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家的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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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刚烈的彭德怀和下级很少有私交,但他对陈毅安烈士的儿子陈晃明、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新、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却无微不至,视如己出,他们是彭德怀家的座上宾。
  一、“无数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全靠他们的妻子照料和抚养,多么不容易啊!”
  陈毅安是湖南湘阴人,1927年9月,年仅22岁的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连长、营长,参加斗争。1930年6月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率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强渡浏阳河,与先头部队一起攻入长沙城内,与时任军团长的彭德怀并肩作战。8月7日,他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其子在他牺牲后的翌年3月出生了,陈毅安遗孀李志强给他起名为陈晃明,母子二人艰难度日。
  1939年秋,李志强向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写了一封挂号信,请求去延安工作,彭德怀回信表示欢迎,并寄来200大洋的路费。1940年春,李志强和幼子陈晃明启程奔赴延安。然而,在去车站的路上,母子双双被特务逮捕了。出狱后,母子二人在长沙顽强撑到了全国解放。抗战时,武汉各界慰问八路军,送给八路军总部800大洋(约今16万元)的慰劳费,彭德怀一分未取,把这笔钱一分为二,分别送给陈晃明和黄岁新。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李志强写信给彭德怀,不久收到他10月3日从兰州的来信,说:“你和晃明8月26日的信收到了,你们母子熬过10多年,艰苦生活,始终向往革命,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关于你们目前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问题,我已电告湖南省委黄克诚同志,请予关照,如有困难,可和他们面谈。”
  1951年,彭德怀把他们母子二人接到北京,李志强在北京电信局工作,陈晃明上学的费用,由彭德怀的工资负担。1955年,陈晃明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6年,李志强为了整理丈夫的革命事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4月30日,彭德怀收到信后,对警卫参谋景希珍说:“我现在要上李志强同志家去。”景希珍还没来得及通知保卫部门,彭德怀已经扬扬手,大踏步走了出去。
  彭德怀和李志强握过手后,在墙上挂着的陈毅安的遗像前站了好几分钟。接着,他向李志强讲起了陈毅安牺牲的经过。听到丈夫中弹身亡,李志强的眼泪夺眶而出。彭德怀没有再往下讲,他说,自己8岁时死了父母,两个弟弟被国民党杀害,他就是不哭,而是要报仇,引得大家都笑了。临走前,彭德怀再三嘱咐李志强,只要她不哭,关于陈毅安同志的情况,他再来谈十次、百次都是可以的。
  1958年,彭德怀看完李志强呈递的54封陈毅安烈士生前写的亲笔信时,十分感慨陈毅安在建党初期和国共合作大革命中的进步思想与献身精神,责成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将54封书信打印成册,命名《陈毅安烈士书信集》,并挥毫题字: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为革命死的光荣,毅安同志永垂不朽。
  多年来,彭德怀一直关心着这个烈属家庭的生活。每逢佳节,他都要警卫员送来一些礼物,并在百忙之中接见李志强、陈晃明母子。
  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赠送给彭德怀一台三用电视机,可做电视机、电唱机、收音机,电唱机的唱针为红宝石,坚固耐用。当时中央电视台刚建成开播,北京城内的电视凤毛麟角。彭德怀考虑到自己已有一台电视机,就把这台电视机送给了李志强。他说:“无数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全靠他们的妻子照料和抚养,多么不容易啊!”1984年,陈晃明将这台三用电视机捐赠给了彭德怀纪念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移居北京西郊,直到1965年底赴成都参加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期间很少接见客人,但李志强和陈晃明,以及李志强的儿媳、孙子,一直是他的座上宾。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冤逝世。李志强、陈晃明带领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医院门前马路上徘徊很久,最后找到一处离停放他遗体最近的地方默哀。他们心潮起伏,想起彭伯伯和父亲的战友深情,以及他对自己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许久不能平静。
  二、“国家现在还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给你钱,就不要再向中组部要钱了。”
  抗战时期,黄公略的遗孀刘玉英手捧彭德怀寄来的钱,对女儿说:“岁新啊!彭伯伯的钱来之不易啊,你要好好读书才不辜负彭伯伯对你的厚望啊!”1940年,黄岁新没有让关心他的彭伯伯失望,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岱山初小;1942年,黄岁新又毕业于池石一小,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湘乡县女子第一中学。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正在北京开会的彭德怀担心退守衡阳、宝庆的白崇禧部杀害我党干部家属,决心寻找刘玉英、黄岁新母女,并好好保护她们。乘会议间隙,彭德怀找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侄儿彭起超,要他随第4野战军南下,到湖南去寻找刘玉英和黄岁新。彭老总对他说:“这不仅仅因我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而是体现了党的关怀,十几年前毛泽东就派人寻找过。”嘱咐他找到后迅速把她们母女护送到北京。
  找到了黄公略的妻女后,湖南省委金明书记派遣黄公略的族侄黄祖禹护送刘玉英母女到北京。
  从黄岁新被送到北京时开始,彭德怀就代国家担负起了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
  刘玉英母女刚到北京,彭德怀就抽时间见了她们。他对黄岁新说:“小同志,到了北京就是到了自己的家,需要什么跟伯伯说就行了。”从此,“小同志”就成了彭德怀对黄岁新的爱称。
  黄岁新刚到北京时,缺少衬衣,换洗有困难,彭德怀随即要警卫员把他自己已穿过的两件白衬衣找出来,并对她说:“拿去改一改再穿吧!”后来,黄岁新将彭德怀给她的旧衬衣改了,穿在身上,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1950年,即将赴朝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在北京饭店又一次接见了刘玉英母女。刘玉英知道了彭总的情况后,提出:“让岁新给您当女儿吧。”彭德怀笑道:“你只有一个女儿,哪里舍得,做半个女儿吧!”说完又慈祥地看着黄岁新说:“你是革命的后代。现在党和人民送你上学,你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952年,黄岁新考取了平原农学院,但她不想离开首都北京,便去找彭总,求他帮助联系北京的学校。正好那天朱德总司令也在场。两位长辈一起对她做了思想工作。朱德说:“革命的后代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可不能闹情绪呵。”彭德怀接着说:“想北京,放假就来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嘛。”彭总还取出40元钱和一块手表给她,说:“国家现在还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给你钱,就不要再向中组部要钱了。”黄岁新思想通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1955年,因院系调整,黄岁新又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系。
  1956年,黄岁新母亲因脑癌逝世。黄岁新想到自己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现在又要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悲从中来,见到彭德怀后失声痛哭。彭德怀吩咐侄女彭钢接黄岁新来中南海永福堂小住。彭德怀对她说:“你爸爸牺牲得早,现在你妈妈又走了,我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以后你可以随时来,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黄岁新哽咽着说:“我知道,您这里就是我的家,您和浦安修阿姨便是我的爸爸妈妈!”
  1957年春,黄岁新去东北牡丹江农垦局实习。黄岁新的体质较弱,初次去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工作,彭德怀放心不下,他给农垦部长王震打招呼:“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身体很弱,现在去了北大荒,你管着那个地盘,你可要关照一下噢!”
  大学毕业后,黄岁新被分配在郑州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任教。她牢记彭伯伯的教诲,满腔热情地走上了工作岗位。临行前,她向彭伯伯话别,他老人家很高兴,鼓励她要好好工作,创造新生活,还送给她一口皮箱,一本《列宁》画册。
  庐山会议后,黄岁新听说彭伯伯出了问题,她怎么也不相信伯伯会反对毛主席。国庆节放假,她从郑州回到北京,想去中南海探望亲如父亲的彭伯伯。但卫兵不让她进,她急得要跳河。彭伯伯的去向呢?问谁谁都不知道。带着许多疑团,黄岁新精神恍惚地回到郑州。
  1960年,黄岁新被调入北京工作,在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一回到北京,她找到浦安修,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浦安修把她带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见到黄岁新,虽然内心隐藏着难以言状的痛苦,但还是十分高兴。彭德怀领着她参观菜地和果树,一边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黄岁新离开吴家花园的时候,彭德怀叮嘱:“下次把儿子带来!我想看看张忠这孩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黄岁新常来看望彭伯伯,回去时,拎上一兜伯伯送给她的瓜果蔬菜。1963年初,黄岁新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起名张献华。彭德怀闻讯,让警卫员景希珍开车把黄岁新接到吴家花园坐月子。他天天早晨为孩子热牛奶,帮助黄岁新带孩子。看到伯伯抱着小献华在屋子里踱步,黄岁新忍不住掉泪。
  1965年初冬,彭德怀打电话告诉黄岁新自己要去四川工作的消息,黄岁新兴高采烈,和丈夫领着儿子,抱着女儿,到吴家花园玩耍了一天。临走时,彭德怀一直送到村东的小石桥旁,黄岁新一家走出很远以后,再回头,月夜下,彭德怀仍然孤零零地站在石桥上。从此,黄岁新再也没有见到彭德怀了。
  1978年12月24日,黄岁新作为彭德怀的亲属,参加了在首都隆重举行的彭德怀追悼会。人们都为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领导而悲痛万分。黄岁新肃立在他的遗像前,泣不成声。
  三、又一个女儿左太北
  左太北,抗日名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女儿。1940年5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她是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出生地武乡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其时正是彭德怀和他父亲左权策划组织“百团大战”的前夕,因为左权去外地办事,最早得知消息来看望左太北的不是父亲左权,而是彭德怀、浦安修夫妇。彭德怀以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而建议她取名左太北。
  3个月后,左太北被送到延安。1943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再次见到左太北时,左权已经在1942年5月牺牲了。左太北的母亲刘志兰在陕北公学工作,因为住得较近,左太北常常会被放在彭家,因为除了彭德怀和左权这层特殊关系之外,刘志兰和浦安修也是老朋友,她俩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
  左太北再次见到彭德怀,已是近十年之后了。1953年春节前,在北京华北军区荣臻小学读书的左太北和母亲刘志兰一道,被接进了中南海,在那里,她见到了刚从朝鲜战场上得胜而归的彭德怀。
  那天,彭德怀在永福堂请客,宴请他在湖南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李明灏。李明灏是左权的表哥。饭桌上,彭德怀给左太北介绍说,这是你表伯父。因为左太北和母亲都没有回过湖南老家,不太知道父亲的亲戚。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1957年,当左太北的母亲刘志兰选择到内蒙古包钢工作后,左太北就被接到了彭德怀家里。
  1957年夏天,左太北该上高一了。她上的中学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在北京西城二龙路,离中南海很近,骑车十分钟就到了。这样,浦安修和刘志兰商量好,刘志兰一走,左太北就不住校了,就住到彭德怀家。
  那年夏天,17岁的高一女生左太北,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家里,和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住在了一起。一直到1959年10月,彭德怀挂冠而去,隐居挂甲屯。左太北在彭家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
  在左太北的印象中,彭德怀是一个重感情,重亲情,尊重妻子,喜欢孩子,和颜悦色,非常慈祥的一位老人,和他在一起生活没有任何隔阂和距离,就像生活在亲生父母身边一样。
  1958年,左太北在学校餐厅吃饭,等左太北吃完晚饭回家的时候,彭德怀老两口有时候刚开始吃饭,有的时候还没吃呢。这样,往往他们吃饭的时候左太北就跟着他们一块聊天,就是大家谈谈今天的见闻,说的都是些琐事。
  彭德怀夫妇吃饭就是两个素菜一个荤菜,中间总有一碗汤,一人一小碗米饭,吃得很简单。老两口吃完了,彭德怀就说,太北,把剩下的吃了吧,他就拿个碗,把那剩菜剩饭都弄到我面前。其实左太北刚在学校吃完,那时候十八、九岁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减肥意识,每天回来她都呼噜呼噜一扫而光。彭德怀最喜欢看左太北吃饭了,看她吃就特别高兴。有时,他还批评她不吃早饭,吃东西挑三拣四的。
  1960年夏天,左太北考上哈军大,兴冲冲地来到吴家花园,告诉彭伯伯。彭德怀祝贺她考上大学。左太北拿出日记本,请彭伯伯题字。彭德怀想了想,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送给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1962年1月,哈军大放寒假,左太北到北京,住进西郊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假期快结束了,彭德怀把多年为她保存的烈士子女抚养费给了她。左太北心情沉重地返回哈军大。彭德怀是被严密监视的,她在吴家花园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哨兵的警卫日志中。她回到哈军大后,学院政委谢有法代表党委和她谈话,叫她和彭德怀断绝来往,划清界线。那天晚上,左太北长吁短叹,辗转反侧,回想到在彭伯伯身边的那些幸福时光。她在心里说:“伯伯呀,您能理解女儿的心情吗?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您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我永远爱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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