉得有些势利，好在我们并不是借着乾隆御笔的石碑与匾额来炫耀尊贵，只是说明它的一种性质罢了，有着康乾盛世强大的经济基础，铺陈华丽自然是建筑的主基调，而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在这美丽建筑的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清朝皇帝为维护王朝统一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智慧与勇气。
二、民族性
古建筑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建筑作为东方一支独特的体系，数千年来，继承演变，在思想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的建筑风格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趋势在外八庙的建筑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单体建筑的造型上，外八庙中有中原地区传统的殿屋、楼阁、塔、亭；有藏族地区常见的碉房、喇嘛塔。
在平面布局方面，外八庙中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汉族佛寺的传统布局；第二类是前部以汉族佛寺布局为主，后部增建喇嘛教特有的殿宇；第三类是藏族喇嘛庙的传统布局。外八庙的平面布局，虽然是采用汉族佛寺的传统因素比较多，但在立体轮廓上则吸取了藏族寺庙的传统特征，并有所创新，即提高主体建筑基座，尽量突出主体建筑形象，以表达其不同于一般寺庙的特点。
在建筑细部装饰方面，在延续传统做法的同时，融入了许多藏式建筑的装饰手法，并大胆地进行了创新，使多种民族风格的装饰能够浑然一体。殿宇的内部陈设及诸如佛像、唐卡艺术品更是汉、藏、蒙，甚至古印度、尼泊尔等异域风情都尽显其中。皇帝对外八庙中各座寺庙的题额和碑文都是用汉、藏、满、蒙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外八庙本身就是为解决边疆民族等政治问题所建，多民族风情各领风骚并不使人感到惊讶，真正可贵的是：不同民族的建筑形式与特点在同一空间内能够做到浑然天成。
三、思想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建筑中，蕴涵了清前期满族统治阶层思想领域的一些变化。
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具应变思维的民族之一，他的先民信仰一种含有较多巫术成分的萨满教，后来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逐渐接触并接受了汉族的思想文化。例如后期的萨满教里出现了佛教的如来、观音，还有汉族民间信仰的关圣等神祗。尽管如此，这时的女真人还未对佛教产生系统的信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这种较原始的萨满教不能适应女真社会的发展，于是满洲贵族开始全面的接受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思想文化体系，从儒家学说到佛教以及后来在与蒙古族的交往中接触到的藏传佛教。到康熙与乾隆的时代，满族已经在这种文化体系中浸淫已久，不但对之推崇备至，更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强化之。避暑山庄极其周围寺庙的建筑里无不表现着这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
乾隆在承德敕建文庙、关帝庙，之后每年来到承德时都要到文庙拈香和祭祀，凸显了清政府重视祭孔，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继续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态度；以“忠”为核心价值的关帝信仰在清朝官方的支持下得以强化，乾隆在承德同样不忘给予它以相当的地位，紧邻避暑山庄建关帝庙。外八庙中充斥了许多反映佛教哲学思想的建筑。普宁寺中以大乘之阁为中心的后部院落、普乐寺后部的阇城都是藏传佛教宇宙观“曼荼罗”的具体化和形象化。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红台群楼的西侧的“六品佛楼”乃是清宫廷对于密宗神系的系统化建构而形成的严格程式化的建筑。
如此直白的将思想观念以建筑语言表达出来，恐怕也只有这种皇家寺庙建筑群才能够做到。
四、宫廷性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为皇帝敕建，须弥福寿之庙庙门外的下马碑中说到：“嗣后凡蒙古札萨克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准其登红台瞻礼，其余有官职者，许在琉璃牌坊瞻叩，余者概不准入庙门。”这是多么森严的等级划分。这些寺庙在建筑技术规范上，均严格遵循清代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无论是屋顶的类型、脊饰、琉璃瓦的颜色；大木结构、斗栱，还是彩画，甚至是石刻的纹饰这些细小的部位，无不昭示着建筑的尊贵等级。
雄伟壮观的建筑需要的是巨额经费投入，英使George Macartney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中国来访问，他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记载参观热河布达拉宫超过十四个小时，对大红台十一层建筑的外观和寺院内陈设有详尽描述，鎏金铜瓦，外观壮丽的布达拉宫，既辉煌又稳重。他认为这需要的不只是热诚，也需要东方最强大，最富裕君主的权威和努力。兴建承德寺庙的银两来自户部与内务府，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主管国家的财政，后者主管皇室的财政，乾隆时期则更多的出自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