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多出在二世。在中国历史中，最著名的五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康乾盛世”，都是以二世皇帝开头或为主的（“开元盛世”可以看作唐朝复国后的第二代），这不是偶然的现象。究其原因，简单地说，这些二世皇帝或者本身就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一员，如李世民，或者如汉文帝从边区来吃过苦，多少知道点老百姓的疾苦，而且能从前朝的悲惨覆没或多或少地汲取教训，作为治国之鉴，使得他和大臣们在治国时多少能够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至于采取过于极端的统治手段；而且在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战乱，有时候连皇帝都配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这种条件让他们根本无法奢侈。总之，是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得他们在治国时不至于涸泽而渔，而是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巩固统治。
　　亡国也多次出现在二世。作为一个精英荟萃、人才济济的帝国，至二世而亡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它就偏偏两次发生在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的秦、隋两个伟大的王朝身上。简单地说，秦是亡于宦官赵高的胡作非为和胡亥的极端昏残，隋是亡于杨广的极端自大和穷奢极欲。他们为了满足一己之私、食色之欲，视天下万物为刍狗，暴殄天下，自然没有人站在他的一边，导致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历史悲剧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丝毫的同情。秦隋的失天下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话题和反思。
　　我们看到，历史上成功的“富二代”皇帝，用一句话说：“知好歹，不折腾。”所以在执政后，能够多少有一些施惠于民的措施，从而使江山得到延续，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与此相反，凡是短命王朝如秦隋，纵使曾经再富再强，他们的“富二代”往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命妇之手，既不知道百姓稼穑之苦，也不知道父辈打拼江山之难，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欲让这种人守江山，不是缘木求鱼吗？
　　中国历史上，除了这八大统一王朝，还有无数的寿命长短不一的“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朝廷，如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國、宋辽金等，有极个别的干脆一世而亡，好点的呢三四世或者更长一点而亡。这些小朝廷的二世，也有颇多值得一提的二世皇帝，他们有的活得精彩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有的活得无奈如“从皇帝到奴隶”晋怀帝司马炽，有的活得窝囊如“此间乐，不思蜀”的“扶不起的阿斗”刘禅；有的死得活该如荒暴无耻的南朝宋刘义符；有的死得惋惜如“英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前秦苻坚……此外，尚有为数不少的三世而亡的朝廷，也往往和二世皇帝的选择脱不了干系。
　　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都成为了历史一瞬。然而，重演的二世故事何其之多！今天的中国，继经济总量攀上“一般一般，世界第三”的高峰后，据《商业周刊》2009年6月25日报道：中国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人数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上富翁人数最多的第四大国。随之而来的就是“富二代”问题。
　　当今中国已经有许多大公司发展到了国际化的程度，他们的开创者由于年龄的关系，已经或者正在逐步地交班于第二代。第二代的表现，万众瞩目，他们是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贪图享乐当“秦二世”，还是像李世民一样开拓进取创建不世奇勋？如前者，必然昙花一现；如后者，则可开百年老店。孟子古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残酷的是：据研究，家族式企业传给第二代的成功几率不超过30%，再传一代的成功几率不超过10%！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这种选择权，不仅在于外部形势的优胜劣汰，更在于第二代本身的审时度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龙颈：决定帝国命运的富二代》 作者：罗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