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资深媒体人，烧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我和他的交往可追叙到25年前。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周末节假日隔三岔五地到老头家蹭饭。蹭饭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我是汪先生的追随者、模仿者、研究者。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进餐，是最幸福的事了，精神上的享受也是最高级别的。
　　汪曾祺先生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大约有三：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乎。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练，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年轻时国家动荡四处漂流，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枞，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枞，味道仙绝。直到现在，我拿云南这种独特菌类招待人，很多北京人、很多作家不知鸡枞为何物。三爱尝试，他喜欢做一些新花样的菜。仙游前十几天，他还用剩余的羊油烧麻豆腐招待我，说：“合味，下酒。”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也话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十二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些，味道更北京家常，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
　　之后看到了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的常识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十几年前，我曾在文章写到汪先生用羊油做豆汁儿，去年汪朗忍不住说，豆汁儿从来不进他们家的门。至于对食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
　　他也有不及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他自己都没有尝过。我很是得意。老头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装果珍的瓶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记得老头儿很得意，说泡菜可以这么做。不知道老头儿在泡菜里面加些什么，汪先生说了，我当时没记住，也没吃出来。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勤了些，时不时地还在一起切磋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荐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我写的一些小文，他时不时鼓励一下。
　　前不久，他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家位于蒋宅口的老北京风味确实地道，我们几人咀嚼出爆肚儿的结实和韧劲。那一天，他还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我们都乐了，其实还是想找个理由在一起喝酒聊天。
　　汪家的人厚道，实在，汪朗犹甚。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他的一次举动却让我意外。那年我女儿结婚，汪朗自然是座上宾。宴毕，众人散去，发现汪朗还在电梯口，我说你还没走啊，他说，我帮你送客人呢。我说，都走了。他说：“我得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走。我虽然比你大，但你和我父亲是一辈儿的，家里有事，晚辈我该最后走。”
　　家风如此，文风自然。
　　摘自《食之白话》（中国华侨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