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我这个15岁的小男生，在贵阳一中初中毕业后，因为当时的政策规定省内的中学生不允许报考外省高一级学校，所以，我便报考了校址在贵阳花溪的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附属美术中专部， 在那里学画画。
　　 进入美术学府专门学画画，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所以，如愿以偿成为美术学子后，我学习特别用功。那时，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无忧无虑的我们，脑袋瓜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画画还是画画，其他杂念、杂事一点都装不进去。
　　除了课堂上努力学习绘画理论外，课外，尤其是星期天和节假日，几乎全都是与同学们一起，背着画夹到周围的民族村寨、花溪街头或风景秀丽的花溪公园去写生。我们走村串寨，画春天的耕耘播种、画秋天的丰收、画村寨各型各色的民居和小院风光，画山谷的小桥流水，画街道一旁的小店，画悠闲自得的老人和小孩。
　　更让人难以忘怀和激动万分的，是贵州冬天里难得期待的一场大雪，每每等来瑞雪，我们自然高兴万分，你追我赶从小道打到山坡，从山坡打到田野，像是热身一样，一场雪仗下来，便顶风冒雪坐下，欣赏公园里那难得一见的、大雪压青松的美妙景色，然后找到灵感，依次将它们画下来。那种惬意，直到如今依旧那样令人回味。
　　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我和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一起，像往常一样，又来到了位于花溪公园后面碧云窝下的平桥写生。
　　深秋的山野，花溪河两岸层林各色，红、黄、橙、绿尽染碧空。靠近水边的林木依然绿得那样执著，碧绿的水面很平静，就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描绘的那样“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景色美不胜收。这是我们最喜欢来这里画写生画的季节。
　　我们从学校走到平桥时，已是上午9点钟了。深秋的阳光正好照射到我们身上，暖洋洋的，也为美丽的景色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各自选好位置后，就坐到帆布小马扎上将画夹打开来，取出画纸，开始作画。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目光注意到有几个路人慢慢走近了我们，分别站在我们身后不远的田坎上。好像是在观赏风景，又好像是在议论我们几个画画的青年学生。
　　我一时间也没有介意。因为，以往我们出来写生，也常有路人围着我们，看我们画画。
　　我们都继续画着我们各自的画。
　　不一会儿，有人先发话了：“这几个年轻人画得很不错嘛！”耳边传来的声音好像在哪儿听到过。
　　“这会是谁呢？”
　　我转过头一看，一个微笑着的、在电影和报刊上见过好多回的慈祥身影，竟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啊！是周总理！”我惊奇得立即从小马扎上蹦起来，十分腼腆地对着总理笑。
　　总理走下田坎，从我手中接过画夹，双手将画夹举得离眼睛远一点，又歪着头看了看，说：“年轻人，花溪的景致很美，你们的写生画也画得很不错。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回答说：“是民族学院艺术系美术中专部的。”
　　总理又问：“教你们的老师是哪几位先生？”
　　这时，其他几位同学也都高兴地围拢到总理身边。
　　我告诉总理，教我们的老师有宋吟可、王渔父、方小石、孟光涛、刘希文、麦放明、杨秀涛、柴祖荫、吴逸波、陈宁康、黄白清、吴家华等，好多好多先生哩，他们都是贵州很有名的大画家！
　　总理听我一口气说出这么一大串画家，马上赞叹道：“啊，贵州有这么多大画家很好嘛！花溪这个地方很美，我记得抗战时期，从法国留洋回来的大画家徐悲鸿先生就曾经在这里住过。我以后说不定也要请你们的老师到北京去画几幅画哩。”
　　然后，总理又看了看其他两位同学的画，就说不打搅啦，叫我们继续画，便与陪同的人员一起走上平桥，往宾馆方向去了。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我们这样近距离的感受到了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
　　大约过了个把月，报纸上才登出周恩来总理偕同夫人邓颖超到贵州视察的消息。再后来，大约又过了两年多，我的几位老师果然应邀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画了几幅大型壁画，还设计制作了几件十分精美的蜡染工艺品，装饰人民大会堂里的贵州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