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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伐以来，蒋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势同水火。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国内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蒋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契机。蒋桂双方罢兵息鼓除了受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更多的是基于双方利益的考虑。而蒋桂之间的合作不仅为国内正面抗战战场增加了实力，更壮大了后期国际反法西斯势力。
关键词：蒋桂；合作分析；关系变化
一、蒋桂之间关系转折
1936年，时局多变。在此情况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即是国共十年内战走向第二次合作的转变，也是蒋桂之间关系重要的转变。当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时，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从蒋桂之间长久的积恨来看，西安事变本该是新桂系报复、惩罚蒋介石的有利时机。但是新桂系却在西安事变的第四天，发出政治解决事变的电令：（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从新桂系应对西安事变的电报，可以发现新桂系对蒋的态度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正由“反蒋”转向“逼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国家民族兴亡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7月18日，蒋于庐山发表抗战宣言，他认为“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此后不久，蒋向新桂系李、白抛出“善意的邀请”——出任中央官职。1937年8月22日，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1月12日，李宗仁赶往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蒋向新桂系抛出橄榄，到新桂系出任中央职务，可以发现蒋桂之间暧昧关系，以及新桂系从“逼蒋”转向“拥蒋”的态度。
二、蒋桂之间合作的起因
从西安事变到广西军开赴前线，中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蒋桂双方却能够抛弃长久以来的恩怨，达成合作，究其根源是建立在国内紧张局势以及双方利益之上。
（一）国内局势紧张
九一八事件以来，国内局势局部紧张，随后不断的扩大、恶化。其后，不到5个月时间，日本占领东三省领土。在日本相关“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来看：“占领该地致使初步胜利，完成‘世界统一大业的对外第一项目标’而已，下一目标就是华北。”1933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间接承认伪满洲国，默认日本对东北三省以及热河的非法侵占，《塘沽协定》的签订为日本下一步侵占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初，日军挑起“察东事件”，正式拉开华北事变的序幕。5月初，日军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有学者认为1935年的“华北事变”正是日本分离华北的侵华政策实施的表现和结果。同年12月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该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不断的激化、升级。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国内局势已经刻不容缓，迫切需要国内一切武装力量团起来共同抗日，这为蒋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蒋的多方衡量
蔣之所以能够与新桂系化干戈为玉帛，无非出于以下几点考量：
其一，七七事变之后，平津沦陷，使华北门户大开，日军大肆入侵，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必将成为日军的重要打击对象。而蒋方军事力量有限，若想抵抗，需要调集地方部队。据学者统计：国民党政府建有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200万众的正规军，还有1000万人以上的地方武装保安团、队及民团。1932年，国民党恢复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蒋任委员长，这时中央军统一编制为48个军。从数据看，蒋的嫡系军队占据正规军的四分之一，如果算上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以及民团，蒋的嫡系军队仅仅占据二十四分之一。可见，蒋仅仅依靠己方的军队力量是无法抵抗来势汹汹的日军，更遑论两者在武器装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二，北伐之时，李宗仁、白崇禧的英勇善战给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历来主张抗日，在地方实力派中有较高的声望，若与桂系达成合作，有利于获得地方军阀的支持。虽然蒋桂之间结怨颇深，但是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重要领导人物李宗仁深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电复蒋介石表示拥蒋抗日，他还接受了中央委员会任命的第五战区指挥官的职位，带领新桂系军队进入抗日前线。他还电复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让他们消除疑虑，秉承“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调动全省人力、物力，支持中央抗战。
其三，新桂系长期割据广西，拥兵自重，统治势力盘根错节，实为后患。蒋趁调李、白入中央任职之际，利用财经权力和党政权力，进行逐步蚕食。另一方面“调虎离山”，将新桂系集团调离广西，利用抗战削弱桂系的整体实力。自1937年新桂系部队开进前线以来，他们先后经历淞沪会战、淮河战役、徐州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等重大战役，损失伤亡严重，整体实力下降。
三、蒋桂之间合作的影响
一方面，蒋桂之间的合作，促使国民党中央派与地方派的统一，形成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全国抗日武装力量，也使国内正面抗战战场的力量增强，对日军形成有效的阻击。1937年“淞沪会战”，新桂系奔赴上海，与蒋系相互合作，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消亡中国”的计划。1938年，新桂系李宗仁领导的“台儿庄战役”，更是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然而，蒋桂之间的合作终因双方的不信任逐渐转为表面形式，新桂系一方面谨防蒋以抗战之名削弱新桂系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担心蒋对新桂系老地盘广西的觊觎；而蒋也确实利用抗战之名试图削弱地方势力。蒋桂于地方上的勾心斗角，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实力，让日军有可趁之机。另一方面，七七事变促使蒋桂之间长久以来的对峙关系得以转变，蒋桂之间的长久合作使得蒋桂之间的利益牵扯加深，他们一致对外，反对中共，为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1941年的皖南事变，可以说是中共、蒋、桂三方势力在安徽相互博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胡宝元：《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辽宁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雷吉来、陈璐、杜柳新主编；惠州大学社科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中国革命史专题
关键词：蒋桂；合作分析；关系变化
一、蒋桂之间关系转折
1936年，时局多变。在此情况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即是国共十年内战走向第二次合作的转变，也是蒋桂之间关系重要的转变。当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时，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从蒋桂之间长久的积恨来看，西安事变本该是新桂系报复、惩罚蒋介石的有利时机。但是新桂系却在西安事变的第四天，发出政治解决事变的电令：（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从新桂系应对西安事变的电报，可以发现新桂系对蒋的态度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正由“反蒋”转向“逼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国家民族兴亡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7月18日，蒋于庐山发表抗战宣言，他认为“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此后不久，蒋向新桂系李、白抛出“善意的邀请”——出任中央官职。1937年8月22日，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1月12日，李宗仁赶往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蒋向新桂系抛出橄榄，到新桂系出任中央职务，可以发现蒋桂之间暧昧关系，以及新桂系从“逼蒋”转向“拥蒋”的态度。
二、蒋桂之间合作的起因
从西安事变到广西军开赴前线，中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蒋桂双方却能够抛弃长久以来的恩怨，达成合作，究其根源是建立在国内紧张局势以及双方利益之上。
（一）国内局势紧张
九一八事件以来，国内局势局部紧张，随后不断的扩大、恶化。其后，不到5个月时间，日本占领东三省领土。在日本相关“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来看：“占领该地致使初步胜利，完成‘世界统一大业的对外第一项目标’而已，下一目标就是华北。”1933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间接承认伪满洲国，默认日本对东北三省以及热河的非法侵占，《塘沽协定》的签订为日本下一步侵占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初，日军挑起“察东事件”，正式拉开华北事变的序幕。5月初，日军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有学者认为1935年的“华北事变”正是日本分离华北的侵华政策实施的表现和结果。同年12月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该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不断的激化、升级。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国内局势已经刻不容缓，迫切需要国内一切武装力量团起来共同抗日，这为蒋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蒋的多方衡量
蔣之所以能够与新桂系化干戈为玉帛，无非出于以下几点考量：
其一，七七事变之后，平津沦陷，使华北门户大开，日军大肆入侵，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必将成为日军的重要打击对象。而蒋方军事力量有限，若想抵抗，需要调集地方部队。据学者统计：国民党政府建有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200万众的正规军，还有1000万人以上的地方武装保安团、队及民团。1932年，国民党恢复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蒋任委员长，这时中央军统一编制为48个军。从数据看，蒋的嫡系军队占据正规军的四分之一，如果算上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以及民团，蒋的嫡系军队仅仅占据二十四分之一。可见，蒋仅仅依靠己方的军队力量是无法抵抗来势汹汹的日军，更遑论两者在武器装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二，北伐之时，李宗仁、白崇禧的英勇善战给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历来主张抗日，在地方实力派中有较高的声望，若与桂系达成合作，有利于获得地方军阀的支持。虽然蒋桂之间结怨颇深，但是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重要领导人物李宗仁深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电复蒋介石表示拥蒋抗日，他还接受了中央委员会任命的第五战区指挥官的职位，带领新桂系军队进入抗日前线。他还电复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让他们消除疑虑，秉承“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调动全省人力、物力，支持中央抗战。
其三，新桂系长期割据广西，拥兵自重，统治势力盘根错节，实为后患。蒋趁调李、白入中央任职之际，利用财经权力和党政权力，进行逐步蚕食。另一方面“调虎离山”，将新桂系集团调离广西，利用抗战削弱桂系的整体实力。自1937年新桂系部队开进前线以来，他们先后经历淞沪会战、淮河战役、徐州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等重大战役，损失伤亡严重，整体实力下降。
三、蒋桂之间合作的影响
一方面，蒋桂之间的合作，促使国民党中央派与地方派的统一，形成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全国抗日武装力量，也使国内正面抗战战场的力量增强，对日军形成有效的阻击。1937年“淞沪会战”，新桂系奔赴上海，与蒋系相互合作，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消亡中国”的计划。1938年，新桂系李宗仁领导的“台儿庄战役”，更是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然而，蒋桂之间的合作终因双方的不信任逐渐转为表面形式，新桂系一方面谨防蒋以抗战之名削弱新桂系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担心蒋对新桂系老地盘广西的觊觎；而蒋也确实利用抗战之名试图削弱地方势力。蒋桂于地方上的勾心斗角，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实力，让日军有可趁之机。另一方面，七七事变促使蒋桂之间长久以来的对峙关系得以转变，蒋桂之间的长久合作使得蒋桂之间的利益牵扯加深，他们一致对外，反对中共，为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1941年的皖南事变，可以说是中共、蒋、桂三方势力在安徽相互博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胡宝元：《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辽宁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雷吉来、陈璐、杜柳新主编；惠州大学社科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中国革命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