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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就开始写信,给在朝鲜与美军浴血奋战的表舅写信。写信这事,后来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项爱好,直到大多数人已经不用纸与笔写信的“网络时代”,掐指一算,我的写信史,差不多一个甲子了。
我写信,概不留底稿,却小心翼翼地保留收到的信件。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入大号牛皮纸信袋,标明寄信人姓名、地址,再用固定的皮箱存放,这只皮箱,被我戏称“程氏信箱”,数十年来,家到哪儿,“程氏信箱”形影不离。家中器物、衣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唯有这些信件,却是愈旧愈珍惜。
旧信的主人,大半是亲友与同学中关系密切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先通信,后来成为好友的。当然,虽有信函往来,却一生不曾谋面,也是有的。
Z是大学同学,不在一个系,因有共同爱好,过从甚密。放假了,各自回到故乡,也不忘写信。他在江南水乡,我是皖西丘陵,他写信描述江水与江边的女子,我读后,竟梦见青弋江变成一个小姑娘,着一袭青衣,打着油伞,款步而来。我把这梦写给他,我的梦,又化作他的诗,寄到我的山村。这样不着边际的信件,随着走出校门,便不复存在了。Z赴山西,我去阜阳“四清”,继续鸿雁传书,然而写着写着,他那边遇到麻烦,我则被要求交出信件。领导让人寻章摘句,贴到墙上。之前读Z的信,执卷流连,不过两人隔着万水千山,岁月相望而已,如今成了大字报,成了炮弹,令我不寒而栗。好在运动甫一结束,这批信件悉数退还。待到河清海宴,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重逢,他把一包我写给他的信,交到我的手中。我大惑不解,他说:你的一生,也许要比我稳当些,这些信件放你那里,遁其光而不耀,我也放心了,将来我们老了,拿出来重温情谊,内心的寒暑,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了无影踪。重逢归来,便将我们的信件一一梳理,按时序归档。斜阳远巷,夜雨昏灯,尽在其中矣。
先信后友的人,多为报刊编辑。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日子里,某些执掌权柄的人,沉溺于内耗,为了摆脱无所事事,我就翻译技术文献,同时写一些与业务有关的文化散文,这样结交上不少编辑,比如《中国食品》杂志的刘景文。刘先生每年编发我六七篇文章,都是说茶论酒之类。他是北京人,茶酒之事纸上谈兵也,我进京公干,顺便给他带几包安徽乡茶,慢慢引他上了瘾,他从一个茶盲变成茶痴。若干年之后,我再去北京,他反过来送我外地名茶,久而久之,“茶”与“壶”成了我们通信的主题。刘景文后来成了茶文化学者,他的著作,出版了就寄过来,他说:这是印出来的信,给你的,也给别的朋友的。
众多的旧信中,有三封属于“孤品”,即一生一信,再无后续。
仅有一次书信交往,后来本有机会见面,却又缘悭一面,是某著名诗人。1958年11月23日收到他的复信,本来是谈诗与民歌,却教诲我莫犯“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云云。当时的我,是个为诗魔所缠的乡下学生,仰慕当红诗人,算是他的粉丝,写信向他请教,不知触动诗人哪根神经了,把我当成“青年知识分子”。此信写在一张高档图画纸上,不称我“学生”称“同志”,想来面孔是板着的,然而蓝墨水钢笔书写,字迹雅淡稚拙,堪称艺术品,所以五十多年了,仍完好无损。这件艺术品,当时的功劳,是把我从诗魔的纠缠中解救出来,从此与诗疏离,其后的作用,是促使我牢牢树立不当知识分子的决心,算了,且当个知道分子吧,如此便难以滑进沾沾自喜的泥坑。
1994年春天,有一封信来自屯溪老街,寄信人郝思奇,是位书画家。信中说:“仁兄出差到屯,若能寒舍一聚,当为幸事。”也不知何故,从那时到现在,却一直未能赴约。信写在一张宣纸横幅上,笔墨清劲峭拔,刚柔兼备,满纸的风神气息,览之欣然,如果装裱起来,足以让我陋室生辉。美中不足的是,郝先生寄发时,忘记钤印,没有印鉴,就算不上完整的书法作品。
郝先生的印章,尚有补救的机会,而杭州妈妈来信约见,竟没能遂其心愿,成为我终生的痛心事。1973年秋,妈妈从杭州到合肥探亲,我当时局促于H县,然而这个县盛产鱼虾河蟹,想接妈妈过来,可惜我身无彩凤双飞翼,不能成行。10月25日妈妈写了一信,说身体不太好,杭州家中又有琐事,准备回去了。信的末尾特意交待:“如果有时间,盼望你来一趟。”我当时被派到皖豫交界的临水集驻点,读此信已是11月中旬,妈妈早回杭州。妈妈是旧式女人,粗通文墨,动笔艰难,也许她有什么预感,所以勉力给我写下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此后,她就缠绵病榻,翌年竟撒手人寰。妈妈如今长眠于诸暨湄池的青山之麓,清明时节,我去扫墓,总要带上这封信,虽然阴阳相隔,却有深情在字里行间流动。
以往的我们,握管倾诉于前,瞻望咨嗟于后,内心的寒暑,尚不至成为游丝飞絮。现在呢?!
(编辑 花咖)
我写信,概不留底稿,却小心翼翼地保留收到的信件。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入大号牛皮纸信袋,标明寄信人姓名、地址,再用固定的皮箱存放,这只皮箱,被我戏称“程氏信箱”,数十年来,家到哪儿,“程氏信箱”形影不离。家中器物、衣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唯有这些信件,却是愈旧愈珍惜。
旧信的主人,大半是亲友与同学中关系密切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先通信,后来成为好友的。当然,虽有信函往来,却一生不曾谋面,也是有的。
Z是大学同学,不在一个系,因有共同爱好,过从甚密。放假了,各自回到故乡,也不忘写信。他在江南水乡,我是皖西丘陵,他写信描述江水与江边的女子,我读后,竟梦见青弋江变成一个小姑娘,着一袭青衣,打着油伞,款步而来。我把这梦写给他,我的梦,又化作他的诗,寄到我的山村。这样不着边际的信件,随着走出校门,便不复存在了。Z赴山西,我去阜阳“四清”,继续鸿雁传书,然而写着写着,他那边遇到麻烦,我则被要求交出信件。领导让人寻章摘句,贴到墙上。之前读Z的信,执卷流连,不过两人隔着万水千山,岁月相望而已,如今成了大字报,成了炮弹,令我不寒而栗。好在运动甫一结束,这批信件悉数退还。待到河清海宴,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重逢,他把一包我写给他的信,交到我的手中。我大惑不解,他说:你的一生,也许要比我稳当些,这些信件放你那里,遁其光而不耀,我也放心了,将来我们老了,拿出来重温情谊,内心的寒暑,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了无影踪。重逢归来,便将我们的信件一一梳理,按时序归档。斜阳远巷,夜雨昏灯,尽在其中矣。
先信后友的人,多为报刊编辑。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日子里,某些执掌权柄的人,沉溺于内耗,为了摆脱无所事事,我就翻译技术文献,同时写一些与业务有关的文化散文,这样结交上不少编辑,比如《中国食品》杂志的刘景文。刘先生每年编发我六七篇文章,都是说茶论酒之类。他是北京人,茶酒之事纸上谈兵也,我进京公干,顺便给他带几包安徽乡茶,慢慢引他上了瘾,他从一个茶盲变成茶痴。若干年之后,我再去北京,他反过来送我外地名茶,久而久之,“茶”与“壶”成了我们通信的主题。刘景文后来成了茶文化学者,他的著作,出版了就寄过来,他说:这是印出来的信,给你的,也给别的朋友的。
众多的旧信中,有三封属于“孤品”,即一生一信,再无后续。
仅有一次书信交往,后来本有机会见面,却又缘悭一面,是某著名诗人。1958年11月23日收到他的复信,本来是谈诗与民歌,却教诲我莫犯“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云云。当时的我,是个为诗魔所缠的乡下学生,仰慕当红诗人,算是他的粉丝,写信向他请教,不知触动诗人哪根神经了,把我当成“青年知识分子”。此信写在一张高档图画纸上,不称我“学生”称“同志”,想来面孔是板着的,然而蓝墨水钢笔书写,字迹雅淡稚拙,堪称艺术品,所以五十多年了,仍完好无损。这件艺术品,当时的功劳,是把我从诗魔的纠缠中解救出来,从此与诗疏离,其后的作用,是促使我牢牢树立不当知识分子的决心,算了,且当个知道分子吧,如此便难以滑进沾沾自喜的泥坑。
1994年春天,有一封信来自屯溪老街,寄信人郝思奇,是位书画家。信中说:“仁兄出差到屯,若能寒舍一聚,当为幸事。”也不知何故,从那时到现在,却一直未能赴约。信写在一张宣纸横幅上,笔墨清劲峭拔,刚柔兼备,满纸的风神气息,览之欣然,如果装裱起来,足以让我陋室生辉。美中不足的是,郝先生寄发时,忘记钤印,没有印鉴,就算不上完整的书法作品。
郝先生的印章,尚有补救的机会,而杭州妈妈来信约见,竟没能遂其心愿,成为我终生的痛心事。1973年秋,妈妈从杭州到合肥探亲,我当时局促于H县,然而这个县盛产鱼虾河蟹,想接妈妈过来,可惜我身无彩凤双飞翼,不能成行。10月25日妈妈写了一信,说身体不太好,杭州家中又有琐事,准备回去了。信的末尾特意交待:“如果有时间,盼望你来一趟。”我当时被派到皖豫交界的临水集驻点,读此信已是11月中旬,妈妈早回杭州。妈妈是旧式女人,粗通文墨,动笔艰难,也许她有什么预感,所以勉力给我写下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此后,她就缠绵病榻,翌年竟撒手人寰。妈妈如今长眠于诸暨湄池的青山之麓,清明时节,我去扫墓,总要带上这封信,虽然阴阳相隔,却有深情在字里行间流动。
以往的我们,握管倾诉于前,瞻望咨嗟于后,内心的寒暑,尚不至成为游丝飞絮。现在呢?!
(编辑 花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