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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听说您多年来在担任责任编辑期间，除了策划选题，审读书稿之外，还亲自动手写了很多评论文章，曾经给一些重要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撰写书评，而我们的感觉是大多数责任编辑都不愿意写书评，能谈谈您为什么这样做吗？
程：这个问题我很愿意回答。我一向认为，作为责任编辑，不写书评是失职的。我要求每个责任编辑对自己审读加工过的书都要写书评。从一部稿子的选题策划，到书稿加工，到市场运作，都倾注了责任编辑的心血，对于一本书最有资格、最有条件撰写书评的就是责任编辑。读者买回去，可能放到书架上不看，唯独责任编辑，你是第一个读者，你最有理由对这本书做出评价。另外，图书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责任编辑始终要考虑这部书稿的两个价值：一是经济价值，一是学术价值。这都是责任编辑应该做出评价的。当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的时候，要求自己对每一本书都要写书评，写起来也不累。由于专业水平所限，有的写得较为深入，有的只是提纲挈领地介绍。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即有利于读者及时了解该书的出版价值和大致内容，同时对图书的发行也是一种宣传，可以吸引读者去购买。举个例子，罗素写过一本《我的哲学发展》，本来作为责任编辑也要写一个对这本书的概括，但是我除了进行概括外，还写了千八百字的提炼文字，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如果不写，对社会是个损失，对自己也是个损失。如果让我现在去写，我还要回过头去看这本书，而在当时趁热打铁，我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来——就这么简单。类似的还有鲍桑葵的《美学史》，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世界名著，我都写了书评。而且和其他的责任编辑比，我的书评是最长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评论集》，一共70万字，其中有我写的三本书的书评，大概就有八、九万字。
关于字数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几百字有几百字的效果，几千字有几千字的功能。总体来讲，写书评是很难的，必须对这本书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写得出来，也才能给学者、学界提供参考。另外还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像观山一样，如果自己的储备不够，知识背景不足，写起来没有高度，就不可能找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可以说，对书的评判没有止境。
记者：据我所知，您除了担任出版社的领导职务之外，还是一位相当知名的美学家，据说曾担任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会会长，并且出版了大量专著，在一些美学会议上也有重要的发言。身兼出版人和学者双重身份，您是否觉得这对出版是一种优势？同时，这种美学专长是否会影响商务国际出书的产品结构？
程：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当年在社科院汝信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创立过青年美学研究会和学术委员会。由于商务印书馆比较有号召力，大家推举我当会长，实际上是出版工作者做了学者的工作。
坦率地讲，我是比较喜欢理论研究的，这对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确是一种优势。但是到了商务国际之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在这边发挥专业长项。如果我到商务国际非要发挥我个人的理论编辑优势，一味继续出版汉译世界名著或其他学术类著作，商务国际可能也就因此而陷入困境。
1998年我到商务国际的时候，出版界的市场化意识已经越来越浓，图书品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出版人策划选题必须理性。当时考虑商务国际不是不能出版理论书籍，但是以出什么书为主，这需要认真定夺。此前，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商务印书馆文库，洋洋洒洒几百种图书，蔚为大观，在读者心中已经形成了公认的品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抢商务印书馆的选题，一是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二是客观上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和能力。
商务国际毕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它仍然具有贵族血统。但是商务国际再高贵，也不可能吃祖辈老本，在老商务的品牌上睡大觉，而是必须理性、慎重地设定商务国际独有的出版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商务国际的核心竞争力。商务印书馆最大的品牌还是工具书——中外文工具书，比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我们决定在商务国际发扬这个优势，力推中外文工具书。
记者：您刚才提到核心竞争力，我想请您简单谈谈商务国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创建的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至今已有13年的历史，相比老商务，它还是个年轻的出版单位。因此，商务国际的原始竞争力还是商务印书馆这个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
商务国际的组建和诞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商务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按照公司制的管理原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定期召开董事会议。它的员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全部面向社会招聘。这样的建制和体制在国内现有的出版社中，还是唯一的。因此，就其基本的管理体制而言，它在许多方面与国内的其他诸多出版社有较大区别，而在许多方面则又与国际上的出版公司较为接近。目前，国家在大力提倡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我们显然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这种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可以视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知道，商务国际每年的出书量并不大，但特色明显，产品结构紧凑，核心竞争力强，您的选题策划能力也被业界所认可。您以前曾经说过，出版凭感觉，也说过，选题是出版社的命脉。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策划理念或者说感觉。
程：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选题是出版社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我抓选题就是凭感觉。也许有人说，感觉是唯心的，策划怎么能凭感觉呢？我不这样认为。语言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部稿子放在面前，能不能出版，我的感觉很快就出来了。所以说感觉是很直观的，也是很可靠的东西。
有些非常好的稿子我认为不适合在商务国际出，拿过来我也没有感觉。这种感觉综合了我的多种思考，比如即便是一位著名水稻专家写的稿子，可能稿件质量很高，商务能出吗？如果出版农民会信吗？相反，买字典读者首先会考虑商务的。商务牌子大，但不是什么都能出，这是我判断选题的第一感觉，即是否适合我们出版；其次，还要考虑成本问题、学术质量问题、市场前景问题，有些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政治问题，久而久之，这些也成为感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本质上，感觉不是唯心的，而是一种直观有效的经验判断。
记者：商务国际是海内外“五家商务”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这种股份制结构在中国出版界是十分罕见的，您作为这种独有体制的企业掌门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也就是说，在经营管理这个企业时，是否能感到体制的便利或者束缚？
程：与其他正在转制的兄弟出版社相比，我们的确具备一些体制上的优势，可以说是具有比较先进的机制优势，这肯定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多便利，其主要体现在用人上。同时这个问题也要从两个方面看，我们既然是唯一的，也就不免有些“孤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优势很明显，但发挥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单位体制与社会大环境如果相去甚远，员工接受起来就会有难度。同样是年轻人，在传统体制下可以当处长、局长，或者当教授、研究员，而在我这儿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员工心里肯定会不平衡。现在不同了，社会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很多人反而愿意到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再看重国有企业和干部身份，我们这种优势才得以凸现。
商务国际实行的是全员聘任制，除了我本人是体制内的人，算是国家干部以外，其他全都面向社会招聘。现在和我刚上任时比，人员基本上换了一遍，可见优胜劣汰的力度有多大。我不敢说用的是最优秀的人才，但肯定是最合适的人才，因为只有合适的才是优秀的。
对于出版行业推行的转企改制，我认为不是简单地换牌登记就行了，员工思想、领导观念都要相应转变。最典型的就是怎样看待企业成本，企业就是要追求成本的最低化和效益的最大化，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要追求最大效益，就要控制最低成本，尤其是要控制原材料成本和人员成本。当年商务创始人张元济信封都要两面用，这里面可能只节约了一分钱，但却培养了员工的节约意识，我们很好地坚持了这个传统。目前商务国际的员工只有25人，可以说是已经精简到了极限。
记者：近年来商务国际出版过不少中外语文工具书，工具书的读者大多是学生，因此可以说工具书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兴衰，商务国际在策划编辑工具书的过程中，是怎样确保质量，履行社会责任的？
程：商务国际主要出版中外文语言工具类图书，这类辞书对文字质量、编辑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有些辞书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发行要经过多年的时间。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和商务国际正在努力形成一个大的出版家族，内部既有和谐交流沟通，又有相对分工合作的局面。尽管二者都有辞书出版优势，但前者主要出版高端产品，后者主要出版中低端产品。好在我们继承了老商务的严谨作风，对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严把政治、学术质量关，凭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多年工作的良知与责任，我对商务国际的产品是有自信的。无论是外语类图书、汉语类图书，还是科技创新类图书，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同行的认可。
在商务国际历年所出版的图书中，没有一本不良的读本。其中如《最新高级英汉词典》和《汉语同义词词典》等分别荣获“中国辞书奖”和“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等。我们推出的中小学语言工具书在开卷市场调查的市场占有率前100种中占了30种，市场份额居第一位。去年我们的图书重印率达到112%，有些一年能重印4、5次，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图书的出版成本。
记者：您做过多年出版企业的负责人，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产业的竞争肯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大力倡导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您认为怎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出版企业做大做强？
程：作为领导，尤其是出版企业的领导，必须要有精品意识并实施品牌战略。我到商务国际，首要的任务是不辱使命，把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商务国际的品牌。要实现这一点，前提就是按规律决策，按规则办事。进一步说，我们要认识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顺应规律。我向来倡导巧干，坚决反对拙干、蛮干，巧干才是科学发展观。
在出版格局上，我们也有自己的考虑。出版有取舍。商务国际每年的出书量并不大，但是我们坚守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品位。商务印书馆的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出版社一本赔本书都不出，文明将毁灭；一个出版社每本书都赔本，文明也将毁灭。”有些书不赚钱，但是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有利于提升商务国际的品牌，我们也要坚持出版，这涉及到一个出版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问题。
现在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的确异常激烈，有的可以说已经开始进入白热化。过去我们即便出一本小词典，在西单图书大厦上市的时候，群众都要排队购买，现在这种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同类书太多了，供过于求。很多出版社一方面库存积压，一方面还在不断造货，盲目扩张，选题资源跟不上，作者资源跟不上，管理水平跟不上，看似做大了，其实内里很空，并没有做大做强。之所以有些出版社难以为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味盲目扩张，结果导致全面亏损，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大倒退的教训例子还少吗？因此，关于做大做强的问题，我向来主张出版企业首先要做强，而后，在做强的基础上再量力而行，谨慎扩张。
采访结束后，程孟辉指着桌上的一堆像砖头一样厚重的辞书，不无自豪地对我说：“直到今天，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策划的图书都能‘站’起来，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做砖头”，“做砖头”不是为了放在那里当摆设，而是为了要让读者能购买，今年卖，明年卖，十年八年不会过时。这个愿望实现了。”一边说，一边把词典一本本地立在桌子上，铿锵有力。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程：这个问题我很愿意回答。我一向认为，作为责任编辑，不写书评是失职的。我要求每个责任编辑对自己审读加工过的书都要写书评。从一部稿子的选题策划，到书稿加工，到市场运作，都倾注了责任编辑的心血，对于一本书最有资格、最有条件撰写书评的就是责任编辑。读者买回去，可能放到书架上不看，唯独责任编辑，你是第一个读者，你最有理由对这本书做出评价。另外，图书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责任编辑始终要考虑这部书稿的两个价值：一是经济价值，一是学术价值。这都是责任编辑应该做出评价的。当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的时候，要求自己对每一本书都要写书评，写起来也不累。由于专业水平所限，有的写得较为深入，有的只是提纲挈领地介绍。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即有利于读者及时了解该书的出版价值和大致内容，同时对图书的发行也是一种宣传，可以吸引读者去购买。举个例子，罗素写过一本《我的哲学发展》，本来作为责任编辑也要写一个对这本书的概括，但是我除了进行概括外，还写了千八百字的提炼文字，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如果不写，对社会是个损失，对自己也是个损失。如果让我现在去写，我还要回过头去看这本书，而在当时趁热打铁，我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来——就这么简单。类似的还有鲍桑葵的《美学史》，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世界名著，我都写了书评。而且和其他的责任编辑比，我的书评是最长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评论集》，一共70万字，其中有我写的三本书的书评，大概就有八、九万字。
关于字数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几百字有几百字的效果，几千字有几千字的功能。总体来讲，写书评是很难的，必须对这本书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写得出来，也才能给学者、学界提供参考。另外还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像观山一样，如果自己的储备不够，知识背景不足，写起来没有高度，就不可能找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可以说，对书的评判没有止境。
记者：据我所知，您除了担任出版社的领导职务之外，还是一位相当知名的美学家，据说曾担任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会会长，并且出版了大量专著，在一些美学会议上也有重要的发言。身兼出版人和学者双重身份，您是否觉得这对出版是一种优势？同时，这种美学专长是否会影响商务国际出书的产品结构？
程：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当年在社科院汝信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创立过青年美学研究会和学术委员会。由于商务印书馆比较有号召力，大家推举我当会长，实际上是出版工作者做了学者的工作。
坦率地讲，我是比较喜欢理论研究的，这对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确是一种优势。但是到了商务国际之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在这边发挥专业长项。如果我到商务国际非要发挥我个人的理论编辑优势，一味继续出版汉译世界名著或其他学术类著作，商务国际可能也就因此而陷入困境。
1998年我到商务国际的时候，出版界的市场化意识已经越来越浓，图书品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出版人策划选题必须理性。当时考虑商务国际不是不能出版理论书籍，但是以出什么书为主，这需要认真定夺。此前，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商务印书馆文库，洋洋洒洒几百种图书，蔚为大观，在读者心中已经形成了公认的品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抢商务印书馆的选题，一是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二是客观上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和能力。
商务国际毕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它仍然具有贵族血统。但是商务国际再高贵，也不可能吃祖辈老本，在老商务的品牌上睡大觉，而是必须理性、慎重地设定商务国际独有的出版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商务国际的核心竞争力。商务印书馆最大的品牌还是工具书——中外文工具书，比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我们决定在商务国际发扬这个优势，力推中外文工具书。
记者：您刚才提到核心竞争力，我想请您简单谈谈商务国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创建的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至今已有13年的历史，相比老商务，它还是个年轻的出版单位。因此，商务国际的原始竞争力还是商务印书馆这个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
商务国际的组建和诞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商务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按照公司制的管理原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定期召开董事会议。它的员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全部面向社会招聘。这样的建制和体制在国内现有的出版社中，还是唯一的。因此，就其基本的管理体制而言，它在许多方面与国内的其他诸多出版社有较大区别，而在许多方面则又与国际上的出版公司较为接近。目前，国家在大力提倡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我们显然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这种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可以视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知道，商务国际每年的出书量并不大，但特色明显，产品结构紧凑，核心竞争力强，您的选题策划能力也被业界所认可。您以前曾经说过，出版凭感觉，也说过，选题是出版社的命脉。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策划理念或者说感觉。
程：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选题是出版社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我抓选题就是凭感觉。也许有人说，感觉是唯心的，策划怎么能凭感觉呢？我不这样认为。语言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部稿子放在面前，能不能出版，我的感觉很快就出来了。所以说感觉是很直观的，也是很可靠的东西。
有些非常好的稿子我认为不适合在商务国际出，拿过来我也没有感觉。这种感觉综合了我的多种思考，比如即便是一位著名水稻专家写的稿子，可能稿件质量很高，商务能出吗？如果出版农民会信吗？相反，买字典读者首先会考虑商务的。商务牌子大，但不是什么都能出，这是我判断选题的第一感觉，即是否适合我们出版；其次，还要考虑成本问题、学术质量问题、市场前景问题，有些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政治问题，久而久之，这些也成为感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本质上，感觉不是唯心的，而是一种直观有效的经验判断。
记者：商务国际是海内外“五家商务”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这种股份制结构在中国出版界是十分罕见的，您作为这种独有体制的企业掌门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也就是说，在经营管理这个企业时，是否能感到体制的便利或者束缚？
程：与其他正在转制的兄弟出版社相比，我们的确具备一些体制上的优势，可以说是具有比较先进的机制优势，这肯定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多便利，其主要体现在用人上。同时这个问题也要从两个方面看，我们既然是唯一的，也就不免有些“孤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优势很明显，但发挥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单位体制与社会大环境如果相去甚远，员工接受起来就会有难度。同样是年轻人，在传统体制下可以当处长、局长，或者当教授、研究员，而在我这儿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员工心里肯定会不平衡。现在不同了，社会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很多人反而愿意到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再看重国有企业和干部身份，我们这种优势才得以凸现。
商务国际实行的是全员聘任制，除了我本人是体制内的人，算是国家干部以外，其他全都面向社会招聘。现在和我刚上任时比，人员基本上换了一遍，可见优胜劣汰的力度有多大。我不敢说用的是最优秀的人才，但肯定是最合适的人才，因为只有合适的才是优秀的。
对于出版行业推行的转企改制，我认为不是简单地换牌登记就行了，员工思想、领导观念都要相应转变。最典型的就是怎样看待企业成本，企业就是要追求成本的最低化和效益的最大化，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要追求最大效益，就要控制最低成本，尤其是要控制原材料成本和人员成本。当年商务创始人张元济信封都要两面用，这里面可能只节约了一分钱，但却培养了员工的节约意识，我们很好地坚持了这个传统。目前商务国际的员工只有25人，可以说是已经精简到了极限。
记者：近年来商务国际出版过不少中外语文工具书，工具书的读者大多是学生，因此可以说工具书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兴衰，商务国际在策划编辑工具书的过程中，是怎样确保质量，履行社会责任的？
程：商务国际主要出版中外文语言工具类图书，这类辞书对文字质量、编辑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有些辞书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发行要经过多年的时间。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和商务国际正在努力形成一个大的出版家族，内部既有和谐交流沟通，又有相对分工合作的局面。尽管二者都有辞书出版优势，但前者主要出版高端产品，后者主要出版中低端产品。好在我们继承了老商务的严谨作风，对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严把政治、学术质量关，凭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多年工作的良知与责任，我对商务国际的产品是有自信的。无论是外语类图书、汉语类图书，还是科技创新类图书，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同行的认可。
在商务国际历年所出版的图书中，没有一本不良的读本。其中如《最新高级英汉词典》和《汉语同义词词典》等分别荣获“中国辞书奖”和“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等。我们推出的中小学语言工具书在开卷市场调查的市场占有率前100种中占了30种，市场份额居第一位。去年我们的图书重印率达到112%，有些一年能重印4、5次，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图书的出版成本。
记者：您做过多年出版企业的负责人，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产业的竞争肯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大力倡导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您认为怎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出版企业做大做强？
程：作为领导，尤其是出版企业的领导，必须要有精品意识并实施品牌战略。我到商务国际，首要的任务是不辱使命，把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商务国际的品牌。要实现这一点，前提就是按规律决策，按规则办事。进一步说，我们要认识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顺应规律。我向来倡导巧干，坚决反对拙干、蛮干，巧干才是科学发展观。
在出版格局上，我们也有自己的考虑。出版有取舍。商务国际每年的出书量并不大，但是我们坚守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品位。商务印书馆的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出版社一本赔本书都不出，文明将毁灭；一个出版社每本书都赔本，文明也将毁灭。”有些书不赚钱，但是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有利于提升商务国际的品牌，我们也要坚持出版，这涉及到一个出版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问题。
现在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的确异常激烈，有的可以说已经开始进入白热化。过去我们即便出一本小词典，在西单图书大厦上市的时候，群众都要排队购买，现在这种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同类书太多了，供过于求。很多出版社一方面库存积压，一方面还在不断造货，盲目扩张，选题资源跟不上，作者资源跟不上，管理水平跟不上，看似做大了，其实内里很空，并没有做大做强。之所以有些出版社难以为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味盲目扩张，结果导致全面亏损，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大倒退的教训例子还少吗？因此，关于做大做强的问题，我向来主张出版企业首先要做强，而后，在做强的基础上再量力而行，谨慎扩张。
采访结束后，程孟辉指着桌上的一堆像砖头一样厚重的辞书，不无自豪地对我说：“直到今天，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策划的图书都能‘站’起来，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做砖头”，“做砖头”不是为了放在那里当摆设，而是为了要让读者能购买，今年卖，明年卖，十年八年不会过时。这个愿望实现了。”一边说，一边把词典一本本地立在桌子上，铿锵有力。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