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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0，13。
3、8、10、13。
3！8！10！13！
电视屏幕上那个新闻女主播的嘴巴从O变成了一，又从口变成了四，像不断变形的轮盘赌，最终锁定成了一个日的形状。
3号。3号。3号。叼，又是3号。
早上7点30分。Benson和外祖母Tis坐在客厅那台21寸的电视机前收看早间新闻，前一天电视台通知翌日将会有台风席卷澳门，现在，他需要确认究竟挂几号风球，才能知道今天是否还要开工。对他和外祖母来说，这更像是一个他们俩之间的游戏，赌博游戏。赌注通常是隔壁六记粥面的水蟹粥，或是路环安德鲁饼店老店的蛋挞，但他祖母最喜欢的还是他做的Kare Kare，一种用牛尾、牛肚加上大量的蔬菜一起炖，配上磨碎的烤花生、洋葱和大蒜做调料的菲律宾菜。这会让她想起在萨马岛上她和母亲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的日子。
这只是Benson的推测，大部分时候，他并不知道Tis在想什么。他只知道外祖母出生于菲律宾的萨马岛，成年后随着外迁的大潮一起离开了那座岛，然后来到了另一座岛。由于他的母亲，也就是Tis的女儿，在1989年澳门政府那场针对黑户的大赦时未能答出申领身份证表格上的题目，她只能随同她的非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也就是Benson的父亲，一位从广东潮州偷渡过来的商人，一起又重新去了大陆。此后再未返回。
Benson今年30岁，外祖母79岁。两人住在澳门半岛的巴素打尔古街门脸冲南的临街民居里，除客厅外原本只有一间主屋，Benson长大后隔成了两间，供祖孙分别居住。客厅墙上挂着一块柳桉木的基督受难像，此外再无多余的装饰。
那道Benson的母亲没有答出的题目是：大三巴牌坊前的石阶有多少级。从此Benson牢牢地记住了那个葡萄牙政府专门用来刁难非我族类的数字，68，反倒是将他母亲和父亲的脸一并忘了。
“据气象台预测，台风天鸽将于今日午时抵达澳门，从黑沙方向登陆……”
不用听下去了，在女主播说出“3号”之后。3号就意味着一切照常运转，除了给出行带来些许不便，顺便吓吓其他纬度来的赌客外，台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学校、餐厅、赌场和澳门塔，都将继续开放。每一年这个由两座半岛接壤起来的地带都会经受至少一场台风的考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7点31分。Benson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厨房洗漱，准备出门上班。再次回到客厅时，Tis仍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电视，像在寻找一张荷官可能发错的扑克。那一块凹陷的位置被她滴水穿石般地雕刻成了一枚火山坑。
“咪再睇啦婆婆，你又贏啦。”Benson说，“不过我同你讲哦，今日边度都唔好去，记住冇。”
Tis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意思可能是，什么样的台风我没见过？也可能只是一种惯性的回应，表示对Benson的敷衍式的尊重。
Benson套上T恤，弯下腰来，蹲在外祖母和电视之间，强行将她的视线切到自己的脸上，像往常一样做出门前例行的叮嘱：“跟我赌，你才会赢。一出门，就会输嘅。”
Tis的视线像断档的水珠一样哗哗地在Benson脸上开花，就是不聚焦在他的瞳孔上。Benson很熟悉她这副样子。十五年前，Tis彻底结束了她长达39年的菲佣生涯，正式成为一名丧失劳动力的普通居民，每月领2000块的非永久性居民救济金。她当时的雇主周太领着她怒气冲冲地上门，捏住她右手的手腕高举起来，大喊“人赃俱获”时，她脸上就是这副神情。当时的情境Benson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外祖母脸上的神情就像那个数字68一样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将此事略去不提，是因为他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能肯定外祖母的清白。那时Benson十五岁，他能做的只是把外祖母右手里紧紧攥着的那串佛珠扯下来，交还到周太手上，连声抱歉，“对唔住，她糊涂了。”
周太不接，翻来覆去地说：“你点可以咁对我，你喺我家十几年，我对你边度唔好了？”周太说话时，衣服上镶着银丝的碎缨颤动，像在跳弗拉门戈。六记粥面的老板六记明当时仍是每天要亲自打点店里的伙厨，他对这一幕至今印象深刻，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两人的对话。
“真嘅对唔住。以后唔会了。”Benson将外祖母牵回屋内，拉上铁栅门之后，周太仍然砰砰锤门：“喂！你讲话啊。”
Benson只好将那串佛珠从铁栅门中间递过来，冷冷地说，“她不会讲话。从嚟都唔会讲话。你唔知咩？”
周太当时似乎是头一次意识到Tis在她家做菲佣这么多年，确实是从来没有讲过话。但怒气让她无暇检验这个事实的真假，“你呃边个呢！佢就系喺装傻，佢精明着呢。学乜唔好，学人家去赌！”
“呢唔系佢偷嘅，佢唔会用右手偷，她的右手是用来下注的。”Benson蹲下将那串佛珠放在门外，然后把里面那道木门关上。
无论Tis究竟有没有偷那串佛珠，这次事件都起到了它应该有的效果。没有一个雇主敢雇佣一个有赌博爱好的佣人。不久之后，Benson便从学校退学，开始出去打工谋生。在那时，这是很常见的现象。2002年，澳门的经济一飞冲天。念书没有太多用处，遍地都是黄金。十几岁的小孩纷纷从学校跑出来，去做沓码仔或者扒仔，勤快的话一个月几万收入不是什么问题。对菲律宾人来说，这尤其是一个改变他们生存境遇的机遇。世界各地的赌客在一瞬间涌入这个小城，语言问题成了澳门人最大的掘金门槛。这时，菲律宾人的语言优势便被赌场经营者相中，得以进入获得一份体面且收入不菲的工作。Benson是个例外，他没有选择去赌场工作——虽然在澳门出生，但他的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讲得差不多好。和其他人不同，他对赌场深恶痛绝。外祖母被周太抓包的时候，他下决心要将整个世界关在门外，他失败了。无论他怎么恳求发火，软硬兼施，仍然拦不住外祖母将领到的每一块救助金扔进老虎机里，将家里每一件值钱的东西搬进当铺，换成百家乐桌上的筹码。Benson一次又一次地从各个赌场将外祖母领回来，最后一次将她领回来的时候，他同时买了一把锁。没有办法把世界关在门外，那就只能把Tis关在门内了。 “我收工返嚟畀你带粥啊。你今日想饮乜粥？”7点32分，Benson站起身来，拿上包向门口走去。他听到背后外祖母嘴里嗯嗯啊啊地发出回应。“又系水蟹粥？炸云吞要唔好啊？”出门时，Benson习惯性地摸了摸裤子口袋，空的。
全澳门所有的医生都下了同样的诊断书，阿尔兹海默。护工每隔三个月就会上门来一次，你这样强行把她关在屋里，是触犯法律的你知道吗？
废话，我当然知道。可问题就是她根本是在装傻。周太是对的。
Benson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或者说，揭穿外祖母的把戏。
起先Benson也被她骗了好几次，等他有一次假装上班，偷偷躲在门口，看着外祖母是怎样熟练地开锁，颤颤巍巍搭上巴士，走进赌场大门，才晓得她具备了怎样石破天惊的演技。他在赌桌上一把将她准备推出筹码的右手摁住，那布满了老人斑的褐色右手發皱，当她抬起头，脸上已置换好了原先的那张人皮面具。那是一张毫无存在感的面具，自1964年她搭上从马尼拉的渡口离开的轮船，经香港上岸，又辗转发配到澳门，那张面具就再没从她脸上摘下来，比她的肤色更有效地将她和葡萄牙人、泰国人和中国澳门人隔离开，标示清楚了她的价格。
“婆婆啊，我拜托你不要再跟我玩了啊。我真的要来不及了。”Benson重新蹲回Tis面前，伸出右手。时钟显示现在是7点35分。Tis无动于衷。“你咁我唔好畀你带粥了。”Benson真的有点火大了。Tis这才慢腾腾地从沙发上那个火山坑里挪出来，坑底躺着一把钥匙。
Benson拿上雨伞出门。他试着撑开雨伞，但发现风比想象的要迅疾。他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雨有条不紊地落下，但因为风而改变了自己的意志。7点37分。他重新打开门把伞放回去，Tis仍坐在电视机前，脸上是那张1964年的面具。Benson怀疑只要他一转身，那张面具便会顷刻间脱落，浮现出她本来的样子，一张狡猾的脸，然而这就像是观测者效应，薛定谔的猫。一个无解的环形悖论。
接下来的24小时，这一幕将牢牢定格在他的脑海里。当他每一次回想这一幕画面时，都会不自觉地重新摸一次裤子口袋，确认那把钥匙的存在。
Benson重新把门锁好，然后沿着比厘喇马忌士街狂奔，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赶上7点40分的那班开往澳门塔的巴士。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坐船连夜从香港赶到澳门的黄家强站在六记粥面的门口，在雨帘中抬头确认店铺是否还在营业。由于赶早班渡轮，加上香港的所有便利店和食铺都已关门停业，他肚中空空，准备在台风最强劲之前找些东西果腹。当他低头在手机地图上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并对照风速仪测算现在的风速时，被刚刚跑过去的那个小伙子溅了一身污水。
“叼你老母，赶着去投胎啊！”他冲着刚刚跑过去的褐色皮肤的年轻人吼道，那人似乎远远地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就跳上了一辆刚刚停稳的巴士。事后他反复澄清，当时并未冒出这句粗口，但六记粥铺的老板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那时店门口只有他一个客人。接下来这位客人掸了掸身上被溅上的污水，走进六记粥面里头拣了张空桌坐下来。
老板走过来擦桌子，“小伙子，我哋要打烊了。”
现任六记粥面老板的是六记明的次子，他的大儿子去了银行做事，六记明如今名义上是明伟饮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实则在家抱孙子，颐养天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香港美食家蔡澜的一篇文章的推力。考虑到此店自1949年起便在这个港边小巷营运，虽然次子的大名中并没有“明”这个字，来此的老主顾仍然沿用了六记明这个称呼来唤这位续任。
“乜？哦，系因为台风？”这位香港客人问。
“你唔系本地人吧？我哋只经营夜市。晚黑六点半到早上八点。”老板说。
“哦，咁，我系香港过嚟嘅。”黄家强说。
“呢个天气，嚟澳门干吗？”7点50分，老板开始把店里的椅子一件件收起来。
“追风。”黄家强说。
“追风？乜风？”老板看了他一眼。
“嚟追台风啊。我系台风爱好者。”黄家强说。
“台风爱好者？真有意思，乜人都有。台风有乜好睇嘅？你哋香港唔系也有？”老板说。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咯。这次的台风是走澳门过境，只有到这里才能看到风眼。”黄家强从包里掏出一枚黑色的长方形小机器，“为了看这场台风，我一大早就从香港那边过来了。”
“你手里那是什么？”老板问。
“风速仪咯。”黄家强说，“你唔知啊？这次的台风真的超厉害的。前天上午进入南海后，24小时内风力连跳5级。5级！你知唔知5级系什么概念？昨天夜里在维多利亚港的时候，我测出来的风速就在25km/h以上，我叼，从进入南海到登陆仅有29小时。还有哦，你知唔知这次台风为什么叫天鸽？这是2011年菲律宾那场吹死了一千人的台风天鹰的替补名。老板，我同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这次的天鸽也要被台风委员会除名……”
“你都唔使上班嘅咩？”六记明后来说，他当时觉得这位香港来客有点“拾下拾下”，广东话就是傻里傻气的意思，于是把他当成了一位神经病，迫切地想要把他撵出去。
“上班？香港那边都报8号风球了，边度还有班上？我差点都没坐上最后一班船。”黄家强说。
六记明没吭声，只是挑了挑眉毛，然后请这位大惊小怪的香港客人站起来，将他的那把椅子收起来。六记粥面虽只经营夜市，但工作强度不比日市轻松。闭店后他需要去同负责采购的伙工确定当晚所用的新鲜食材、准备食材的前期工序、同财务对账等等，处理完各项繁琐的事宜，才能在中午时分睡觉休息，再在晚上六点半准时开门，片刻浪费不得。虽然这天气看起来是有些糟糕，但他当时相信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台风天，今日店面依然得正常周转。
黄家强只好站起来，“不过我是很佩服你们澳门人啦，这样子还要开工。”
“小伙子，你系唔系搞错了。我们这里只报了3号风球，3号当然是要开工的。”老板请黄家强走出粥铺，因为他要把卷闸门拉下。 “3号？”黄家强听到老板的这个说法颇有些吃惊，“点可能系3号？”他的全身已经站在粥铺门外，雨哗哗地落下来，因尚未来得及穿上雨披，他只好用防水背包挡住头部，一边把手里的风速仪罩在老板眼前，“你看，现在的风速，25，26，27……点可能系3号啊？”
“嗰我就唔知了，我又唔系台风爱好者，不如你畀电视台打电话问问咯。”卷闸门哗地拉到底，将六记明和黄家强一分为二。
两个人都听到对方在门的另一端同时发出一声“痴线”。
黄家强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8点差1分。他戴的是迪沃斯专业潜水手表，防水深度在500米。这块表价值近六千块，是他为自己添置的少数昂贵的生活用品之一。手上的那个TSI风速仪则将近两万元，购置它的时候他与父母大吵过一架。黄家强现年42岁，在香港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是最底层的销售人员，没有结婚，至今仍然同父母一起住在深水埗一间不足40平米的房子内。1996年，他无意中在电影院看到一部美国电影，《龙卷风暴》，讲述几位痴迷研究龙卷风的科学家的故事。自那之后他开始对台风产生强烈的兴趣。香港和澳门地理位置相近，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觀测台风的好地方。在香港本地和社交网络上，他有一些线上和线下的同道好友，偶尔也会一起追风。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胆量这样大，他们大多会选择在较为安全的地带观测台风，如果风力过强，便会保守地退缩在室内。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狂热，会不计代价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到追风运动中去。除了追逐台风，黄家强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人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是错过了2011年那场席卷了菲律宾棉兰老岛地区的台风天鹰，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那场台风会那样迅猛，台风引发的洪涝最终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次年，在第44届台风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天鹰被从140个台风名字中去除。这一次，他有预感，天鸽将会成为另一场足以与天鹰媲美的强劲台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赴澳门参加这场盛典，就是要看看，上帝究竟能展现怎样的神威。他确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神迹。而他，将是那个只身涉入风眼之中成为台风的庇护者的唯一一名圣徒。
然而此刻，他意识到，全澳门除了他，没人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场台风。这条朝圣之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无知者，令他被迫成为了他们中毫不起眼的一员。
雨越来越大，这条沿港道路的路牙已经快要被雨水浸没，黄家强掏出手机查看气象图，现在是8点整。天鸽在不断接近这座亚热带岛屿的东南海域，他所处的位置是整个澳门地势最低之处。他快速计算着台风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推算它将会覆盖的路线，大约还有两小时的时间。他必须去往那个最高之处。黄家强从包里把伞掏出来，伞是他母亲参加爱港力的社区活动时获赠的礼品，刚一撑开便被风刮得翻了面，手一松，伞便嗖地被风吹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了路那边的海湾，飘过了泊在港湾上的一艘艘私家游艇，继而向着对岸那一栋栋新建的住宅高楼奔去。不用三分钟，便抵达了珠海。
黄家强盯着那把消失无踪的伞，再次啐道，“叼，3号，点可能系3号！”然后拦下一辆正在淌水缓缓开过的计程车，打开门坐进去。
“去边度？”司机问。
“还能去边度，往高处走啊！”
8点过10分，澳门电视台澳视葡文频道的热线电话响到了第三次，编导袁绍飞才从工位上醒过来，接起这通电话。这之前他剪了一夜的片子，刚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剪的片子并不是工作分内的新闻素材，而是自己的私活，一部试图讲述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故事的纪录片。1580年4月26日，利玛窦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两个月后，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之后，他从马六甲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新奇的物品，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以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而他带来的地图，尤其令这个东方国度的百姓大开眼界，从此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由于缺乏留存完整的资料，加之没有什么投资人对这个题材有兴趣，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困难重重。此时，袁绍飞仍一心惦念着纪录片素材的填补和梳理，对即将到来的台风一无所知。他工作的澳门电视台位于澳门半岛俾利喇街望厦山炮台下，因为工作的性质无需每日打卡上班，为节省房租，他在珠海湾仔租住了一间两室一厅，平时从湾仔口岸过关往返。其实从拱北口岸坐巴士更方便，但是他喜欢坐船。为了剪这个片子，他已经在电视台睡了两天，一步都没有出去过。因此，这通气势汹汹的电话让他有些莫名其妙。
“系电视台咩？”电话那边问。
“是啊，你找哪位？”袁绍飞问。
“我跟你哋讲，你哋搞错了，呢次嘅台风系8号，唔系3号啦！”电话那头说。
“什么？”袁绍飞没太听明白。虽然在澳门念了四年大学，但他学的是葡萄牙语，在电视台负责的也基本是葡文节目，广东话对他这个出生成长于安徽阜阳这座秦岭淮河以北的城市的人来说，依然犹如天书一般难懂。坦白说，并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太愿意懂。
“8号，8号。你们搞错了，今天的台风是8号，不是3号！不，也不是8号……至少会升级到10号！”电话那头又重复一遍。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这边是葡文频道，不负责中文新闻。”袁绍飞字正腔圆地告诉对方。
“什么葡文中文的！你哋葡文台就唔管台风了咩？”电话那头的声音气急败坏。
“先生，你平时是不是不看我们电视？” 袁绍飞问。
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后，这家公私合营的全澳门唯一的广播电视有限公司仍然连年亏损，一度濒临崩溃倒闭，后来由当时的澳门特首何厚铧宣布由澳门政府负责接管，改制为公营广播机构，这才在政府的资助下勉力支撑到现在。澳广视的执行总裁江濠生乃是一名出生于澳门的土生葡人。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土生葡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保留葡萄牙国籍或加入中国国籍，即使加入中国国籍，也仍可继续使用葡萄牙护照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中国。在度过回归日、回归翌日、冬至、圣诞节前日和圣诞节这几个公众假日之后，12月28日，江濠生走进澳门的身份证明局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表格，十分钟后，他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土生葡人。“澳门就是我的老家。”在当年的新闻采访中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如此介绍。这之后的四年，每年他都会去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四周普通话。 原本持有股份在15%以上的何鸿燊现今仍是澳广视的董事会主席，不过，随着澳广视的股权几度更迭和公司属性变更，现在电视台的真正掌控者是谁，如同他们的财报一样，是一团迷雾。因此，袁绍飞问这句话倒没有太多挑衅的意味——他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除了极少数自制新闻外，主要是香港和大陆的影视剧和娱乐节目。最近，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电话这一头，计程车上的黄家强被这个问题问得张口结舌。电话那头又说：“先生，电视台也不是气象台。你有气象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给气象臺啊。”
这一边，袁绍飞听到对面骂了一句“我叼，搞乜鬼”，就挂断了电话。同事Wendy刚巧路过，袁绍飞便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有台风？”
“是啊，你不知道？” Wendy是澳门本地人，进入电视台的时间比他早，是中文频道的编导，负责早间新闻。虽然是不同的频道，但他们的工位其实就挨在一起，因为电视台实在太小。
“哦，这样。”袁绍飞说，“我是好几天没出门了。”袁绍飞很快忘了刚刚的那通电话，起身收拾桌上的东西，纪录片没有进展，他打算今天回家休息，然后再想法补拍一些素材。
“你要走？”Wendy问，又提醒他，“我看你今天还是待在台里吧。这个天，搞不好走到一半就淹了。”
“有这么严重？”袁绍飞重新想起刚刚那通电话，“不是挂3号风球吗？”
Wendy脸上露出不可意会的笑容，“说是这么说咯。”
“什么意思？”袁绍飞问。
“香港那边几小时前就报了8号，你听窗外现在这个风声，怎么都不可能是3号啊。”Wendy说。
“啊？”袁绍飞更不懂了，“那你们怎么还报3号？”
“不是我们报的3号，是气象局那边给到我们的信息就是3号。”对这位进电视台还不满一年的年轻同事，Wendy并不想把话讲得太透彻。因为有些事情是大陆人怎样都唔会懂嘅。
“为什么？”袁绍飞仍在穷追不舍。
Wendy只好说，“你知不知道电视台现在最大的股东是谁？”
袁绍飞摇头。
“那么你知不知道气象局现在最大的股东是谁？”
“气象局也有股东？”袁绍飞十分惊奇。
这个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Wendy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她立刻去导播间，有紧急会议要开。她走前和袁绍飞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一定要回家，记得别从湾仔走。那里地势最低，海水倒灌，都不知道会淹成怎样。”
这时是8点35分。
5分钟后，袁绍飞决定带上他的那台佳能手持摄影机回家，走拱北口岸。
除了黄家强和袁绍飞，在澳门的另一座半岛氹仔，还有一个人也几乎彻夜未眠。时针滑过早上8点的时候，悦榕庄贵宾厅赌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动声色地换了一拨。澳门的赌场均为24小时营业，在赌场工作的人实行三班倒，早上8点交接一次，下午3点再交接一次。肖建英早上六点半就坐在了酒店早餐厅的一张空桌前，这顿早餐他享用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喝了两杯普洱，吃了半口虾饺，合水吞服了两粒氨氯地平缓释胶囊。
他在等。等他的好朋友们陆续出现。
这是肖建英在这家度假型酒店住的第七天。尽管常年需要待在珠海、香港和澳门，但出生于内蒙古鄂温克的他从来都没有习惯过这里的气候。现在是8月，澳门的气温平均在27°—35°之间，这两天由于台风的缘故稍有降低，但待在户外仍然能感到湿热烦闷。肖建英穿了三层衣服，第一层衬衫，第二层夹绒背心，第三层是防风外套。裤子穿了两层，内层保暖，外层防潮。好在澳门室内的冷气一向无节制，他这么穿也就没有显得太过反常。作为发源于普吉岛的封闭式高端度假型酒店，悦榕庄最有名的是他们的SPA，SPA结合了现代和传统的按摩技巧，配合不同的香料和草药，整场SPA的过程犹如宗教仪式一般庄严宁静。SPA结束的时候，疗养师会敲响一记清脆的音叉，将你从这场旅程中唤醒。然而，这七天，肖建英一次也没有让自己放松享用过一次这里的SPA。伴随赌场业的辉煌发展，澳门已经成为世界上米其林餐厅密度最高的地方，这一次，嗜好美食的他也没有踏入过任何一家高级餐厅。每一天早上，他第一个准时出现在酒店的早餐厅，然后等。
从外表看，肖建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像任何一个到了他这个年纪的男性。他穿着普通，身上没有任何表明他身家的标识。他今年58岁，由于常年饮酒的缘故，心脏、肝脏和肾都不太好。两年前曾因为中风进过一次医院，从此之后需要以比常人慢一倍的速度前行。在那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跑五公里，再吃早饭，同时收看这一天的政经新闻。如果要外出的话他很少走路，去哪儿都有司机和秘书随同，中风也就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他的秘书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情妇，跟了他十几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君主和宦官。当然，肖建英不否认其中也有温情的成分在。但是，作为一个商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一切关系都是利益交换，包括婚姻。
肖建英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父母是普通的牧民。不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展现了过人的自律和野心。毕业后他原本被分配到地方上的检察院，但他没有选择这份当时在父母看来颇有前途的工作，而是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更具价值的东西。
矿。
2000年左右，肖建英完成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如同那个年代抓住了时代浪潮的其余资本家一样，开始进入资本投资的阶段，从投资金融股、法人股，到进行PE投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坏人。在资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伦理学上的对错观念。并不存在伦理学。已经毕业几十年了，他仍然会背西塞罗的某些篇章，熟知拉德布鲁赫和波斯纳，如果跟他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能立刻告诉你现在谈论的内容大概在什么位置。但他最为过人的本领是，耐心。奇迹式的足以熬过持续三年没有奶水只能靠草种与树皮存活下来的耐心，漫长的足以熬过十年没有书念每天赶马斗狼与羊作伴的日子的耐心，强韧地熬过金融崩盘被所有称之为朋友的人在董事会上集体讨伐的时刻的耐心，魔鬼般地熬过在北京西城区一栋不起眼的宾馆足不出户每日被白炽灯照射一整年都无法睡觉的耐心——从那以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现在他认为自己依然没有失去这份耐心。时间指向9点10分，尽管他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还是觉得也许他们只是集体睡过了头，或是嫌麻烦而叫了送餐服务。他们会出现的，总会出现的。至少不会一个都不来。一共六个人呢。哪个人没有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影响过那个无声的战场上数字的起伏？他信任他们。他信任他们的原因不是他真的信任他们，而是他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秘密，同样地，他们也掌握了他的。
他从早餐厅转到赌场贵宾厅的一张牌桌前坐着，妆容精致的女荷官问了他两次要不要下注，他都回答不要。“我今天运气不好，不会赢的。”他微笑着回答。实际上他知道自己不会赢，是因为数学。从概率来说，百家乐是一种长期来看注定会以1%的比例输给庄家的游戏。他从来不用运气做生意，他靠的是数学，和秘密。所以他从来不赌。
转到赌场这边来坐，是因为9点的时候早餐厅突然通知提前结束餐饮供应。餐厅经理抱歉地告知他电视台和广播频道突然通知外面的台风改挂8号风球，他们需要处理一些酒店管理方面的紧急情况，“不过赌场还会正常开放。”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如何，他只关心那其余六个人究竟什么时候会从他们的套房内走出来，和他继续这一天的度假活动。
每次度假的人选都会发生些许变动。最近这两年，人越来越少了。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了。以往他们的度假总是在三亚的悦榕庄进行，三年前才改到澳门。他知道这是为了方便他，三年前他彻底搬到了香港，没有再入过境。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入境之后还能不能再出得来。
而这一次。前三天的早晨，他们都陆续去了早餐厅一起饮茶吃饭，到了第四天，其中两位没来吃早饭。第五天，又有一位没来。对肖建英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博弈。没来吃早饭，就意味着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共同签署了一份只属于他们之间的协议，结下了一份排除異己的友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每一年为期一周的度假，从六点半到十一点的早餐时间决定了这个共同利益体谁出局，谁继续。
现在是九点半。肖建英还在等。虽然穿了三层衣服，他还是感到寒冷，他将这归结于也许是台风搞得鬼。他等得起。
拉着黄家强的计程车堵在新马路附近便再也无法前进半分，他们先是被车辆的长龙在这条澳门半岛最热闹的大街上堵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到风力越来越强，马路上商铺的招牌被刮得掉下来差点砸中一位在路边指挥的警察时，水已经淹没了计程车近半的车身，开始从车门大量渗入，司机首先打开门跳了出去，尽管无奈，黄家强也只得跟着下了车，然后跟所有人一起往大三巴的方向蹚水移动。那是地势最高的地方。
与此同时，袁绍飞乘坐的巴士克服重重艰难终于抵达了拱北口岸，口岸人满为患，多是被滞留在此的过关旅客，刚刚关口已经接到最新的政府通报，台风改挂8号东北风球，关口暂时关闭，如何处理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而十分钟前，地处南湾新填海区D区域1号地段，同时也是澳门地标性建筑的澳门塔卖出了他们这一天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观光套票。买这张票的人叫党婷，是一位刚满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这一天是她的生日。也是黄道十二宫第六宫处女座的第一天。
澳门塔总高度为338米，一共61层。1990年代，何鸿燊去新西兰的奥克兰旅游时，那座著名的天空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澳门后，他决意建造一座类似的高塔，并邀请了新西兰最有名的建筑师Gordon Moller来设计。整座塔从开始建设到完工用了3年时间，总耗资10亿澳门币，这差不多是何鸿燊所拥有的赌场现如今十天左右的收入。2001年12月19日，何鸿燊邀请了特首何厚铧和他一起为澳门塔亮灯，从此，这座高塔成为了每一位前来澳门的游客观光的必经景点。但是，在该塔动工之时的1998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澳门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何鸿燊当时执意建造这座毫无必要的高塔的用意。
只除了一个人，党婷。
出生于回归那一年的党婷，对澳门如今的样子并不像其他澳门人那样常感到恍若隔世，回顾往昔会觉得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自她记事起，澳门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没有去过迪拜，但是她在网络上看过有关迪拜的图片，她觉得澳门就和迪拜差不多，一座人造之城。她对这些人工建造起来的庞然大物有着接近神般的崇拜。她的父母皆在澳门大学工作，因此自小就住在氹仔，她亲眼瞧见了这个原本只是一小块陆地的地方是怎样被一点一点填海造路而扩大，一栋栋金碧辉煌的巨型赌场型酒店建筑是怎样无中生有。这些仿照外国建筑的酒店将巴黎和威尼斯带到了她的身边，令她感到自己就处在世界的中心。
这种幻觉多少抚慰了因为恐高症而几乎无法出门的她。不过这个幻觉只有效地持续到了12岁。在那之前，党婷上的是专门招收澳门华人的学校，她周围的孩子都和她差不多，几乎都是街坊邻里的华人小孩。大家对世界都还没有什么认识，澳门就是他们心目中世界的全部。唯一的些许区别是，党婷连澳门的另一边，那座澳门半岛都几乎没有去过。说几乎是因为她唯一嚷着要父母带她去看炮台和牌坊的那一次，在巴士途经西湾大桥时，党婷没忍住睁开了眼睛，当她看着窗外大桥下闪闪发光的海水时，感到一阵眩晕，极度的恐惧在瞬间突袭了她。最终，整辆巴士不得不专门为了她一个人停在大桥上，在造成了约一个多小时的交通阻塞后，交通局、警察局和政府部门同意为这个晕厥在场的孩子破例，用警车将她护送回家。电视台在次日的早间新闻尾段向全澳居民播放了这条约30秒的新闻。
在晕厥过去之前，党婷倒下的过程中，眼睛看到的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对岸那座高塔。那座塔反射出的光线加速了她对接近地面的渴望。
全澳门的心理医生做出了不同的诊断。一种诊断结果说这种极为罕见的恐高症是生理性的，也就是脑部神经的器质性病变，负责平衡感的部分出了问题，它可能是先天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也可能来自家族史的基因缺陷遗传。另一种诊断结果表示，这完全是一种心理性疾病，或者叫，主观平衡障碍性疾病，属于精神性眩晕，焦虑状态诱发的通过传出冲动失藕合及传出冲动复制的感觉失匹配，可能是后天环境的某次刺激引发，或是长期的压力导致。还有一些医生认为，患者患有的其实不是恐高，而是在幼时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缺乏某些必要的东西，比如安全感，而表现出的应对方式。也有一位自称是澳门中医协会会长的专家，在上门问诊之后，表示这是孩子身体天生寒气太重，没法到高处去，因为俗话说得好，“高处不胜寒”。 不管怎样，党婷的父母在尝试过各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就放弃了要治愈这个疾病的想法。党婷的母亲实际上不是老师，而是在澳门大学校董会做行政工作，父亲则是历史系的老师，不过，教的主要是葡萄牙历史。回归后，才开始兼讲中国史。有一次，他无意间看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写的《疯癫与文明》，福柯在这本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理学在历史维度的过渡中的变化与发展，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所谓的疯癫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与社会多数的“正常人”不同的少数者的状态。这个观点极大地扭转了他对女儿患有的恐高症的看法，从此，夫妻两人改变了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女儿怕高，就像有些人怕水，有些人无法忍受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些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样。它可以被视为疾病，也可以被视为是那个人身上的特性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这样对女儿解释。
但这个解释，以及夫妻俩刻意为女儿建立起的安全的世界堡垒，在她从小学升入初中的那一年便突然失效了。
党婷上的初中是天主教学校。回归前，在葡萄牙政府的统治下，澳门最好的学校都是天主教学校，回归后，这一点仍变化不大。她的同伴同学中有混血，有土生葡人，也有回归后从葡萄牙全家移民过来的葡萄牙人。她猛然意识到，她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似乎变了。当她和同桌，一位刚刚移民过来的葡萄牙男孩彼此介绍的时候，对方告诉她他来自葡萄牙——在过去，葡萄牙和中国这些词对她来说都差不多，仅仅是一个词汇，没有她脑海中的地理学上的意义，但她的同桌，随即翻开了他们新发的地理课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地图，告诉她，他就来自那里。那是他的老家。他们那里也能看见大海。
其实他指的地图的位置并不真的准确，那是《山海舆地全图》，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绘制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图。相传是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时，在肇庆绘制的，为了讨好中国而将中国放在了地图最核心的位置。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这幅地图并非利玛窦绘制，而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这是地图史上的一桩疑案。
无论如何，这完全改变了党婷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澳门的认识。随着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她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的世界是多么窄小。她的世界不能高于两层楼的视崖。她将永远以水平面的行动参照匍匐苟存。这就是为什么她认为何鸿燊在她出生前一年决意斥巨资建造的那座塔是有意义的。虽然她和何鸿燊这位澳门最为知名的大人物没有任何关系，但她认为这座塔是何鸿燊为她而建造的。
她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要么站到那座塔上，要么去死。
10点47分，澳门塔61层，Benson的搭档阿Ken和他最后强调了一遍关停所有设施，收好线缆，锁上蹦极台和高空漫步的对外玻璃门，各项琐碎的事务细节，然后就匆忙下到58层观光层去帮忙分散仍然停留在那里的少数游客下楼，到最底层的安全处。
此刻Benson站在61層楼，通过环状透明玻璃望向他家的方向，试图看清那里的水势究竟如何。两分钟前，手机上已经弹出最新通报，台风天鸽现在已挂9号风球。实时新闻上说，澳门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已中断，机场、船班停运，澳门本岛与氹仔之间的三座跨海大桥、西湾大桥下层行车道全部封闭，最重要的是，连赌场都开始陆续关闭。这说明这次台风是来真的了。
“叼你老母，都是他妈的赌场那些人搞的事。”半小时前，阿Ken就在更衣室一边卸下教练服一边骂娘。“那些人为了多赚一天的钱，才叫气象局挂3号风球。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叔叔就在气象局工作，我叼，不管刮几号风，他们都得报3号。关一天赌场会死啊？少赚几千万会死啊？你看吧，这次，玩大了。”
阿Ken的话一句也没进入Benson的脑子，他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件事。他家所在的位置是澳门半岛地势最低的地方，以往刮3号台风，水都会淹进屋里，后来加高了门槛，才将水挡在门外。但这一次的台风，他几乎从未见识过，他不知道水位会达到什么高度。而那把唯一可以从屋内打开大门的钥匙，在他的裤子口袋里。万一……他不敢细想下去，只希望能够赶紧处理完这里所有的事情，再想办法赶回家。
就在Benson准备关上通向蹦极台的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问他，“请问现在还可以蹦极吗？我买了今天的票。”
他回头，这才发现有一名游客还在这最高的61层没有离去。一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女生，几乎是个孩子。她穿着一身准备蹦极的装备，那应当是他们还没接到关闭澳门塔的通知前，同事帮她穿上的。
“不行，我们已经停止开放了。你看外面，这个天你还要蹦极？”Benson非常烦躁。他是澳门塔的蹦极教练。澳门塔的蹦极项目是它另一个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座塔的地方，这项娱乐项目由世界知名的连锁蹦极运动公司Hackett公司经营开发，公司的创始人A.J.Hackett是蹦极运动的发明者，成长于奥克兰。澳门塔的蹦极项目是Hackett公司运营的世界上最高的蹦极项目，高达233米。Benson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对澳门塔有什么兴趣，他的工作内容实际上是站在那块可以俯视整个澳门的蹦极台前，将那些倒数三次还没有勇气蹦下去的客人推下去。
他非常喜欢看那些被他推下去的人惨叫着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掉下去的感觉。
“我买了票，所以我有这个权利。”这位看起来仍是高中生的女孩坚持道。
Benson没有理会她，他低头又看了一眼手机，刷新实时新闻。一条消息突然跳到了眼前，珠海湾仔那边已经被倒灌的海水全面淹没，水位漫到了二层楼，路边的车辆全部在水面之下，大树被吹倒，只露出几分树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家与湾仔正是隔岸相望，这说明他家那边的情况只会更糟。
他摸了一把口袋里的钥匙。它在，它在，它一直都在那里。它为什么会在那里而不是在外祖母的手上！
没有用了。一切都完了。
这时，他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风声。他回头，蹦极台的玻璃门竟然被打开了，狂风呼啸着吹进来，而那名女孩已经不见踪影。 三秒钟之后，他做出决定，逆着狂风向蹦极台那边跑去。
那女孩还在蹦极台前的准备区摸索着蹦极用的绳索，那里还算安全，因为视线被周遭的栏杆挡住。即便如此，那女孩已经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不知是被狂风吹的，还是被吓的。
Benson冲过去试图把她拉回来，“你要做乜，揾死咩？”
党婷说，“系啊，我就系要揾死。”她死死地抓住台边的栏杆，威胁他，“你唔好管我！”
这时，距十一点半澳门气象局挂出台风升级为10号风球的信息还有21分钟。
黄家强已经一步一步地登上了68级台阶，站在了大三巴牌坊前，那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人都躲进了附近炮台山上的澳门博物馆内。
袁绍飞仍然被困在拱北口岸的出入境大厅内，他打开了自己的那台佳能摄像机，对准了厅内形色各异的躲避台风的人群，试图为这场台风留下些什么素材。
而肖建英所在的赌场已经全面断电断水断气，他坐在一片黑暗之中，仍然在等他的朋友们。
11点10分。
Benson盯着党婷，问，“你满18岁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刚满。”
Benson又问，“你之前跳过吗？”
她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说，“不过我在心里已经跳过很多次了。我每天都会练习一遍。已经练习了六年。”
Benson于是说，“那好，你等我一下。”
然后他回到61层的塔内，穿回他的教练装备，又重新回到蹦极台。
他说，“你知唔知，其实我哋嘅蹦极，系可以跳双人嘅。”
他站在党婷面前，像往常那样，一一检查完毕她的所有装备。然后找出两条蹦极用的牵引绳索。一条挂在党婷身上，一条挂在自己身上。
他握紧党婷的手，一步一步走向蹦极台的边缘。
11点12分。
Benson和党婷站在蹦极台前，开始倒数。
“5，4，3，2……”
数到1之前，党婷突然扭头问，“你系菲律宾人吧，点会讲广东话？”
Benson想了想，说，“你搞错了，我系澳门人啦。”
11点13分。
天鸽以30km/h的速度移动到了整个澳门正中的位置，此时，澳门被天鸽的风眼笼罩了不到三秒的时间，在这三秒的时间内，整座城市突然宁静下来。
后来尽管有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的确确看到了那条金碧辉煌的长条形的龙，龙须像珍珠一样洁白，鳞片像宝石一般闪耀，但没有一个人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话是真的。更多的人只是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气象专家则发布公告说，这只是一种偶尔会出现的气象现象。
那条龙出现的时候，肖建英接到一通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他新婚不到三个月，妻子是大学同学。他接通了那个电话，儿子在电话那头说，“爸，我和Linda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他一时没有说话，因为紧接着，漆黑一片的赌场突然恢复了照明。整座城市的紧急供电系统终于被启动了，但只能供应一部分用电，赌场是最先恢复供电的。他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的视力。
整个赌场大厅都是空的。肖建英看到一个身影无比缓慢地走进来。那个人脚步蹒跚，像他一样行动不便，摇摇晃晃，全身都湿透了。等她走近，他才看出那是一个褐色皮肤的菲律宾人。
她看到整个赌场只有一张赌桌上坐着人，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拉出另一张椅子，然后坐下来，从湿漉漉的布袋里掏出一枚木制的塑像，然后“啪”地放在赌桌上“闲”的那块空档处。
肖建英疑惑地看了半天，才认出那是一枚耶稣受难十字架。
“到你了。”她说，“你卷咩注？”
自问自答
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
朋友甩给我一个澳门文学奖的征稿启事，我觉得可以试试，赚点生活费。但是那个文学奖的要求是要以澳门为主题，为了写这篇小說，我决定再去一次澳门。
这篇小说是怎么逐渐成形的？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提到过澳门塔的蹦极项目，说他为了克服自己的恐高症蹦了许多次，澳门塔的蹦极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想到以澳门为主题写一篇小说时，我就开始想怎样以这座塔为核心元素讲一个故事。正好前不久澳门遭遇了台风山竹，我就在想是不是也能把台风这个元素放进去。
后来去澳门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虽然是打着田野调查的名义去的，其实在澳门待了8天，每天都是吃喝玩乐，交了许多朋友。最大的感触就是，澳门实在太小了！我不同圈子相互不认识的五个朋友分别介绍了澳门当地五个不同领域的人，结果我发现那五个人相互全认识。
3、8、10、13。
3！8！10！13！
电视屏幕上那个新闻女主播的嘴巴从O变成了一，又从口变成了四，像不断变形的轮盘赌，最终锁定成了一个日的形状。
3号。3号。3号。叼，又是3号。
早上7点30分。Benson和外祖母Tis坐在客厅那台21寸的电视机前收看早间新闻，前一天电视台通知翌日将会有台风席卷澳门，现在，他需要确认究竟挂几号风球，才能知道今天是否还要开工。对他和外祖母来说，这更像是一个他们俩之间的游戏，赌博游戏。赌注通常是隔壁六记粥面的水蟹粥，或是路环安德鲁饼店老店的蛋挞，但他祖母最喜欢的还是他做的Kare Kare，一种用牛尾、牛肚加上大量的蔬菜一起炖，配上磨碎的烤花生、洋葱和大蒜做调料的菲律宾菜。这会让她想起在萨马岛上她和母亲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的日子。
这只是Benson的推测，大部分时候，他并不知道Tis在想什么。他只知道外祖母出生于菲律宾的萨马岛，成年后随着外迁的大潮一起离开了那座岛，然后来到了另一座岛。由于他的母亲，也就是Tis的女儿，在1989年澳门政府那场针对黑户的大赦时未能答出申领身份证表格上的题目，她只能随同她的非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也就是Benson的父亲，一位从广东潮州偷渡过来的商人，一起又重新去了大陆。此后再未返回。
Benson今年30岁，外祖母79岁。两人住在澳门半岛的巴素打尔古街门脸冲南的临街民居里，除客厅外原本只有一间主屋，Benson长大后隔成了两间，供祖孙分别居住。客厅墙上挂着一块柳桉木的基督受难像，此外再无多余的装饰。
那道Benson的母亲没有答出的题目是：大三巴牌坊前的石阶有多少级。从此Benson牢牢地记住了那个葡萄牙政府专门用来刁难非我族类的数字，68，反倒是将他母亲和父亲的脸一并忘了。
“据气象台预测，台风天鸽将于今日午时抵达澳门，从黑沙方向登陆……”
不用听下去了，在女主播说出“3号”之后。3号就意味着一切照常运转，除了给出行带来些许不便，顺便吓吓其他纬度来的赌客外，台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学校、餐厅、赌场和澳门塔，都将继续开放。每一年这个由两座半岛接壤起来的地带都会经受至少一场台风的考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7点31分。Benson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厨房洗漱，准备出门上班。再次回到客厅时，Tis仍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电视，像在寻找一张荷官可能发错的扑克。那一块凹陷的位置被她滴水穿石般地雕刻成了一枚火山坑。
“咪再睇啦婆婆，你又贏啦。”Benson说，“不过我同你讲哦，今日边度都唔好去，记住冇。”
Tis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意思可能是，什么样的台风我没见过？也可能只是一种惯性的回应，表示对Benson的敷衍式的尊重。
Benson套上T恤，弯下腰来，蹲在外祖母和电视之间，强行将她的视线切到自己的脸上，像往常一样做出门前例行的叮嘱：“跟我赌，你才会赢。一出门，就会输嘅。”
Tis的视线像断档的水珠一样哗哗地在Benson脸上开花，就是不聚焦在他的瞳孔上。Benson很熟悉她这副样子。十五年前，Tis彻底结束了她长达39年的菲佣生涯，正式成为一名丧失劳动力的普通居民，每月领2000块的非永久性居民救济金。她当时的雇主周太领着她怒气冲冲地上门，捏住她右手的手腕高举起来，大喊“人赃俱获”时，她脸上就是这副神情。当时的情境Benson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外祖母脸上的神情就像那个数字68一样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将此事略去不提，是因为他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能肯定外祖母的清白。那时Benson十五岁，他能做的只是把外祖母右手里紧紧攥着的那串佛珠扯下来，交还到周太手上，连声抱歉，“对唔住，她糊涂了。”
周太不接，翻来覆去地说：“你点可以咁对我，你喺我家十几年，我对你边度唔好了？”周太说话时，衣服上镶着银丝的碎缨颤动，像在跳弗拉门戈。六记粥面的老板六记明当时仍是每天要亲自打点店里的伙厨，他对这一幕至今印象深刻，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两人的对话。
“真嘅对唔住。以后唔会了。”Benson将外祖母牵回屋内，拉上铁栅门之后，周太仍然砰砰锤门：“喂！你讲话啊。”
Benson只好将那串佛珠从铁栅门中间递过来，冷冷地说，“她不会讲话。从嚟都唔会讲话。你唔知咩？”
周太当时似乎是头一次意识到Tis在她家做菲佣这么多年，确实是从来没有讲过话。但怒气让她无暇检验这个事实的真假，“你呃边个呢！佢就系喺装傻，佢精明着呢。学乜唔好，学人家去赌！”
“呢唔系佢偷嘅，佢唔会用右手偷，她的右手是用来下注的。”Benson蹲下将那串佛珠放在门外，然后把里面那道木门关上。
无论Tis究竟有没有偷那串佛珠，这次事件都起到了它应该有的效果。没有一个雇主敢雇佣一个有赌博爱好的佣人。不久之后，Benson便从学校退学，开始出去打工谋生。在那时，这是很常见的现象。2002年，澳门的经济一飞冲天。念书没有太多用处，遍地都是黄金。十几岁的小孩纷纷从学校跑出来，去做沓码仔或者扒仔，勤快的话一个月几万收入不是什么问题。对菲律宾人来说，这尤其是一个改变他们生存境遇的机遇。世界各地的赌客在一瞬间涌入这个小城，语言问题成了澳门人最大的掘金门槛。这时，菲律宾人的语言优势便被赌场经营者相中，得以进入获得一份体面且收入不菲的工作。Benson是个例外，他没有选择去赌场工作——虽然在澳门出生，但他的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讲得差不多好。和其他人不同，他对赌场深恶痛绝。外祖母被周太抓包的时候，他下决心要将整个世界关在门外，他失败了。无论他怎么恳求发火，软硬兼施，仍然拦不住外祖母将领到的每一块救助金扔进老虎机里，将家里每一件值钱的东西搬进当铺，换成百家乐桌上的筹码。Benson一次又一次地从各个赌场将外祖母领回来，最后一次将她领回来的时候，他同时买了一把锁。没有办法把世界关在门外，那就只能把Tis关在门内了。 “我收工返嚟畀你带粥啊。你今日想饮乜粥？”7点32分，Benson站起身来，拿上包向门口走去。他听到背后外祖母嘴里嗯嗯啊啊地发出回应。“又系水蟹粥？炸云吞要唔好啊？”出门时，Benson习惯性地摸了摸裤子口袋，空的。
全澳门所有的医生都下了同样的诊断书，阿尔兹海默。护工每隔三个月就会上门来一次，你这样强行把她关在屋里，是触犯法律的你知道吗？
废话，我当然知道。可问题就是她根本是在装傻。周太是对的。
Benson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或者说，揭穿外祖母的把戏。
起先Benson也被她骗了好几次，等他有一次假装上班，偷偷躲在门口，看着外祖母是怎样熟练地开锁，颤颤巍巍搭上巴士，走进赌场大门，才晓得她具备了怎样石破天惊的演技。他在赌桌上一把将她准备推出筹码的右手摁住，那布满了老人斑的褐色右手發皱，当她抬起头，脸上已置换好了原先的那张人皮面具。那是一张毫无存在感的面具，自1964年她搭上从马尼拉的渡口离开的轮船，经香港上岸，又辗转发配到澳门，那张面具就再没从她脸上摘下来，比她的肤色更有效地将她和葡萄牙人、泰国人和中国澳门人隔离开，标示清楚了她的价格。
“婆婆啊，我拜托你不要再跟我玩了啊。我真的要来不及了。”Benson重新蹲回Tis面前，伸出右手。时钟显示现在是7点35分。Tis无动于衷。“你咁我唔好畀你带粥了。”Benson真的有点火大了。Tis这才慢腾腾地从沙发上那个火山坑里挪出来，坑底躺着一把钥匙。
Benson拿上雨伞出门。他试着撑开雨伞，但发现风比想象的要迅疾。他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雨有条不紊地落下，但因为风而改变了自己的意志。7点37分。他重新打开门把伞放回去，Tis仍坐在电视机前，脸上是那张1964年的面具。Benson怀疑只要他一转身，那张面具便会顷刻间脱落，浮现出她本来的样子，一张狡猾的脸，然而这就像是观测者效应，薛定谔的猫。一个无解的环形悖论。
接下来的24小时，这一幕将牢牢定格在他的脑海里。当他每一次回想这一幕画面时，都会不自觉地重新摸一次裤子口袋，确认那把钥匙的存在。
Benson重新把门锁好，然后沿着比厘喇马忌士街狂奔，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赶上7点40分的那班开往澳门塔的巴士。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坐船连夜从香港赶到澳门的黄家强站在六记粥面的门口，在雨帘中抬头确认店铺是否还在营业。由于赶早班渡轮，加上香港的所有便利店和食铺都已关门停业，他肚中空空，准备在台风最强劲之前找些东西果腹。当他低头在手机地图上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并对照风速仪测算现在的风速时，被刚刚跑过去的那个小伙子溅了一身污水。
“叼你老母，赶着去投胎啊！”他冲着刚刚跑过去的褐色皮肤的年轻人吼道，那人似乎远远地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就跳上了一辆刚刚停稳的巴士。事后他反复澄清，当时并未冒出这句粗口，但六记粥铺的老板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那时店门口只有他一个客人。接下来这位客人掸了掸身上被溅上的污水，走进六记粥面里头拣了张空桌坐下来。
老板走过来擦桌子，“小伙子，我哋要打烊了。”
现任六记粥面老板的是六记明的次子，他的大儿子去了银行做事，六记明如今名义上是明伟饮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实则在家抱孙子，颐养天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香港美食家蔡澜的一篇文章的推力。考虑到此店自1949年起便在这个港边小巷营运，虽然次子的大名中并没有“明”这个字，来此的老主顾仍然沿用了六记明这个称呼来唤这位续任。
“乜？哦，系因为台风？”这位香港客人问。
“你唔系本地人吧？我哋只经营夜市。晚黑六点半到早上八点。”老板说。
“哦，咁，我系香港过嚟嘅。”黄家强说。
“呢个天气，嚟澳门干吗？”7点50分，老板开始把店里的椅子一件件收起来。
“追风。”黄家强说。
“追风？乜风？”老板看了他一眼。
“嚟追台风啊。我系台风爱好者。”黄家强说。
“台风爱好者？真有意思，乜人都有。台风有乜好睇嘅？你哋香港唔系也有？”老板说。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咯。这次的台风是走澳门过境，只有到这里才能看到风眼。”黄家强从包里掏出一枚黑色的长方形小机器，“为了看这场台风，我一大早就从香港那边过来了。”
“你手里那是什么？”老板问。
“风速仪咯。”黄家强说，“你唔知啊？这次的台风真的超厉害的。前天上午进入南海后，24小时内风力连跳5级。5级！你知唔知5级系什么概念？昨天夜里在维多利亚港的时候，我测出来的风速就在25km/h以上，我叼，从进入南海到登陆仅有29小时。还有哦，你知唔知这次台风为什么叫天鸽？这是2011年菲律宾那场吹死了一千人的台风天鹰的替补名。老板，我同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这次的天鸽也要被台风委员会除名……”
“你都唔使上班嘅咩？”六记明后来说，他当时觉得这位香港来客有点“拾下拾下”，广东话就是傻里傻气的意思，于是把他当成了一位神经病，迫切地想要把他撵出去。
“上班？香港那边都报8号风球了，边度还有班上？我差点都没坐上最后一班船。”黄家强说。
六记明没吭声，只是挑了挑眉毛，然后请这位大惊小怪的香港客人站起来，将他的那把椅子收起来。六记粥面虽只经营夜市，但工作强度不比日市轻松。闭店后他需要去同负责采购的伙工确定当晚所用的新鲜食材、准备食材的前期工序、同财务对账等等，处理完各项繁琐的事宜，才能在中午时分睡觉休息，再在晚上六点半准时开门，片刻浪费不得。虽然这天气看起来是有些糟糕，但他当时相信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台风天，今日店面依然得正常周转。
黄家强只好站起来，“不过我是很佩服你们澳门人啦，这样子还要开工。”
“小伙子，你系唔系搞错了。我们这里只报了3号风球，3号当然是要开工的。”老板请黄家强走出粥铺，因为他要把卷闸门拉下。 “3号？”黄家强听到老板的这个说法颇有些吃惊，“点可能系3号？”他的全身已经站在粥铺门外，雨哗哗地落下来，因尚未来得及穿上雨披，他只好用防水背包挡住头部，一边把手里的风速仪罩在老板眼前，“你看，现在的风速，25，26，27……点可能系3号啊？”
“嗰我就唔知了，我又唔系台风爱好者，不如你畀电视台打电话问问咯。”卷闸门哗地拉到底，将六记明和黄家强一分为二。
两个人都听到对方在门的另一端同时发出一声“痴线”。
黄家强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8点差1分。他戴的是迪沃斯专业潜水手表，防水深度在500米。这块表价值近六千块，是他为自己添置的少数昂贵的生活用品之一。手上的那个TSI风速仪则将近两万元，购置它的时候他与父母大吵过一架。黄家强现年42岁，在香港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是最底层的销售人员，没有结婚，至今仍然同父母一起住在深水埗一间不足40平米的房子内。1996年，他无意中在电影院看到一部美国电影，《龙卷风暴》，讲述几位痴迷研究龙卷风的科学家的故事。自那之后他开始对台风产生强烈的兴趣。香港和澳门地理位置相近，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觀测台风的好地方。在香港本地和社交网络上，他有一些线上和线下的同道好友，偶尔也会一起追风。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胆量这样大，他们大多会选择在较为安全的地带观测台风，如果风力过强，便会保守地退缩在室内。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狂热，会不计代价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到追风运动中去。除了追逐台风，黄家强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人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是错过了2011年那场席卷了菲律宾棉兰老岛地区的台风天鹰，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那场台风会那样迅猛，台风引发的洪涝最终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次年，在第44届台风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天鹰被从140个台风名字中去除。这一次，他有预感，天鸽将会成为另一场足以与天鹰媲美的强劲台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赴澳门参加这场盛典，就是要看看，上帝究竟能展现怎样的神威。他确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神迹。而他，将是那个只身涉入风眼之中成为台风的庇护者的唯一一名圣徒。
然而此刻，他意识到，全澳门除了他，没人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场台风。这条朝圣之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无知者，令他被迫成为了他们中毫不起眼的一员。
雨越来越大，这条沿港道路的路牙已经快要被雨水浸没，黄家强掏出手机查看气象图，现在是8点整。天鸽在不断接近这座亚热带岛屿的东南海域，他所处的位置是整个澳门地势最低之处。他快速计算着台风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推算它将会覆盖的路线，大约还有两小时的时间。他必须去往那个最高之处。黄家强从包里把伞掏出来，伞是他母亲参加爱港力的社区活动时获赠的礼品，刚一撑开便被风刮得翻了面，手一松，伞便嗖地被风吹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了路那边的海湾，飘过了泊在港湾上的一艘艘私家游艇，继而向着对岸那一栋栋新建的住宅高楼奔去。不用三分钟，便抵达了珠海。
黄家强盯着那把消失无踪的伞，再次啐道，“叼，3号，点可能系3号！”然后拦下一辆正在淌水缓缓开过的计程车，打开门坐进去。
“去边度？”司机问。
“还能去边度，往高处走啊！”
8点过10分，澳门电视台澳视葡文频道的热线电话响到了第三次，编导袁绍飞才从工位上醒过来，接起这通电话。这之前他剪了一夜的片子，刚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剪的片子并不是工作分内的新闻素材，而是自己的私活，一部试图讲述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故事的纪录片。1580年4月26日，利玛窦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两个月后，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之后，他从马六甲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新奇的物品，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以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而他带来的地图，尤其令这个东方国度的百姓大开眼界，从此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由于缺乏留存完整的资料，加之没有什么投资人对这个题材有兴趣，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困难重重。此时，袁绍飞仍一心惦念着纪录片素材的填补和梳理，对即将到来的台风一无所知。他工作的澳门电视台位于澳门半岛俾利喇街望厦山炮台下，因为工作的性质无需每日打卡上班，为节省房租，他在珠海湾仔租住了一间两室一厅，平时从湾仔口岸过关往返。其实从拱北口岸坐巴士更方便，但是他喜欢坐船。为了剪这个片子，他已经在电视台睡了两天，一步都没有出去过。因此，这通气势汹汹的电话让他有些莫名其妙。
“系电视台咩？”电话那边问。
“是啊，你找哪位？”袁绍飞问。
“我跟你哋讲，你哋搞错了，呢次嘅台风系8号，唔系3号啦！”电话那头说。
“什么？”袁绍飞没太听明白。虽然在澳门念了四年大学，但他学的是葡萄牙语，在电视台负责的也基本是葡文节目，广东话对他这个出生成长于安徽阜阳这座秦岭淮河以北的城市的人来说，依然犹如天书一般难懂。坦白说，并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太愿意懂。
“8号，8号。你们搞错了，今天的台风是8号，不是3号！不，也不是8号……至少会升级到10号！”电话那头又重复一遍。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这边是葡文频道，不负责中文新闻。”袁绍飞字正腔圆地告诉对方。
“什么葡文中文的！你哋葡文台就唔管台风了咩？”电话那头的声音气急败坏。
“先生，你平时是不是不看我们电视？” 袁绍飞问。
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后，这家公私合营的全澳门唯一的广播电视有限公司仍然连年亏损，一度濒临崩溃倒闭，后来由当时的澳门特首何厚铧宣布由澳门政府负责接管，改制为公营广播机构，这才在政府的资助下勉力支撑到现在。澳广视的执行总裁江濠生乃是一名出生于澳门的土生葡人。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土生葡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保留葡萄牙国籍或加入中国国籍，即使加入中国国籍，也仍可继续使用葡萄牙护照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中国。在度过回归日、回归翌日、冬至、圣诞节前日和圣诞节这几个公众假日之后，12月28日，江濠生走进澳门的身份证明局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表格，十分钟后，他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土生葡人。“澳门就是我的老家。”在当年的新闻采访中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如此介绍。这之后的四年，每年他都会去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四周普通话。 原本持有股份在15%以上的何鸿燊现今仍是澳广视的董事会主席，不过，随着澳广视的股权几度更迭和公司属性变更，现在电视台的真正掌控者是谁，如同他们的财报一样，是一团迷雾。因此，袁绍飞问这句话倒没有太多挑衅的意味——他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除了极少数自制新闻外，主要是香港和大陆的影视剧和娱乐节目。最近，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电话这一头，计程车上的黄家强被这个问题问得张口结舌。电话那头又说：“先生，电视台也不是气象台。你有气象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给气象臺啊。”
这一边，袁绍飞听到对面骂了一句“我叼，搞乜鬼”，就挂断了电话。同事Wendy刚巧路过，袁绍飞便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有台风？”
“是啊，你不知道？” Wendy是澳门本地人，进入电视台的时间比他早，是中文频道的编导，负责早间新闻。虽然是不同的频道，但他们的工位其实就挨在一起，因为电视台实在太小。
“哦，这样。”袁绍飞说，“我是好几天没出门了。”袁绍飞很快忘了刚刚的那通电话，起身收拾桌上的东西，纪录片没有进展，他打算今天回家休息，然后再想法补拍一些素材。
“你要走？”Wendy问，又提醒他，“我看你今天还是待在台里吧。这个天，搞不好走到一半就淹了。”
“有这么严重？”袁绍飞重新想起刚刚那通电话，“不是挂3号风球吗？”
Wendy脸上露出不可意会的笑容，“说是这么说咯。”
“什么意思？”袁绍飞问。
“香港那边几小时前就报了8号，你听窗外现在这个风声，怎么都不可能是3号啊。”Wendy说。
“啊？”袁绍飞更不懂了，“那你们怎么还报3号？”
“不是我们报的3号，是气象局那边给到我们的信息就是3号。”对这位进电视台还不满一年的年轻同事，Wendy并不想把话讲得太透彻。因为有些事情是大陆人怎样都唔会懂嘅。
“为什么？”袁绍飞仍在穷追不舍。
Wendy只好说，“你知不知道电视台现在最大的股东是谁？”
袁绍飞摇头。
“那么你知不知道气象局现在最大的股东是谁？”
“气象局也有股东？”袁绍飞十分惊奇。
这个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Wendy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她立刻去导播间，有紧急会议要开。她走前和袁绍飞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一定要回家，记得别从湾仔走。那里地势最低，海水倒灌，都不知道会淹成怎样。”
这时是8点35分。
5分钟后，袁绍飞决定带上他的那台佳能手持摄影机回家，走拱北口岸。
除了黄家强和袁绍飞，在澳门的另一座半岛氹仔，还有一个人也几乎彻夜未眠。时针滑过早上8点的时候，悦榕庄贵宾厅赌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动声色地换了一拨。澳门的赌场均为24小时营业，在赌场工作的人实行三班倒，早上8点交接一次，下午3点再交接一次。肖建英早上六点半就坐在了酒店早餐厅的一张空桌前，这顿早餐他享用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喝了两杯普洱，吃了半口虾饺，合水吞服了两粒氨氯地平缓释胶囊。
他在等。等他的好朋友们陆续出现。
这是肖建英在这家度假型酒店住的第七天。尽管常年需要待在珠海、香港和澳门，但出生于内蒙古鄂温克的他从来都没有习惯过这里的气候。现在是8月，澳门的气温平均在27°—35°之间，这两天由于台风的缘故稍有降低，但待在户外仍然能感到湿热烦闷。肖建英穿了三层衣服，第一层衬衫，第二层夹绒背心，第三层是防风外套。裤子穿了两层，内层保暖，外层防潮。好在澳门室内的冷气一向无节制，他这么穿也就没有显得太过反常。作为发源于普吉岛的封闭式高端度假型酒店，悦榕庄最有名的是他们的SPA，SPA结合了现代和传统的按摩技巧，配合不同的香料和草药，整场SPA的过程犹如宗教仪式一般庄严宁静。SPA结束的时候，疗养师会敲响一记清脆的音叉，将你从这场旅程中唤醒。然而，这七天，肖建英一次也没有让自己放松享用过一次这里的SPA。伴随赌场业的辉煌发展，澳门已经成为世界上米其林餐厅密度最高的地方，这一次，嗜好美食的他也没有踏入过任何一家高级餐厅。每一天早上，他第一个准时出现在酒店的早餐厅，然后等。
从外表看，肖建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像任何一个到了他这个年纪的男性。他穿着普通，身上没有任何表明他身家的标识。他今年58岁，由于常年饮酒的缘故，心脏、肝脏和肾都不太好。两年前曾因为中风进过一次医院，从此之后需要以比常人慢一倍的速度前行。在那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跑五公里，再吃早饭，同时收看这一天的政经新闻。如果要外出的话他很少走路，去哪儿都有司机和秘书随同，中风也就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他的秘书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情妇，跟了他十几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君主和宦官。当然，肖建英不否认其中也有温情的成分在。但是，作为一个商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一切关系都是利益交换，包括婚姻。
肖建英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父母是普通的牧民。不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展现了过人的自律和野心。毕业后他原本被分配到地方上的检察院，但他没有选择这份当时在父母看来颇有前途的工作，而是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更具价值的东西。
矿。
2000年左右，肖建英完成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如同那个年代抓住了时代浪潮的其余资本家一样，开始进入资本投资的阶段，从投资金融股、法人股，到进行PE投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坏人。在资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伦理学上的对错观念。并不存在伦理学。已经毕业几十年了，他仍然会背西塞罗的某些篇章，熟知拉德布鲁赫和波斯纳，如果跟他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能立刻告诉你现在谈论的内容大概在什么位置。但他最为过人的本领是，耐心。奇迹式的足以熬过持续三年没有奶水只能靠草种与树皮存活下来的耐心，漫长的足以熬过十年没有书念每天赶马斗狼与羊作伴的日子的耐心，强韧地熬过金融崩盘被所有称之为朋友的人在董事会上集体讨伐的时刻的耐心，魔鬼般地熬过在北京西城区一栋不起眼的宾馆足不出户每日被白炽灯照射一整年都无法睡觉的耐心——从那以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现在他认为自己依然没有失去这份耐心。时间指向9点10分，尽管他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还是觉得也许他们只是集体睡过了头，或是嫌麻烦而叫了送餐服务。他们会出现的，总会出现的。至少不会一个都不来。一共六个人呢。哪个人没有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影响过那个无声的战场上数字的起伏？他信任他们。他信任他们的原因不是他真的信任他们，而是他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秘密，同样地，他们也掌握了他的。
他从早餐厅转到赌场贵宾厅的一张牌桌前坐着，妆容精致的女荷官问了他两次要不要下注，他都回答不要。“我今天运气不好，不会赢的。”他微笑着回答。实际上他知道自己不会赢，是因为数学。从概率来说，百家乐是一种长期来看注定会以1%的比例输给庄家的游戏。他从来不用运气做生意，他靠的是数学，和秘密。所以他从来不赌。
转到赌场这边来坐，是因为9点的时候早餐厅突然通知提前结束餐饮供应。餐厅经理抱歉地告知他电视台和广播频道突然通知外面的台风改挂8号风球，他们需要处理一些酒店管理方面的紧急情况，“不过赌场还会正常开放。”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如何，他只关心那其余六个人究竟什么时候会从他们的套房内走出来，和他继续这一天的度假活动。
每次度假的人选都会发生些许变动。最近这两年，人越来越少了。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了。以往他们的度假总是在三亚的悦榕庄进行，三年前才改到澳门。他知道这是为了方便他，三年前他彻底搬到了香港，没有再入过境。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入境之后还能不能再出得来。
而这一次。前三天的早晨，他们都陆续去了早餐厅一起饮茶吃饭，到了第四天，其中两位没来吃早饭。第五天，又有一位没来。对肖建英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博弈。没来吃早饭，就意味着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共同签署了一份只属于他们之间的协议，结下了一份排除異己的友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每一年为期一周的度假，从六点半到十一点的早餐时间决定了这个共同利益体谁出局，谁继续。
现在是九点半。肖建英还在等。虽然穿了三层衣服，他还是感到寒冷，他将这归结于也许是台风搞得鬼。他等得起。
拉着黄家强的计程车堵在新马路附近便再也无法前进半分，他们先是被车辆的长龙在这条澳门半岛最热闹的大街上堵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到风力越来越强，马路上商铺的招牌被刮得掉下来差点砸中一位在路边指挥的警察时，水已经淹没了计程车近半的车身，开始从车门大量渗入，司机首先打开门跳了出去，尽管无奈，黄家强也只得跟着下了车，然后跟所有人一起往大三巴的方向蹚水移动。那是地势最高的地方。
与此同时，袁绍飞乘坐的巴士克服重重艰难终于抵达了拱北口岸，口岸人满为患，多是被滞留在此的过关旅客，刚刚关口已经接到最新的政府通报，台风改挂8号东北风球，关口暂时关闭，如何处理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而十分钟前，地处南湾新填海区D区域1号地段，同时也是澳门地标性建筑的澳门塔卖出了他们这一天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观光套票。买这张票的人叫党婷，是一位刚满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这一天是她的生日。也是黄道十二宫第六宫处女座的第一天。
澳门塔总高度为338米，一共61层。1990年代，何鸿燊去新西兰的奥克兰旅游时，那座著名的天空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澳门后，他决意建造一座类似的高塔，并邀请了新西兰最有名的建筑师Gordon Moller来设计。整座塔从开始建设到完工用了3年时间，总耗资10亿澳门币，这差不多是何鸿燊所拥有的赌场现如今十天左右的收入。2001年12月19日，何鸿燊邀请了特首何厚铧和他一起为澳门塔亮灯，从此，这座高塔成为了每一位前来澳门的游客观光的必经景点。但是，在该塔动工之时的1998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澳门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何鸿燊当时执意建造这座毫无必要的高塔的用意。
只除了一个人，党婷。
出生于回归那一年的党婷，对澳门如今的样子并不像其他澳门人那样常感到恍若隔世，回顾往昔会觉得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自她记事起，澳门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没有去过迪拜，但是她在网络上看过有关迪拜的图片，她觉得澳门就和迪拜差不多，一座人造之城。她对这些人工建造起来的庞然大物有着接近神般的崇拜。她的父母皆在澳门大学工作，因此自小就住在氹仔，她亲眼瞧见了这个原本只是一小块陆地的地方是怎样被一点一点填海造路而扩大，一栋栋金碧辉煌的巨型赌场型酒店建筑是怎样无中生有。这些仿照外国建筑的酒店将巴黎和威尼斯带到了她的身边，令她感到自己就处在世界的中心。
这种幻觉多少抚慰了因为恐高症而几乎无法出门的她。不过这个幻觉只有效地持续到了12岁。在那之前，党婷上的是专门招收澳门华人的学校，她周围的孩子都和她差不多，几乎都是街坊邻里的华人小孩。大家对世界都还没有什么认识，澳门就是他们心目中世界的全部。唯一的些许区别是，党婷连澳门的另一边，那座澳门半岛都几乎没有去过。说几乎是因为她唯一嚷着要父母带她去看炮台和牌坊的那一次，在巴士途经西湾大桥时，党婷没忍住睁开了眼睛，当她看着窗外大桥下闪闪发光的海水时，感到一阵眩晕，极度的恐惧在瞬间突袭了她。最终，整辆巴士不得不专门为了她一个人停在大桥上，在造成了约一个多小时的交通阻塞后，交通局、警察局和政府部门同意为这个晕厥在场的孩子破例，用警车将她护送回家。电视台在次日的早间新闻尾段向全澳居民播放了这条约30秒的新闻。
在晕厥过去之前，党婷倒下的过程中，眼睛看到的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对岸那座高塔。那座塔反射出的光线加速了她对接近地面的渴望。
全澳门的心理医生做出了不同的诊断。一种诊断结果说这种极为罕见的恐高症是生理性的，也就是脑部神经的器质性病变，负责平衡感的部分出了问题，它可能是先天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也可能来自家族史的基因缺陷遗传。另一种诊断结果表示，这完全是一种心理性疾病，或者叫，主观平衡障碍性疾病，属于精神性眩晕，焦虑状态诱发的通过传出冲动失藕合及传出冲动复制的感觉失匹配，可能是后天环境的某次刺激引发，或是长期的压力导致。还有一些医生认为，患者患有的其实不是恐高，而是在幼时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缺乏某些必要的东西，比如安全感，而表现出的应对方式。也有一位自称是澳门中医协会会长的专家，在上门问诊之后，表示这是孩子身体天生寒气太重，没法到高处去，因为俗话说得好，“高处不胜寒”。 不管怎样，党婷的父母在尝试过各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就放弃了要治愈这个疾病的想法。党婷的母亲实际上不是老师，而是在澳门大学校董会做行政工作，父亲则是历史系的老师，不过，教的主要是葡萄牙历史。回归后，才开始兼讲中国史。有一次，他无意间看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写的《疯癫与文明》，福柯在这本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理学在历史维度的过渡中的变化与发展，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所谓的疯癫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与社会多数的“正常人”不同的少数者的状态。这个观点极大地扭转了他对女儿患有的恐高症的看法，从此，夫妻两人改变了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女儿怕高，就像有些人怕水，有些人无法忍受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些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样。它可以被视为疾病，也可以被视为是那个人身上的特性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这样对女儿解释。
但这个解释，以及夫妻俩刻意为女儿建立起的安全的世界堡垒，在她从小学升入初中的那一年便突然失效了。
党婷上的初中是天主教学校。回归前，在葡萄牙政府的统治下，澳门最好的学校都是天主教学校，回归后，这一点仍变化不大。她的同伴同学中有混血，有土生葡人，也有回归后从葡萄牙全家移民过来的葡萄牙人。她猛然意识到，她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似乎变了。当她和同桌，一位刚刚移民过来的葡萄牙男孩彼此介绍的时候，对方告诉她他来自葡萄牙——在过去，葡萄牙和中国这些词对她来说都差不多，仅仅是一个词汇，没有她脑海中的地理学上的意义，但她的同桌，随即翻开了他们新发的地理课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地图，告诉她，他就来自那里。那是他的老家。他们那里也能看见大海。
其实他指的地图的位置并不真的准确，那是《山海舆地全图》，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绘制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图。相传是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时，在肇庆绘制的，为了讨好中国而将中国放在了地图最核心的位置。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这幅地图并非利玛窦绘制，而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这是地图史上的一桩疑案。
无论如何，这完全改变了党婷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澳门的认识。随着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她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的世界是多么窄小。她的世界不能高于两层楼的视崖。她将永远以水平面的行动参照匍匐苟存。这就是为什么她认为何鸿燊在她出生前一年决意斥巨资建造的那座塔是有意义的。虽然她和何鸿燊这位澳门最为知名的大人物没有任何关系，但她认为这座塔是何鸿燊为她而建造的。
她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要么站到那座塔上，要么去死。
10点47分，澳门塔61层，Benson的搭档阿Ken和他最后强调了一遍关停所有设施，收好线缆，锁上蹦极台和高空漫步的对外玻璃门，各项琐碎的事务细节，然后就匆忙下到58层观光层去帮忙分散仍然停留在那里的少数游客下楼，到最底层的安全处。
此刻Benson站在61層楼，通过环状透明玻璃望向他家的方向，试图看清那里的水势究竟如何。两分钟前，手机上已经弹出最新通报，台风天鸽现在已挂9号风球。实时新闻上说，澳门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已中断，机场、船班停运，澳门本岛与氹仔之间的三座跨海大桥、西湾大桥下层行车道全部封闭，最重要的是，连赌场都开始陆续关闭。这说明这次台风是来真的了。
“叼你老母，都是他妈的赌场那些人搞的事。”半小时前，阿Ken就在更衣室一边卸下教练服一边骂娘。“那些人为了多赚一天的钱，才叫气象局挂3号风球。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叔叔就在气象局工作，我叼，不管刮几号风，他们都得报3号。关一天赌场会死啊？少赚几千万会死啊？你看吧，这次，玩大了。”
阿Ken的话一句也没进入Benson的脑子，他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件事。他家所在的位置是澳门半岛地势最低的地方，以往刮3号台风，水都会淹进屋里，后来加高了门槛，才将水挡在门外。但这一次的台风，他几乎从未见识过，他不知道水位会达到什么高度。而那把唯一可以从屋内打开大门的钥匙，在他的裤子口袋里。万一……他不敢细想下去，只希望能够赶紧处理完这里所有的事情，再想办法赶回家。
就在Benson准备关上通向蹦极台的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问他，“请问现在还可以蹦极吗？我买了今天的票。”
他回头，这才发现有一名游客还在这最高的61层没有离去。一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女生，几乎是个孩子。她穿着一身准备蹦极的装备，那应当是他们还没接到关闭澳门塔的通知前，同事帮她穿上的。
“不行，我们已经停止开放了。你看外面，这个天你还要蹦极？”Benson非常烦躁。他是澳门塔的蹦极教练。澳门塔的蹦极项目是它另一个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座塔的地方，这项娱乐项目由世界知名的连锁蹦极运动公司Hackett公司经营开发，公司的创始人A.J.Hackett是蹦极运动的发明者，成长于奥克兰。澳门塔的蹦极项目是Hackett公司运营的世界上最高的蹦极项目，高达233米。Benson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对澳门塔有什么兴趣，他的工作内容实际上是站在那块可以俯视整个澳门的蹦极台前，将那些倒数三次还没有勇气蹦下去的客人推下去。
他非常喜欢看那些被他推下去的人惨叫着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掉下去的感觉。
“我买了票，所以我有这个权利。”这位看起来仍是高中生的女孩坚持道。
Benson没有理会她，他低头又看了一眼手机，刷新实时新闻。一条消息突然跳到了眼前，珠海湾仔那边已经被倒灌的海水全面淹没，水位漫到了二层楼，路边的车辆全部在水面之下，大树被吹倒，只露出几分树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家与湾仔正是隔岸相望，这说明他家那边的情况只会更糟。
他摸了一把口袋里的钥匙。它在，它在，它一直都在那里。它为什么会在那里而不是在外祖母的手上！
没有用了。一切都完了。
这时，他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风声。他回头，蹦极台的玻璃门竟然被打开了，狂风呼啸着吹进来，而那名女孩已经不见踪影。 三秒钟之后，他做出决定，逆着狂风向蹦极台那边跑去。
那女孩还在蹦极台前的准备区摸索着蹦极用的绳索，那里还算安全，因为视线被周遭的栏杆挡住。即便如此，那女孩已经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不知是被狂风吹的，还是被吓的。
Benson冲过去试图把她拉回来，“你要做乜，揾死咩？”
党婷说，“系啊，我就系要揾死。”她死死地抓住台边的栏杆，威胁他，“你唔好管我！”
这时，距十一点半澳门气象局挂出台风升级为10号风球的信息还有21分钟。
黄家强已经一步一步地登上了68级台阶，站在了大三巴牌坊前，那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人都躲进了附近炮台山上的澳门博物馆内。
袁绍飞仍然被困在拱北口岸的出入境大厅内，他打开了自己的那台佳能摄像机，对准了厅内形色各异的躲避台风的人群，试图为这场台风留下些什么素材。
而肖建英所在的赌场已经全面断电断水断气，他坐在一片黑暗之中，仍然在等他的朋友们。
11点10分。
Benson盯着党婷，问，“你满18岁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刚满。”
Benson又问，“你之前跳过吗？”
她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说，“不过我在心里已经跳过很多次了。我每天都会练习一遍。已经练习了六年。”
Benson于是说，“那好，你等我一下。”
然后他回到61层的塔内，穿回他的教练装备，又重新回到蹦极台。
他说，“你知唔知，其实我哋嘅蹦极，系可以跳双人嘅。”
他站在党婷面前，像往常那样，一一检查完毕她的所有装备。然后找出两条蹦极用的牵引绳索。一条挂在党婷身上，一条挂在自己身上。
他握紧党婷的手，一步一步走向蹦极台的边缘。
11点12分。
Benson和党婷站在蹦极台前，开始倒数。
“5，4，3，2……”
数到1之前，党婷突然扭头问，“你系菲律宾人吧，点会讲广东话？”
Benson想了想，说，“你搞错了，我系澳门人啦。”
11点13分。
天鸽以30km/h的速度移动到了整个澳门正中的位置，此时，澳门被天鸽的风眼笼罩了不到三秒的时间，在这三秒的时间内，整座城市突然宁静下来。
后来尽管有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的确确看到了那条金碧辉煌的长条形的龙，龙须像珍珠一样洁白，鳞片像宝石一般闪耀，但没有一个人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话是真的。更多的人只是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气象专家则发布公告说，这只是一种偶尔会出现的气象现象。
那条龙出现的时候，肖建英接到一通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他新婚不到三个月，妻子是大学同学。他接通了那个电话，儿子在电话那头说，“爸，我和Linda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他一时没有说话，因为紧接着，漆黑一片的赌场突然恢复了照明。整座城市的紧急供电系统终于被启动了，但只能供应一部分用电，赌场是最先恢复供电的。他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的视力。
整个赌场大厅都是空的。肖建英看到一个身影无比缓慢地走进来。那个人脚步蹒跚，像他一样行动不便，摇摇晃晃，全身都湿透了。等她走近，他才看出那是一个褐色皮肤的菲律宾人。
她看到整个赌场只有一张赌桌上坐着人，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拉出另一张椅子，然后坐下来，从湿漉漉的布袋里掏出一枚木制的塑像，然后“啪”地放在赌桌上“闲”的那块空档处。
肖建英疑惑地看了半天，才认出那是一枚耶稣受难十字架。
“到你了。”她说，“你卷咩注？”
自问自答
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
朋友甩给我一个澳门文学奖的征稿启事，我觉得可以试试，赚点生活费。但是那个文学奖的要求是要以澳门为主题，为了写这篇小說，我决定再去一次澳门。
这篇小说是怎么逐渐成形的？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提到过澳门塔的蹦极项目，说他为了克服自己的恐高症蹦了许多次，澳门塔的蹦极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想到以澳门为主题写一篇小说时，我就开始想怎样以这座塔为核心元素讲一个故事。正好前不久澳门遭遇了台风山竹，我就在想是不是也能把台风这个元素放进去。
后来去澳门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虽然是打着田野调查的名义去的，其实在澳门待了8天，每天都是吃喝玩乐，交了许多朋友。最大的感触就是，澳门实在太小了！我不同圈子相互不认识的五个朋友分别介绍了澳门当地五个不同领域的人，结果我发现那五个人相互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