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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据说，魏晋名士陶渊明时常会在膝上置一张无弦无徽的古琴，每当有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苏轼就非常欣赏陶渊明和他的无弦琴：『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可见，对于那些真正深入古琴音乐世界的人来说，只要懂得琴中真趣，琴无弦又何妨呢？音乐存于内心，便足够了。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古琴意境。
琴之源
古琴，也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古老且富有民族特色的弹拨乐器。古琴位列“琴棋书画”之首，可谓中国古代地位最高的乐器。
“古琴”之称，大约出现于北周时期，诗人庾信在《幽居值春》一诗中有云：“短歌吹细笛，低声泛古琴。”
至于古琴实物，出现的时间则更早。从目前已发现的实物看，就有数张战国时期的古琴出土。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发掘出一张七弦琴，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张十弦琴，这些与后来的古琴形制大体类似，但没有标记音高的琴徽。有人认为，这些乐器最初并非单纯地为曼妙的音乐所制，而是作为某种巫术工具，借此向上苍求助或传达神灵的意志。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琴与瑟、鼓等在西周时期就已作为乐器被广泛地使用。《诗经·甫田》云“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鹿鸣》则有“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的记载;《诗经·关雎》还有“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诗句。由此可见，除了祭祀，当时的琴有用于友朋宴饮欢聚的，更有用于男女表达情爱的。
在甲骨文中，“乐”字是以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形象来表示的，可见当时弦乐器的地位。
那么，琴到底源于何时呢？
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创造了最初的古琴。汉代桓谭《新论·琴道篇》记载，神农氏“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伐桐制琴，最初为五弦，后来西周文王、武王各加一弦。这虽是传说，却也反映出一些情况，即古琴很早就诞生了，而且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其中之一就是弦数的改变，最后始定为七弦。
琴之制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欲要弹奏出幽雅的琴音、承载传世的琴道，就需要有高超的斫琴家制造出乐声圆满的古琴。
古代斫琴师制作古琴，一般要经过选材、制板、挖槽、合板、上漆、调弦等工艺程序。按照现代名称，琴是由面板、底板、音梁、音柱、弦轴、琴脚和琴弦等部分构成的，面板与底板胶合成琴身，也就是共鸣箱。宋人摹本的《斫琴图》是迄今仅见的描绘“希声”七弦琴制作过程的古画，表现出刨削琴坯、挖斫槽腹、制作岳尾、设弦审音等一系列步骤。
《斫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画面写实而生动，表现出取材、刨板、制弦、上弦、听音等一系列制琴的工作过程。图中琴面与琴底两板清楚分明，琴底开有“龙池”“凤沼”，说明当时琴的构造形制，已是由挖薄中空的两块长短相同的木板上下拼合而成，与现今古琴的结构基本一致。
古人制琴最重选材，唐代制琴名家雷氏提出：“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
古琴面板多用纹理细密顺直、硬度适中的桐木。东汉蔡邕既是弹琴圣手，也是斫琴大师，他曾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在吴地见人烧桐做饭，听到桐木在火中发出清脆的爆裂声，知是良材，立刻将其抢了出来。他用此焦木制琴，果然音色优美，世称“焦尾琴”。
大约在盛唐时期，四川的绵阳、成都一带活跃着一个古琴制造世家，即音乐史上著名的雷氏家族，他們制作的琴被称为“雷琴”。雷氏家族人才济济，“九雷”之中的代表人物是承上启下的制琴大师—雷威。
据考证，“峨眉松”实为生长在峨眉山区的杉木。自雷威改桐木用杉木制琴后，后世多以杉木制面板，梓木制底板，使之成为获取古琴优良声效的最佳组合。雷威所制之琴由于音质完美，堪称极品。
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提出：“琴虽用桐，然须知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沈括讲的制琴经验，非常科学，要求木质“轻、松、脆”就是从有利于振动传导、音质纯净、发音洪亮处着眼的。
古琴也有铜、铁等金属制成的。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张明代铜琴“音朗号钟”。铜琴托古汉制，实为明代所制，铜质漆灰胎，漆色红黑。琴底龙池下方还刻有“烂铜质，色斑然。縆已丝，声渊然”的隶书琴铭。
古琴造型优美，样式繁多。南宋田芝翁《太古遗音》记载，当时的古琴已有38种样式。如今传世古琴的常见造型就有伏羲式、仲尼式、神农式、连珠式、落霞式、蕉叶式等，主要是依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还有一种颇为罕见的“百衲琴”，琴面由许多六角形木块儿拼粘而成，其尺寸在几厘米不等。这种结构的古琴，只要黏合得好，则音色绝伦。
汉魏六朝之际，是“宝裝琴”发展的盛期，琴体饰有金银玉石、犀角象牙与彩漆描绘结合的图像纹饰。这种古琴装饰，与当时上层社会奢侈斗富、文学上流行华丽辞藻的风尚，似乎是一脉相承。现藏日本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通体施以精妙的金银镶嵌人物、鸟兽、花草纹，琴轸和雁足用象牙制成，体现的正是嵇康《琴赋》所说的“华绘雕琢，布藻垂文，错以犀象，籍以翠绿，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
北宋还有专事造琴的“ 官琴局”。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称，官琴局造琴皆有统一形制，民间制琴则被称为“野斫”。宋徽宗曾搜罗天下名琴于“万琴堂”，其中最出色的是雷威所制的“春雷”琴。它音色松透纯净，轻弹好似溪流，强奏宛如雷鸣。金人攻陷汴梁以后，这张琴流入北地。金章宗非常珍视“春雷”，将之视作“御府第一琴”，临终时用其殉葬。若干年后这张名琴被人掘出，被元代政治家兼琴家耶律楚材赠与当时著名琴师万松老人，流传后世。
一张流传千年的古琴，该如何评价其优劣，衡量其琴音是否达到“圆满”呢？
有观点认为，好琴的标准是“平衡”与“共振”。一张琴，无论选材、形制、工艺、灰漆与断纹如何，在上了弦后，所有部位的发声都要能处在相对平等的音色与音量上，确保琴音中正、中和。换言之，就是音色不要偏激，不能一边厚一边薄，一边亮一边哑。弹奏好琴时，其低音如远山钟鸣、余音不绝，高音如珠落玉盘、圆润晶莹，面板、底板乃至天地音柱都能产生共振共鸣，如在烟波浩渺中一个人只行正道，不偏不倚。
在古人的心目中，古琴的外在形制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琴面拱圆、底板平坦，与天圆地方之说相应。琴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36 5天。琴面上有13个“琴徽”，象征一年12个月和1个闰月。琴体前广后狭，象征尊卑之别。7根琴弦象征君、臣、民、事、物、文、武。琴体的这些细节，仿佛都能关联到天地万物。琴与礼乐秩序的这种深度的象征性关联，使琴本身也获得了伦理内涵，这也是君子以琴“持禁养心”的理论根源。
琴之用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古琴是由古代圣王所制，并被后世赋予深意。东汉蔡邕的《琴操》写道：“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可见古琴的作用在于修身养性、调和心志。在古代绘画中，“携琴图”“抱琴图”“抚琴图”之所以成为长盛不衰的画题，即是缘于此。如宋代梁楷《观瀑图》、元代任仁发《横琴高士图》、明代唐寅《竹亭高士图》、明代董其昌《聚贤听琴图》等，这些古琴图像模式之所以成为文人画家表现高洁雅趣和精神品质的经典符号，体现的正是“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虽在穷闾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
古琴十四宜弹：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登山阜、憩空谷、坐石上、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朗清、当清风明月。
苏轼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乐实是琴与人的密切关系的体现，琴曲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感应与交流的结果。
古人认为，琴因弦长音远，在弹奏时能与人的呼吸息息相通，非清心寡欲不能尽其妙。故此，临琴弹奏需要坐必安、视必端、气必肃、意必敬，方才下指，追求一种强烈的投入感。弹奏时，将琴横置于硬木琴几或桌面上，右手于岳山处拨弹琴弦，左手按弦取音，两手的技法达几十种，完全依循琴徽标记，在音准上要求极为严格。 在鼓琴前，弹奏者必先沐浴更衣、焚香净室，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太古遗音》在言及“琴有所宜”时说：“凡鼓琴必择明堂静室，竹间松下，他处则未宜。”宋画描绘树下弹琴，尤其松下弹琴者比比皆是，如赵佶《听琴图》、刘松年《松荫鸣琴图》等。
明代朱厚爝《风宣玄品》还有“古琴十四宜弹”之说，“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登山阜、憩空谷、坐石上、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朗清、当清风明月”，皆宜弹琴。宋画中《松荫玩月图》《深堂琴趣图》等均绘琴人于岩石幽壁、楼台水榭间抚琴。另外《归去来辞书画图》绘舟中横一古琴，可知舟中弹琴亦不乏佳兴。
魏晋时期，古琴已走向了士人阶层，并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
北宋《乐书》将《广陵散》与《诗经》相比拟，誉其为“曲之师长”。据传，该曲创制于嵇康，而嵇康被公认为是高标脱俗的竹林隐士。
唐宋时期，琴曲已被视作文人音乐，并因琴音“清微淡远”而广受推崇。李白在月夜听卢子顺弹琴后，吟诵出“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的佳句。白居易不但爱听琴，也喜欢操琴。他在舟中抚琴，情趣不尽，于是挥毫写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说：“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是映照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中国琴乐又是写心的艺术。“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官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从欧阳修的这段话中可知，弹琴不仅可以排除郁愤，还能够治愈心病。正如唐诗所云：“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
琴乐还影响到古代女性的文化生活。女子鼓琴的画作也有不少，如周昉（传）《调琴啜茗图》、杜堇《仕女图》等。《调琴啜茗图》是仕女弹琴的代表画作，描绘宫廷女性品茗听琴的悠闲生活。明代宫廷画家杜堇所绘《仕女图》有一段描绘两仕女结伴前行，身后有女童仆抱琴跟随的场景。这些画作都表明弹琴活动一直是贵族女性之间流行的修身或休闲的方式。
“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在古代政治活动中，古琴还是一种用来调谐万物、教化天下的政治工具。明太祖之子朱权在《神奇秘谱》中写道：“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在政治家眼中，古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其价值与作用自是不同。
出身草莽的朱元璋登基以后，便設文华堂，将当时江南著名琴家徐和仲、刘鸿、张用轸征召前来。善于鼓琴的明成祖敕撰《永乐琴书集成》，是保存中国古乐之最全者，朱棣也成为帝王嗜琴的代表人物。朱权编修的《神奇秘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宣宗、宪宗等明代帝王，除了弹琴之外，有的喜欢造琴，有的喜欢作曲，宪宗能琴更是名冠一时。
清代皇帝似乎并不擅长古琴演奏技艺，却也对古琴倍加青睐，将其当作艺术品来收藏。与19世纪欧洲钢琴成了家具装饰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将古琴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运用于政治文化生活中。清代乐制规定，中和韶乐、飨乐等宫廷“雅乐”均要运用大量的古琴演奏。故宫博物院所藏《胤祯仿古人竹林抚琴图》《乾隆帝薰风琴韵图》《弘历抚琴图》中，都有皇帝们身着古装、趺坐抚琴的场景。
清代皇帝通过这些看似“ 雅玩”“闲隐”的方式，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深层次的介入，这显然与“乐以载德”的功能性、“礼乐通政”的象征性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