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讯作者：黄巧，1993年6月，女，汉族，广西钦州人，就读于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土空间规划、乡村规划。
摘 要：与近郊乡村多元且活跃的发展力量相比，远郊传统村落的振兴发展力量单一且薄弱。本文通过以内生发展理念为切入点，结合远郊传统村落自然资源及传统文化等专有特点，寻找远郊传统村落产业、资源、治理模式有效的发展力量。文章指出远郊传统村落在保持农业的本职功能上，适当发展加工业、旅游业，培养内生动力;以农旅产业为抓手，结合乡村闲置房地资源，重塑空间魅力;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在乡村规划中的协作模式，尤其注重提升村民主体地位，激发乡村活力。在案例实践上，以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建设为例，将内生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探索远郊传统村落在产业、资源和治理模式上的振兴路径。
关键词：内生式振兴;远郊传统村落;乡村振兴
一、前言
基于致力快速建立共和国工业体系的新中国发展背景下，我国逐步形成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1]，彼时乡村普遍面临生产要素从农业经济领域外流的局面。现代工业发展、国家战略重心以及二元土地制度使得鄉村系统性凋敝[2]，都市远郊传统村庄发展受到约束。乡村发展在实践中突出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发展思路同质化程度高
通过分析近年来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研究，不少乡村产业规划中，主导功能多是面向本市乃至本省提供乡村旅游、休闲服务;与之相反，对既基础又主要的生态生产功能关注程度过低，如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两者的偏颇使得乡村发展的持续性不可保障。
（二）空间规划理想性与现行用地政策不融合
“轻闲置、重新增”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规划难以落地实施[3]。
（三）规划“上下不贯通”，造成规划项目发展合力不足
以政府、资本为主导的规划，缺少精英村民持续助力带动，虽然乡村物质环境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从乡村内生发展角度而言，乡村建设造血能力不足、村民积极性有限。
都市远郊传统村庄在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要充分考虑历史上城乡互哺、城乡一体社会结构的延续，考虑作为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4]。本文以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为例，在分析村庄特征及发展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人口收缩”“要素回流”的实际情况探索都市远郊传统村庄的振兴路径。
二、都市远郊型传统村庄的发展困境
都市型近郊乡村因受到城区人口、交通、经济积极辐射，乡村发展方式多元，与之相反，都市远郊型乡村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凋敝景象，主要突出表现如下。
（一）传统农业衰败
与二三产业相比，传统的农业种植收益低，多数村民“宁可打工也不种地”，存在劳动力流失情况严重的现象。考虑粮食安全，地方政府均会出台农业补贴政策以缓解农地荒废的困境，使其回归作为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本位，但政府补贴等外部条件难以使“贫血”的传统农业主动“回血”，乡村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如何通过规划因地制宜逐步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巩固农业基础，再实施“农业+”的生产业发展，是乡村规划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二）房地资源闲置
常住人口收缩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城乡双栖”成为远郊传统村落的常态，乡村大量闲置的农房、公共设施和农田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同时许多具有历史文化的建筑和村庄空间格局业逐渐没落，村庄的传统文化也因此逐渐缺失。结合土地资源调查精准识别闲置房地资源，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空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甄别、挖掘传统文化，将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是乡村规划需要落实的问题。
（三）治理模式僵化
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基于“业缘、地缘、血缘”形成的乡村社会网络逐步解体，部分乡村功能发生了异化，迫切需要加强治理[5]。同时，以政府“自上而下”振兴实践为主的外生式乡村建设中，村民部分诉求得到有效回应，但在振兴实践中也折射出如下问题，如村民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及其收益的稳定性难以保证。建立富有活力的政府、市场、村民三方共治的工作模式是乡村规划的主要任务，以期保证村民的参与渠道和权利，灵活复合各方能量实现空间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内生发展理念解析
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是一种依靠内部资源进行自我维持和发展的过程[6]。古龙村的主体功能定位为粮食生产及供应，与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相比，内生发展是在满足保生态环境不破坏的同时适度发展产业经济，注重人群的参与和良好秩序的建立，追求多元化发展内涵，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7]。内生发展的前提工作是摸清本土资源基底。分析乡村外部产业需求及内部供应优势，结合上级生态空间环境的保护利用指标，协同新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乡村“产粮食守红线有发展”。可见，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已成为乡村有效转型的关键[8]。
产业经济、空间环境和社会治理是乡村内生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只有综合考虑这三个要素，才能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9]。从动力角度出发，产业经济是都市远郊型村庄内生发展的动力，依托特色本底资源形成的产业发展是动力可持续的关键。村庄空间环境不仅是保护修复的阵地也是内生式振兴建设实践的载体，通过整合闲置土地和有文化保护意义的房屋资源，为乡村农业生产、农产品粗加工、农旅产业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宜空间。乡村社会治理是内生式发展的保障，除了主动争取政府政策、社会资本力量，还应进一步确定村民的责任与义务，共同促进乡村全面发展。
四、内生发展理念下振兴策略
对于传统乡村而言，规划需要利用、落实外生政策，引导村庄内生式振兴，故作者集合上述都市远郊型传统村庄面临的发展问题，提出以下内生式发展策略，如图1所示。 （一）发展农旅产业，培育内生动力
对乡村发展而言，产业的良好发展如同“造血”功能，即吸引村民、资本进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1.农业生产这一乡村基本功能应继续落实，依托自身资源条件，发展以中草药、林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在乡村产业发展探索过程中，利用现有农业优势，重新规划农产品区划及比例、新增或扩大部分农业种植规模、创新农业组织方式，进一步夯实乡村的传统农业基础。
2.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本底良好的村落，树立“不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观念，在增加生态保护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渗透融合农旅产业，为城市人群、周边务工人群提供感知“乡愁”的自然空间。
综上，培育都市远郊型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农业价值的提升，生态优势资源的利用。
（二）识别闲置土地，更新空间功能
乡村空间需要根据农旅发展、村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更新调整。
1.古龙村人均宅基地面积高于广西平均水平，且存在建设用地闲置的问题，无论是从生态资源保护的角度还是紧凑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出发，应结合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识别闲置土地，严禁村民过分圈、占、建宅基地;在乡村建設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原则下，使农村建设用地结构满足发展要求。
2.在满足乡村土地管理政策的要求下，将乡村发展新业态所需建设用地需求与闲置建筑结合，完善大型休闲体验空间的布局;修复原有街巷格局，在传承乡土文化的同时，满足村民、游客交通需求。
3.利用“污水改造”政策资金，提升村内水环境的品质，将步行空间与景观建设相结合，为村民提供新的公共交往空间，延续“乡愁”记忆。
（三）多元协同治理，激发乡村活力
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乡村规划建设实施的基础，良好的乡村治理需要政府、村民、企业三方的共同参与[10]。乡村治理是复杂的管理过程，若为政府、市场、村民一方力量包揽其过程方方面面显然不可行，总结以往治理模式，本文认为都市远郊型村庄在强势的市场力量及可依靠的政府力量下，最需加强的是村民的主体参与地位。在规划及实施过程中，都市远郊型乡村不仅要争取、合理利用政府投资，还要吸引可利用的市场力量改造乡村空间、提升功能。利益不只是市场、村民的资金流分配，还应该把政府部门、村民受益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考虑进来，政府、市场、村民三方协同治理持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五、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为例
（一）项目概况
古龙村位于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西南部，距镇圩约6公里，距樟木工业园约7公里，距福绵城区17公里，距玉林市区28公里，村镇多条硬化道路与市区连接，交通便捷。据数据统计，到2019年玉林市常住人口将达到600万，且古龙村附近的樟木工业园区将规划吸纳人口八万人。根据出行距离衰减的规律特征，结合客源地区域人口规模、项目定位，分析可得古龙村一级目标客源市场为樟木工业园区及福绵区，二级目标客源市场为玉林市其他县区及其他临近县区。
古龙村内有乾隆年间建成的龙寺西山庙以及清朝末期建成的回龙庙，同时还完好地保留多处清朝及民国年间民宅。此外，还保留有多处茶园、保留一处两座蓝淀池，古榕树一棵，树龄148年。村落的街巷肌理格局为“一街五巷”，目前村落肌理现仍保持和延续，富有历史韵味，如图2所示，见证了古龙村的发展。
（二）发展困境
古龙村在发展中呈现一系列的乡村衰败现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1.产业效益低下
目前古龙村产业主要为农业及林业，农业种植多为牛大力、大罗伞、天冬等中草药，但产出不尽人意。
2.土地资源闲置化
古龙村现有人口1200多人，村民主要以种植农作物及外出打工为主。村庄劳动人口外流占比高，宅基地、耕地和公共设施闲置，亟须盘活。
3.传统文化没落
由于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和渠道，古龙村原保留的民宅逐渐破败，村庄的街巷格局逐渐缺失。此外，村庄还存在房屋破损严重、基础设施不完善、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打破古龙村当下的发展困境，还需要探索更适宜的发展路径。
（三）内生式振兴发展规划思路
1. 产业重构：加强农业种植基础，构建农旅产业链
依托古龙村现有的中草药产业基础以及相关政策支持，规划古龙村两大产业类型：中医药健康产业+养生旅游服务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拉动古寨经济增长。
在产业发展上保留部分传统农业种植，以满足村庄生活需求，保留乡村的农业本职功能。玉林盆地是广西最大的盆地，古龙村耕地平坦，可以采用农用地小规模化种植;在保障中草药平稳出产和质量不降低的同时，适当延伸中草药产业链，形成就地生产加工、线上销售的方式提高产业效益。在中草药特色种植、粗加工的基础上推动中草药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与旅游体验等活动的渗透融合发展，进一步发展养生旅游服务业，全面提升乡村的产业价值，如图3所示。
（1）农业生产：规模种植中草药，建设种植示范基地
规划立足古龙江等现有自然资源，以及牛大力、大罗伞、天冬、鸡骨草等草药苗木种植优势，对现有产业进行拓展和优化。加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强度，通过农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大规模集聚和种植生产（图4）。
鼓励现代农业集中发展、香草种苗培育、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以提高产业生产效益和土地利用率。同时还能解放乡村生产力，鼓励村民从事第二、第三产额，发展农村产业，以此来发展乡村产业。
（2）农业加工：发展产业联动，提升产品价值
以中草药种植为基础，主动引进加工企业，促进产、业联动。立足于古龙村特色的中草药品种，通过资本集中倾斜、技术重点引进等方式，使农产品生产、粗加工、营销协调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长的发展目标，扩大产业范围，增加农民收入（图5）。 在规划中，完善中草药初级加工产业，增加中草药加工体验项目，打造中草药种植、加工和体验，从而提升品牌价值。
（3）农业休闲：传承中药草文化，发展康养旅游产业
现行的“三区三线”空间功能是复合的，并非简单的各司其职，农业空间除了作为粮食的生产空间，还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市民感知自然体验乡村的功能。通过本底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空间、休闲景观空间、特色农业相结合，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而带动乡村发展。在规划中，要做好中草药文化，古龙康养主题衍生产业，包括中草药旅游、养生以及科研等产业，如图6所示，同时，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延伸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2.空间重塑：盘活闲置资源，满足发展需求
乡村产业项目的发展及各项活动的举办都需要用地，因此需要将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和闲置资源的利用结合起来，探索农用地、闲置建设用地和公共空间的复合使用方法[11-13]。在实施策略中，通过对闲置农用地的盘活、闲置建筑功能的更新以及公共空间的打造，使得乡村闲置资源得以活化，并在满足产业需求的同时塑造更有魅力的乡村空间。
（1）农用地：盘活闲置农田，打造百草园
基于保护原则，农用地是乡村发展需坚守再谈开发的本底，在规划中仍充分尊重现有的一环山、一带水、一片林、一洼田的自然格局。从开发利用方法来看，以土地流转等方式，合理利用闲置补充耕地，适当增加中药材种植规模。在中草药种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龙寨中草药种植条件，挖掘古龙中草药文化，植入观光体验、科研、科普、种植等功能，建立“康养科普教育基地”和“中医文化养生体验地”，如图7所示。
（2）建设用地：租借出让转性，延续古龙寨
中国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细分为宅基地、乡镇工业用地和乡村公共设施用地[14]。古龙村旧村建筑被用于旅游开发项目，修复明朝及民国古建筑以及村庄街巷格局，植入名医堂、名草堂、香油坊、加工坊、养乐坊、药膳厅、康居室、古龙馆、中药博物馆等新功能，打造康养圣地，延续文化的同时盘活古寨。遵循历史建筑保护原真性原则下，保持建筑外观格局不改变，对破损的内部空间进行修缮、适当改造，以满足游客基本的旅游度假的需求。根据建筑指引，对东南地区宅基地进行定向修复的措施，鼓励村民利用宅基地，形成“重点建筑+散点村宅”的旅游接待服务空间形式，如图8所示。
（3）公共空间：生态生活交织，建一河两岸
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规划中，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引入现代功能元素，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恢复乡村社会网络。在古龙村规划中，将主要活动设施布置于村落前的溪流两侧，建设河流的景观，将景观建设与活动设施相结合，打造“一河两岸”。规划通过功能置入，使得乡村公共空间在延续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为村民提供新的休闲娱乐空间，塑造公共空间魅力，如图9所示。
3.治理机制：完善参与模式，多方共建乡村
总结古龙村过去的乡村建设，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为基础型设施建设，完善乡村市政环境;市场主导的投资则缺乏村民参与，振兴发展后续显现疲态。增强村民的主体建设地位是乡村建设活力持续的保障，规划将形成“两级政府+n企业+（n+1）村民”的多主体共建模式。为保证乡村建设基本动力，政府需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合理规划，为农村工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适当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农村发展打下基础。在企业方面，农业发展公司可带领开发一批农田经营项目，进行企业的市场化组织和产业经营，实现企业市场化、产业化和效益化，形成农业综合产业链。旅游开发企业可以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民的需求，利用闲置住宅新增具有旅游、农业咨询的服务中心，引进投资，为农村发展助力。而村民可通过村委会等平台参与到规划建设中，了解和监督规划的实施细则，了解自身权益。乡村内生式振兴发展需要以政府、村民为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完成从以往单方面“输血”到可持续“造血”的转变，从而形成政府兴乡、企业扶乡、村民回乡的发展趋势，如图10所示。
（四）规划成效
经过规划，古龙村乡村振兴成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探索立足粮食、中草药种植，发展农旅产业，实现都市远郊型传统村落乡村内生式振兴的路径，将农业与加工体验、教育科研、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避免了乡村空间闲置。
2.探索活化乡村闲置资源的方法，包括乡村闲置农田、房屋以及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不仅改善了乡村环境，还延续了传统村落的文化。
3.探索政府、村民和企业协同治理的机制，加强村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产业、资源与治理模式这三方面的规划，使古龙村产业得以振兴，闲置资源得以利用，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村民能够参与乡村的建设，进而使乡村可持续发展。
六、总结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投入，但也需要乡村培养内生发展动力。为保证乡村可持续振兴，远郊传统村落应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实现产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发展，在农业效益增强的基础上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此培育内生动力。应将香茅草粗加工、农旅需求与空间设计结合，如闲置建筑空间改造为香茅加工坊、扎染体验屋等，重塑乡土建筑空间魅力。为了乡村的产业能够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合作机制，扩大村民参与渠道。都市远郊型乡村振兴规划是一项未知因素多、实施环境复杂的系统工程。村落所处地理位置类型、农业基础和自然本地资源的不同，彼此发展方向、手段不一。因此，内生发展理念在中国都市远郊型传统村落振兴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还需要立足实际分析。
参考文献：
[1]申明锐.城乡二元住房制度：透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困局[J].城市规划， 2011，35（11）：81-87.
[2]唐伟成，彭震伟，陈浩.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 2014（04）：38-45.
[3]何依，李锦生.城市空间的时间性研究[J].城市规划， 2012（11）：9-13，28.
[4]陈锋.乡村城镇化与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C].南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2014.
[5]耿慧志，李开明，韩高峰.内生发展理念下特大城市远郊乡村的规划策略——以上海市崇明区新征村村庄规划为例[J].规划师， 2019，35（23）：53-59+75.
[6]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 2009（3）：72-76.
[7]乔鑫，李京生，刘丽.鄉村振兴的网络途径及其实践探索[J].城市发展研究， 2018（4）：15-23.
[8]龙花楼，李婷婷，邹健.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经济地理， 2011（12）：2080-2085.
[9]王祯，杨贵庆.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实践及经验启示—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村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 2017（1）：108-114.
[10]赵毅，张飞，李瑞勤.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振兴路径探析——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 2018（2）：98-105.
[11]王富臣.城市形态的维度：空间和时间[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28-33.
[12]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M].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13]王建国.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J].城市规划学刊， 2012（1）：1-8.
[14]赵之枫，郑一军.农村土地特征对乡村规划的影响与应对[J].规划师， 2014（2）：31-34.
摘 要：与近郊乡村多元且活跃的发展力量相比，远郊传统村落的振兴发展力量单一且薄弱。本文通过以内生发展理念为切入点，结合远郊传统村落自然资源及传统文化等专有特点，寻找远郊传统村落产业、资源、治理模式有效的发展力量。文章指出远郊传统村落在保持农业的本职功能上，适当发展加工业、旅游业，培养内生动力;以农旅产业为抓手，结合乡村闲置房地资源，重塑空间魅力;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在乡村规划中的协作模式，尤其注重提升村民主体地位，激发乡村活力。在案例实践上，以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建设为例，将内生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探索远郊传统村落在产业、资源和治理模式上的振兴路径。
关键词：内生式振兴;远郊传统村落;乡村振兴
一、前言
基于致力快速建立共和国工业体系的新中国发展背景下，我国逐步形成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1]，彼时乡村普遍面临生产要素从农业经济领域外流的局面。现代工业发展、国家战略重心以及二元土地制度使得鄉村系统性凋敝[2]，都市远郊传统村庄发展受到约束。乡村发展在实践中突出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发展思路同质化程度高
通过分析近年来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研究，不少乡村产业规划中，主导功能多是面向本市乃至本省提供乡村旅游、休闲服务;与之相反，对既基础又主要的生态生产功能关注程度过低，如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两者的偏颇使得乡村发展的持续性不可保障。
（二）空间规划理想性与现行用地政策不融合
“轻闲置、重新增”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规划难以落地实施[3]。
（三）规划“上下不贯通”，造成规划项目发展合力不足
以政府、资本为主导的规划，缺少精英村民持续助力带动，虽然乡村物质环境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从乡村内生发展角度而言，乡村建设造血能力不足、村民积极性有限。
都市远郊传统村庄在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要充分考虑历史上城乡互哺、城乡一体社会结构的延续，考虑作为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4]。本文以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为例，在分析村庄特征及发展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人口收缩”“要素回流”的实际情况探索都市远郊传统村庄的振兴路径。
二、都市远郊型传统村庄的发展困境
都市型近郊乡村因受到城区人口、交通、经济积极辐射，乡村发展方式多元，与之相反，都市远郊型乡村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凋敝景象，主要突出表现如下。
（一）传统农业衰败
与二三产业相比，传统的农业种植收益低，多数村民“宁可打工也不种地”，存在劳动力流失情况严重的现象。考虑粮食安全，地方政府均会出台农业补贴政策以缓解农地荒废的困境，使其回归作为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本位，但政府补贴等外部条件难以使“贫血”的传统农业主动“回血”，乡村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如何通过规划因地制宜逐步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巩固农业基础，再实施“农业+”的生产业发展，是乡村规划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二）房地资源闲置
常住人口收缩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城乡双栖”成为远郊传统村落的常态，乡村大量闲置的农房、公共设施和农田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同时许多具有历史文化的建筑和村庄空间格局业逐渐没落，村庄的传统文化也因此逐渐缺失。结合土地资源调查精准识别闲置房地资源，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空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甄别、挖掘传统文化，将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是乡村规划需要落实的问题。
（三）治理模式僵化
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基于“业缘、地缘、血缘”形成的乡村社会网络逐步解体，部分乡村功能发生了异化，迫切需要加强治理[5]。同时，以政府“自上而下”振兴实践为主的外生式乡村建设中，村民部分诉求得到有效回应，但在振兴实践中也折射出如下问题，如村民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及其收益的稳定性难以保证。建立富有活力的政府、市场、村民三方共治的工作模式是乡村规划的主要任务，以期保证村民的参与渠道和权利，灵活复合各方能量实现空间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内生发展理念解析
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是一种依靠内部资源进行自我维持和发展的过程[6]。古龙村的主体功能定位为粮食生产及供应，与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相比，内生发展是在满足保生态环境不破坏的同时适度发展产业经济，注重人群的参与和良好秩序的建立，追求多元化发展内涵，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7]。内生发展的前提工作是摸清本土资源基底。分析乡村外部产业需求及内部供应优势，结合上级生态空间环境的保护利用指标，协同新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乡村“产粮食守红线有发展”。可见，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已成为乡村有效转型的关键[8]。
产业经济、空间环境和社会治理是乡村内生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只有综合考虑这三个要素，才能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9]。从动力角度出发，产业经济是都市远郊型村庄内生发展的动力，依托特色本底资源形成的产业发展是动力可持续的关键。村庄空间环境不仅是保护修复的阵地也是内生式振兴建设实践的载体，通过整合闲置土地和有文化保护意义的房屋资源，为乡村农业生产、农产品粗加工、农旅产业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宜空间。乡村社会治理是内生式发展的保障，除了主动争取政府政策、社会资本力量，还应进一步确定村民的责任与义务，共同促进乡村全面发展。
四、内生发展理念下振兴策略
对于传统乡村而言，规划需要利用、落实外生政策，引导村庄内生式振兴，故作者集合上述都市远郊型传统村庄面临的发展问题，提出以下内生式发展策略，如图1所示。 （一）发展农旅产业，培育内生动力
对乡村发展而言，产业的良好发展如同“造血”功能，即吸引村民、资本进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1.农业生产这一乡村基本功能应继续落实，依托自身资源条件，发展以中草药、林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在乡村产业发展探索过程中，利用现有农业优势，重新规划农产品区划及比例、新增或扩大部分农业种植规模、创新农业组织方式，进一步夯实乡村的传统农业基础。
2.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本底良好的村落，树立“不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观念，在增加生态保护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渗透融合农旅产业，为城市人群、周边务工人群提供感知“乡愁”的自然空间。
综上，培育都市远郊型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农业价值的提升，生态优势资源的利用。
（二）识别闲置土地，更新空间功能
乡村空间需要根据农旅发展、村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更新调整。
1.古龙村人均宅基地面积高于广西平均水平，且存在建设用地闲置的问题，无论是从生态资源保护的角度还是紧凑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出发，应结合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识别闲置土地，严禁村民过分圈、占、建宅基地;在乡村建設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原则下，使农村建设用地结构满足发展要求。
2.在满足乡村土地管理政策的要求下，将乡村发展新业态所需建设用地需求与闲置建筑结合，完善大型休闲体验空间的布局;修复原有街巷格局，在传承乡土文化的同时，满足村民、游客交通需求。
3.利用“污水改造”政策资金，提升村内水环境的品质，将步行空间与景观建设相结合，为村民提供新的公共交往空间，延续“乡愁”记忆。
（三）多元协同治理，激发乡村活力
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乡村规划建设实施的基础，良好的乡村治理需要政府、村民、企业三方的共同参与[10]。乡村治理是复杂的管理过程，若为政府、市场、村民一方力量包揽其过程方方面面显然不可行，总结以往治理模式，本文认为都市远郊型村庄在强势的市场力量及可依靠的政府力量下，最需加强的是村民的主体参与地位。在规划及实施过程中，都市远郊型乡村不仅要争取、合理利用政府投资，还要吸引可利用的市场力量改造乡村空间、提升功能。利益不只是市场、村民的资金流分配，还应该把政府部门、村民受益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考虑进来，政府、市场、村民三方协同治理持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五、玉林市古龙村乡村振兴规划为例
（一）项目概况
古龙村位于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西南部，距镇圩约6公里，距樟木工业园约7公里，距福绵城区17公里，距玉林市区28公里，村镇多条硬化道路与市区连接，交通便捷。据数据统计，到2019年玉林市常住人口将达到600万，且古龙村附近的樟木工业园区将规划吸纳人口八万人。根据出行距离衰减的规律特征，结合客源地区域人口规模、项目定位，分析可得古龙村一级目标客源市场为樟木工业园区及福绵区，二级目标客源市场为玉林市其他县区及其他临近县区。
古龙村内有乾隆年间建成的龙寺西山庙以及清朝末期建成的回龙庙，同时还完好地保留多处清朝及民国年间民宅。此外，还保留有多处茶园、保留一处两座蓝淀池，古榕树一棵，树龄148年。村落的街巷肌理格局为“一街五巷”，目前村落肌理现仍保持和延续，富有历史韵味，如图2所示，见证了古龙村的发展。
（二）发展困境
古龙村在发展中呈现一系列的乡村衰败现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1.产业效益低下
目前古龙村产业主要为农业及林业，农业种植多为牛大力、大罗伞、天冬等中草药，但产出不尽人意。
2.土地资源闲置化
古龙村现有人口1200多人，村民主要以种植农作物及外出打工为主。村庄劳动人口外流占比高，宅基地、耕地和公共设施闲置，亟须盘活。
3.传统文化没落
由于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和渠道，古龙村原保留的民宅逐渐破败，村庄的街巷格局逐渐缺失。此外，村庄还存在房屋破损严重、基础设施不完善、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打破古龙村当下的发展困境，还需要探索更适宜的发展路径。
（三）内生式振兴发展规划思路
1. 产业重构：加强农业种植基础，构建农旅产业链
依托古龙村现有的中草药产业基础以及相关政策支持，规划古龙村两大产业类型：中医药健康产业+养生旅游服务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拉动古寨经济增长。
在产业发展上保留部分传统农业种植，以满足村庄生活需求，保留乡村的农业本职功能。玉林盆地是广西最大的盆地，古龙村耕地平坦，可以采用农用地小规模化种植;在保障中草药平稳出产和质量不降低的同时，适当延伸中草药产业链，形成就地生产加工、线上销售的方式提高产业效益。在中草药特色种植、粗加工的基础上推动中草药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与旅游体验等活动的渗透融合发展，进一步发展养生旅游服务业，全面提升乡村的产业价值，如图3所示。
（1）农业生产：规模种植中草药，建设种植示范基地
规划立足古龙江等现有自然资源，以及牛大力、大罗伞、天冬、鸡骨草等草药苗木种植优势，对现有产业进行拓展和优化。加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强度，通过农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大规模集聚和种植生产（图4）。
鼓励现代农业集中发展、香草种苗培育、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以提高产业生产效益和土地利用率。同时还能解放乡村生产力，鼓励村民从事第二、第三产额，发展农村产业，以此来发展乡村产业。
（2）农业加工：发展产业联动，提升产品价值
以中草药种植为基础，主动引进加工企业，促进产、业联动。立足于古龙村特色的中草药品种，通过资本集中倾斜、技术重点引进等方式，使农产品生产、粗加工、营销协调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长的发展目标，扩大产业范围，增加农民收入（图5）。 在规划中，完善中草药初级加工产业，增加中草药加工体验项目，打造中草药种植、加工和体验，从而提升品牌价值。
（3）农业休闲：传承中药草文化，发展康养旅游产业
现行的“三区三线”空间功能是复合的，并非简单的各司其职，农业空间除了作为粮食的生产空间，还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市民感知自然体验乡村的功能。通过本底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空间、休闲景观空间、特色农业相结合，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而带动乡村发展。在规划中，要做好中草药文化，古龙康养主题衍生产业，包括中草药旅游、养生以及科研等产业，如图6所示，同时，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旅游产业，延伸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2.空间重塑：盘活闲置资源，满足发展需求
乡村产业项目的发展及各项活动的举办都需要用地，因此需要将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和闲置资源的利用结合起来，探索农用地、闲置建设用地和公共空间的复合使用方法[11-13]。在实施策略中，通过对闲置农用地的盘活、闲置建筑功能的更新以及公共空间的打造，使得乡村闲置资源得以活化，并在满足产业需求的同时塑造更有魅力的乡村空间。
（1）农用地：盘活闲置农田，打造百草园
基于保护原则，农用地是乡村发展需坚守再谈开发的本底，在规划中仍充分尊重现有的一环山、一带水、一片林、一洼田的自然格局。从开发利用方法来看，以土地流转等方式，合理利用闲置补充耕地，适当增加中药材种植规模。在中草药种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龙寨中草药种植条件，挖掘古龙中草药文化，植入观光体验、科研、科普、种植等功能，建立“康养科普教育基地”和“中医文化养生体验地”，如图7所示。
（2）建设用地：租借出让转性，延续古龙寨
中国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细分为宅基地、乡镇工业用地和乡村公共设施用地[14]。古龙村旧村建筑被用于旅游开发项目，修复明朝及民国古建筑以及村庄街巷格局，植入名医堂、名草堂、香油坊、加工坊、养乐坊、药膳厅、康居室、古龙馆、中药博物馆等新功能，打造康养圣地，延续文化的同时盘活古寨。遵循历史建筑保护原真性原则下，保持建筑外观格局不改变，对破损的内部空间进行修缮、适当改造，以满足游客基本的旅游度假的需求。根据建筑指引，对东南地区宅基地进行定向修复的措施，鼓励村民利用宅基地，形成“重点建筑+散点村宅”的旅游接待服务空间形式，如图8所示。
（3）公共空间：生态生活交织，建一河两岸
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规划中，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引入现代功能元素，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恢复乡村社会网络。在古龙村规划中，将主要活动设施布置于村落前的溪流两侧，建设河流的景观，将景观建设与活动设施相结合，打造“一河两岸”。规划通过功能置入，使得乡村公共空间在延续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为村民提供新的休闲娱乐空间，塑造公共空间魅力，如图9所示。
3.治理机制：完善参与模式，多方共建乡村
总结古龙村过去的乡村建设，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为基础型设施建设，完善乡村市政环境;市场主导的投资则缺乏村民参与，振兴发展后续显现疲态。增强村民的主体建设地位是乡村建设活力持续的保障，规划将形成“两级政府+n企业+（n+1）村民”的多主体共建模式。为保证乡村建设基本动力，政府需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合理规划，为农村工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适当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农村发展打下基础。在企业方面，农业发展公司可带领开发一批农田经营项目，进行企业的市场化组织和产业经营，实现企业市场化、产业化和效益化，形成农业综合产业链。旅游开发企业可以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民的需求，利用闲置住宅新增具有旅游、农业咨询的服务中心，引进投资，为农村发展助力。而村民可通过村委会等平台参与到规划建设中，了解和监督规划的实施细则，了解自身权益。乡村内生式振兴发展需要以政府、村民为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完成从以往单方面“输血”到可持续“造血”的转变，从而形成政府兴乡、企业扶乡、村民回乡的发展趋势，如图10所示。
（四）规划成效
经过规划，古龙村乡村振兴成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探索立足粮食、中草药种植，发展农旅产业，实现都市远郊型传统村落乡村内生式振兴的路径，将农业与加工体验、教育科研、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避免了乡村空间闲置。
2.探索活化乡村闲置资源的方法，包括乡村闲置农田、房屋以及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不仅改善了乡村环境，还延续了传统村落的文化。
3.探索政府、村民和企业协同治理的机制，加强村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产业、资源与治理模式这三方面的规划，使古龙村产业得以振兴，闲置资源得以利用，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村民能够参与乡村的建设，进而使乡村可持续发展。
六、总结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投入，但也需要乡村培养内生发展动力。为保证乡村可持续振兴，远郊传统村落应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实现产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发展，在农业效益增强的基础上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此培育内生动力。应将香茅草粗加工、农旅需求与空间设计结合，如闲置建筑空间改造为香茅加工坊、扎染体验屋等，重塑乡土建筑空间魅力。为了乡村的产业能够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合作机制，扩大村民参与渠道。都市远郊型乡村振兴规划是一项未知因素多、实施环境复杂的系统工程。村落所处地理位置类型、农业基础和自然本地资源的不同，彼此发展方向、手段不一。因此，内生发展理念在中国都市远郊型传统村落振兴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还需要立足实际分析。
参考文献：
[1]申明锐.城乡二元住房制度：透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困局[J].城市规划， 2011，35（11）：81-87.
[2]唐伟成，彭震伟，陈浩.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 2014（04）：38-45.
[3]何依，李锦生.城市空间的时间性研究[J].城市规划， 2012（11）：9-13，28.
[4]陈锋.乡村城镇化与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C].南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2014.
[5]耿慧志，李开明，韩高峰.内生发展理念下特大城市远郊乡村的规划策略——以上海市崇明区新征村村庄规划为例[J].规划师， 2019，35（23）：53-59+75.
[6]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 2009（3）：72-76.
[7]乔鑫，李京生，刘丽.鄉村振兴的网络途径及其实践探索[J].城市发展研究， 2018（4）：15-23.
[8]龙花楼，李婷婷，邹健.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经济地理， 2011（12）：2080-2085.
[9]王祯，杨贵庆.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实践及经验启示—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村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 2017（1）：108-114.
[10]赵毅，张飞，李瑞勤.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振兴路径探析——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 2018（2）：98-105.
[11]王富臣.城市形态的维度：空间和时间[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28-33.
[12]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M].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13]王建国.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J].城市规划学刊， 2012（1）：1-8.
[14]赵之枫，郑一军.农村土地特征对乡村规划的影响与应对[J].规划师， 2014（2）：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