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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42年12月 / 地点：重庆图书馆
解说：这一年，西迁途中的部分故宫国宝，在重庆与公众见面。虽然这只是一场为期半月的短暂露面，但却吸引了十余万人的参观。在那样一个民族命运仍是未知的时代，依然有那样一群最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能看一眼祖国的瑰宝而欣喜。
1942年12月25日，重庆两浮支路的重庆图书馆里热闹非凡，作为战时陪都，烟火下的重庆可很少有这样大的场面。看热闹的市民远远地望见了孔祥熙、孙科、陈立夫、张道藩等社会名流、国民政府要员，仿佛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盛会，这一天，“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开幕，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漆器、甲骨等在内的共计274件珍贵文物在这里展出，这些宝贝分别来自于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说文月刊社等收藏机构，其中尤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最为珍罕，引人驻足。
这是战时重庆最为重要的文物展览之一，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重要文物首次在重庆部分展出，因此影响巨大，连林森、冯玉祥等军政要人也专门抽出时间前往观赏。展览闭幕后，主办方还特地精选了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易地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专请蒋介石等人欣赏。
据《新华日报》1943年1月11日报道：“美展为期将近半月，前往参观者，平均每日以一万人，计总数当在十四万人以上”、“观众尤注意古物部分，如《清明上河图》”。
这次规格空前的展览，在重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参观过展览的观众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而没赶上展览的人也多有遗憾。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文物的价值，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决定，在第二年即1943年的12月25日，举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展览，即“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这也是故宫珍贵文物西迁后在陪都重庆的第一次大规模专题展出。据现有资料表明，众多国宝级展品中仅书法作品就有“书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五代大书法家杨凝式的行草书帖，“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墨迹， 还有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的《赐岳飞批卷》等等；而展出的绘画作品也均为历代名家之作，这也吸引了当时身在重庆的大批画家前往观看，如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柯磺等，皆被展出作品所深深折服。其中有一幅“明四家”之一沈周的《庐山高》图轴，更是成为了焦点，无论画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皆在其前驻足良久，可见文物艺术的魅力。
1942年至1943年的重庆，是中华民国临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日本军队狂轰滥炸、最想征服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里，生活在危难之中的国人却对一个文物展览如此倾心，可见展品的巨大魅力。而参观者的意图也恰如新闻报道所言，观众最为关注的是古代珍宝，争相一睹风采。而古物中最珍贵者，正是故宫博物院临时迁渝的部分重要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日军攻占北京，而造成国宝的损失或流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西迁的方案就已开始筹划。自1933年起，故宫及颐和园、国子监、古物陈列所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分批南运上海，暂时存放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库房内。后又于1936年底迁往南京新建成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露了日本更大的野心，南京也已经不再安全，国宝们再次踏上西迁的路途。
这一次，国宝分三批启运。第一批走南路，原目的地长沙，暂存放于湖南大学图书馆。但长沙也遭受着日军的狂轰滥炸，这批国宝只得再度启程，历尽艰辛到达贵阳。在文物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敌机炸平。可贵阳也不太平，无奈之下，国民政府行政院想到了贵州地区的洞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几经辗转，最终选定了安顺县华岩洞。此洞通风而不潮湿，又可避日机轰炸，正适于存放国宝。1939年1月22日，国宝由贵阳运至安顺华岩洞，在此存放了4年之久。这部分文物总计80箱。
第二批国宝走中路先后运抵汉口、宜昌，再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巨大，多达9369箱，因此这批文物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马衡院长率人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后又因安全原因，国宝被转移至乐山，1939年9月才全部运完，同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第三批国宝文物7281箱走北路，全靠火车、汽车，历尽艰辛，几次遇险，终于在1939年2月运抵成都。后又迁往峨眉，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运抵西部的国宝都被深藏，只有在冬天重庆雾霾深厚、日军很少来轰炸时候，才能抓紧时间调出文物展出几天，让文物重见天日，也是让身在重庆的人们有机会一睹国宝的风神。
在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难之中，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如马衡、庄严、朱家、王世襄以及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不顾自身安危，保全文物完好，这种精神当永炳史册。
在那样一个性命随时可能不保、民族命运仍是未知的时代，依然有那样一群最最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能看一眼祖国的瑰宝真迹而欣喜，国土沦丧大半而文化脉络未断，这种凝聚力恰恰是文化最宝贵的基因。
链接 装箱是个技术活
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工作人员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
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庄严先生这样解释前两个字：“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而对于后两个字，那志良先生也有叙述：“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不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
在那志良先生的记忆里，石鼓的装运最能体现工作人员的智慧。石鼓是尽人皆知的国宝，一向存在国子监，当时随同故宫文物一同南迁。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之声。运装之后，如果石皮落下来，石鼓就毫无价值了。
“经过苦苦思索，他们想到了使用韧性很强的‘高丽纸’，用水浸湿后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将纸张按进字口，干了后鼓面上的字就贴紧在石身上了。然后，再打包装箱，一路上都安然无恙。
这样充分的前期准备就是国宝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迁徙，仍无一损毁或丢失这一奇迹发生的渊源。
解说：这一年，西迁途中的部分故宫国宝，在重庆与公众见面。虽然这只是一场为期半月的短暂露面，但却吸引了十余万人的参观。在那样一个民族命运仍是未知的时代，依然有那样一群最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能看一眼祖国的瑰宝而欣喜。
1942年12月25日，重庆两浮支路的重庆图书馆里热闹非凡，作为战时陪都，烟火下的重庆可很少有这样大的场面。看热闹的市民远远地望见了孔祥熙、孙科、陈立夫、张道藩等社会名流、国民政府要员，仿佛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盛会，这一天，“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开幕，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漆器、甲骨等在内的共计274件珍贵文物在这里展出，这些宝贝分别来自于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说文月刊社等收藏机构，其中尤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最为珍罕，引人驻足。
这是战时重庆最为重要的文物展览之一，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重要文物首次在重庆部分展出，因此影响巨大，连林森、冯玉祥等军政要人也专门抽出时间前往观赏。展览闭幕后，主办方还特地精选了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易地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专请蒋介石等人欣赏。
据《新华日报》1943年1月11日报道：“美展为期将近半月，前往参观者，平均每日以一万人，计总数当在十四万人以上”、“观众尤注意古物部分，如《清明上河图》”。
这次规格空前的展览，在重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参观过展览的观众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而没赶上展览的人也多有遗憾。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文物的价值，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决定，在第二年即1943年的12月25日，举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展览，即“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这也是故宫珍贵文物西迁后在陪都重庆的第一次大规模专题展出。据现有资料表明，众多国宝级展品中仅书法作品就有“书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五代大书法家杨凝式的行草书帖，“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墨迹， 还有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的《赐岳飞批卷》等等；而展出的绘画作品也均为历代名家之作，这也吸引了当时身在重庆的大批画家前往观看，如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柯磺等，皆被展出作品所深深折服。其中有一幅“明四家”之一沈周的《庐山高》图轴，更是成为了焦点，无论画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皆在其前驻足良久，可见文物艺术的魅力。
1942年至1943年的重庆，是中华民国临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日本军队狂轰滥炸、最想征服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里，生活在危难之中的国人却对一个文物展览如此倾心，可见展品的巨大魅力。而参观者的意图也恰如新闻报道所言，观众最为关注的是古代珍宝，争相一睹风采。而古物中最珍贵者，正是故宫博物院临时迁渝的部分重要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日军攻占北京，而造成国宝的损失或流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西迁的方案就已开始筹划。自1933年起，故宫及颐和园、国子监、古物陈列所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分批南运上海，暂时存放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库房内。后又于1936年底迁往南京新建成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露了日本更大的野心，南京也已经不再安全，国宝们再次踏上西迁的路途。
这一次，国宝分三批启运。第一批走南路，原目的地长沙，暂存放于湖南大学图书馆。但长沙也遭受着日军的狂轰滥炸，这批国宝只得再度启程，历尽艰辛到达贵阳。在文物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敌机炸平。可贵阳也不太平，无奈之下，国民政府行政院想到了贵州地区的洞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几经辗转，最终选定了安顺县华岩洞。此洞通风而不潮湿，又可避日机轰炸，正适于存放国宝。1939年1月22日，国宝由贵阳运至安顺华岩洞，在此存放了4年之久。这部分文物总计80箱。
第二批国宝走中路先后运抵汉口、宜昌，再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巨大，多达9369箱，因此这批文物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马衡院长率人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后又因安全原因，国宝被转移至乐山，1939年9月才全部运完，同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第三批国宝文物7281箱走北路，全靠火车、汽车，历尽艰辛，几次遇险，终于在1939年2月运抵成都。后又迁往峨眉，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运抵西部的国宝都被深藏，只有在冬天重庆雾霾深厚、日军很少来轰炸时候，才能抓紧时间调出文物展出几天，让文物重见天日，也是让身在重庆的人们有机会一睹国宝的风神。
在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难之中，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如马衡、庄严、朱家、王世襄以及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不顾自身安危，保全文物完好，这种精神当永炳史册。
在那样一个性命随时可能不保、民族命运仍是未知的时代，依然有那样一群最最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能看一眼祖国的瑰宝真迹而欣喜，国土沦丧大半而文化脉络未断，这种凝聚力恰恰是文化最宝贵的基因。
链接 装箱是个技术活
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工作人员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
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庄严先生这样解释前两个字：“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而对于后两个字，那志良先生也有叙述：“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不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
在那志良先生的记忆里，石鼓的装运最能体现工作人员的智慧。石鼓是尽人皆知的国宝，一向存在国子监，当时随同故宫文物一同南迁。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之声。运装之后，如果石皮落下来，石鼓就毫无价值了。
“经过苦苦思索，他们想到了使用韧性很强的‘高丽纸’，用水浸湿后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将纸张按进字口，干了后鼓面上的字就贴紧在石身上了。然后，再打包装箱，一路上都安然无恙。
这样充分的前期准备就是国宝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迁徙，仍无一损毁或丢失这一奇迹发生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