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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天台五台山记》在东亚地区环流传播，不同地域的学者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对其进行校正与知识续写，形成了典型的文化圈书籍、知识环流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典籍得到不同地区的传承和发展，文化圈的价值凸显，这对当今东亚出版所面临的困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发扬《参天台五台山记》之精神，将文化圈从认识论上升为方法论，成为当今东亚出版发展的必经之路。
【关 键 词】《参天台五台山记》；东亚文化圈；东亚出版
【作者单位】张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16
《参天台五台山记》（下文简称《参记》）是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记录其在中国江南及中原地区沿途见闻的游历日记。历年来，各国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等方面对《参记》做了详细考证与探讨。我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探寻《参记》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发现在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参记》随着阅读出版方式的变化而被不断续写，它不仅展现了不同的观念和文化立场，还体现了东方文明在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上的共通性，从而呈现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和全新的认知方式。这对当今的书籍阅读、出版、知识分享和文化共建都有珍贵的指导意义。
《参记》先后出现过原本、手抄本、影印本、排印本等，中外学者对诸版本给予了详尽的考证。当我们将视角放置东亚文化圈来探讨《参记》书籍整体传播时，发现它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不仅有书籍内容的变迁，也有书籍本身的转向，具体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探讨。
1.《参记》传播的多向循环
根据中外学者的考证，《参记》自成书至今，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先后传向朝鲜和传回中国，最后走向共同研讨的道路。除学者们关注的主要传播路径外，史料中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也能很好地诠释其在东亚的流动。日本学者森克己在对现存最早且最接近原本的东福寺藏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该写本在各帖卷首或卷末处盖有“普门院”长方形黑色藏书印，而普门院正是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辨圆用于收藏其游学中国带回之书所建。文和二年（1353年）新任普门院住持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并编有《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在目录上卷水部记有“五台山记八貼”，正是圆尔辨圆带回的这套八卷本《参记》[1]。
圆尔辨圆离宋之时距《参记》完成已过去168年。当年成寻终笔后委托回国同伴将手记与所赐之物带回日本，却又为何于百年后出现在圆尔辨圆从南宋带回的书籍之中，且加印收藏？平林文雄认为，可能是圆尔辨圆访宋时将此书作为旅行参照游记随身携带，并在回国时与其他书籍一并运回[2]。但这似乎也难以说明该书作为宋书被盖章收藏入库的原因。无论是何原因，《参记》自成书不久后便在东亚地区环流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文化圈内各地区联系之紧密。
2.《参记》内容的环流修正
古代书籍历经千年传承，能保存完好者寥寥无几，古人手抄誊写以增加其数量，但此方式同样会对古本产生误读或修改，特别是类似《参记》在多地环流传播的书籍，会受到不止一地的修改，从而产生诸多版本。现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的《参记》藏本为文化十年（1814年）手抄线装本，抄写者在后记的末尾记述：“此书编简烂脱，传写谬误，文义不通者多，置以侯他日校正焉。”[2]而津市西来寺《参记》藏本后记记载，“大正五年时：据云本（北岩仓大云寺旧藏本）卷尾记，当为天保以前的写本，惜经藏遭水浸散佚，这里仅存三卷”[3]。又经历战争后洪水浸泡，仅存一册且损毁严重。因此，校正者往往需要通过诸版本进行相互对照，如新村出在《成寻法师の入宋とその母》跋文中记载：“大正四年春花盛开之际，余陪高楠篝村博士前往东福寺寻访成寻法师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之古写本。”这必然造成因版本交叉所产生的误读。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重视《参记》的史料价值，着手对其进行修订，而校正的基础又是建立在日本学者原有研究工作之上。王丽萍在其著作《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前言中道：“该书以京都东福寺本复制本为底本，以史籍集览，大日本佛教全书所收本为校订本，对该书文本做了精心校勘。”[4]
当我们将焦点回到文化圈高度上时，便能正确认识这种环流传播所形成的内容修正。《参记》的原本在中国完成，被带回日本后佚失，日本学者只能参照东福寺写本进行抄写校正，而中国学者再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对此我们应该认为，校正中出现的误读和修改是不同时期的地区学者研究的必然结果，其修正内容也叠加成为《参记》的一部分而被逐渐固定下来。因此，今日《参记》是东亚各地学者共同研读成寻原典，并分享各自价值理念、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所累积的成果，它已经超越各地局限而形成一种不断延续的“共同体”。可以说，后人的不断修订就是《参记》被不断续写的过程，它既体现各地《参记》研究者思想的类似性，又呈现各地文化的特殊性。这种历经千年跨国的续写，虽然不会对书籍主体产生影响，但充分展现了其在传播中的内容变迁，其价值并不低于《参记》本身所记载的珍贵史料。
3.《参记》环流现象的背后是文化立场的不断转换
无论是《参记》内容的环流修订，还是书籍本身的环流传播，其核心问题在于校正者与携带者文化立场或观念的变迁。对此，我们不妨还原各传播环节的历史场景。成寻作为一名访华的日本高僧，将真实见闻记录于旅行日记中，其著书目的是对中华佛教圣迹尊崇的真诚表达。文化十年东福寺抄本进行校正，日本学者的文化立场已从成寻对华夏圣迹的追慕变为对成寻本人的崇敬。尊经阁藏本的后记中记述：“《巡礼五台山记》者，成寻法师入宋笔记也。文化癸酉岁，奉采拾之事于祖塔矣。偶夏日开普门书阁而旷所藏之内外典籍，因阅书目而得此书矣。按法师姓藤氏，事石藏文庆禀密教，延久四年入宋……我邦自东渐以来，蹈海力游者憧憧乎不绝趾，然君相优遇如师者，未之闻矣。今得遗芳于龙蠡残之中，钦慕之余，誊写以自备省览。”[2]文中对成寻杰出贡献和历史价值的歌颂溢于言表。而当中国学者校正《参记》时，又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中对日校本重新校订。王丽萍的校本中也更多地运用宋代文人笔记如袁文的《甕牗闲评》、李纲的《梁谿集》作为参照进行文字判读，将《参记》拉回到宋代文化语境中进行参校。因此，《参记》环流的背后是阅读者文化观念的不断转换，从对华夏圣迹的尊崇到对成寻个人的歌颂，再到对中日文化的比较和真实历史的还原，不同文化立场决定了书籍不同的阅读、接受与反应。
张伯伟教授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著作中着力探讨了属于东方自身的知识生产方式，他将环流于东亚各地区的书籍视为汉文化圈的载体，考察其在不同文化环境差异下所形成的不同命运。《参记》便是这一宏观背景下环流传播的典型案例，对其整体性研究可从如下方面探寻文化圈方法论的意义与价值。
1.消除中心与边缘
中国古代历朝特别是盛世王朝，往往凭借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对外扩张，拥有强烈的以我为中心的华夏观念。王尔敏曾详考先秦典籍中出现的“中国”词称，共计178次，所含意旨共分5类，其中有145次表示诸夏之领域，占全部数量的81%[5]，可见中国的“文化唯我论”思想早已有之。但这一观念无疑只是站在中国视角对外看，若是换位于他国视角，二者关系又截然相反。李焯然教授在对越南抗拒明朝驻军资料研究后发现，当时的安南便自称为“中国”“华”，却称明为“夷”“贼”，可见所谓的中心边缘论有很大的局限性[6]。我们从《参记》在东亚的传播可以认识到，文化现象传播历程是文化圈内部各地区共同协作的结果，这种协作建立在必要的基础之上，日本学者西嵨定生将汉字、儒家、律令制和佛教作为“东亚世界”存在与构成的四大要素。而协作中不同文化观念、立场的体现恰恰补充和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从一个点出发辐射多点并互动循环交替发展的过程，而非从一个绝对的中心强制地单向地对边缘产生侵略式影响。
2.还原历史的真实语境
东亚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在對外来文化了解后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融合与吸纳，从而使得自身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得多元且错综。在这个意义上，中日韩等地区的历史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历史，而应是鲜活的与互动的。对于那些在东亚文化圈中形成传播的文化现象，其真实历史语境的还原便不能以某种单一性文化作为对象，而要建构起不同地区、民族所形成的整体性环境，破除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成见，以平等的视角看待文化圈内各组成部分对文化做出的贡献，以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参记》的研究，若只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就是异域人眼中的中国；若只站在日本的角度看，则成了日本人眼中的异域，这都无法还原成寻著书的真正目的和真实背景。其实，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参记》的校正已经走上东亚文化圈方法论的道路，尝试从整体上去还原与把握，如白化文和王丽萍的校本前言均介绍了各自在写作过程中与日本学者的密切交流，其中不乏日本《参记》研究之大家，这种合作无疑是当下还原历史真实语境的最有效方法。
3.着眼于典籍传承与发展的连续性
西方接受主义学者认为，阅读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在阅读中所产生的误读丰富了作品的意义。尧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中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定的。”[7]保罗·德·曼提出：“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实际上构成了误读的历史，任何一位后来的批评家都可以根据作品来证明前辈批评家对作品的误读，而正是这样的误读，批评家对作品的洞见才会不断地产生。”[8]尽管西方现代文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但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将典籍放在文化圈视野下审视其历史连续性，便形成了纵向横向的双向交叉，这是一个重复叠加与固定的过程，其基础在于东亚各国人民思想内涵与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以《参记》为代表的东方典籍迫切需要跨越文化语境对其进行阐释与解读，推动《参记》在历经千年后能够继续得到传承与发展。
2017年9月20日至23日，第23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在乌镇举行，历年来会议的主题始终围绕东亚文化与出版展开，各地出版人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在会议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背后的焦虑也逐渐显现。首先是依附关系的脆弱性。当今东亚各国虽然地缘关系紧密，但文化情感上的依附存在脆弱性，缺乏精神文化层面的认知与接受。其次，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优势几经丧失。原本各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沟通基础——语言，如今却成为无法突破的隔阂，中日韩越之间甚至需要通过英语来交流。再次，传统的图书出版共同面对转型的挑战。在东亚出版人会议上，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姜峰在会议上展示的一系列数据，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有声书和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事实上，当今东亚出版困顿之关键在于缺乏共同研究的语境，彼此仍以各自独立的身份作为交流立足点，因此，实现东亚出版之路的肯綮在于文化圈的重建。首先，对历史的回顾与观照。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在东亚出版人会议上提出东亚出版应在历史中汲取经验的相关论点。而《参天》便是极好的案例，对其研究不仅是东亚各国共通的话题，也可以探索将文化圈从认识论上升为方法论，打破中心与边缘的隔阂，从历史的真实出发，续写属于东亚共同财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圈不仅是地域上的机械组合，更应强调文化的发展连续性和思想类似性。其次，消除传统等级秩序，正确认识文化差异。东方文化的传播特别注重逐本溯源，无论是传统思想的解读还是新兴思想的创立，均将回顾经典作为起点和依据，因此精神上的“原乡”和身份上的“他者”不断发生冲突。而在不同文化脉络间求同存异，无疑是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途径。“同”表现为共同的文化源头，“异”体现在各自具体的诠释和实践之中。通过研究《参记》的传播可以发现，不同学者由于不同文化立场和观念所形成的对文本的修正，成为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创造性误读”，显示了文化圈独特的传播特征。文化圈本身就蕴含多元的观点，也预设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立场。东亚各国应放弃片面狭隘的中心与夷狄问题，着眼于文化现象在各地区的受容与变容、传承与发展，形成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平衡状态，建构起东亚文化圈重建的动力与条件。再次，抓住互联网转型契机，共同找寻出版业发展之路。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全球出版人的共同挑战与机遇，东亚各地区不妨以此为契机，重建数字时代的东亚文化圈。互联网使用的是数据语言，恰好消除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隔阂，同样，数字化立足于科技，不再有宗教差异的困扰。东亚各国又再次被放置在同一语境中，共同去构建属于文化圈的出版之路。
《参记》不仅有书籍本身的环流，更有知识内容的校正续写，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给予《参记》不同的误读与修改。因此，当我们将文化圈从认识论提升至方法论时，我们不仅明晰古代典籍的环流现象，更对当今东亚出版困境有了本质性认识，以史为鉴，放眼未来，正是东亚出版发展之路。成寻的著作虽已有千年的历史，但其精神却历久弥新，东亚出版人应始终以文化圈为囿，推动东亚出版共同繁荣昌盛。
[1][日]森克己. 参天台五台山记について[J]. 驹泽史学，1956，第五号.
[2][日]平林文雄. 《参天台五台山记》版本考（一）[J]. 五台山研究，1986（2）：8-9.
[3][日]平林文雄. 《参天台五台山记》版本考（二）[J]. 五台山研究，1986（3）：21.
[4][日]成寻. 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 王丽萍，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李焯然. 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德]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金元浦，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8]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关 键 词】《参天台五台山记》；东亚文化圈；东亚出版
【作者单位】张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16
《参天台五台山记》（下文简称《参记》）是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记录其在中国江南及中原地区沿途见闻的游历日记。历年来，各国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等方面对《参记》做了详细考证与探讨。我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探寻《参记》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发现在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参记》随着阅读出版方式的变化而被不断续写，它不仅展现了不同的观念和文化立场，还体现了东方文明在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上的共通性，从而呈现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和全新的认知方式。这对当今的书籍阅读、出版、知识分享和文化共建都有珍贵的指导意义。
一、《参记》在东亚地区的环流传播
《参记》先后出现过原本、手抄本、影印本、排印本等，中外学者对诸版本给予了详尽的考证。当我们将视角放置东亚文化圈来探讨《参记》书籍整体传播时，发现它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不仅有书籍内容的变迁，也有书籍本身的转向，具体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探讨。
1.《参记》传播的多向循环
根据中外学者的考证，《参记》自成书至今，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先后传向朝鲜和传回中国，最后走向共同研讨的道路。除学者们关注的主要传播路径外，史料中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也能很好地诠释其在东亚的流动。日本学者森克己在对现存最早且最接近原本的东福寺藏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该写本在各帖卷首或卷末处盖有“普门院”长方形黑色藏书印，而普门院正是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辨圆用于收藏其游学中国带回之书所建。文和二年（1353年）新任普门院住持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并编有《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在目录上卷水部记有“五台山记八貼”，正是圆尔辨圆带回的这套八卷本《参记》[1]。
圆尔辨圆离宋之时距《参记》完成已过去168年。当年成寻终笔后委托回国同伴将手记与所赐之物带回日本，却又为何于百年后出现在圆尔辨圆从南宋带回的书籍之中，且加印收藏？平林文雄认为，可能是圆尔辨圆访宋时将此书作为旅行参照游记随身携带，并在回国时与其他书籍一并运回[2]。但这似乎也难以说明该书作为宋书被盖章收藏入库的原因。无论是何原因，《参记》自成书不久后便在东亚地区环流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文化圈内各地区联系之紧密。
2.《参记》内容的环流修正
古代书籍历经千年传承，能保存完好者寥寥无几，古人手抄誊写以增加其数量，但此方式同样会对古本产生误读或修改，特别是类似《参记》在多地环流传播的书籍，会受到不止一地的修改，从而产生诸多版本。现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的《参记》藏本为文化十年（1814年）手抄线装本，抄写者在后记的末尾记述：“此书编简烂脱，传写谬误，文义不通者多，置以侯他日校正焉。”[2]而津市西来寺《参记》藏本后记记载，“大正五年时：据云本（北岩仓大云寺旧藏本）卷尾记，当为天保以前的写本，惜经藏遭水浸散佚，这里仅存三卷”[3]。又经历战争后洪水浸泡，仅存一册且损毁严重。因此，校正者往往需要通过诸版本进行相互对照，如新村出在《成寻法师の入宋とその母》跋文中记载：“大正四年春花盛开之际，余陪高楠篝村博士前往东福寺寻访成寻法师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之古写本。”这必然造成因版本交叉所产生的误读。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重视《参记》的史料价值，着手对其进行修订，而校正的基础又是建立在日本学者原有研究工作之上。王丽萍在其著作《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前言中道：“该书以京都东福寺本复制本为底本，以史籍集览，大日本佛教全书所收本为校订本，对该书文本做了精心校勘。”[4]
当我们将焦点回到文化圈高度上时，便能正确认识这种环流传播所形成的内容修正。《参记》的原本在中国完成，被带回日本后佚失，日本学者只能参照东福寺写本进行抄写校正，而中国学者再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对此我们应该认为，校正中出现的误读和修改是不同时期的地区学者研究的必然结果，其修正内容也叠加成为《参记》的一部分而被逐渐固定下来。因此，今日《参记》是东亚各地学者共同研读成寻原典，并分享各自价值理念、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所累积的成果，它已经超越各地局限而形成一种不断延续的“共同体”。可以说，后人的不断修订就是《参记》被不断续写的过程，它既体现各地《参记》研究者思想的类似性，又呈现各地文化的特殊性。这种历经千年跨国的续写，虽然不会对书籍主体产生影响，但充分展现了其在传播中的内容变迁，其价值并不低于《参记》本身所记载的珍贵史料。
3.《参记》环流现象的背后是文化立场的不断转换
无论是《参记》内容的环流修订，还是书籍本身的环流传播，其核心问题在于校正者与携带者文化立场或观念的变迁。对此，我们不妨还原各传播环节的历史场景。成寻作为一名访华的日本高僧，将真实见闻记录于旅行日记中，其著书目的是对中华佛教圣迹尊崇的真诚表达。文化十年东福寺抄本进行校正，日本学者的文化立场已从成寻对华夏圣迹的追慕变为对成寻本人的崇敬。尊经阁藏本的后记中记述：“《巡礼五台山记》者，成寻法师入宋笔记也。文化癸酉岁，奉采拾之事于祖塔矣。偶夏日开普门书阁而旷所藏之内外典籍，因阅书目而得此书矣。按法师姓藤氏，事石藏文庆禀密教，延久四年入宋……我邦自东渐以来，蹈海力游者憧憧乎不绝趾，然君相优遇如师者，未之闻矣。今得遗芳于龙蠡残之中，钦慕之余，誊写以自备省览。”[2]文中对成寻杰出贡献和历史价值的歌颂溢于言表。而当中国学者校正《参记》时，又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中对日校本重新校订。王丽萍的校本中也更多地运用宋代文人笔记如袁文的《甕牗闲评》、李纲的《梁谿集》作为参照进行文字判读，将《参记》拉回到宋代文化语境中进行参校。因此，《参记》环流的背后是阅读者文化观念的不断转换，从对华夏圣迹的尊崇到对成寻个人的歌颂，再到对中日文化的比较和真实历史的还原，不同文化立场决定了书籍不同的阅读、接受与反应。
二、《参记》环流体现的文化圈方法论意义
张伯伟教授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著作中着力探讨了属于东方自身的知识生产方式，他将环流于东亚各地区的书籍视为汉文化圈的载体，考察其在不同文化环境差异下所形成的不同命运。《参记》便是这一宏观背景下环流传播的典型案例，对其整体性研究可从如下方面探寻文化圈方法论的意义与价值。
1.消除中心与边缘
中国古代历朝特别是盛世王朝，往往凭借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对外扩张，拥有强烈的以我为中心的华夏观念。王尔敏曾详考先秦典籍中出现的“中国”词称，共计178次，所含意旨共分5类，其中有145次表示诸夏之领域，占全部数量的81%[5]，可见中国的“文化唯我论”思想早已有之。但这一观念无疑只是站在中国视角对外看，若是换位于他国视角，二者关系又截然相反。李焯然教授在对越南抗拒明朝驻军资料研究后发现，当时的安南便自称为“中国”“华”，却称明为“夷”“贼”，可见所谓的中心边缘论有很大的局限性[6]。我们从《参记》在东亚的传播可以认识到，文化现象传播历程是文化圈内部各地区共同协作的结果，这种协作建立在必要的基础之上，日本学者西嵨定生将汉字、儒家、律令制和佛教作为“东亚世界”存在与构成的四大要素。而协作中不同文化观念、立场的体现恰恰补充和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从一个点出发辐射多点并互动循环交替发展的过程，而非从一个绝对的中心强制地单向地对边缘产生侵略式影响。
2.还原历史的真实语境
东亚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在對外来文化了解后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融合与吸纳，从而使得自身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得多元且错综。在这个意义上，中日韩等地区的历史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历史，而应是鲜活的与互动的。对于那些在东亚文化圈中形成传播的文化现象，其真实历史语境的还原便不能以某种单一性文化作为对象，而要建构起不同地区、民族所形成的整体性环境，破除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成见，以平等的视角看待文化圈内各组成部分对文化做出的贡献，以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参记》的研究，若只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就是异域人眼中的中国；若只站在日本的角度看，则成了日本人眼中的异域，这都无法还原成寻著书的真正目的和真实背景。其实，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参记》的校正已经走上东亚文化圈方法论的道路，尝试从整体上去还原与把握，如白化文和王丽萍的校本前言均介绍了各自在写作过程中与日本学者的密切交流，其中不乏日本《参记》研究之大家，这种合作无疑是当下还原历史真实语境的最有效方法。
3.着眼于典籍传承与发展的连续性
西方接受主义学者认为，阅读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在阅读中所产生的误读丰富了作品的意义。尧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中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定的。”[7]保罗·德·曼提出：“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实际上构成了误读的历史，任何一位后来的批评家都可以根据作品来证明前辈批评家对作品的误读，而正是这样的误读，批评家对作品的洞见才会不断地产生。”[8]尽管西方现代文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但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将典籍放在文化圈视野下审视其历史连续性，便形成了纵向横向的双向交叉，这是一个重复叠加与固定的过程，其基础在于东亚各国人民思想内涵与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以《参记》为代表的东方典籍迫切需要跨越文化语境对其进行阐释与解读，推动《参记》在历经千年后能够继续得到传承与发展。
三、文化圈视域下东亚出版之路
2017年9月20日至23日，第23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在乌镇举行，历年来会议的主题始终围绕东亚文化与出版展开，各地出版人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在会议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背后的焦虑也逐渐显现。首先是依附关系的脆弱性。当今东亚各国虽然地缘关系紧密，但文化情感上的依附存在脆弱性，缺乏精神文化层面的认知与接受。其次，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优势几经丧失。原本各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沟通基础——语言，如今却成为无法突破的隔阂，中日韩越之间甚至需要通过英语来交流。再次，传统的图书出版共同面对转型的挑战。在东亚出版人会议上，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姜峰在会议上展示的一系列数据，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有声书和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事实上，当今东亚出版困顿之关键在于缺乏共同研究的语境，彼此仍以各自独立的身份作为交流立足点，因此，实现东亚出版之路的肯綮在于文化圈的重建。首先，对历史的回顾与观照。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在东亚出版人会议上提出东亚出版应在历史中汲取经验的相关论点。而《参天》便是极好的案例，对其研究不仅是东亚各国共通的话题，也可以探索将文化圈从认识论上升为方法论，打破中心与边缘的隔阂，从历史的真实出发，续写属于东亚共同财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圈不仅是地域上的机械组合，更应强调文化的发展连续性和思想类似性。其次，消除传统等级秩序，正确认识文化差异。东方文化的传播特别注重逐本溯源，无论是传统思想的解读还是新兴思想的创立，均将回顾经典作为起点和依据，因此精神上的“原乡”和身份上的“他者”不断发生冲突。而在不同文化脉络间求同存异，无疑是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途径。“同”表现为共同的文化源头，“异”体现在各自具体的诠释和实践之中。通过研究《参记》的传播可以发现，不同学者由于不同文化立场和观念所形成的对文本的修正，成为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创造性误读”，显示了文化圈独特的传播特征。文化圈本身就蕴含多元的观点，也预设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立场。东亚各国应放弃片面狭隘的中心与夷狄问题，着眼于文化现象在各地区的受容与变容、传承与发展，形成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平衡状态，建构起东亚文化圈重建的动力与条件。再次，抓住互联网转型契机，共同找寻出版业发展之路。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全球出版人的共同挑战与机遇，东亚各地区不妨以此为契机，重建数字时代的东亚文化圈。互联网使用的是数据语言，恰好消除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隔阂，同样，数字化立足于科技，不再有宗教差异的困扰。东亚各国又再次被放置在同一语境中，共同去构建属于文化圈的出版之路。
四、结语
《参记》不仅有书籍本身的环流，更有知识内容的校正续写，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给予《参记》不同的误读与修改。因此，当我们将文化圈从认识论提升至方法论时，我们不仅明晰古代典籍的环流现象，更对当今东亚出版困境有了本质性认识，以史为鉴，放眼未来，正是东亚出版发展之路。成寻的著作虽已有千年的历史，但其精神却历久弥新，东亚出版人应始终以文化圈为囿，推动东亚出版共同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日]森克己. 参天台五台山记について[J]. 驹泽史学，1956，第五号.
[2][日]平林文雄. 《参天台五台山记》版本考（一）[J]. 五台山研究，1986（2）：8-9.
[3][日]平林文雄. 《参天台五台山记》版本考（二）[J]. 五台山研究，1986（3）：21.
[4][日]成寻. 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 王丽萍，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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