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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集团化、数字化、资本化、国际化运营已经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新一轮出版传媒股热潮方兴未艾。毋庸置疑。上市是出版行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但上市对出版产业的文化责任、主业挺拔、多元发展、内部治理架构、产业运行模式又将产生哪些实质性影响?出版企业上市后又如何规避各种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投资风险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关于上市与否、上市利弊的思考又如何呢?
中国出版业上市的制度绩效分析
何 奎
上市不仅具有比较明显的财富积累效应，还将通过大幅扩充企业的资本容量，进而刺激企业扩大市场容量，提升产业集中度，并由此推动出版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从1994年起，我国的投资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投融资主体、投融资方向、资金来源逐渐多元化，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82％下降为2003年的39％，而个体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13％上升为2003年的47％。政府从依靠行政命令直接控制企业投资，开始转变为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引导市场，从而间接影响企业投资；从依靠国家计划指标和项目审批等手段直接控制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转变为通过经济、技术政策以及政策工具进行投资管理。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进一步提出建立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
出版业作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行业，主要承担着艰巨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资金积累比较慢，整体规模产值比较小，市场利益诉求不够鲜明，投融资需求不够强烈，融资渠道比较单一。我国加入WTO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国内外竞争压力加大，出版业在支付转企改制的制度变迁成本、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等方面，都迫切地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资金渴求。但此时，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拨改贷”或者银行无息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基本已经被刚性的政策法规切断。一时间，行业发展资金的匮乏不仅呼唤着融资方式的创新，也严重制约出版业的下一步发展水平。
如何突破传统融资模式的局限，实现自身的裂变式发展呢?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说：“世界上著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通过资本兼并收购等资本运营手段发展起来的，也几乎没有哪一家是完全通过内部积累发展起来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也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出版企业单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发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出版市场竞争环境，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建立和维持。”事实上，许多知名出版集团如培生、麦格劳·希尔、圣智、汤姆森等，都是通过上市获得跨越式发展。在1950年至1980年，美国出版界爆发了一股异常迅猛的企业上市热潮。截至2001年，美国已经有22家独立上市的出版公司。许多国际性出版集团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分立上市，如汤姆森在纽约、多伦多、伦敦上市，里德·爱思维尔分别在伦敦、纽约上市。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出版传媒业更是频频通过资本并购与重组，大力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出版业经过“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的时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为王”的时代。
2001年1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有关方面首次指出：“有条件的可以批准其上市融资。”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文件)规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文件)规定：“通过公司制改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鼓励已上市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鼓励文化企业进入创业板融资。”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出产出【2009】298号文件)明确指出，“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度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出版企业上市对中国出版业
产生的制度绩效
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12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出版企业。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编辑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出版企业。2008年11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科大创新”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借壳整体上市的第一家。2009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正式确立了组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整体上市，以及旗下荣宝斋分立上市的目标，预计在2010年年底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中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出版集团也都制定了上市路线图。
通常而言，上市不仅具有比较明显的财富积累效应，还将通过大幅扩充企业的资本容量，进而刺激企业扩大市场容量，提升产业集中度，并由此推动出版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还将深刻地推动出版业在资源配置方式、产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产业发展形态等五个关键领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产生一系列新的制度绩效。
1 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形成资源外向循环运动
传统出版单位作为自收自支单位，在资源配置方式基本采取静态的内向循环模式，一般在本系统、本地区、本单位作周而复始的封闭式循环运动。尽管这能形成比较强的内部控制力，减小市场风险系数，但资源流动性差，成长比较缓慢，自我监督管理成本过高，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实现最优化。
上市融资则使出版企业的经济资源向范围更广、阶层更多的不特定社会公众敞开，并以市场为基础，以价格为信号，自由流动、自由竞价、自由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系统、地域、群体、单位的狭隘限制，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外向循环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能够更好地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不断提高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从而获得帕累托改进甚至帕累托最优。不仅如此，外向循环运动还能够帮助形成富有密集型的资源流，拓宽出版业的产业边界，密切其与相关 行业或相邻行业的关系，为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创新产权制度，推动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格局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热点和焦点。上市融资、股份制改造，有利于促使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根据“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融资方式本身就以其隐含的产权特征确定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E世纪90年代以来，除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行业外，大多数行业基本都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不同产权形态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已经平等地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成果。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批出版企业E市，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单—公有制的出版业产权框架，也将逐步演变成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3 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形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在国际上有两种比较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一种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外部人”治理模式。此类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经理人持股比例较小，企业运作比较透明，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公司治理既可通过对经理人有效激励和有效监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可通过启动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施加一定的外部压力。其缺点是：容易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无法发挥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应有作用。二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人”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银行持股较多，股权结构较集中，公司间普遍地交叉持股，控股股东更迭周期长，银行贷款与全部负债的比率高。其不足在于：资产流动性差；大股东自由裁量权过大，与小股东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外部监管力度不够，容易出现管理松懈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从我国出版业的内部管理模式来看，多年来一直基本实行社长负责制下的分类管理制度。这种模式能够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简单情形，但不适合于作为上市公司的现代出版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
因此，拟上市的出版企业应根据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以及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不断完善彼此之间的经济契约和道德契约，努力形成各负其责、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还应该汲取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可以增加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保持经理层适当持股等。
在完善的出版企业法人治理架构中，股东大会应明确其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关系，真正成为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当家作主的场所；董事会应以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真正成为股东财产的集体受托人；监事会应真正成为有效行使监督权的“执法”机构；经理层应明确与其董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履行好作为“企业管家”的基本职责。这样，不仅可以比较有效地规避“内部人控制”、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等一系列市场败德行为，还可以促使企业妥善处理好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其健康持续经营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石。
4 创新人力资本，推动形成复合型人才模式
西方近现代经济增长经历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古典增长、以技术为主导的新古典增长和以知识、人力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三个基本阶段。这种增长基本呈现一种历时性的线性演进路径。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不仅整体上长期落后于西方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保持了年均9％的惊人速度，但也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增长路径，资本、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是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非均衡配置。这是一种共时性的非线性演进路径。中国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存在资源初始禀赋的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这几种生产要素中也是现实地、同时地、非均衡地作用于中国出版经济的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是最为宝贵的生产要素，也是最为关键的出版经济增长源泉。一流的人才不仅推动着知识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创新，推动着行业资本的积聚、行业财富的膨胀，还将优化行业人力资本结构，改变人才供给模式，为出版产业未来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出版企业上市后，打破了以编辑、印制、发行人员为主体的传统行业分工体系：第一，编辑、印刷、发行领域的传统分工更加精细化。例如，编辑已经被分离为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前者着重负责开发优质选题，后者着重内容的审读把关和文字的加工。第二，产生新的职业类型。随着新的业务流程的出现，数字编辑、出版软件工程师、出版经纪人、出版投资顾问、战略管理专家等新型职业在业内产生。第三，高端人才更加趋向复合型。上市出版公司或者出版传媒集团更加迫切地需要既精通出版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擅长资本运营，又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一流复合型人才。这三类人才结构和上市之前出版社单一的学者型、政工型、行政官员型、市场营销型的人才结构完全不同。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而言，必须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视野，掌握现代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投资银行学、财务管理、公司治理、国际贸易等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必要技能。
5 创新产业形态。推动形成“泛出版”格局
出版业的产业格局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行业内的编辑、印刷、发行、物流等上下游资源链条的整合，而且还要通过上市融资来刺激、搜索、开辟新的产业形态，向相关产业、相邻产业、补充产业进行延伸和辐射，从而形成以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为核心层，以手机出版、电子阅读器、影视制作、网络视频、广告策划传播等为紧密层，以金融信息服务、数字信息服务、会展服务、航空服务、旅游服务、房地产服务等为外围层的一个“泛出版”的产业格局，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泛出版”首先要做到“跨界融合”，即要善于打破行业之间的门户壁垒，善于“求同存异”地寻找其他行业的相关性、近似性、补充性资源，从而找到跨界融合的交叉点和结合点。例如，出版业和旅游业就是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一代代西方人来中国旅行。一本《永远的普罗旺斯》和《挪威的森林》，使得法国南部盛产薰衣草和葡萄酒的普罗旺斯地区和希腊米克诺斯小岛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天堂。影视同步版的《指环王》、《哈利·波特》，促使近几年来去新西兰和牛津大学古老的博德利图书馆旅游的人数大幅攀升。100年前出版的《米其林指南》，直接催生了风靡至今的自驾车 旅游。30多年前，英国IJP出版社出版的自助游图书《孤独星球》系列(LnelvP1arlet)，直接促使背包客的广泛兴起。
出版企业上市后值得注意的
有关问题
1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所谓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情况开看，关联交易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独立性差的公司里其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比较严重。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l号——招股说明书》、《股份转让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基本内容给予了规定。
出版传媒企业为了合理规避行业政策的限制，可选择从核心资产中剥离部分适合的经营性资产，加以部分改制重组，实现上市目标。但是。出版业本身具备的相对垄断性，以及编辑出版业务的天然相似性，这一部分经营性铲又必须领带原剥离主体(多为控股股东)的剩余核心资产进行运作，从而导致了准备上市的主体与股东方之间产生大量关联交易。即便如此，上市公司应该尽量减沙与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正常生产经营必要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遵循商业经营规则加以规范，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不偏离市场竞争价格或公司与非关联第三方的交易价格。在重大关联交易决策中，股份公司应履行般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批准程序，实行关联股东或者关联董事的回避制度，切实维护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2 避免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是指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近似，双方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关系。它一般是上市公司转企改制重组不彻底的结果，是公司独立性差的又一大表现。在拟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其全资或者控股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大股东—般会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害拟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商业利益。
出版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产业。由于行业政策的限制和上市需要之间的矛盾，两块具有相同或者相似业务能力或作用的资产不能够全部进入拟上市公司，从而导致了不能够进入上市公司的那部分资产留存在股东方，产生了股东方和拟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针对存在的同业竞争，通过收购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公司；竞争方将有关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竞争方放弃与拟上市主体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等等。这对于拟上市的出版企业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仅关系到全体股东和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出版企业的资产运营质量。一般而言，除了少数大型长周期出版工程外，普通图书项目不会存在数额巨大的资金需求。方兴未艾的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也还不够成熟。为了提高资金回报率，有的出版企业希望能够间接地将大量募集资金用于一些热点的非出版领域的投资，从而获得比较好的利润回报。这种愿望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这样做不仅不符合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定，也背离了挺拔主业的初衷，失却了行业的自身特色，难以从长远地推动出版产业沿着理性的轨道健康发展。出版业毕竟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还是要通过合理使用资金，来缔造出版业的辉煌品牌，实现产业的繁荣兴盛。
4 妥善处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关系
例如，上市出版企业为了扩大规模效益，产生过多的投资冲动和生产冲动，结果引致市场供过于求，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再如，上市出版企业面临着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股东回报的现实压力，在从事主业经营时常常将定位于预期效益比较好、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项目，而对具有重大文化传承价值，但盈利能力比较弱甚至亏损的项目，会有所淡化甚至放弃。对于前者，政府有关部门通常会提供政策引导或者产业引导。对于后者，政府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古籍整理项目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补贴、国家出版基金等。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改变资源配置，调整供求结构，从宏观上协调产业经济的正常运行。 对于上市后的出版企业，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又要善于借助“有形之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增长。
5 合理解决二元文化冲突
从深层次来看，出版企业机制创新和上市融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源自于文化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
近代出版业发轫于清末民初，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历史语境中，融合了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启蒙思想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特征既塑造了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素质，也确立了传统出版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使命和文化理想，“中体西用、格物致知、弘扬文化、尊崇学术”的温柔敦厚、平和冲淡的文化性情，依旧流淌在行业内众多人尤其是精英人物的血液里。陆费逵、张元济、邹韬奋等一批出版家的立功、立德、立言也“润物细无声”地深刻影响着当下出版人的文化人格。而现代商业文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追求竞争精神，彰显个性力量，注重交往策略，除了保持必要的商业道德外，并不完全以社会伦理为基本遵循。两种不同价值指向的文化风格使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仅比较隐蔽地撕裂了维系人心的情感纽带，在无形之中也造成了话语权的交锋和群体利益的摩擦，对出版企业的上市融资和资本运作会带来一定的文化震荡。如果震荡过大，就不利于凝聚力量，增进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不利于实现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用最优化和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
中国出版业上市的制度绩效分析
何 奎
上市不仅具有比较明显的财富积累效应，还将通过大幅扩充企业的资本容量，进而刺激企业扩大市场容量，提升产业集中度，并由此推动出版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从1994年起，我国的投资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投融资主体、投融资方向、资金来源逐渐多元化，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82％下降为2003年的39％，而个体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13％上升为2003年的47％。政府从依靠行政命令直接控制企业投资，开始转变为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引导市场，从而间接影响企业投资；从依靠国家计划指标和项目审批等手段直接控制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转变为通过经济、技术政策以及政策工具进行投资管理。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进一步提出建立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
出版业作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行业，主要承担着艰巨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资金积累比较慢，整体规模产值比较小，市场利益诉求不够鲜明，投融资需求不够强烈，融资渠道比较单一。我国加入WTO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国内外竞争压力加大，出版业在支付转企改制的制度变迁成本、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等方面，都迫切地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资金渴求。但此时，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拨改贷”或者银行无息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基本已经被刚性的政策法规切断。一时间，行业发展资金的匮乏不仅呼唤着融资方式的创新，也严重制约出版业的下一步发展水平。
如何突破传统融资模式的局限，实现自身的裂变式发展呢?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说：“世界上著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通过资本兼并收购等资本运营手段发展起来的，也几乎没有哪一家是完全通过内部积累发展起来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也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出版企业单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发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出版市场竞争环境，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建立和维持。”事实上，许多知名出版集团如培生、麦格劳·希尔、圣智、汤姆森等，都是通过上市获得跨越式发展。在1950年至1980年，美国出版界爆发了一股异常迅猛的企业上市热潮。截至2001年，美国已经有22家独立上市的出版公司。许多国际性出版集团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分立上市，如汤姆森在纽约、多伦多、伦敦上市，里德·爱思维尔分别在伦敦、纽约上市。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出版传媒业更是频频通过资本并购与重组，大力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出版业经过“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的时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为王”的时代。
2001年1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有关方面首次指出：“有条件的可以批准其上市融资。”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文件)规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文件)规定：“通过公司制改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鼓励已上市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鼓励文化企业进入创业板融资。”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出产出【2009】298号文件)明确指出，“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度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出版企业上市对中国出版业
产生的制度绩效
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12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出版企业。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编辑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出版企业。2008年11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科大创新”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借壳整体上市的第一家。2009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正式确立了组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整体上市，以及旗下荣宝斋分立上市的目标，预计在2010年年底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中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出版集团也都制定了上市路线图。
通常而言，上市不仅具有比较明显的财富积累效应，还将通过大幅扩充企业的资本容量，进而刺激企业扩大市场容量，提升产业集中度，并由此推动出版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还将深刻地推动出版业在资源配置方式、产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产业发展形态等五个关键领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产生一系列新的制度绩效。
1 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形成资源外向循环运动
传统出版单位作为自收自支单位，在资源配置方式基本采取静态的内向循环模式，一般在本系统、本地区、本单位作周而复始的封闭式循环运动。尽管这能形成比较强的内部控制力，减小市场风险系数，但资源流动性差，成长比较缓慢，自我监督管理成本过高，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实现最优化。
上市融资则使出版企业的经济资源向范围更广、阶层更多的不特定社会公众敞开，并以市场为基础，以价格为信号，自由流动、自由竞价、自由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系统、地域、群体、单位的狭隘限制，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外向循环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能够更好地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不断提高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从而获得帕累托改进甚至帕累托最优。不仅如此，外向循环运动还能够帮助形成富有密集型的资源流，拓宽出版业的产业边界，密切其与相关 行业或相邻行业的关系，为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创新产权制度，推动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格局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热点和焦点。上市融资、股份制改造，有利于促使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根据“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融资方式本身就以其隐含的产权特征确定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E世纪90年代以来，除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行业外，大多数行业基本都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不同产权形态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已经平等地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成果。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批出版企业E市，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单—公有制的出版业产权框架，也将逐步演变成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3 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形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在国际上有两种比较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一种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外部人”治理模式。此类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经理人持股比例较小，企业运作比较透明，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公司治理既可通过对经理人有效激励和有效监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可通过启动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施加一定的外部压力。其缺点是：容易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无法发挥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应有作用。二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人”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银行持股较多，股权结构较集中，公司间普遍地交叉持股，控股股东更迭周期长，银行贷款与全部负债的比率高。其不足在于：资产流动性差；大股东自由裁量权过大，与小股东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外部监管力度不够，容易出现管理松懈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从我国出版业的内部管理模式来看，多年来一直基本实行社长负责制下的分类管理制度。这种模式能够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简单情形，但不适合于作为上市公司的现代出版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
因此，拟上市的出版企业应根据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以及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不断完善彼此之间的经济契约和道德契约，努力形成各负其责、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还应该汲取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可以增加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保持经理层适当持股等。
在完善的出版企业法人治理架构中，股东大会应明确其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关系，真正成为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当家作主的场所；董事会应以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真正成为股东财产的集体受托人；监事会应真正成为有效行使监督权的“执法”机构；经理层应明确与其董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履行好作为“企业管家”的基本职责。这样，不仅可以比较有效地规避“内部人控制”、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等一系列市场败德行为，还可以促使企业妥善处理好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其健康持续经营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石。
4 创新人力资本，推动形成复合型人才模式
西方近现代经济增长经历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古典增长、以技术为主导的新古典增长和以知识、人力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三个基本阶段。这种增长基本呈现一种历时性的线性演进路径。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不仅整体上长期落后于西方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保持了年均9％的惊人速度，但也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增长路径，资本、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是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非均衡配置。这是一种共时性的非线性演进路径。中国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存在资源初始禀赋的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这几种生产要素中也是现实地、同时地、非均衡地作用于中国出版经济的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是最为宝贵的生产要素，也是最为关键的出版经济增长源泉。一流的人才不仅推动着知识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创新，推动着行业资本的积聚、行业财富的膨胀，还将优化行业人力资本结构，改变人才供给模式，为出版产业未来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出版企业上市后，打破了以编辑、印制、发行人员为主体的传统行业分工体系：第一，编辑、印刷、发行领域的传统分工更加精细化。例如，编辑已经被分离为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前者着重负责开发优质选题，后者着重内容的审读把关和文字的加工。第二，产生新的职业类型。随着新的业务流程的出现，数字编辑、出版软件工程师、出版经纪人、出版投资顾问、战略管理专家等新型职业在业内产生。第三，高端人才更加趋向复合型。上市出版公司或者出版传媒集团更加迫切地需要既精通出版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擅长资本运营，又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一流复合型人才。这三类人才结构和上市之前出版社单一的学者型、政工型、行政官员型、市场营销型的人才结构完全不同。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而言，必须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视野，掌握现代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投资银行学、财务管理、公司治理、国际贸易等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必要技能。
5 创新产业形态。推动形成“泛出版”格局
出版业的产业格局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行业内的编辑、印刷、发行、物流等上下游资源链条的整合，而且还要通过上市融资来刺激、搜索、开辟新的产业形态，向相关产业、相邻产业、补充产业进行延伸和辐射，从而形成以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为核心层，以手机出版、电子阅读器、影视制作、网络视频、广告策划传播等为紧密层，以金融信息服务、数字信息服务、会展服务、航空服务、旅游服务、房地产服务等为外围层的一个“泛出版”的产业格局，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泛出版”首先要做到“跨界融合”，即要善于打破行业之间的门户壁垒，善于“求同存异”地寻找其他行业的相关性、近似性、补充性资源，从而找到跨界融合的交叉点和结合点。例如，出版业和旅游业就是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一代代西方人来中国旅行。一本《永远的普罗旺斯》和《挪威的森林》，使得法国南部盛产薰衣草和葡萄酒的普罗旺斯地区和希腊米克诺斯小岛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天堂。影视同步版的《指环王》、《哈利·波特》，促使近几年来去新西兰和牛津大学古老的博德利图书馆旅游的人数大幅攀升。100年前出版的《米其林指南》，直接催生了风靡至今的自驾车 旅游。30多年前，英国IJP出版社出版的自助游图书《孤独星球》系列(LnelvP1arlet)，直接促使背包客的广泛兴起。
出版企业上市后值得注意的
有关问题
1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所谓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情况开看，关联交易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独立性差的公司里其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比较严重。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l号——招股说明书》、《股份转让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基本内容给予了规定。
出版传媒企业为了合理规避行业政策的限制，可选择从核心资产中剥离部分适合的经营性资产，加以部分改制重组，实现上市目标。但是。出版业本身具备的相对垄断性，以及编辑出版业务的天然相似性，这一部分经营性铲又必须领带原剥离主体(多为控股股东)的剩余核心资产进行运作，从而导致了准备上市的主体与股东方之间产生大量关联交易。即便如此，上市公司应该尽量减沙与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正常生产经营必要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遵循商业经营规则加以规范，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不偏离市场竞争价格或公司与非关联第三方的交易价格。在重大关联交易决策中，股份公司应履行般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批准程序，实行关联股东或者关联董事的回避制度，切实维护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2 避免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是指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近似，双方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关系。它一般是上市公司转企改制重组不彻底的结果，是公司独立性差的又一大表现。在拟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其全资或者控股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大股东—般会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害拟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商业利益。
出版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产业。由于行业政策的限制和上市需要之间的矛盾，两块具有相同或者相似业务能力或作用的资产不能够全部进入拟上市公司，从而导致了不能够进入上市公司的那部分资产留存在股东方，产生了股东方和拟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针对存在的同业竞争，通过收购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公司；竞争方将有关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竞争方放弃与拟上市主体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等等。这对于拟上市的出版企业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仅关系到全体股东和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出版企业的资产运营质量。一般而言，除了少数大型长周期出版工程外，普通图书项目不会存在数额巨大的资金需求。方兴未艾的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也还不够成熟。为了提高资金回报率，有的出版企业希望能够间接地将大量募集资金用于一些热点的非出版领域的投资，从而获得比较好的利润回报。这种愿望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这样做不仅不符合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定，也背离了挺拔主业的初衷，失却了行业的自身特色，难以从长远地推动出版产业沿着理性的轨道健康发展。出版业毕竟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还是要通过合理使用资金，来缔造出版业的辉煌品牌，实现产业的繁荣兴盛。
4 妥善处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关系
例如，上市出版企业为了扩大规模效益，产生过多的投资冲动和生产冲动，结果引致市场供过于求，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再如，上市出版企业面临着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股东回报的现实压力，在从事主业经营时常常将定位于预期效益比较好、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项目，而对具有重大文化传承价值，但盈利能力比较弱甚至亏损的项目，会有所淡化甚至放弃。对于前者，政府有关部门通常会提供政策引导或者产业引导。对于后者，政府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古籍整理项目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补贴、国家出版基金等。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改变资源配置，调整供求结构，从宏观上协调产业经济的正常运行。 对于上市后的出版企业，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又要善于借助“有形之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增长。
5 合理解决二元文化冲突
从深层次来看，出版企业机制创新和上市融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源自于文化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
近代出版业发轫于清末民初，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历史语境中，融合了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启蒙思想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特征既塑造了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素质，也确立了传统出版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使命和文化理想，“中体西用、格物致知、弘扬文化、尊崇学术”的温柔敦厚、平和冲淡的文化性情，依旧流淌在行业内众多人尤其是精英人物的血液里。陆费逵、张元济、邹韬奋等一批出版家的立功、立德、立言也“润物细无声”地深刻影响着当下出版人的文化人格。而现代商业文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追求竞争精神，彰显个性力量，注重交往策略，除了保持必要的商业道德外，并不完全以社会伦理为基本遵循。两种不同价值指向的文化风格使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仅比较隐蔽地撕裂了维系人心的情感纽带，在无形之中也造成了话语权的交锋和群体利益的摩擦，对出版企业的上市融资和资本运作会带来一定的文化震荡。如果震荡过大，就不利于凝聚力量，增进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不利于实现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用最优化和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