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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红色经典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最早的接触是小学课本， 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和传奇经历，曾深深打动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成人后，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会将这许多童年记忆和真挚感受统统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红色经典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最早的接触是小学课本， 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和传奇经历，曾深深打动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直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我跟父亲当红军》里面那个倔强的、穿着一双大鞋“踢踢拖拖”跟着红军至死不离、最后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的小红军；记得那个将自己的干粮给了一对饿倒的母子、而自己永远留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更记得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神奇和威武，而贺龙元帅那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成了多少男孩心目中英雄的标杆，影响了他们一生性格的成长和奋斗精神。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成人后，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会将这许多童年记忆和真挚感受统统连接在了一起。
（一）
2006年年初，我从总政调到解放军出版社任职，意外得知当年享誉全国的《星火燎原》有相当一大批未被刊用的征文稿件，至今默默地封存在出版社的文库里。我调出来一看，心头一震：不少作者是开国将军、甚至元帅，征文内容涉及我军建军、初创直到解放，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未被刊用，历经岁月磨砺之后如今再看，弥足珍贵！我们决心将这批未被刊用的稿件出版，为党史军史提供新的、权威的补充，为当年《星火燎原》征文划上一个完整圆满的句号。当初，为是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这件事，我心中是有疑虑的。编辑这样一套大书，要经费，要人力，要时间，今天的图书已然走向商品市场，一套码洋这样高的大书，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最后可能会赔得很惨。经过反复论证研究，我们还是定下决心，一定要出，而且要出好，这不仅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今天的军队建设负责。就这样，我走进了编辑出版《星火燎原》系列图书的漫长岁月。这一投入，就是四年。
正是在编辑出版《星火燎原》的这些年里，我和贺捷生大姐相遇了。现在想想看，既是巧合，也是注定。贺捷生大姐我早就听说过，也见过她。我于1983年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当时贺捷生大姐在总政干部部编研室当主任，我们同在总政旃坛寺食堂吃饭，有几次在食堂见过她，别人告诉我说这是贺老总的女儿，我记得当时简直有些惊奇：她简直太秀气、甚至有点太羸弱了，让人怎么也不可能将她和威猛传奇的贺老总联系在一起。
《星火燎原》未刊稿和全集从编辑到问世，引起了许多开国将帅子女的关心和参与，而贺捷生大姐对这套书则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支持。说起来，或许这确和贺龙元帅分不开。1957年，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建军30周年的日子。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也刚刚结束，是坐下来认真回顾和总结我军这三十年英勇奋战历史的时候了。在刘伯承、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帅倡议下，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向全军和全国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征文活动结束后，将征文结集出书，这正是后来《星火燎原》的起源。在征文活动中，贺龙元帅带头撰写了《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贺捷生大姐回忆父亲当年倡议写征文的缘由时说：“父亲认为，让老同志写回忆录，不是要他们宣扬自己的功绩，而是要把他们的理想、追求、忠诚、奋斗等等宝贵的精神财富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给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一份旁证。”听贺大姐说，1958年，当《星火燎原》出版后，贺龙元帅把这套书带回了家中，在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当孩子们争先恐后上前抢着想第一个看到书时，他却在一旁给孩子们使眼色，意思是叫他们不要抢，要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先看。聪慧的贺捷生一下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静静地退到了一边，而那以后，《星火燎原》便成了贺捷生爱不释手的书，里面的许多经典故事，她至今都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二）
在编辑全集过程中，我们为《星火燎原》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比如加入了作者简介、相关知识链接，同时为文章配了大量的相关图片。我们为第14卷578页《为二、四方面军战友缝衣服》一文配了这样一张图片：红二方面军部分人员1937年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的合影，照片中有贺龙、关向应、周士第、蹇先任等同志，在蹇先任同志和另一位女红军之间，有一个圆头大眼、稚气可爱的小孩。贺捷生大姐见了这张图片，惊喜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偎依在妈妈身边的孩子，就是我啊！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张图片的？”后来在我们举办的《星火燎原》作者子女同清华大学国防生举行的座谈会上，贺捷生大姐说：“我第一个讲，不为别的，因为今天来的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大的。我今年76岁了，大家看我又矮又小，不太像个女将军，其实我的父母长得都挺高大，我长得这么矮小，是有原因的。”由这样一席话开头，贺大姐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带入了她跟随父母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1935年11月1日，当在湘西担任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的红二、六军团传来胜利捷报的时候，也传来了军团长贺龙女儿出生的喜讯。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兴奋之中，给这个在红军捷报声中诞生的婴儿起名“捷生”。19天后，即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长征。而捷生，这个还没满月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就在妈妈的背上，随着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贺捷生说：“我真有点生不逢时，他们说我是长征路上一个放不下的行李卷，别的枪呀背包呀都可以放下，而我永远都是要在父母怀里的。”当母亲虚弱得抱不动她时，她被父亲抱在怀里。有一次，由于父亲专注于指挥战斗，怀里的孩子掉下去了也没有察觉，幸亏后面的战士听到田里有哭声把她捡了回来，这才得以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过雪山时，母亲背着她，当千辛万苦终于翻过雪山又听到了她的哭声时，母亲也激动地哭了。母亲搂着她亲着，说：“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都没夺走你！”小捷生的哭声这时在母亲和战士们的耳中成了最美的天籁之声！只要这哭声还在，就说明生命还在，希望还在。要知道，就是在那次过雪山，她母亲年仅15岁的小弟蹇先超就牺牲在这冰冷的雪山上了！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她送人，但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又极度缺乏的她总是在生病，父母见她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她，只好一直带着走。也许因为是红军的后代，天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几度病得气若游丝，又几度重新睁开黑亮的眼睛。回忆起那段往事，贺大姐深情地说：“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长征那么艰苦能把我带下来，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连毛主席的孩子都送了人了。”
过草地时，由于行进在部队的后面，没有东西吃，连地上的野草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饥饿之下大家开始尝试去吃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许多人就因为误食了有毒的草而牺牲了。为此，红二方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由他们试吃野草，证实没有毒性再让大家吃。人们把试吃过的野草嚼碎以后喂她，野草又苦又涩，她不肯吃，好不容易吃下去又吐出来，周围的红军叔叔伯伯就对她说：“小毛毛啊，你一定要吃，不吃怎么能活着走出草地，怎么接我们革命的班呢？”不知是听懂了叔叔伯伯的话还是实在太饿了，小捷生一口一口把苦涩的野草咽了下去。就这样，贺捷生作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在父母亲的怀抱中走过了她的万里长征之路，但艰难的环境和极度的营养缺乏，使得她后来再也没有可能长得高大健壮。
一张照片里，居然深藏着这样动人的一个故事。我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身材看上去那样羸弱，不像她的父亲。但贺捷生的骨子里却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孤傲、坚强，一旦认准一个目标，百折不回。由于父亲的缘故，她在文革中受尽坎坷。在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她才得以重新工作，回到北京。1991年，她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任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主持编撰了《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这段任职经历使她得以有机会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历程，也让她对中国革命斗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似乎越来越有一种宿命感，那就是如何继承老一辈的遗志、使革命传统一代一代永远传递下去。当听说我们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和《星火燎原》全集，她比所有人都更高兴、更感动，同时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支持。我们在《星火燎原·未刊稿》编辑过程中，她就经常通过电话的方式和责任编辑交流，对一些史实进行甄别和提出看法。2007年7月21日，《星火燎原·未刊稿》发行之际，我社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当时请来了一批老革命家、开国将帅子女到会为我们剪彩、讲话。贺大姐当时身体虚弱，原本那些天在家里哪都不去的，听说了是《星火燎原》的事，毅然地来了，和其他将帅子女一起，在似火的烈日之下站成一排。那天天气酷热，我们都有些担心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们是否吃得消，可贺大姐和刘少奇主席之子刘源、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以及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等毫无难色，就那样顶着骄阳呈半弧形站着，那端正的军姿，肃穆的神情，就像面对千万英烈、接受他们的检阅一样。贺大姐那天在发言中说：“《星火燎原·未刊稿》把当年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写就、未及出版的这些稿件整理出版，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抢救了文物，抢救了历史。因为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在这部书里，凝结了无数革命先辈的鲜血……”说到这里，她用手轻轻抹了一下眼角，动作很轻，像是不愿意让人们注意到，但我们注意到了，她的眼角湿润了。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的思绪，一定重新回到了那个让她一生一世都永难忘怀的年代。她曾告诉过我们贺龙元帅给她讲过的往事：如果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算起，到1949年全国解放，湘西地区仅桑植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6万多人，仅贺家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贺龙元帅说：“我想他们哪！今天我们胜利了，掌握政权了，他们这些烈士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亲人怎么样了？捷生，找个时间你跟我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贺捷生永远也忘不了，父亲说这话时，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这泪光让她震撼了，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带兵作战叱咤风云的父亲从来没有流过泪。贺捷生讲述这些的时候，也几乎要落泪了：“所以，我一定要尽我所能，为革命先烈和老区的父老乡亲多做些事，这既是还父亲的心愿，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三）
捷生大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来，她经常回湘西老家探访，坚持不懈地为老区建设和教育奔走呼吁。除了捐钱、捐物，她还到处募集书籍，为老区孩子捐书、捐电脑。她总是关心着老家的那些沾边不沾边的亲戚，每当平时积攒下来的衣物到了一定程度就托人带回去或邮寄回湘西。有一次，她整理了两个纸箱的衣物，一个纸箱里是自己平时换季穿的衣服，另一个是准备寄回老家的衣物，结果家里的小战士忙中添乱，将装着她自己衣物的纸箱寄回了老家。等到秋风乍起该换季的时候，大姐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都没了，一问，才知道是当初纸箱被掉了包，赶紧给老家的侄女打电话，叫他们把自己还要穿的衣服弄回来。侄女在电话里说：“姑姑，不行了，都穿了下地了。”听起来是个笑话，却让人感受到了大姐和家乡乡亲的血肉亲情。如果以为，她身为元帅女儿、又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应该很富有，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她的生活非常俭朴，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拮据。这也许是因为她热心公益、家里家外花销大、而个人收入又极其有限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仅在湖南桑植贺龙中学一处，她就捐赠了价值16万元的图书、书架和电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经常就老区建设和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递交提案。这样一个对历史、对革命、对前辈、对乡亲都充满感情的大姐，对于我们《星火燎原》会产生怎样的的感情和共鸣，是可以想见的。只要是我们的活动，她不管有多忙，身体多不适，都会义不容辞地前往，从不讲条件。
当《星火燎原》全集终于面世，我们于去年5月在清华大学与《星火燎原》作者子女和清华国防生座谈时，知道她身体不好，还是怀着一线希望邀请了她。刚从医院输液回来的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开会那天，她早早地到了会场，第一个带头发言，表达了对《星火燎原》的极大热情和支持。面对莘莘学子，她发自肺腑地说：“5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那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尽快完成学业，然后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事业中去。而50年后的今天再来谈信仰，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信仰已经不是一句话、一个概念那么简单了。它似乎变得多元，变得更趋功利化，但也许正是由于如此，我们今天的谈论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来谈理想和信仰，显得很多余和不合时宜，而在我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最高的追求，不论社会如何发展，不论经济怎样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信仰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沉沦和没落。要知道，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而缺失了信仰和理想的社会，即使它再光怪陆离，也只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从大姐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啊！我们作为编书人，一套书，能遇上这样的知己，足矣。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红色经典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最早的接触是小学课本， 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和传奇经历，曾深深打动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直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我跟父亲当红军》里面那个倔强的、穿着一双大鞋“踢踢拖拖”跟着红军至死不离、最后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的小红军；记得那个将自己的干粮给了一对饿倒的母子、而自己永远留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更记得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神奇和威武，而贺龙元帅那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成了多少男孩心目中英雄的标杆，影响了他们一生性格的成长和奋斗精神。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成人后，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会将这许多童年记忆和真挚感受统统连接在了一起。
（一）
2006年年初，我从总政调到解放军出版社任职，意外得知当年享誉全国的《星火燎原》有相当一大批未被刊用的征文稿件，至今默默地封存在出版社的文库里。我调出来一看，心头一震：不少作者是开国将军、甚至元帅，征文内容涉及我军建军、初创直到解放，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未被刊用，历经岁月磨砺之后如今再看，弥足珍贵！我们决心将这批未被刊用的稿件出版，为党史军史提供新的、权威的补充，为当年《星火燎原》征文划上一个完整圆满的句号。当初，为是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这件事，我心中是有疑虑的。编辑这样一套大书，要经费，要人力，要时间，今天的图书已然走向商品市场，一套码洋这样高的大书，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最后可能会赔得很惨。经过反复论证研究，我们还是定下决心，一定要出，而且要出好，这不仅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今天的军队建设负责。就这样，我走进了编辑出版《星火燎原》系列图书的漫长岁月。这一投入，就是四年。
正是在编辑出版《星火燎原》的这些年里，我和贺捷生大姐相遇了。现在想想看，既是巧合，也是注定。贺捷生大姐我早就听说过，也见过她。我于1983年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当时贺捷生大姐在总政干部部编研室当主任，我们同在总政旃坛寺食堂吃饭，有几次在食堂见过她，别人告诉我说这是贺老总的女儿，我记得当时简直有些惊奇：她简直太秀气、甚至有点太羸弱了，让人怎么也不可能将她和威猛传奇的贺老总联系在一起。
《星火燎原》未刊稿和全集从编辑到问世，引起了许多开国将帅子女的关心和参与，而贺捷生大姐对这套书则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支持。说起来，或许这确和贺龙元帅分不开。1957年，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建军30周年的日子。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也刚刚结束，是坐下来认真回顾和总结我军这三十年英勇奋战历史的时候了。在刘伯承、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帅倡议下，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向全军和全国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征文活动结束后，将征文结集出书，这正是后来《星火燎原》的起源。在征文活动中，贺龙元帅带头撰写了《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贺捷生大姐回忆父亲当年倡议写征文的缘由时说：“父亲认为，让老同志写回忆录，不是要他们宣扬自己的功绩，而是要把他们的理想、追求、忠诚、奋斗等等宝贵的精神财富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给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一份旁证。”听贺大姐说，1958年，当《星火燎原》出版后，贺龙元帅把这套书带回了家中，在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当孩子们争先恐后上前抢着想第一个看到书时，他却在一旁给孩子们使眼色，意思是叫他们不要抢，要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先看。聪慧的贺捷生一下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静静地退到了一边，而那以后，《星火燎原》便成了贺捷生爱不释手的书，里面的许多经典故事，她至今都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二）
在编辑全集过程中，我们为《星火燎原》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比如加入了作者简介、相关知识链接，同时为文章配了大量的相关图片。我们为第14卷578页《为二、四方面军战友缝衣服》一文配了这样一张图片：红二方面军部分人员1937年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的合影，照片中有贺龙、关向应、周士第、蹇先任等同志，在蹇先任同志和另一位女红军之间，有一个圆头大眼、稚气可爱的小孩。贺捷生大姐见了这张图片，惊喜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偎依在妈妈身边的孩子，就是我啊！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张图片的？”后来在我们举办的《星火燎原》作者子女同清华大学国防生举行的座谈会上，贺捷生大姐说：“我第一个讲，不为别的，因为今天来的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大的。我今年76岁了，大家看我又矮又小，不太像个女将军，其实我的父母长得都挺高大，我长得这么矮小，是有原因的。”由这样一席话开头，贺大姐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带入了她跟随父母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1935年11月1日，当在湘西担任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的红二、六军团传来胜利捷报的时候，也传来了军团长贺龙女儿出生的喜讯。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兴奋之中，给这个在红军捷报声中诞生的婴儿起名“捷生”。19天后，即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长征。而捷生，这个还没满月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就在妈妈的背上，随着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贺捷生说：“我真有点生不逢时，他们说我是长征路上一个放不下的行李卷，别的枪呀背包呀都可以放下，而我永远都是要在父母怀里的。”当母亲虚弱得抱不动她时，她被父亲抱在怀里。有一次，由于父亲专注于指挥战斗，怀里的孩子掉下去了也没有察觉，幸亏后面的战士听到田里有哭声把她捡了回来，这才得以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过雪山时，母亲背着她，当千辛万苦终于翻过雪山又听到了她的哭声时，母亲也激动地哭了。母亲搂着她亲着，说：“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都没夺走你！”小捷生的哭声这时在母亲和战士们的耳中成了最美的天籁之声！只要这哭声还在，就说明生命还在，希望还在。要知道，就是在那次过雪山，她母亲年仅15岁的小弟蹇先超就牺牲在这冰冷的雪山上了！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她送人，但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又极度缺乏的她总是在生病，父母见她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她，只好一直带着走。也许因为是红军的后代，天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几度病得气若游丝，又几度重新睁开黑亮的眼睛。回忆起那段往事，贺大姐深情地说：“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长征那么艰苦能把我带下来，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连毛主席的孩子都送了人了。”
过草地时，由于行进在部队的后面，没有东西吃，连地上的野草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饥饿之下大家开始尝试去吃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许多人就因为误食了有毒的草而牺牲了。为此，红二方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由他们试吃野草，证实没有毒性再让大家吃。人们把试吃过的野草嚼碎以后喂她，野草又苦又涩，她不肯吃，好不容易吃下去又吐出来，周围的红军叔叔伯伯就对她说：“小毛毛啊，你一定要吃，不吃怎么能活着走出草地，怎么接我们革命的班呢？”不知是听懂了叔叔伯伯的话还是实在太饿了，小捷生一口一口把苦涩的野草咽了下去。就这样，贺捷生作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在父母亲的怀抱中走过了她的万里长征之路，但艰难的环境和极度的营养缺乏，使得她后来再也没有可能长得高大健壮。
一张照片里，居然深藏着这样动人的一个故事。我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身材看上去那样羸弱，不像她的父亲。但贺捷生的骨子里却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孤傲、坚强，一旦认准一个目标，百折不回。由于父亲的缘故，她在文革中受尽坎坷。在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她才得以重新工作，回到北京。1991年，她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任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主持编撰了《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这段任职经历使她得以有机会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历程，也让她对中国革命斗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似乎越来越有一种宿命感，那就是如何继承老一辈的遗志、使革命传统一代一代永远传递下去。当听说我们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和《星火燎原》全集，她比所有人都更高兴、更感动，同时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支持。我们在《星火燎原·未刊稿》编辑过程中，她就经常通过电话的方式和责任编辑交流，对一些史实进行甄别和提出看法。2007年7月21日，《星火燎原·未刊稿》发行之际，我社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当时请来了一批老革命家、开国将帅子女到会为我们剪彩、讲话。贺大姐当时身体虚弱，原本那些天在家里哪都不去的，听说了是《星火燎原》的事，毅然地来了，和其他将帅子女一起，在似火的烈日之下站成一排。那天天气酷热，我们都有些担心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们是否吃得消，可贺大姐和刘少奇主席之子刘源、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以及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等毫无难色，就那样顶着骄阳呈半弧形站着，那端正的军姿，肃穆的神情，就像面对千万英烈、接受他们的检阅一样。贺大姐那天在发言中说：“《星火燎原·未刊稿》把当年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写就、未及出版的这些稿件整理出版，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抢救了文物，抢救了历史。因为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在这部书里，凝结了无数革命先辈的鲜血……”说到这里，她用手轻轻抹了一下眼角，动作很轻，像是不愿意让人们注意到，但我们注意到了，她的眼角湿润了。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的思绪，一定重新回到了那个让她一生一世都永难忘怀的年代。她曾告诉过我们贺龙元帅给她讲过的往事：如果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算起，到1949年全国解放，湘西地区仅桑植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6万多人，仅贺家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贺龙元帅说：“我想他们哪！今天我们胜利了，掌握政权了，他们这些烈士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亲人怎么样了？捷生，找个时间你跟我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贺捷生永远也忘不了，父亲说这话时，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这泪光让她震撼了，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带兵作战叱咤风云的父亲从来没有流过泪。贺捷生讲述这些的时候，也几乎要落泪了：“所以，我一定要尽我所能，为革命先烈和老区的父老乡亲多做些事，这既是还父亲的心愿，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三）
捷生大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来，她经常回湘西老家探访，坚持不懈地为老区建设和教育奔走呼吁。除了捐钱、捐物，她还到处募集书籍，为老区孩子捐书、捐电脑。她总是关心着老家的那些沾边不沾边的亲戚，每当平时积攒下来的衣物到了一定程度就托人带回去或邮寄回湘西。有一次，她整理了两个纸箱的衣物，一个纸箱里是自己平时换季穿的衣服，另一个是准备寄回老家的衣物，结果家里的小战士忙中添乱，将装着她自己衣物的纸箱寄回了老家。等到秋风乍起该换季的时候，大姐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都没了，一问，才知道是当初纸箱被掉了包，赶紧给老家的侄女打电话，叫他们把自己还要穿的衣服弄回来。侄女在电话里说：“姑姑，不行了，都穿了下地了。”听起来是个笑话，却让人感受到了大姐和家乡乡亲的血肉亲情。如果以为，她身为元帅女儿、又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应该很富有，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她的生活非常俭朴，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拮据。这也许是因为她热心公益、家里家外花销大、而个人收入又极其有限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仅在湖南桑植贺龙中学一处，她就捐赠了价值16万元的图书、书架和电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经常就老区建设和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递交提案。这样一个对历史、对革命、对前辈、对乡亲都充满感情的大姐，对于我们《星火燎原》会产生怎样的的感情和共鸣，是可以想见的。只要是我们的活动，她不管有多忙，身体多不适，都会义不容辞地前往，从不讲条件。
当《星火燎原》全集终于面世，我们于去年5月在清华大学与《星火燎原》作者子女和清华国防生座谈时，知道她身体不好，还是怀着一线希望邀请了她。刚从医院输液回来的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开会那天，她早早地到了会场，第一个带头发言，表达了对《星火燎原》的极大热情和支持。面对莘莘学子，她发自肺腑地说：“5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那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尽快完成学业，然后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事业中去。而50年后的今天再来谈信仰，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信仰已经不是一句话、一个概念那么简单了。它似乎变得多元，变得更趋功利化，但也许正是由于如此，我们今天的谈论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来谈理想和信仰，显得很多余和不合时宜，而在我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最高的追求，不论社会如何发展，不论经济怎样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信仰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沉沦和没落。要知道，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而缺失了信仰和理想的社会，即使它再光怪陆离，也只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从大姐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啊！我们作为编书人，一套书，能遇上这样的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