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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对郑州市已婚80后女性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郑州市80后已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为64%，经济因素是制约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了以家庭为单元对生育行为进行补贴，以及对哺乳期结束后的育龄妇女提供职业培训的政策建议，以降低生育行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关键词：城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人口老龄化”的新历史阶段。盡管2016年我国已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作为人口生育主力军的80后一代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二孩生育热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农村相比，城市80后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针对这一社会现象，研究城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助在郑州市进行的调研结果为基础，对郑州市80后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指标测度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它包含数量（理想子女数）、性别（性别偏好）及生育时间（理想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以及生育动机等诸要素（顾宝昌，1992）。本文以“是否愿意生育二胎”作为被调查对象生育意愿的测度。
二、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发现，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
从宏观来看，TFR（总和生育率）与富裕程度成反向关系的规律性（张晶，2013）。从微观来看，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很明显，在孩子成本中，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同时，在孩子效用中，孩子能带来的经济效用也是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谭雪萍，2015）。
（二）社会因素
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带来了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就业岗位不足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高房价高物价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为公民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促使年轻人投入更长的时间在自身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导致婚育年龄推迟，育龄人口生育能力下降，对生育意愿带来不利影响。社会医疗资源的紧张、配套资源的不足，都会压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为例，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两孩生育意愿逐步释放，不少公立医院产科孕妇建档一号难求。这会反过来抵消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正面影响。
（三）政策因素
国家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体的生育水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变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831 万，同比增长6.9%;两孩出生比重为44.6%，与去年相比，上升了6.7个百分点。
（四）家庭和个人因素
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家庭因素中，有些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有些发挥负向的抑制作用。
伴随养老成本的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生育二胎为未来的养老提供保障，无论是出于情感保障还是物质保障。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生育二胎优化孩子教育，避免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促进孩子成才。此外，“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儿女双全”、“顶门立户”等传统观念仍在发挥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激励作用。穆峥，谢宇（2015），借助于量表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调查研究生育水平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验证了生育更多孩子会给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更高的总体主观水平的理论设想。
（五）其他因素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除了前面所总结出来的普遍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如育龄人群的教育水平等，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是许多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二孩生育意愿分析结果
研究数据来源于项目组2018 年3 月—6 月期间在郑州市做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郑州市80后已婚女性。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03 份，收集到了被调查对象家庭、个人、工作等方面的客观信息、被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信息。结果统计分析结果表明，64%的被调查对象想生育二孩，36%的被调查者不想生育二孩，因此，郑州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为64%。
（二）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共收集到已婚80后女性填写的有效问卷403份。调查结果显示，从80后城市已婚女性的视角来看，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类型多，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是否有人照料孩子”成为首要的影响因素，74.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该因素会对自身的二孩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其次是经济状况，影响比例达到67.7%;第三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影响比例达到62.5%;第四是被调查对象目前的工作学习状况，45.9%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学习与二孩生育之间会存在一定矛盾;38.5%的被调查者认为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行为;35.2%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住房状况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行为;而34.2%的被调查者则体现出为第一个孩子找个伴的二孩生育动机;24.3%的被调查者体现出“养儿防老”的二孩生育动机;24.1%的被调查者认为夫妻感情会影响自身的生育行为;16.9%的被调查者的二孩生育行为会受到第一个孩子性别的影响;11.4%的被调查者在二孩生育决策中会受到子女健康意外风险的影响;仅有5.7%的被调查者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另有1%的被调查者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目前的社会治理体系下，经济因素和家庭因素成为二孩生育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传统的“养儿防老”、“儿女双全”、“传宗接代”生育观念产生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二孩生育决策中的影响退居次要地位，追求家庭幸福和个人的价值观的理念也使80后已婚女性逐渐摆脱周围人的影响，在生育决策中独立思考。 另外，也可以把上述因素分为短期的现实因素和长期的未来因素、正向激励因素和负向制约因素。包括孩子照料在内的经济因素成为生育中的主要负向制约因素，而“让孩子有个伴”、使“老年照料和保障”以及防范“子女健康意外风险”这些在未来发生作用的正向激勵作用对二孩生育的拉动作用则显得力不从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前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追根溯源，这些表象背后的根源还是家庭经济能力的问题。生育二孩后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与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度变化紧密相关，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之一的80后已婚女性，如果因为生育而影响了工作和获得收入的能力，将会影响到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二孩的生育意愿。
（二）政策建议
1.以家庭为对象实施配套的经济补偿政策
补偿的范围包括女性生育期间家庭收入的减少与二孩生养费用的一部分。目前的生育保险仅能补偿女性部分的收入损失，背后原因在于法定产假时间和生育津贴领取时间短，连基本的哺乳期都不能覆盖;生育保险也只能补偿产前和生产过程中的医疗费用，孩子出生后的养育费用完全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医疗费用由医保部分报销，这些都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延长女性的法定产假和相应的生育津贴发放时间;第二，增加婴幼儿医保报销比例;第三，通过减免个税或增加补贴的方式弥补部分家庭养育成本。
2.针对二孩家庭就业困难女性开展就业培训和创业支持计划
要增强女性生育二孩后的家庭地位就要增强女性的经济地位，前面分析表明，14%的被调查者认为生育二孩后自身的家庭地位会下降，这与其收入创造能力下降直接相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因二孩生育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竞争力，还可能错失一些升迁发展的机会，甚至会面临就业的困难。建议政府、社区和社会公益组织关注这部分就业困难人群，结合这类女性自身的特点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其提供更有发展前途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计划。让这部分难以和传统就业渠道对接的女性转型到新经济模式中就业，实现人生新的蜕变和跨越。改变部分职业女性心中对生育二孩与职业生涯二者关系的传统认知，让其认识到生育二孩不是在“毁坏职业生涯”，而是“开创职业生涯”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闫萍.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3）.
[2] 谭雪萍.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5（2）：1-12.
基金来源：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7年科研项目“照料资源内生供给约束下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编号：2017-YB-37）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城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人口老龄化”的新历史阶段。盡管2016年我国已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作为人口生育主力军的80后一代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二孩生育热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农村相比，城市80后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针对这一社会现象，研究城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助在郑州市进行的调研结果为基础，对郑州市80后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指标测度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它包含数量（理想子女数）、性别（性别偏好）及生育时间（理想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以及生育动机等诸要素（顾宝昌，1992）。本文以“是否愿意生育二胎”作为被调查对象生育意愿的测度。
二、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发现，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
从宏观来看，TFR（总和生育率）与富裕程度成反向关系的规律性（张晶，2013）。从微观来看，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很明显，在孩子成本中，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同时，在孩子效用中，孩子能带来的经济效用也是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谭雪萍，2015）。
（二）社会因素
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带来了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就业岗位不足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高房价高物价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为公民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促使年轻人投入更长的时间在自身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导致婚育年龄推迟，育龄人口生育能力下降，对生育意愿带来不利影响。社会医疗资源的紧张、配套资源的不足，都会压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为例，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两孩生育意愿逐步释放，不少公立医院产科孕妇建档一号难求。这会反过来抵消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正面影响。
（三）政策因素
国家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体的生育水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变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831 万，同比增长6.9%;两孩出生比重为44.6%，与去年相比，上升了6.7个百分点。
（四）家庭和个人因素
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家庭因素中，有些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有些发挥负向的抑制作用。
伴随养老成本的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生育二胎为未来的养老提供保障，无论是出于情感保障还是物质保障。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生育二胎优化孩子教育，避免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促进孩子成才。此外，“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儿女双全”、“顶门立户”等传统观念仍在发挥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激励作用。穆峥，谢宇（2015），借助于量表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调查研究生育水平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验证了生育更多孩子会给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更高的总体主观水平的理论设想。
（五）其他因素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除了前面所总结出来的普遍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如育龄人群的教育水平等，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是许多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二孩生育意愿分析结果
研究数据来源于项目组2018 年3 月—6 月期间在郑州市做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郑州市80后已婚女性。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03 份，收集到了被调查对象家庭、个人、工作等方面的客观信息、被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信息。结果统计分析结果表明，64%的被调查对象想生育二孩，36%的被调查者不想生育二孩，因此，郑州市80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为64%。
（二）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共收集到已婚80后女性填写的有效问卷403份。调查结果显示，从80后城市已婚女性的视角来看，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类型多，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是否有人照料孩子”成为首要的影响因素，74.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该因素会对自身的二孩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其次是经济状况，影响比例达到67.7%;第三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影响比例达到62.5%;第四是被调查对象目前的工作学习状况，45.9%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学习与二孩生育之间会存在一定矛盾;38.5%的被调查者认为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行为;35.2%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住房状况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行为;而34.2%的被调查者则体现出为第一个孩子找个伴的二孩生育动机;24.3%的被调查者体现出“养儿防老”的二孩生育动机;24.1%的被调查者认为夫妻感情会影响自身的生育行为;16.9%的被调查者的二孩生育行为会受到第一个孩子性别的影响;11.4%的被调查者在二孩生育决策中会受到子女健康意外风险的影响;仅有5.7%的被调查者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另有1%的被调查者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目前的社会治理体系下，经济因素和家庭因素成为二孩生育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传统的“养儿防老”、“儿女双全”、“传宗接代”生育观念产生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二孩生育决策中的影响退居次要地位，追求家庭幸福和个人的价值观的理念也使80后已婚女性逐渐摆脱周围人的影响，在生育决策中独立思考。 另外，也可以把上述因素分为短期的现实因素和长期的未来因素、正向激励因素和负向制约因素。包括孩子照料在内的经济因素成为生育中的主要负向制约因素，而“让孩子有个伴”、使“老年照料和保障”以及防范“子女健康意外风险”这些在未来发生作用的正向激勵作用对二孩生育的拉动作用则显得力不从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前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追根溯源，这些表象背后的根源还是家庭经济能力的问题。生育二孩后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与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度变化紧密相关，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之一的80后已婚女性，如果因为生育而影响了工作和获得收入的能力，将会影响到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二孩的生育意愿。
（二）政策建议
1.以家庭为对象实施配套的经济补偿政策
补偿的范围包括女性生育期间家庭收入的减少与二孩生养费用的一部分。目前的生育保险仅能补偿女性部分的收入损失，背后原因在于法定产假时间和生育津贴领取时间短，连基本的哺乳期都不能覆盖;生育保险也只能补偿产前和生产过程中的医疗费用，孩子出生后的养育费用完全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医疗费用由医保部分报销，这些都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延长女性的法定产假和相应的生育津贴发放时间;第二，增加婴幼儿医保报销比例;第三，通过减免个税或增加补贴的方式弥补部分家庭养育成本。
2.针对二孩家庭就业困难女性开展就业培训和创业支持计划
要增强女性生育二孩后的家庭地位就要增强女性的经济地位，前面分析表明，14%的被调查者认为生育二孩后自身的家庭地位会下降，这与其收入创造能力下降直接相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因二孩生育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竞争力，还可能错失一些升迁发展的机会，甚至会面临就业的困难。建议政府、社区和社会公益组织关注这部分就业困难人群，结合这类女性自身的特点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其提供更有发展前途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计划。让这部分难以和传统就业渠道对接的女性转型到新经济模式中就业，实现人生新的蜕变和跨越。改变部分职业女性心中对生育二孩与职业生涯二者关系的传统认知，让其认识到生育二孩不是在“毁坏职业生涯”，而是“开创职业生涯”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闫萍.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3）.
[2] 谭雪萍.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5（2）：1-12.
基金来源：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7年科研项目“照料资源内生供给约束下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编号：2017-YB-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