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夕，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把政府将要接管房利美与房地美 （下称“两房”）的政策透露给一群华尔街的哥儿们，然而同一天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套话。这件三年前的往事印证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指责美国政府被华尔街挟持，并不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人胡诌出来的。
　　《彭博市场》杂志上月底一篇调查报道详述了保尔森于2008年7月21日和十来个对冲基金巨头在伊顿公园资产管理公司的总部会面。保尔森从政前，在1999到2006年间担任高盛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与这家公司的老总是老同事。列席的还有另外四名在高盛修炼过后出来搞对冲基金的高手。
　　保尔森问这些在座者：如果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市场将做如何反应？大家心里明白，这种纳入政府保护的“国有化”，意味着“两房”的股民面临血本无归，一部分债权人也可能遭受洗劫。在场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当时正在做空“两房”，听了保尔森的话后惊喜交加，尤其是保尔森解说了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的细节，他意识到此事势在必行，果真七周后应验。
　　就在开会的同一天，保尔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美政府部门正着手查“两房”的账，一旦真相公诸于世，就能稳定市场信心。这条消息次日见报后的确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要是保尔森的哥儿们没有独特渠道窥探政府的真正意图，也许会提前平仓。目前不得而知的是，在座的经理有多少利用这条炙手可热的“贴士”建仓和加码卖空，从那些市场上依靠媒体报道的冤大头们手中狠狠地赚一笔。
　　如果保尔森向《纽约时报》说谎是为了安抚市场，那么跟哥儿们透露出的敏感信息又怎么解释呢？
　　这是照顾自己人财货利禄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索尔金的《大而不倒》一书中提到，保尔森于2008年6月在莫斯科和高盛的哥儿们畅谈政府该如何出来救市，他身边的同僚不太自在，要求在座的人不要把谈话外传，显然有些心虚，但保尔森的回忆录《悬崖边上》 压根没有提到这件事。高盛在后来由雷曼兄弟垮台引爆的华尔街风暴中损失最小，也许不完全是巧合。
　　彭博挖掘出来这条三年前的旧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处被驱逐的情况下，适时地提高了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华尔街之间关系的警觉，其重要性应该不亚于“水门事件”。
　　最近欧债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天天出现在新闻上，好像欧元的去留是这两人决定，然而明眼人很敏感地看出来，先后上台的两位叫“马里奥”的技术官僚和高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取代了丑闻缠身的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新总理兼经济部长马里奥•蒙蒂，在2005年曾任高盛顾问；另一位就是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奇，他在2002到2006年之间是高盛欧洲副总裁，在他任内，希腊进入欧元区。为了达到成员国负债不得超过GDP 60%的要求，高盛帮希腊在国际收支上做了手脚，用金融衍生商品把债物包装处理，从账上隐去10亿美元，得以过关，高盛也因此赚了约3亿美元的手续费。欧洲人问：由这些人来处理债务危机，岂非“狐狸看管鸡笼”？
　　两年前，美国《滚石》杂志的一位作者泰比曾把高盛形容成“吸血乌贼”，这个怪物漂洋过海，登陆欧洲，把触角伸到欧洲政经的最高层，比起当年拿破仑战争中的罗斯希尔德财团的影响力更有过之。
　　高盛的兴起和扩张与美国上世纪国力发展同步，它是美国资本文化的缩影。美国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教，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谴责印尼等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美国人认为寡头是别的国家制度缺陷的产物，请问在伊顿公园总部聆听保尔森的那些人不是寡头是什么？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保护银行财团，是道地的“利润私有化、亏损国有化”。
　　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政府的可信任度在国内外受到空前的质疑，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衰退还是其次，更根本的是秉承的价值信念的破产，所以，在美国所乐道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上，保尔森要给世人一个说法。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财经新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