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姜礼生。因为我又见到了他家的后院和他的妻子。我因回乡下疗养而住在弟弟新建的楼房三层朝南的一间，一站到走廊上，就能高高地把姜礼生家的屋檐和后院看个正着。我经常看见他妻子门里门外地忙碌着。他家曾经很是热闹，如今只剩下这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儿守着这老屋了——我听说姜礼生已外出打工时，颇为震惊——姜礼生居然丢了工作外出打工了？他可曾经是我们镇上同一代人中最早捧上铁饭碗，而令千人万人羡慕和眼红的一个啊。我不免因此感慨系之。
　　姜礼生曾经是我的一个亲密伙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里，在我们二十岁前后那些年里。在此之前，虽然他家和我家的住宅是上下厝关系，但二厝的门楼不开在同一条路上，再加上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年级的，所以小时候并没什么交往。
　　姜礼生的一个特征是个子小巧玲珑，考拉一般的小脸上长着一张樱桃小嘴，许多人背后都说他长得顶不像个男人，他因此得了个外号，叫三寸丁，也有人叫他山雀囝，连他弟弟都这么叫过他。许多人大概就是因此而瞧他不起吧，包括我。记得有一次在某段路上，我和几个伙伴遇见了他和他的弟弟，彼此间因什么吵了起来，结果他兄弟俩败阵而归，我们一回到自己宅院门楼时就听到他向他祖母的哭诉——阿婆，上厝囝的人欺负我了。我那时候或许也有点一见他就想惹他的意思，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俩后来关系的发展，似乎缘起于我高中毕业时的留言。留言本来是在本届同学之间互相留的，可是有几个下一届的也拿着本子来让我留言，其中一个就是姜礼生。姜礼生留给我什么话已经记不得了，但当时是有很深的印象的，这无疑拉近了彼此间情感的距离。而真正让我们黏到一块的，则是他的自行车。
　　那时候，我们小镇上没几户人家有自行车，当然也没几人会骑自行车。姜礼生的父亲在邮电支局工作，邮电支局是唯一有自行车的单位，单位里正有一辆自行车归他父亲所用。那辆深绿色的自行车，天天下班后都停在他家的堂前，它首先套住了姜礼生的心。这是可想而知。但是有一天，姜礼生突然找到了我，我问他什么事，他神秘兮兮地说，你出来就晓得了。当我出了门楼，当姜礼生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心整个被他俘虏了。
　　姜礼生的一个好，就是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没有一点优越感，没有一点傲人的神气。姜礼生父亲那辆自行车有一把钥匙在姜礼生的手里，在他父亲不用车的时候，姜礼生就可以把它骑出来，尤其是在休假日。起初，几乎每一次都是他来招呼我，我们每一次都到一段僻静的公路上练车，每一次他都叫我先走一程，或者让他先骑一程，因为他不愿让人看见我俩一起去练车，尤其怕邮电支局的人看见他带人去玩公家的车。我能感觉得到，他是真心待我的。他一直没有带别人学过车，他心里似乎只有我，我不晓得这是为什么。这很耐人寻味。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在那僻静的公路上，通常大半天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伴随着我们的只有哗哗的溪水声和一阵阵鸟鸣蝉噪，那是一段青春记忆的背景，我们就在那一段砂石公路上来来回回地学骑车。学自行车最难的就是上车，由于姜礼生力气小，扶车扶得不稳，我便常常连人带车翻倒在地，有时则是他一放手我就歪倒了，这时他总是像女孩子一样呵呵呵地笑个不停，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上一通，然后又一边呵呵笑着一边不厌其烦地继续扶着车后座，一次又一次，直到我能独立上车。姜礼生的另一个好便是耐心。他甚至让我觉得没有一点脾气，许多属于恼人烦人的事，在他面前最终都会兑成呵呵呵的一通笑。我多次翻倒而磨损了自行车把手的塑料套，他也没有一点不悦，还是呵呵呵笑着，安慰我。在这样的接触中，我们两颗心越来越贴近了。我想，我和姜礼生能黏到一起，其深层因素应该就在这里吧。那时候姜礼生骑车也不是很熟练，有时上车也不是很顺利，甚至连续几次踏脚跨腿都上不了车，这跟他个子矮小有关。谁都晓得那种深绿色的邮电自行车特别高大，姜礼生骑在这种自行车上显得特别不协调，那个样子让我感觉到就像一幅现代漫画，有点滑稽的味道。姜礼生自己也说过，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胚头就好了，你看我，骑车没个骑车的样，戴手表没个戴手表的相。姜礼生很受他父亲的宠，早早就戴上了他父亲给他的手表，只是那手表戴在他手上大了点，连表带也无法扣紧。
　　姜礼生父亲满脸笑意，不笑也挂着几分笑意，我在路上遇见他时，他是这个样子，到他家时他也是这个样子。看上去，他似乎蛮乐意我和姜礼生交往的，每次进了他们宅院遇见他时，他都笑眯眯地说，礼生在后厝囝，你进去。后厝囝就是他家后院的一座伙房。姜礼生家的房子相当阔绰，不仅拥有两开间的正房，还有一座小伙房。这是典型的财主宅院的结构。我不晓得这座宅院是他祖上自建的还是中途转购的。我特别喜欢那座伙房，不仅因为那伙房楼上的一个房间是姜礼生的卧室，还因为它那犹如独立王国的环境。姜礼生家里因为他的两个近乎孪生的妹妹而热闹非凡，但我只在那偏于一隅的小屋子里一门心思地看他的小人书，有时也和他下下象棋，或为他画个什么。那个小屋子的清静别致，真是令我陶醉。姜礼生多数时候都陪着我，偶尔也有应他母亲的派遣出去执行一件事，而把我一个人撂下。这时如果恰好有淅淅沥沥的春雨缠绵地下着，窗外有滴滴答答的檐水脆脆地滴落，我一人在静静地看着小人书，或画着画，那最是意绪如烟满室飘的时候了。当然，在姜礼生家里，我也免不了被热闹所包围，特别是受他两个妹妹的围攻。她们也无非是向我要画。我记得给她们画过两幅素描，后来又给她们画了一幅大幅的黛玉读西厢的水彩画，那是从小人书里临摹来的，却也博得了她们欢天喜地的一阵叫唤。这期间，姜礼生送了我一个陶瓷调色盘，这是着实令我欢喜的物事。只是我很纳闷，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因为这调色盘不像是新的，便问他，他说你只管拿去用就是了，别的就别管了。作为回礼，我也送了他一支竹笛，他自然也高兴了一阵子，也特别使劲地嘀嘟嘀嘟地吹了一阵子。但是姜礼生毕竟还是缺了点音乐细胞，他手里的笛子和二胡每每一出声都是干涩的，而且不连贯，还走调。而且他连操琴的姿势都不好看。他自己也说他真不是搞文艺的料。那时候我们也经常到镇文化站去娱乐，在镇文化站学敲锣打鼓时，他手里的玩意也总是跟别人的不协调。 　　可是那时候，命运之神偏偏事事都眷顾他。他不久就被他父亲弄进邮电支局去，做了一名邮递员。他告诉我，起初只是一个合同工，但也是一个铁饭碗了，打不破了的，而且干得好会很快转正的。此时离他高中毕业还不到半年。
　　姜礼生的工作是给章成和后章两个公社（乡）投递邮件和报刊，规定隔日去一趟，一周去三趟。单位自然给他新配了一辆自行车。从那以后，每一次出行前一天晚上，他都会背着他的邮包到我家里来一趟，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免费享受那些报刊。每次一进我的房间，他便从邮包里取出所有的第二天要送出的报纸杂志，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图文世界。我心灵为之一振——这实在让我大喜过望，也让我痴迷不已——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多的刚出版的报纸杂志，哪怕它们明天就要物归原主，但今晚，是无条件地属于我的——今晚，我就是它们的王。每当这样的夜晚，我的房间便是小镇上灯光亮到最迟的一个房间，有时甚至要到拂晓才上床睡一会。
　　我至今记忆犹新，那里面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这一类读物尤其令我喜欢，因为其中更充满了蓬勃的青春的气息。《中国青年报》当时推出了一个“星期刊”，这星期刊格外吸引我，看了几期后，我便想自己订一份星期刊，因为整份中青报订阅费吃不消。自然是托姜礼生帮我订的，可订来的却是上海的《青年报》，因为这上海的青年报恰好也是一周一期。面对这个结果，心里只有遗憾。但姜礼生咬咬牙，居然把他邮包里的一份中青报的星期刊都扣下来，留给我，这既叫我感动，又让我于心不忍和为他担心。姜礼生说，没事，公社里那些人看报纸都是有什么看什么的，看不到的也就想不到了。也许姜礼生考虑更多的是风险方面的，而我所不安的是在良心上。但是，时间久了，我也渐渐趋于心安理得了。可见人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某些尚未根深蒂固的观念，往往是很抽象的。然而，在这种偷来的便利中，我对文字的热情却与日俱增了。这也许是我不久后订阅《文学报》的一大动因。《文学报》是当时刚创办的，茅盾先生题写的报名很是悦目，专业而丰富的内容更是引导着我把目光远远地投向庄严的文学殿堂，我内心里因此而萌发了一种美丽的憧憬与激情。后来进城进了高复班，并于两年后考上大学，这种激情与憧憬是发挥了相当的驱动力的;在大学期间对图书馆阅览室的情有独钟，以及毕业后订阅了一系列文学报刊，更有这种激情与憧憬的发酵效应在里面。平心而论，我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一可追溯到中小学时期所受的启蒙，二可追溯到姜礼生提供于我的文化大餐的滋养。这是我一直来都明晰于心的，我对此是永远心存感激的。我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一方面是常常感到一片茫然，一方面是偶尔意气风发，心里又多少有一点不甘就此埋没于阡陌之间的愿景，当此之际，一道曙光在我面前亮起，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前程。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
　　可是，姜礼生后来的事情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之间后来有个渐行渐远的过程。从我进城复习到考上大学的那些年里，我和姜礼生的接触便只限于寒暑假了，而且彼此间可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少，彼此间的关系也就没之前那么热乎了。我想，这全然是因我的眼界与心境发生了变化的缘故。到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们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多了，再到后来，我调入城里的十多年间，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就在这期间，有一次回老家过年时，我和母亲偶尔谈起姜礼生，母亲说他出事了，公职也被人开除了，我十分惊诧！母亲说他把人家的汇款都偷偷吞吃了。母亲说，这个人真是糊涂到家了。据我母亲说，此前有一回他把一叠报纸从邮包里掏出来，塞进一块菜地旁边的破墙洞里，正巧被她撞见。这个人真是糊涂到家了！耳边久久回响着母亲的话，眼前却闪现着姜礼生的种种样子。谁都清楚，他这一栽倒，便永无翻身之日了，不仅职业，连同声誉！听说他老父亲当时伤心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老母亲一气之下当场晕倒，不省人事。这事单就对二老的打击来看，就够惨的了。何以至此？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当年他夜里背着邮包给我送报刊、留报刊的一幕幕情景，我在想，是否那时就已种下了这个恶果的因？这么一想，便觉得自己也摊了一份罪过。
　　可是姜礼生的事到底是一件始料不及的事。如果事情确实可以追溯到我们的交往上，又怎能责怪一种纯粹的友谊，怎能责怪一种诚挚的情感呢？
　　我曾经一次次在想，小镇上我小时候的伙伴和同学多的是，为什么我和姜礼生之间，在高中毕业后突然会那么黏乎，我们之间的交往，是彼此青春的一曲主题曲，还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呢？
　　如今，见着他家的老宅与后院，不免有一些情绪被触动。他家那座伙房现在已经不见了，什么时候拆掉，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拆掉，我更不清楚。眼下的情景是，这后院更加阔大了，其中有一株高高的夹竹桃树，正开着灿烂的粉红色的花，西边有一块菜园，东边有一个晒衣坪，北边后墙前还有两个鸡鸭窝棚，菜园里种了一片绿油油的秋葵，以及几株葫芦瓜、南瓜和扁豆，窝棚里养着鸡鸭。这一切的侍弄者和享有者，便是姜礼生的媳妇。姜礼生的二老都已辞世，弟妹们自然早已独立成家，各得其所了，老宅里便只剩下其妻女二人。谁能料到姜礼生也会成了一个漂泊者呢？我们如今都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人了，按工龄算，他应在几年前即可退休，他怎么就栽倒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里路上呢？知天命，这世上又有几人真正能知天命？姜礼生最是应了人生无常的古话。忽然间，我很想见姜礼生一面。
　　但此时只能见到他的媳妇。他的媳妇看上去日子过得似乎还相当平静，甚至让人觉得过得相当滋润。我便又想起一个问题，她在他刚出事时有过什么反应没有？
　　姜礼生不仅最早捧上铁饭碗，也是最早抱上娇妻的，只是婚后多年不见其妻有孕，有小道消息传出，说他们有夫妻之名未有夫妻之实。我那时十分单纯，不懂那些事。我是若干年后才听说他们夫妻长期不和的。这期间还听说他媳妇闹着要离婚，离婚不成便独自出门了。后来又听说他媳妇一边这么闹着，一边还是给他生了个小子，一家子便又得了圆满。可是几年后意外又发生了，才上小学的儿子在哪里作客时溺水而亡了。这事对他们夫妻及其二老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但不久听说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总算老天有眼。这个女孩现在跟在她母亲的身边，偶尔和她母亲说句话，有时惹得做妈的呵呵地笑两声，有时又惹得做妈的轻轻呵斥一声。看样子，她应该年在十二三。我和姜礼生的媳妇似乎曾经也说过一两句话，在他们新婚的时候，后来似乎没再见过面，在三十多年里。如今再见时，只见她在老宅后门外的石板上淘米洗菜、洗锅刷碗，在后院里喂鸡饲鸭、采豆摘瓜，忙里忙外，不亦乐乎，还不时地和邻居的妇道人搭话闲聊几句，间或爆出几声笑，是一副蛮贤惠的样子。我几次想远远地唤她一声，问问姜礼生的近况，却又觉得突兀。我忽然又记起了一件事，十多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姜礼生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说他离婚了，我当时似乎没觉得有多少意外，可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他们不曾离婚时，我却有些诧异了，姜礼生何以要这么说？他何至于要这么说？如今想来，他那时候内心深处大概已有一些属于胡思乱想的东西了。如今，他妻子那样一副安居乐业的模样，似乎足以见出她内心里已无任何阴影，似乎也足以见出她不曾因老公出事而再闹过离婚了。
　　我现在没有姜礼生在外漂泊的更多的消息，只听说他在温州一家公司做门卫。我在想，凭他那种个头，干门卫也不是太合适吧？想起他年少时的外号——三寸丁，山雀囝，仿佛又见到了三十年前那个矮小瘦弱的年轻的姜礼生，连骑在自行车上都显得车大人小的漫画一般的画面，以及他的樱桃小嘴，考拉一般的小脸。如今，他该苍老了几许？他从不堪回首的一段岁月走出去，去替人看门，在某种严峻时刻有足够的震慑力吗？他是否如我想的一样，头上添了几根白发？是否又如我想的一样，脊背有些伛偻了？冬天快到了，他所看守的大门能为他抵挡几许寒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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