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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在江西省教育厅高教处任副处长,曾到教育部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华东师范大学班学习4个月。这个班由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举办,以华东地区高校处级干部为培训对象。我们这一期是第二期,大家戏称“黄埔二期”。
一
华东师大当年拥有当时高校最大最美的校园。进修班学员被安排在第四宿舍,虽然4人一间,但都是研究生宿舍,且在研究生食堂用餐,生活方便,环境安静。学校为进修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和管理团队。班主任是华东师大顾问、原副校长王亚朴和校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瞿葆奎,工作人员有吕法川、杨德广等6人。
这期学员50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60岁,我年龄最小,36岁。全班分为6个小组,我被指定为第6小组召集人,后被选举为班委会学习委员。
3月11日开班,经常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瞿葆奎讲教育学,张惠芬讲中国教育史,余立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刘佛年开过教育学讲座,他是著名教育家,其《教育学》一书是全国高校通用教材。刘校长当年68岁,一个上午,不拿教材,不用提纲,也不喝一口水,娓娓道来,条分缕析。
学员都是教育实际工作者,没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所以大家希望除学习教育基本理论外,多请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同志讲课,像余立、杨德广讲课就格外受欢迎。学校很重视学员的意见,适时调整了教学计划。
在教育调查方面,既去重点大学,也去一般院校,同时还考察大型现代企业。
7月2日,在总结交流阶段,王亚朴总结学员的体会,归纳为“四个结合”:学习教育理论与管理知识结合;学习书本知识与社会调查结合;授课、辅导与自学、讨论结合;学习兄弟单位经验与总结工作结合,反映了进修班实际,为大家所认同。
7月3日,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我代表学员讲话。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离职进修,因此我把这次进修视为工作中的一次“充电” “加油”,弥补大学学业的一次“回炉” “补课”,把结业论文当毕业论文来写。我上课、考察记笔记,自学、讨论写札记,每天坚持写日记。进修期间,我系统地读了有关教育和管理理论的书籍,也买了一些书籍。我同大家一样,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享受进修的过程。
二
进修班结束不举行考试,但学员需交一篇结业论文,题目自定。
我写了一篇《江西高等教育的回顾和展望》,全文1.6万字。论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从江西古代书院写起,回顾了古代教育、近代教育、民国教育(包括苏区教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包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新中国教育是重点,又分四个阶段论述:1949-1956年;1957-1966年;“文革”十年;1976年至今。
第二部分,立足省情,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意见:(一)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要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发展;(二)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突出重点,发扬优势,办出特色;(三)在科学研究上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努力提高科研能力和學术水平;(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抓紧从中青年教师中培养学术带头人;(五)在管理和领导上要努力提升管理高校的水平和工作效率。
6月26日,论文完成,上午,我把论文交同寝室叶品樵、施济平、黄殿臣3位室友和方宗坚、伍润生等审阅。中餐后,方宗坚对我说:“我揩了你的油呢。”我说:“此话怎讲?”方说:“伍润生说你的文笔真优美,我说那当然,人家是复旦毕业的嘛!”方宗坚是复旦大学分校的校长,故有“揩油”之趣说。随后,伍润生来了,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长,说:“文章还没有看完,觉得很有意义。”并问:“共大后面写了没有?共大影响很大,我们中国科大就是一帮人从共大考察回来,写了个报告,刘西尧批准下迁的。”当晚,我认真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
两天后,论文正式交到班里。我用过午餐,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王亚朴,他说:“你的文章我粗看了看,以后搞系统管理有用,文字也比较好。”晚饭后,黄殿臣告诉我,下午分组交流,王亚朴参加他们小组活动,在看你的文章。王还说:“小李是个笔杆子,文章是讲全省的,材料比山东那篇(指山东省高招办胡家骏《关于加强我省高等教育管理的探讨》一文)组织得好。”
29日,继续小组交流。晚9时,王亚朴召见我,说:“在我看到的文章中,你的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你是秀才。”又说:“对这篇文章本身提不出意见,材料丰富,观点也对,但教育调整的具体措施要有,比如说办不办综合性大学,有进有退,省里领导问你,你要说得出。”又说:“江西以后办进修班,你就可以用这份稿子去讲。”当时,浙江、江苏已经办了这类进修班,还有的省在酝酿中,王亚朴估计江西也会办,所以要我有所准备,这当然只是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小组交流后,我被推荐到全班交流,一个小组一篇,大家的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写这篇论文时,我已在省教育厅高教处工作10年,是带着高教管理工作中的问题来进修的。6月30日,进修班给江西省教育厅发出一封公函,称:“李国强同志在我班学习期间,积极认真地撰写了作业,对有些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见解,我班准备作为本期学员相互交流和下学期学员的参考资料,故请贵厅在百忙中抽空审阅后交本人作必要的修改,并协助打印130份,于1982年9月30日以前寄给我班。谢谢!”
吕良厅长看过公函和我的论文后,很快批示:“已阅。文章对我省高教历史和现状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应该重视的意见。请高教、人事、计财处一阅。”张希仁副厅长和相关处室同志看过,也都给予肯定,论文后经厅办公室打印寄出。
论文在《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不久,被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资料社《大学教育》第2期全文复印,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第163期摘登,1985年获江西省1982-1984年社科优秀论著二等奖。
三
4个月的进修,不仅提高了教育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而且享受了难忘的师生情、同志情和亲情。
进修班是一个和谐友爱的集体。师生之间、学员之间关系融洽,相处愉快。以进修班为基础,还成立了华东高教研究会,余立为会长,轮流在上海和各地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师恩难忘。我1970年毕业后,回复旦大学机会不多,这次进修期间回过几次。
大学同学王文良、杨如和先后来看我。我们当年“志同而气合”,毕业后12年未见面,我们一同逛华师大校园,回复旦探望师友。
师大校园美,同窗情谊深。当年我36岁,如今又一个36年过去了。有人说,青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老年,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翻阅当年日记,老师、学友一一在脑海浮现,情不自禁写下这篇“进修记”,是对那段学习岁月和师友情谊的回忆。
一
华东师大当年拥有当时高校最大最美的校园。进修班学员被安排在第四宿舍,虽然4人一间,但都是研究生宿舍,且在研究生食堂用餐,生活方便,环境安静。学校为进修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和管理团队。班主任是华东师大顾问、原副校长王亚朴和校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瞿葆奎,工作人员有吕法川、杨德广等6人。
这期学员50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60岁,我年龄最小,36岁。全班分为6个小组,我被指定为第6小组召集人,后被选举为班委会学习委员。
3月11日开班,经常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瞿葆奎讲教育学,张惠芬讲中国教育史,余立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刘佛年开过教育学讲座,他是著名教育家,其《教育学》一书是全国高校通用教材。刘校长当年68岁,一个上午,不拿教材,不用提纲,也不喝一口水,娓娓道来,条分缕析。
学员都是教育实际工作者,没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所以大家希望除学习教育基本理论外,多请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同志讲课,像余立、杨德广讲课就格外受欢迎。学校很重视学员的意见,适时调整了教学计划。
在教育调查方面,既去重点大学,也去一般院校,同时还考察大型现代企业。
7月2日,在总结交流阶段,王亚朴总结学员的体会,归纳为“四个结合”:学习教育理论与管理知识结合;学习书本知识与社会调查结合;授课、辅导与自学、讨论结合;学习兄弟单位经验与总结工作结合,反映了进修班实际,为大家所认同。
7月3日,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我代表学员讲话。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离职进修,因此我把这次进修视为工作中的一次“充电” “加油”,弥补大学学业的一次“回炉” “补课”,把结业论文当毕业论文来写。我上课、考察记笔记,自学、讨论写札记,每天坚持写日记。进修期间,我系统地读了有关教育和管理理论的书籍,也买了一些书籍。我同大家一样,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享受进修的过程。
二
进修班结束不举行考试,但学员需交一篇结业论文,题目自定。
我写了一篇《江西高等教育的回顾和展望》,全文1.6万字。论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从江西古代书院写起,回顾了古代教育、近代教育、民国教育(包括苏区教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包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新中国教育是重点,又分四个阶段论述:1949-1956年;1957-1966年;“文革”十年;1976年至今。
第二部分,立足省情,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意见:(一)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要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发展;(二)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突出重点,发扬优势,办出特色;(三)在科学研究上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努力提高科研能力和學术水平;(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抓紧从中青年教师中培养学术带头人;(五)在管理和领导上要努力提升管理高校的水平和工作效率。
6月26日,论文完成,上午,我把论文交同寝室叶品樵、施济平、黄殿臣3位室友和方宗坚、伍润生等审阅。中餐后,方宗坚对我说:“我揩了你的油呢。”我说:“此话怎讲?”方说:“伍润生说你的文笔真优美,我说那当然,人家是复旦毕业的嘛!”方宗坚是复旦大学分校的校长,故有“揩油”之趣说。随后,伍润生来了,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长,说:“文章还没有看完,觉得很有意义。”并问:“共大后面写了没有?共大影响很大,我们中国科大就是一帮人从共大考察回来,写了个报告,刘西尧批准下迁的。”当晚,我认真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
两天后,论文正式交到班里。我用过午餐,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王亚朴,他说:“你的文章我粗看了看,以后搞系统管理有用,文字也比较好。”晚饭后,黄殿臣告诉我,下午分组交流,王亚朴参加他们小组活动,在看你的文章。王还说:“小李是个笔杆子,文章是讲全省的,材料比山东那篇(指山东省高招办胡家骏《关于加强我省高等教育管理的探讨》一文)组织得好。”
29日,继续小组交流。晚9时,王亚朴召见我,说:“在我看到的文章中,你的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你是秀才。”又说:“对这篇文章本身提不出意见,材料丰富,观点也对,但教育调整的具体措施要有,比如说办不办综合性大学,有进有退,省里领导问你,你要说得出。”又说:“江西以后办进修班,你就可以用这份稿子去讲。”当时,浙江、江苏已经办了这类进修班,还有的省在酝酿中,王亚朴估计江西也会办,所以要我有所准备,这当然只是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小组交流后,我被推荐到全班交流,一个小组一篇,大家的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写这篇论文时,我已在省教育厅高教处工作10年,是带着高教管理工作中的问题来进修的。6月30日,进修班给江西省教育厅发出一封公函,称:“李国强同志在我班学习期间,积极认真地撰写了作业,对有些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见解,我班准备作为本期学员相互交流和下学期学员的参考资料,故请贵厅在百忙中抽空审阅后交本人作必要的修改,并协助打印130份,于1982年9月30日以前寄给我班。谢谢!”
吕良厅长看过公函和我的论文后,很快批示:“已阅。文章对我省高教历史和现状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应该重视的意见。请高教、人事、计财处一阅。”张希仁副厅长和相关处室同志看过,也都给予肯定,论文后经厅办公室打印寄出。
论文在《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不久,被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资料社《大学教育》第2期全文复印,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第163期摘登,1985年获江西省1982-1984年社科优秀论著二等奖。
三
4个月的进修,不仅提高了教育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而且享受了难忘的师生情、同志情和亲情。
进修班是一个和谐友爱的集体。师生之间、学员之间关系融洽,相处愉快。以进修班为基础,还成立了华东高教研究会,余立为会长,轮流在上海和各地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师恩难忘。我1970年毕业后,回复旦大学机会不多,这次进修期间回过几次。
大学同学王文良、杨如和先后来看我。我们当年“志同而气合”,毕业后12年未见面,我们一同逛华师大校园,回复旦探望师友。
师大校园美,同窗情谊深。当年我36岁,如今又一个36年过去了。有人说,青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老年,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翻阅当年日记,老师、学友一一在脑海浮现,情不自禁写下这篇“进修记”,是对那段学习岁月和师友情谊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