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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回京二十六年之后再回五角树村时，杨志山惊异于当地的贫困—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
“你回来当支书，领着我们一起干。”身体有疾、无法回村的杨志山，面对村民的这个邀请，暗下决心，几年内定要给五角树村民一个交代。
联系采访时，杨志山正忙着筹备6月份“重走延安知青路，感恩乡亲养育情；回报老区助发展，圆我复兴中国梦”千里行活动。
杨志山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却一直做着一件不普通的事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五角树村农家乐，希望五角树村老乡能靠着秀美山水资源脱贫致富。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十一年前的一次返乡之旅。
给贫困村导入社会能量
2005年，离开陕西黄龙二十六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五角树村时，杨志山的心情很复杂。
寻访曾经住过的土窑洞，修建的扎根渠，看着曾抛撒过汗水的土地，已逝的青春似乎又复活了。
从炸山修渠的那道高岗向对面的五角树村望去，村道依然是泥泞不堪的泥巴路，土黄色的房屋依然破旧，村民们过的是人均年收入不过800元的贫困生活。
村民王天民拉着杨志山的手说：“你回来当支书，领着我们一起干。”面对这个邀请，杨志山很为难。那时的他，患有中度帕金森病。但他答应乡亲，自己在北京会想办法为村民脱贫致富尽一把力的。
回京后，杨志山召集一同插队的知青，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改变第二故乡的落后面貌出谋划策。但老知青们大多生活也不易，除了深表同情之外，也劝他不要头脑发热，感情用事。
正像一些人劝说的那样，老区人脱贫致富是政府的事。但是，想起乡亲们送自己到村口充满期待的眼神，杨志山说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自己既非老板，也非大款，只是一个靠低微月薪养活全家的普通工人。“个人能力有限，但社会能量是无限的，如果能将社会能量导入五角树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杨志山开始向很多慈善机构打电话，登门拜访一个个企业家。在不断被拒绝之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北京怀柔区农委收到杨志山的求助电话后，向他提供了怀柔官地村党支部书记毛金祥的电话。
官地村，有着“京郊民俗旅游第一村”的美称。除青山绿水之外，还有明长城旧址，马路穿村而过，交通极为便利。2004年11月，北京市旧村改造启动仪式在官地村举行，该村以此为契机，发展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兴奋之下的杨志山，一边联系毛书记，一边打电话向五角树村支书刘忠义发出邀请，让他带一个人来学习京郊农家乐致富经验。
“志山哥，我不怕你笑话我，连路费钱我们都没有。”刘忠义在电话里说。
“别说了，我知道，我全管。”其实，那时候杨志山兜里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所以，他在电话里特别强调，“就俩人，我先把来的路费给你邮过去。”他给刘忠义寄去的200元路费里，有100元是从妹妹那儿拿的。
杨志山的爱人郑文华，也是北京知青，当年在黄龙县白马滩公社（现白马滩镇）插队。虽然下了岗，她却很支持杨志山，租了一间平房，作为刘忠义他们来京十二天的住宿之所。
参观官地新农村后，杨志山和刘忠义等人在一个饭馆吃饭。
“看完了有什么想法？”杨志山问。
“好，但是弄不成。”刘忠义倒也直率。
“怎么弄不成？”
“没钱。”
“最重要的不是钱，是观念，是决心，是信心，只要有了这三心，没钱咱们会有办法得到钱，争取来钱。”杨志山说。
刘忠义回去时，杨志山将自己惟一的一台电脑送给了他，并教会他使用电脑上网。“有了互联网，和世界联通起来，我们就能跟外边沟通了。”这是杨志山送电脑的用心所在。
杨志山写了一份关于柏峪乡发展旅游的初步设想，然后在电话里一条一条给刘忠义念。同时，他积极和柏峪乡政府领导联系沟通。在乡政府的支持下，2006年，五角树村的农家乐启动了。
王会军是第一批办农家乐的村民，陪刘忠义去北京的人，就是她哥。“当时乡上让报名，丈夫并不热心。”王会军和7名有意办农家乐的村民，被乡上组织到洛川参观、取经。
头一年，王会军基本上是自己独立经营农家乐。年底一算账，收入很不错，丈夫开始加入了。“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有12万元的营业收入。”王会军笑着给记者补充道，“杨志山大哥的建议—发展农家乐，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致富了。”
退耕还林后，山上的地种的是花椒、核桃，但农业有自然风险，一场冰雹，把刚发芽的花椒树打了，这一年的收成就会受很大影响。农家乐不一样，村民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来王会军家的多是回头客，客人也会替她介绍客人。
韩城人不光来这儿玩，也来投资。两年前，韩城人张明生来这儿投资了一个休闲山庄，建起了水上乐园、滑草、射箭等游乐设施，间接丰富了农家乐的项目。
自从柏峪乡与白马滩乡合并之后，发展重点转移到了白马滩，来自韩城的客人被分流，五角树村农家乐发展遇到了一个坎。
“最近，志山大哥又在忙着让五角树村与梁家河村结为友好村庄的大事。”王会军打开她微信的朋友圈，让记者看杨志山发在朋友圈里的“走进梁家河”音乐相册。
难忘老乡对自己的照顾
杨志山出生于1952年，到黄龙插队时只有16岁。
“说是初中毕业，实则是完小。”应该上初中的那三年，遇上“停课闹革命”，杨志山没学到什么知识。
1969年1月8日到2月初春节前，每两天就有一个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一天一夜抵达陕西铜川，再改由汽车送到各县、乡。那时候去延安插队，是一个时尚，一个潮流。
那一年的1月27日，是杨志山抵达黄龙县五角树村的日子。下了火车，他们由部队的解放牌大卡车送到王庄乡，最后一行14人，大多数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矿工的子女，到了五角树大队（五角树行政村的前身）。 在一孔土窑洞前，他们卸下行李。放眼望去，四周大山一片白茫茫的。那天的雪，纷纷扬扬，特别的大。
和北京比，这里山高沟深，荒凉得很。“怎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初到陌生地的杨志山，心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十来岁的城里孩子，什么农活都不会干，老乡就带着他们做。挑粪、拉粪、扬粪，是杨志山他们学着干的第一件农活。一天下来，肩膀压得生疼，手上打了泡。随后，间苗、拔草、耕地、播种，一件件学，到第二年就能干一些力气活了，身体也强壮了不少。
给杨志山印象最深刻的是磨面。五角树村老乡用水磨磨面，他们不会用。刚开始老乡帮他们磨，后来就自己磨了。
杨志山懂事，有礼貌，路上碰到老乡，叔叔、大爷，大娘、婶子地叫着，村民很喜欢他，对他也很疼爱。
一次，杨志山和老队长刘邦印到县上开会，回村时碰上下雨。从县城到村上，远路有130里，近路90多里。可能是肚子吃坏了，拉肚子，离村还有30里时，杨志山实在是走不动了。刘邦印扶着他走，后来，干脆背上他走，到村上已经半夜了。这件事杨志山一辈子也忘不了。2005年，杨志山回五角树村，得知刘邦印已去世，专门上坟去烧纸，哭着讲了这段往事。
杨志山插队穿的一件大衣，是父亲旧社会走窑穿过的，母亲补了57块补丁。当地老乡看见后说：北京知青还有这样苦的孩子！
“我一个干妈叫焦万华，老太太特别善良，下乡穿的衣服、鞋都是她给我做的。”杨志山的妈妈因公受伤，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兄弟姐妹多，干妈待他如同自己儿子一般。
杨志山去省上参加先进知青座谈会，穿着干妈做的粗布外衣，脚登一双厚厚的山鞋。领导见了问，“你是北京知青？”得到肯定回答后，领导称赞道，“你完全本地化了。”几年下来，杨志山不仅外表看不出是知青，讲话也都有了当地人的口音。
一次，正在耪地，杨志山突然胃疼了起来。实在疼得没办法，干哥薛海旺让他躺在桥边的一棵核桃树下，给他推腹、按摩。过一会儿，“放了几个屁，胃就不疼了”。
2005年回村，杨志山特地找到了那棵核桃树，不由自主地感慨了一番。
1970年春节过后，杨志山从北京返村，着了凉，加上自己做饭做不好的缘故，胃疼，咳嗽，咳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他和常大爷住一个院子，常大爷给了他两盒药，吃了后就不咳了。后来才知道，常大爷把买煤油的钱，给他买了药。老伴见他没买回来油，还和常大爷拌起了嘴。大爷对老伴说：先治病，娃咳成这样，点灯，咱借点油。
现在，杨志山和常大爷一家人还有联系。
修扎根渠建水电站
插队头一年，秋收结束，有的知青买了核桃，准备回家探亲了。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动员他们留下来，同贫下中农一起学大寨，治山治水。
那个冬天，知青和老乡一起，炸山、修渠，把村上的一块旱地变成了水浇地。那条渠被公社领导命名为“知青扎根渠”。
1970年底，落实毛主席1949年给延安人民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精神，北京五小工业支援延安建设。北京有关部门给黄龙县支援了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黄龙县以及柏峪乡决定在扎根渠的基础上，建一个小水电站。
为解决炸药奇缺的问题，知青和老乡一道，就地取材制土炸药，将山梁炸开，从半山腰修一条水渠，一直延伸到下面三里外的王庄村，将沿途所有耕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在县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知青们和老乡一起拦河垒坝，苦战十个月，终于建起了一个12千瓦的小型发电站。五角树村，包括王庄用上了电，老乡特别感谢北京政府。
1971年，北京组织了知青回京汇报团，姚作玲作为五角树村知青小组代表，向中央领导、北京市领导汇报了北京知青在五角树战天斗地建水电站、修扎根渠的事迹。
“他们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向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进军，在深山沟里截流垒坝，建成了一座十二千瓦的小水电站。现在，五角树大队机器隆隆响，清泉流上岗，浇灌着干旱的望天田，铡草、脱粒实现了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人民日报》1971年12月22日相关报道中的一段。
“回想起来，其实是离不开当地政府、老乡的培养和支持，那段生活为以后人生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怀念那段历史。”由于表现好，是知青先进分子，杨志山被抽到县广播站。“差一个月，就在村上待满两年了。”杨志山说。
虽然成了县广播站播音员，但杨志山知青身份并没有变，“要拿着生产队的粮食，去粮站换粮票买饭票。”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正式在编人员。
当播音员工作压力非常大，就怕出政治错误。当时社会环境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杨志山就不断地去磨领导，终于如愿去了县农械厂，当了工人。播音有需要时，也会被借调过去。
1972年底征兵，在杨志山的积极要求下，由领导推荐，并通过体检，他参了军。四年多后，他又转业到黄龙县，接着结了婚，生了子。
1979年，杨志山父亲退休，他接班回京。那时候也是知青返城的一个高潮期。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杨志山只得将自己的户口从北京迁往张家口，一家人在张家口团聚。1989年，落实知青政策时，一家人才又回到了北京。
以旅游线引远方客人
五角树村有一个知青广场，在临河一个稍宽的地方。这是柏峪乡党委、政府为表彰和弘扬知青感恩回报延安之义举，于2013年修建的。
一棵大枣树下，立着一块“五角树知青文化广场”石碑。一道矮矮的护墙上，红色的“山吟青春梦，水唱知青情”十个大字颇为显眼。护墙之上，是一排农户院落，家家门口几乎都挂着“农家乐”的招牌。
记者抬步迈入一户人家院子里。整齐的院子里，有四、五个从韩城来的客人，围着一张桌子吃早饭。冒着热气的小米粥；凉拌山野菜，翠绿中点缀着切碎的红辣椒；焦黄烙饼散发着葱花的香味……简单而诱人。 女户主媛媛在宽大的厨房里忙碌着。三年前，媛媛家建了这院新房，经营农家乐。五角树自然村18户人家，12户经营农家乐，成立了“柏峪山水人家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他那种人，现在不多了。”提起杨志山，媛媛对记者脱口而道。
杨志山不仅建议五角树村发展农家乐，还为改造村前河道提方案，甚至与村民一道做测量工作。
神道岭的景色，一年四季都不同，在景区旅游专线自驾，很是享受。从韩城来的客人说，双休日他们经常来，这里到韩城只有不到30公里的车程。
恰逢刺玫开花季节，记者从神道岭西门开车过来，一路嗅着花的甜香，听着不绝于耳银铃般的鸟鸣声，抵达五角树村。
“最好的季节是秋天，山林有红，有黄，有绿，可好看了。”媛媛笑着说。在饭厅，记者看到一幅神道岭秋景的照片，的确是层林尽染。
“杨志山回报第二故乡的忘我精神，近似疯狂。”这是有的知青对杨志山这么多年行为的评价。
在头两年最困难的时候，杨志山通过延安《知青文化》主编拓随娃的介绍，拜访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插队时的入党介绍人梁玉明老书记。梁玉明肯定了杨志山的善举，并介绍了习近平当年在延安插队和离开延安后，为延安发展所做的努力。杨志山受到了很大鼓舞。
为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杨志山每次组织北京知青联谊会活动时，都会通报黄龙县委、县政府、政协，以及柏峪乡党委、政府。2010年，杨志山率领部分知青组成旅游团，专程回延安黄龙柏峪旅游、考察，辅导乡亲们完善农家乐经营，还向政府赠送锦旗并座谈，有意识地增强知青与当地政府以及乡亲们的互促、互通友谊与文化交流。
每次回五角树，杨志山都会给乡亲们带药品等礼物，并给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100元的慰问金。
2011年10月，就在杨志山准备前往延安之时，却因劳累而突发心梗，不得不搭了两个心脏支架。半年后，为宣传扩大五角树乡村旅游的社会影响，他又两次驱车4000多公里，往返延安和北京，联系、邀请北京的企业家、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秦洪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苏京平、记者季鹏，以及北京爱之声艺术团团长秋鸣率领艺术团到柏峪乡考察、慰问演出。
这次活动结束返京后，杨志山又一次住院，搭了第三个心脏支架。年底，在心脏做了三处搭桥手术。
杨志山多年坚持不懈的扶贫之举，感动了京城。
2012年，首都精神文明办委员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授予杨志山北京榜样提名奖获得者的荣誉称号，并在建党节那天，特邀他和爱人到电台做直播节目；十八大前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知青杨志山》上中下三集。
2013年国庆节，杨志山又邀请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秦洪峰到柏峪乡，辅导五角树村民将传统的喜庆锣鼓敲进京城。据说这一锣鼓表演起源于远古部落战争年代，是战胜方的部族长老以及家乡父老为迎接他们凯旋而归的勇士举行的欢迎仪式。
近三年，杨志山每年都会组织主题不同的千里行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扩大五角树乡村旅游的影响力。今年，千里行的主题不再局限于五角树，他不断地和有关部门沟通，力图在黄河两岸五城形成一条旅游线路，并与北京贯通，这样，就可以把包括首都在内的华北游客吸引到这个旅游圈内。
“人生晚年多回忆，恋旧思情悟人生。”这两句诗，很好地注释了杨志山做这一切的动因。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努力让我的第二故乡变得更美好，使父老乡亲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
（本文图片由杨志山提供）
“你回来当支书，领着我们一起干。”身体有疾、无法回村的杨志山，面对村民的这个邀请，暗下决心，几年内定要给五角树村民一个交代。
联系采访时，杨志山正忙着筹备6月份“重走延安知青路，感恩乡亲养育情；回报老区助发展，圆我复兴中国梦”千里行活动。
杨志山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却一直做着一件不普通的事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五角树村农家乐，希望五角树村老乡能靠着秀美山水资源脱贫致富。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十一年前的一次返乡之旅。
给贫困村导入社会能量
2005年，离开陕西黄龙二十六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五角树村时，杨志山的心情很复杂。
寻访曾经住过的土窑洞，修建的扎根渠，看着曾抛撒过汗水的土地，已逝的青春似乎又复活了。
从炸山修渠的那道高岗向对面的五角树村望去，村道依然是泥泞不堪的泥巴路，土黄色的房屋依然破旧，村民们过的是人均年收入不过800元的贫困生活。
村民王天民拉着杨志山的手说：“你回来当支书，领着我们一起干。”面对这个邀请，杨志山很为难。那时的他，患有中度帕金森病。但他答应乡亲，自己在北京会想办法为村民脱贫致富尽一把力的。
回京后，杨志山召集一同插队的知青，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改变第二故乡的落后面貌出谋划策。但老知青们大多生活也不易，除了深表同情之外，也劝他不要头脑发热，感情用事。
正像一些人劝说的那样，老区人脱贫致富是政府的事。但是，想起乡亲们送自己到村口充满期待的眼神，杨志山说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自己既非老板，也非大款，只是一个靠低微月薪养活全家的普通工人。“个人能力有限，但社会能量是无限的，如果能将社会能量导入五角树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杨志山开始向很多慈善机构打电话，登门拜访一个个企业家。在不断被拒绝之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北京怀柔区农委收到杨志山的求助电话后，向他提供了怀柔官地村党支部书记毛金祥的电话。
官地村，有着“京郊民俗旅游第一村”的美称。除青山绿水之外，还有明长城旧址，马路穿村而过，交通极为便利。2004年11月，北京市旧村改造启动仪式在官地村举行，该村以此为契机，发展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兴奋之下的杨志山，一边联系毛书记，一边打电话向五角树村支书刘忠义发出邀请，让他带一个人来学习京郊农家乐致富经验。
“志山哥，我不怕你笑话我，连路费钱我们都没有。”刘忠义在电话里说。
“别说了，我知道，我全管。”其实，那时候杨志山兜里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所以，他在电话里特别强调，“就俩人，我先把来的路费给你邮过去。”他给刘忠义寄去的200元路费里，有100元是从妹妹那儿拿的。
杨志山的爱人郑文华，也是北京知青，当年在黄龙县白马滩公社（现白马滩镇）插队。虽然下了岗，她却很支持杨志山，租了一间平房，作为刘忠义他们来京十二天的住宿之所。
参观官地新农村后，杨志山和刘忠义等人在一个饭馆吃饭。
“看完了有什么想法？”杨志山问。
“好，但是弄不成。”刘忠义倒也直率。
“怎么弄不成？”
“没钱。”
“最重要的不是钱，是观念，是决心，是信心，只要有了这三心，没钱咱们会有办法得到钱，争取来钱。”杨志山说。
刘忠义回去时，杨志山将自己惟一的一台电脑送给了他，并教会他使用电脑上网。“有了互联网，和世界联通起来，我们就能跟外边沟通了。”这是杨志山送电脑的用心所在。
杨志山写了一份关于柏峪乡发展旅游的初步设想，然后在电话里一条一条给刘忠义念。同时，他积极和柏峪乡政府领导联系沟通。在乡政府的支持下，2006年，五角树村的农家乐启动了。
王会军是第一批办农家乐的村民，陪刘忠义去北京的人，就是她哥。“当时乡上让报名，丈夫并不热心。”王会军和7名有意办农家乐的村民，被乡上组织到洛川参观、取经。
头一年，王会军基本上是自己独立经营农家乐。年底一算账，收入很不错，丈夫开始加入了。“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有12万元的营业收入。”王会军笑着给记者补充道，“杨志山大哥的建议—发展农家乐，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致富了。”
退耕还林后，山上的地种的是花椒、核桃，但农业有自然风险，一场冰雹，把刚发芽的花椒树打了，这一年的收成就会受很大影响。农家乐不一样，村民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来王会军家的多是回头客，客人也会替她介绍客人。
韩城人不光来这儿玩，也来投资。两年前，韩城人张明生来这儿投资了一个休闲山庄，建起了水上乐园、滑草、射箭等游乐设施，间接丰富了农家乐的项目。
自从柏峪乡与白马滩乡合并之后，发展重点转移到了白马滩，来自韩城的客人被分流，五角树村农家乐发展遇到了一个坎。
“最近，志山大哥又在忙着让五角树村与梁家河村结为友好村庄的大事。”王会军打开她微信的朋友圈，让记者看杨志山发在朋友圈里的“走进梁家河”音乐相册。
难忘老乡对自己的照顾
杨志山出生于1952年，到黄龙插队时只有16岁。
“说是初中毕业，实则是完小。”应该上初中的那三年，遇上“停课闹革命”，杨志山没学到什么知识。
1969年1月8日到2月初春节前，每两天就有一个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一天一夜抵达陕西铜川，再改由汽车送到各县、乡。那时候去延安插队，是一个时尚，一个潮流。
那一年的1月27日，是杨志山抵达黄龙县五角树村的日子。下了火车，他们由部队的解放牌大卡车送到王庄乡，最后一行14人，大多数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矿工的子女，到了五角树大队（五角树行政村的前身）。 在一孔土窑洞前，他们卸下行李。放眼望去，四周大山一片白茫茫的。那天的雪，纷纷扬扬，特别的大。
和北京比，这里山高沟深，荒凉得很。“怎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初到陌生地的杨志山，心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十来岁的城里孩子，什么农活都不会干，老乡就带着他们做。挑粪、拉粪、扬粪，是杨志山他们学着干的第一件农活。一天下来，肩膀压得生疼，手上打了泡。随后，间苗、拔草、耕地、播种，一件件学，到第二年就能干一些力气活了，身体也强壮了不少。
给杨志山印象最深刻的是磨面。五角树村老乡用水磨磨面，他们不会用。刚开始老乡帮他们磨，后来就自己磨了。
杨志山懂事，有礼貌，路上碰到老乡，叔叔、大爷，大娘、婶子地叫着，村民很喜欢他，对他也很疼爱。
一次，杨志山和老队长刘邦印到县上开会，回村时碰上下雨。从县城到村上，远路有130里，近路90多里。可能是肚子吃坏了，拉肚子，离村还有30里时，杨志山实在是走不动了。刘邦印扶着他走，后来，干脆背上他走，到村上已经半夜了。这件事杨志山一辈子也忘不了。2005年，杨志山回五角树村，得知刘邦印已去世，专门上坟去烧纸，哭着讲了这段往事。
杨志山插队穿的一件大衣，是父亲旧社会走窑穿过的，母亲补了57块补丁。当地老乡看见后说：北京知青还有这样苦的孩子！
“我一个干妈叫焦万华，老太太特别善良，下乡穿的衣服、鞋都是她给我做的。”杨志山的妈妈因公受伤，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兄弟姐妹多，干妈待他如同自己儿子一般。
杨志山去省上参加先进知青座谈会，穿着干妈做的粗布外衣，脚登一双厚厚的山鞋。领导见了问，“你是北京知青？”得到肯定回答后，领导称赞道，“你完全本地化了。”几年下来，杨志山不仅外表看不出是知青，讲话也都有了当地人的口音。
一次，正在耪地，杨志山突然胃疼了起来。实在疼得没办法，干哥薛海旺让他躺在桥边的一棵核桃树下，给他推腹、按摩。过一会儿，“放了几个屁，胃就不疼了”。
2005年回村，杨志山特地找到了那棵核桃树，不由自主地感慨了一番。
1970年春节过后，杨志山从北京返村，着了凉，加上自己做饭做不好的缘故，胃疼，咳嗽，咳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他和常大爷住一个院子，常大爷给了他两盒药，吃了后就不咳了。后来才知道，常大爷把买煤油的钱，给他买了药。老伴见他没买回来油，还和常大爷拌起了嘴。大爷对老伴说：先治病，娃咳成这样，点灯，咱借点油。
现在，杨志山和常大爷一家人还有联系。
修扎根渠建水电站
插队头一年，秋收结束，有的知青买了核桃，准备回家探亲了。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动员他们留下来，同贫下中农一起学大寨，治山治水。
那个冬天，知青和老乡一起，炸山、修渠，把村上的一块旱地变成了水浇地。那条渠被公社领导命名为“知青扎根渠”。
1970年底，落实毛主席1949年给延安人民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精神，北京五小工业支援延安建设。北京有关部门给黄龙县支援了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黄龙县以及柏峪乡决定在扎根渠的基础上，建一个小水电站。
为解决炸药奇缺的问题，知青和老乡一道，就地取材制土炸药，将山梁炸开，从半山腰修一条水渠，一直延伸到下面三里外的王庄村，将沿途所有耕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在县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知青们和老乡一起拦河垒坝，苦战十个月，终于建起了一个12千瓦的小型发电站。五角树村，包括王庄用上了电，老乡特别感谢北京政府。
1971年，北京组织了知青回京汇报团，姚作玲作为五角树村知青小组代表，向中央领导、北京市领导汇报了北京知青在五角树战天斗地建水电站、修扎根渠的事迹。
“他们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向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进军，在深山沟里截流垒坝，建成了一座十二千瓦的小水电站。现在，五角树大队机器隆隆响，清泉流上岗，浇灌着干旱的望天田，铡草、脱粒实现了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人民日报》1971年12月22日相关报道中的一段。
“回想起来，其实是离不开当地政府、老乡的培养和支持，那段生活为以后人生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怀念那段历史。”由于表现好，是知青先进分子，杨志山被抽到县广播站。“差一个月，就在村上待满两年了。”杨志山说。
虽然成了县广播站播音员，但杨志山知青身份并没有变，“要拿着生产队的粮食，去粮站换粮票买饭票。”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正式在编人员。
当播音员工作压力非常大，就怕出政治错误。当时社会环境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杨志山就不断地去磨领导，终于如愿去了县农械厂，当了工人。播音有需要时，也会被借调过去。
1972年底征兵，在杨志山的积极要求下，由领导推荐，并通过体检，他参了军。四年多后，他又转业到黄龙县，接着结了婚，生了子。
1979年，杨志山父亲退休，他接班回京。那时候也是知青返城的一个高潮期。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杨志山只得将自己的户口从北京迁往张家口，一家人在张家口团聚。1989年，落实知青政策时，一家人才又回到了北京。
以旅游线引远方客人
五角树村有一个知青广场，在临河一个稍宽的地方。这是柏峪乡党委、政府为表彰和弘扬知青感恩回报延安之义举，于2013年修建的。
一棵大枣树下，立着一块“五角树知青文化广场”石碑。一道矮矮的护墙上，红色的“山吟青春梦，水唱知青情”十个大字颇为显眼。护墙之上，是一排农户院落，家家门口几乎都挂着“农家乐”的招牌。
记者抬步迈入一户人家院子里。整齐的院子里，有四、五个从韩城来的客人，围着一张桌子吃早饭。冒着热气的小米粥；凉拌山野菜，翠绿中点缀着切碎的红辣椒；焦黄烙饼散发着葱花的香味……简单而诱人。 女户主媛媛在宽大的厨房里忙碌着。三年前，媛媛家建了这院新房，经营农家乐。五角树自然村18户人家，12户经营农家乐，成立了“柏峪山水人家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他那种人，现在不多了。”提起杨志山，媛媛对记者脱口而道。
杨志山不仅建议五角树村发展农家乐，还为改造村前河道提方案，甚至与村民一道做测量工作。
神道岭的景色，一年四季都不同，在景区旅游专线自驾，很是享受。从韩城来的客人说，双休日他们经常来，这里到韩城只有不到30公里的车程。
恰逢刺玫开花季节，记者从神道岭西门开车过来，一路嗅着花的甜香，听着不绝于耳银铃般的鸟鸣声，抵达五角树村。
“最好的季节是秋天，山林有红，有黄，有绿，可好看了。”媛媛笑着说。在饭厅，记者看到一幅神道岭秋景的照片，的确是层林尽染。
“杨志山回报第二故乡的忘我精神，近似疯狂。”这是有的知青对杨志山这么多年行为的评价。
在头两年最困难的时候，杨志山通过延安《知青文化》主编拓随娃的介绍，拜访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插队时的入党介绍人梁玉明老书记。梁玉明肯定了杨志山的善举，并介绍了习近平当年在延安插队和离开延安后，为延安发展所做的努力。杨志山受到了很大鼓舞。
为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杨志山每次组织北京知青联谊会活动时，都会通报黄龙县委、县政府、政协，以及柏峪乡党委、政府。2010年，杨志山率领部分知青组成旅游团，专程回延安黄龙柏峪旅游、考察，辅导乡亲们完善农家乐经营，还向政府赠送锦旗并座谈，有意识地增强知青与当地政府以及乡亲们的互促、互通友谊与文化交流。
每次回五角树，杨志山都会给乡亲们带药品等礼物，并给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100元的慰问金。
2011年10月，就在杨志山准备前往延安之时，却因劳累而突发心梗，不得不搭了两个心脏支架。半年后，为宣传扩大五角树乡村旅游的社会影响，他又两次驱车4000多公里，往返延安和北京，联系、邀请北京的企业家、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秦洪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苏京平、记者季鹏，以及北京爱之声艺术团团长秋鸣率领艺术团到柏峪乡考察、慰问演出。
这次活动结束返京后，杨志山又一次住院，搭了第三个心脏支架。年底，在心脏做了三处搭桥手术。
杨志山多年坚持不懈的扶贫之举，感动了京城。
2012年，首都精神文明办委员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授予杨志山北京榜样提名奖获得者的荣誉称号，并在建党节那天，特邀他和爱人到电台做直播节目；十八大前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知青杨志山》上中下三集。
2013年国庆节，杨志山又邀请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秦洪峰到柏峪乡，辅导五角树村民将传统的喜庆锣鼓敲进京城。据说这一锣鼓表演起源于远古部落战争年代，是战胜方的部族长老以及家乡父老为迎接他们凯旋而归的勇士举行的欢迎仪式。
近三年，杨志山每年都会组织主题不同的千里行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扩大五角树乡村旅游的影响力。今年，千里行的主题不再局限于五角树，他不断地和有关部门沟通，力图在黄河两岸五城形成一条旅游线路，并与北京贯通，这样，就可以把包括首都在内的华北游客吸引到这个旅游圈内。
“人生晚年多回忆，恋旧思情悟人生。”这两句诗，很好地注释了杨志山做这一切的动因。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努力让我的第二故乡变得更美好，使父老乡亲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
（本文图片由杨志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