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最近二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政变与叛乱都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2004年海地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东欧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签署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针对美方无理行为，怎么办？
　　2019年12月2日，中国外交部终于“亮剑”，发言人华春莹宣布，针对美国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中国将对5个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劣迹斑斑的美国非政府组织（NGO）实施制裁。涉事5个NGO分别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
　　他们究竟在香港事件中做了什么？他们又曾经在其他国家做过什么？

“披着羊皮”的幕后推手

　　2003年后，格鲁吉亚等三个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2010年后，“阿拉伯之春”席卷突尼斯、埃及等多个中东北非国家;2014年乌克兰爆发流血冲突和政变。
　　2014年9月，香港地区发生违法“占中”事件”;2016年6月发生“旺角骚乱”;然后就是2019年6月至今的修例风波。
　　这些事件，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从表面上看，像是内部一批反对派人士进行“街头政治”，然后获得“民意”的支持，最后扩散成颠覆政权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而深入探究其实质，则发现其背后真正的推手却是西方力量——人们将这类事件统称为“颜色革命”。
　　在这场隐形的战争中，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一些被称为NGO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而其中最大的一支力量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实际上，此次位列制裁榜单首位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早有不少“前科”。
　　俄罗斯早已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组织，委内瑞拉对其恨之入骨，诸多国家对该机构咬牙切齿。
　　那么，这个给“港独”“疆独”势力当“金主爸爸”、搅乱多国的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对外宣称是“非政府组织（NGO）”，但它实际上是1983年由里根政府发起成立，专门用于开展不方便政府直接出手的政治活动和心理战，其8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国会拨款。
　　大家都知道，冷战之初，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做了很多“不地道”的事——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策动政变、推翻合法民选政府。
　　到了1960年代，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认为CIA的做法太过显眼，美国需要建立新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机制”，来“资助”海外活动。
　　1982年，里根当总统时，提出促进“民主基本建设”的计划，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给予其免税待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务院获得拨款。根据该机构历年财报，美国政府对基金会每年的拨款，少则几千万，动辄上亿。还有部分资金来自巨型企业和财团，如花旗集团、麦当劳、福特汽车、高盛、Visa、波音公司等。另外，有一小部分来自民间捐助。
　　自然，该机构的历任主要负责人都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其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中，曾有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有美国劳工、商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有外交政策专家，还有国会成员。
　　首任终身董事会主席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也都曾出现在董事会名单上。
　　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披着所谓NGO的羊皮”，拿着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巨额钱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给谁“消灾”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这个组织还有着美国“第二中情局”的别称。
　　该机构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顿说得非常直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秘密在干的事情。”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换了“马甲”的中央情报局，那些美国政府没有做的、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脏事儿”，就由它来跟进。
　　一般来说，该机构并不直接搞破坏，只负责提供信息搜集、人员培训、联络专家和提供经费上的资助，利用目标国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群众基础达成不可告人的目标。
　　它主要依靠召开学术研讨会、国际交流会等形式，笼络世界各国各领域的高端人才，宣传所谓的“民主”意识，抨击其他国家政府和制度，利用广告、广播、电视、新闻电影、音乐等形式向目标国进行大众传播，可谓无孔不入。
　　2012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了92个国家的1236个项目。根据美国知名政治活动家凯文·吉斯统计，仅在201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资助了19个国家的反政府行动。

手撕全球？各国表态：滚！

　　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民主援助”的旗号，将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作为美国政府一只“看不见的手”，光明正大地干涉他国政治、掠夺他人资源，如此一来，自然惹人厌恶。
　　有着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面对这个幕后黑手，选择正面刚，将其“请”出家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俄罗斯77个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覆盖面之广令人咂舌——涉及科研、教育、医疗、贸易、妇女权益等多个领域，邀请大量有关学者和“民主”支持者，以学术为名借机宣传和扩散西方思想，批判政府和政策，给俄罗斯精英洗脑。 　　此外，它还资助俄罗斯“国际新闻中心”，宣传美式民主、抨击合法政府。
　　对此，梅德韦杰夫曾经调侃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为我们挑选总统了。”
　　2015年，俄罗斯总检察院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组织”，这意味着该组织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一切活动都将被禁止。这也是俄通过“不受欢迎组织法”以来首个被封杀的外国非政府组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欲推翻查韦斯政权，原因是不能容忍委内瑞拉成为美洲“第二个古巴”，不能容忍在拉美出现一个反美的“左翼轴心”。
　　据统计，为了推翻查韦斯政权，每年美国通过各种基金会、美国国际新闻署、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至少花费700万到1000万美元。2002年4月的未遂政变、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石油业的大罢工，以及2004年8月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都有这些人的手笔。
　　不过，“倒查”这事并没有如美国的意，颠覆委内瑞拉，未果。
　　即使被各国厌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依然“坚持到底”地给各国捣乱。
　　它先后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尼加拉瓜等国的大选中做手脚;1990年至1992年，它资助反卡斯特罗团体“古巴美国全国联合会”2500万美元。
　　从乌克兰到委内瑞拉，从伊朗到缅甸，近些年，它的身影又频繁出现在中东地区的乱局中，埃及也惨遭毒手。
　　如此种种，真是罄竹难书。

反华乱港的帮凶

　　中国，绝对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该机构每年用于中国活动项目的预算都在600万美元以上，并频频资助境内外的“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自2004年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开始对中国境外的“东突”组织提供资助，是热比娅的“金主爸爸”。2007年，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一共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资助。煽动、制造“7·5”事件的热比娅就是拿着该机构的钱来搞“疆独”。
　　在此次香港风波前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香港本土的各类反对派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香港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地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充当了此次乱港“带头大哥”的角色——通过“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拉拢香港工人，通过“国际民主研究所”扶植“本地政治组织”，通过“香港人权监察”盯住香港警方动态。
　　这三家几乎分走了大部分乱港经费，比如，据香港《大公报》调查，充当反修例急先锋的团体“香港人权监察”，自1995年开始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多年来达1500多万港元。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自1995年起至2015年初，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其下属机构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累计资助总额超过395万美元。
　　该机构干的恶事还不止于此——
　　一是为“恐怖分子”买单。
　　500至5000港元——普通学生参与暴乱的酬劳。钱多少，取决于参加游行的规模、在队伍中的位置、暴力程度、是否袭击警察等，女性示威者的酬劳高于男性。
　　1.5万港元——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徒可能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港元。
　　2000万港元——这是在发动2019年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搞“颜色革命”的经验很丰富，对街头政治这一套做法玩得很娴熟，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50万人街头运动，就是它在幕后组织、策划和指挥的。
　　二是培养“港独”骨干。
　　除直接投入资金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物色和培养美国在港代理人，他们这次充当了“乱港”头目。
　　关注近期香港新闻的人一定知道李柱铭，大公网称他为“李港奸”。这个被淘汰的“政壇旧电池”，为了证明自己仍有影响力，多次跑到美国告洋状、乞讨资金来搞事情。2019年5月14日，该基金会邀请“港独”分子李柱铭、罗冠聪等人参加研讨会，主题就是“反修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专门给他颁发了年度“民主奖”。
　　香港大学亦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渗透的重点。多年来，一直通过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资助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曾担任该中心管理层成员。
　　除了像李柱铭这类“港奸”大佬，一些草根“港独”分子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扶持起来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中“一战成名”的香港前“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精心培植出来的“港独”骨干。
　　2012年11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临时拨款10万美元，通过“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叶宝琳交给黄之锋，作为活动经费。2014年3月，美国势力又通过“陈某某”交给黄之锋160万港元。
　　不仅如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黄之锋承诺，如被警方检控，将获安排全额资助赴美英留学等等，为其安排好了“后路”，使黄之锋的“港独”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如此操作，诚如外交部所说：“美国无法在道德层面与中国相提并论”。

帮凶们的斑斑劣迹

　　了解内情的有关人士透露，如今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美国要想在哪里使劲，美国国务院“研究和情报安全署”就在目标地物色谁有用、谁能折腾、谁易控制……然后形成报告通报给中情局，中情局就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NGO发出指令，开始实地运作。
　　除了“香港人权监察”外，于2019年4月带头发起反修例联署信的还有“台独”组织“台湾永社”“港加联”“澳港联”及幕后策划五年前“占中”的“华人民主书院”等65个本地及海外组织。
　　排在制裁“清单”中第二位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其实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子机构。该协会自1997年开始关注香港事务。
　　发布“研究报告”“调研结果”是这类NGO惯用的手段。成立于1978年的“人权观察”组织就深谙此道。
　　在协会2016年9月发布的名为“香港民主化报告（1997-2016）”中，该协会用看似科学的调研方法，得出香港近年来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民主化程度急剧下降的结论。
　　早在2014年非法“占中”发生时，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就在香港高校、街区举行各类讲座和活动，主题包括“形象建立、演讲技巧以及如何面对传媒”“如何进行资金筹款”等，2006年2月他们还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目的就是影响2007年的区议会选举。
　　这个组织长期介入西藏、新疆和边疆民族地区问题，对一些“疆独”“藏独”分子进行支持。直到今天，该组织仍坚持不懈地污蔑中国政府在疆的民族政策与治理。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同样成立于1983年，同属时任美里根总统的“民主计划”的一部分，它虽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没有隶属关系，但接受后者的资金援助。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智库，该组织66%预算来自美国政府，按照美国的标准，对各国民主自由进行所谓的年度评估，实则干预他国政治。
　　在香港风波中，这些组织无一例外，大量发布“警察暴政”“公民抗命”“侵犯人权”等反政府言论，给反对派和暴徒以鼓励和支持。

手段

　　为何某些NGO会成为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最佳载体？原因是这些NGO在目标国的活动有着十分灵活的手段和特点：既有公开性又有隐秘性，既有直接性又有渗透性。
　　首先，部分西方NGO通常以做科研和社会调查的借口来促使目标地民众思想的改变。比如，这些NGO喜欢研究的课题包括“民主自由”“人权问题”“投票选举”“公民抗命”“非暴力运动”“政权合法性”等。
　　通过这些研究，這些NGO不断抛出具有既定立场的研究报告，将目标社会存在的问题根源归纳为缺乏“民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成实现“民主”，再举行各种研讨会、论坛、培训班，重点影响意见领袖和媒体，最后再影响至社会大众。
　　其次，资金支持是此类NGO发挥影响最直接的手段。西方一些NGO通常以“资助”“捐献”“公关”等理由向选中的代理人、本土NGO、媒体、高校、学生组织甚至政府项目提供资金，以便发动社会运动。
　　最后，在运动酝酿和发动阶段，策略和技巧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香港乱局中，我们看到暴力示威者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策略性和技巧性。其实，这是数年培训的结果。
　　既然美国的某些NGO已经成了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的工具，那其他国家为何不利用本国NGO去“反其道而行之”呢？
　　这还真的很难实现。这方面美国早有防范。早在1938年就搞了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单是他国的NGO，连政府资助的媒体也会被美国司法部盯住。
　　随着部分西方NGO在“颜色革命”中角色和作用的曝光，其他国家也注意到必须对其严加管控。
　　作为西方NGO重点进攻的目标国，俄罗斯在2012年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2015年又颁布了《不受欢迎的组织法》。中国则在201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可惜的是，香港地区并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导致这些NGO有空间、有能力在修例风波中发挥了恶劣的作用。
　　2019年12月3日，针对中国外交部宣布对5个美国NGO做出制裁的决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有关事宜属外交事务，特区政府会按照中央要求作出配合及跟进。
　　愿香港能尽快止暴制乱，恢复和平。
　　（综合摘编自侠客岛、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