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陕州人，又名元崇，后来武则天为他改名为元之。读《资治通鉴》，姚崇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是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当时大唐与契丹在河北发生了战争，当时姚崇是夏官郎中（兵部郎中），每天要处理大量文件，“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又快又好。武则天看了以后，大加赞赏，立刻提拔为兵部侍郎（副部长）。
　　武则天曾经用酷吏政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家破人亡成千上万。后来武则天清除了酷吏，又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过：为什么受害人自己要承认呢？派了近臣去核实，近臣为什么也不说实话呢？现在，来俊臣等酷吏死了，再也听不见有什么反逆案件，是不是当时就有很多冤枉呢？武则天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皇帝，能这么看，证明有反思能力。但群臣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时姚崇答道：当然都是冤枉的，他们要翻案，会更遭毒手，所以宁可选择死。近臣去核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也不敢了解真情，所以冤案重重。有告狀反逆的案件发生，皇帝只要知情但不推问，就不会有冤枉出现。姚崇所说的推问，就是拿当事人催问，唯一的办法自然是屈打成招，结果凡是调查者想要的案情都能被当事人证实。屈打成招是中国审案的绝招，简单快捷，马到成功。姚崇说了实话，武则天也给予表扬，还赏赐白银千两。说实话，要冒风险，尤其面对皇帝曾经的过错，通常的情况是人人忌讳如深。姚崇敢于讲出实话，不能不称其勇敢。
　　长安四年（704年），姚崇因为母老，回家养亲，同时担任了相王府的长史，相王就是睿宗李旦。不久，武则天又任命姚崇担任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姚崇立刻上书回绝：“作为相王的长史，知兵马不便，非臣惜死，恐不益相王。”兵部尚书，只有皇帝信任的人才能担任，掌管军事，也是最重要的权力。这是皇帝的信任，怎么会拒绝呢？因为姚崇同时担任相王府的长史，属于相王的臣下，如果再兼任兵部尚书，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相王权力过大的猜想，这样就会导致相王的政治安全发生问题。姚崇护主，拳拳之心清晰可见。武则天表示理解，让他改官礼部尚书。这一年，文武双全的姚崇，又被任命为灵武道大总管，前往北方领兵，守卫北方。
　　武则天晚年，“二张”问题十分突出，作為武则天信任的情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过分弄权，引起朝臣的极大反感。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位大臣决定发动政变，为唐朝夺回政权。政变发生之前，正好姚崇回京述职。据说，姚崇被派到前线领兵，正是“二张”的主意，说明姚崇也是讨厌二张的。于是张柬之等联系姚崇，姚崇因而成为神龙政变的预谋者。神龙政变虽然以“二张”为口实，其实是针对武则天的，这一点天下共知。为了更好地防范武则天，新朝廷决定把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领文武百官为武则天送行。史书记载，“王公以下皆欣跃称庆”。武则天下台了，唐朝恢复了，弹冠相庆的表现是普遍的，也是正常的，不仅是心情，还包括政治正确。于是，姚崇的表现就显得太突出，太有问题了，“元之独呜咽流涕”。在人人称快的场景中，只有姚崇一个人在独自流泪。桓彦范、张柬之看在眼里，自然很不高兴，他们对姚崇说：“现在是哭泣的时候吗？你的麻烦恐怕已经开始了。”
　　很快，姚崇就被贬官外地，先是任亳州刺史，后来又转为常州刺史、许州刺史等。当时，正是张柬之、桓彦范这些神龙政变的功臣执掌朝政，为首的五位领导人，也被中宗封为郡王，号称“五王”。但是，历史的戏剧性从来都出人意表，谁会想到，朝局的变化很快就发生了。唐中宗与“五王”分道扬镳来得太快，“五王”先是离开政治中心，接着也遭遇贬官，最后都是死非其罪，结局都不好。姚崇人在地方，反而没有受到什么牵连，一直太平无事。政治戏剧中的塞翁失马故事，真是比比皆是。在地方刺史岗位上，姚崇沉静多年，这为他后来的重新崛起储备了足够的力量。
　　通过唐隆政变，李隆基和父亲睿宗、太平公主的力量击败韦皇后的势力，睿宗第二次成为唐朝的皇帝。这时，朝廷的宰相班子重新组建，有中宗时期的宰相，据说都是太平公主推荐的；也有姚崇、宋璟这样的新人，他们两人的背景，很可能是当时担任太子的李隆基。
　　睿宗时期，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依然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状态，而姚崇代表着新的希望。因为朝廷中关系复杂，姚崇能做的工作有限，但已经显现出果敢的政治家气魄。
　　姚崇在朝廷的最高层斗争中，属于太子李隆基一派，因为建议巩固李隆基的权力，抑制太平公主的势力，最让太平公主受不了。711年二月，他遭遇贬官，外放为申州刺史，他的搭档宋璟贬为楚州刺史。此后，朝廷的斗争持续向高潮发展。从现在看到的史书，主要是太平公主从事捣乱，要调换太子李隆基，其实质应该是睿宗提防太子，双方属于最高端的政治斗争。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传帝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太子李隆基即位成为皇帝。但是，重大的权力还在太上皇手上，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到达终点。713年七月，朝廷的矛盾公开化，玄宗作为皇帝，亲自发动政变，杀太平公主等党徒，睿宗放弃所有权力，玄宗完全执政。
　　此时姚崇是同州刺史。开元元年（713年）冬十月，玄宗在新丰县的谓川行猎，忽然召见姚崇，当场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宰相。关于这次见面，史书记载颇有戏剧性，如姚崇如何再三突破阻力等等。不过，《开元升平源》所记，确有一定道理。就在这次会面中，姚崇向玄宗提出振兴“十策”，史称“十事要说”，可以认为完全把脉清晰，对症下药。十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稳定政局，结束此前的乱政，如不许皇亲国戚干预朝政，推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二是整顿吏治，取消一切斜封官，国亲不得担任御史台、三省的重要官员，赏罚分明，同时鼓励进谏，礼敬大臣，养成良好的政治风气。三是改善财政状况，稳定边疆，不求边功，防止浪费，禁止建设佛庙、道观等。玄宗听到姚崇的十项建议，非常认同。君臣对于时政认识的高度契合，是密切合作的基础。开元之治的曙光，就这样出现在一次行猎的路上。
　　姚崇执政后，基本上实现了他的十项政策。开元四年，姚崇辞相位，五年之后去世，年七十二。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