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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现在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都觉得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推进，并没有形成共识。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提低、扩中、控高"，我不太赞成这个提法。
首先，收入分配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的问题。这不是靠调工资或者调所得税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制度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管理体制很多方面没有改革，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些体制如果不改，收入分配问题、腐败和不公平分配问题、差距过大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如果把注意力都放在提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上，可能会走到歧路上去。首先，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主要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虽然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工资水平，但是不能代替市场来做决定。假如政府每年都要求企业提高 20% 的工资，结果可能导致很多企业亏损、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反而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不是政府想提就能提的。
高收入要不要限制？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没有必要限制。限制了就是限制市场，就是影响市场运行，就是影响效率。现在要限制的应该是非法收入，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是腐败，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正当的使用。当然也要限制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
"限高"或者"控高"很容易造成误解、产生歧义。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应该包含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严格意义来讲，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不仅和经济制度有关，而且还与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有关。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想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做不到的。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现在听说可能短时间不出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还没有把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推上轨道的时候，先去谈收入分配改革，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便有些问题提出来了，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综合的改革，涉及具体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可能会在部门之间造成互相意见不一致、互相扯皮，最后不了了之。
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不公平、腐败等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关。与国际通常水平相比，我国仅行政管理费支出高于通常水平的部分，粗略推算一年要多花掉一万多亿元。
如果加上其他类别政府支出中的流失和不合理使用，以及公共投资中的大量资金流失，每年公共资源流失的规模可能成倍于这个数。如果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
至于怎么改？首先是财政公开，需要各级政府全口径的财政细账公开。不光是预算内收入，还包括土地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怎么收的，怎么花的，都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让老百姓能够看到每年的公共支出花在了什么地方。
二是要改革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土地出让金现在没有列在财政预算里，而是叫政府性基金预算，但是管理很粗放、透明度很低、流失非常多，而且这种征收的方式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益怎么收、农民应该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分配，这些都需要建立一套制度。
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如果要改，相应的就会对整个财政体制提出改革的要求。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依赖土地财政，靠卖地来维持支出。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或者卖地收入大幅度减少了，地方财政难以为继怎么办？这可能需要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一事一议，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但是前提首先是要实现财政公开透明，使各级政府不乱花钱。
三是对垄断性收益进行征税。目前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有很大一块出在垄断部门。这涉及到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的管理问题。垄断收入导致行业之间严重苦乐不均。应该让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生产部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要用行政手段给某些部门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要减少行政垄断，还可以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
前些时候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征收 5% 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石油部门的利润率比别的竞争性部门要高出七八倍，这部分资源收益理应全社会共享。因此，资源税改革，一是面要拓宽，除了石油、天然气，煤炭外，其他矿产资源部门也应纳入 ；二是征收力度要加大，5% 的资源税还远远不够 ；三是要有级差税，要把不同级差收益区分开来 ；四是将对销售收入或者销售价格征税改为对利润征税。
四是要健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有些人常常有一个错觉，说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带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收入差距过大是因为对市场的限制，是靠权力限制市场、靠权力垄断资源、腐败等等造成的，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发展要靠市场，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特别要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官僚资本。这些要靠制度改革。同时要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体系健全起来，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没有一个例外。
"美国模式"、"西欧模式"和"北欧模式"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虽然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收入的不平等，实现了更公平的分配。我们也要搞全民的社会保障、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把这套基本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收入分配就能够改善。
虽然社会保障体系近几年改进很大，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 1.6 亿到两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很多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除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中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长期以来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未来中国城市化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有三四亿人转移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将来都当二等公民是没有道理的。户籍制度不改，就解决不了公平分配的问题。
解决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全覆盖，钱从哪来？不用增税，不用印票子，如果能够切实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完全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其实只要把行政管理费降到国际正常标准，管住"三公消费"和其他非正常支出，就绰绰有余了。如果再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针对资源和垄断利润的税收征上来，还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首先，收入分配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的问题。这不是靠调工资或者调所得税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制度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管理体制很多方面没有改革，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些体制如果不改，收入分配问题、腐败和不公平分配问题、差距过大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如果把注意力都放在提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上，可能会走到歧路上去。首先，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主要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虽然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工资水平，但是不能代替市场来做决定。假如政府每年都要求企业提高 20% 的工资，结果可能导致很多企业亏损、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反而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不是政府想提就能提的。
高收入要不要限制？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没有必要限制。限制了就是限制市场，就是影响市场运行，就是影响效率。现在要限制的应该是非法收入，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是腐败，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正当的使用。当然也要限制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
"限高"或者"控高"很容易造成误解、产生歧义。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应该包含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严格意义来讲，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不仅和经济制度有关，而且还与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有关。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想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做不到的。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现在听说可能短时间不出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还没有把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推上轨道的时候，先去谈收入分配改革，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便有些问题提出来了，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综合的改革，涉及具体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可能会在部门之间造成互相意见不一致、互相扯皮，最后不了了之。
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不公平、腐败等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关。与国际通常水平相比，我国仅行政管理费支出高于通常水平的部分，粗略推算一年要多花掉一万多亿元。
如果加上其他类别政府支出中的流失和不合理使用，以及公共投资中的大量资金流失，每年公共资源流失的规模可能成倍于这个数。如果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
至于怎么改？首先是财政公开，需要各级政府全口径的财政细账公开。不光是预算内收入，还包括土地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怎么收的，怎么花的，都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让老百姓能够看到每年的公共支出花在了什么地方。
二是要改革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土地出让金现在没有列在财政预算里，而是叫政府性基金预算，但是管理很粗放、透明度很低、流失非常多，而且这种征收的方式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益怎么收、农民应该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分配，这些都需要建立一套制度。
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如果要改，相应的就会对整个财政体制提出改革的要求。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依赖土地财政，靠卖地来维持支出。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或者卖地收入大幅度减少了，地方财政难以为继怎么办？这可能需要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一事一议，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但是前提首先是要实现财政公开透明，使各级政府不乱花钱。
三是对垄断性收益进行征税。目前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有很大一块出在垄断部门。这涉及到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的管理问题。垄断收入导致行业之间严重苦乐不均。应该让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生产部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要用行政手段给某些部门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要减少行政垄断，还可以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
前些时候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征收 5% 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石油部门的利润率比别的竞争性部门要高出七八倍，这部分资源收益理应全社会共享。因此，资源税改革，一是面要拓宽，除了石油、天然气，煤炭外，其他矿产资源部门也应纳入 ；二是征收力度要加大，5% 的资源税还远远不够 ；三是要有级差税，要把不同级差收益区分开来 ；四是将对销售收入或者销售价格征税改为对利润征税。
四是要健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有些人常常有一个错觉，说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带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收入差距过大是因为对市场的限制，是靠权力限制市场、靠权力垄断资源、腐败等等造成的，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发展要靠市场，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特别要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官僚资本。这些要靠制度改革。同时要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体系健全起来，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没有一个例外。
"美国模式"、"西欧模式"和"北欧模式"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虽然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收入的不平等，实现了更公平的分配。我们也要搞全民的社会保障、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把这套基本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收入分配就能够改善。
虽然社会保障体系近几年改进很大，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 1.6 亿到两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很多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除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中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长期以来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未来中国城市化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有三四亿人转移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将来都当二等公民是没有道理的。户籍制度不改，就解决不了公平分配的问题。
解决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全覆盖，钱从哪来？不用增税，不用印票子，如果能够切实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完全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其实只要把行政管理费降到国际正常标准，管住"三公消费"和其他非正常支出，就绰绰有余了。如果再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针对资源和垄断利润的税收征上来，还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