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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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灵魂,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加快了其创建速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中国革命,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中共创建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 传播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1-0001-02
  一、“中共创建时期”界定分析
  界定一个历史发展时期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如果仅从字面的意义上来分析,界定历史时期就是要进一步明确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期或者时间范围,也就是说,具体明确该事件发生时间的上限与下限。然而“中共创建时期”的界定,即明确上限与下限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界看法和见解各不相同。
  (一)“中共创建时期”的上限问题
  对“中共创建时期”上限问题的界定,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要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创建时期上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日期,但是,毛泽东曾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很多党史研究著作者开始以该段话作为研究的标准,并将其作为明确中共创建时期上限的重要依据,所以从一定层面来分析,选择这一依据标准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本人在研究过程中也以此为指导依据,并限定“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上限来进行分析研究。
  (二)“中共创建时期”下限问题
  关于更好地明确“中共创建时期”的下限问题,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一。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就指出中共创建时期的下限应该是中共“二大”;然而倪兴祥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将中共创建时期的下限定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综合各方的观点,笔者认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下限应该定为“三大”,其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是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一次会议上还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以及确立了党的名称及奋斗目标,其中不足之处是由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备,缺少详细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制定现实的革命策略。另一方面是一大没有解决的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与“三大”才得以不断解决和完善市场机制,通过这两次会议,党具体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才真正得到制定和贯彻,因此,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创建了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探讨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满足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
  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背景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借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精华的基础上创建的,并在这些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完善所形成的一种科学、严谨的新理论体系,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其中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主要特征。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发现旧唯物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忽略了物质学、生物学与化学理论等科学的发展状况;二是旧唯物主义没有彻底全面地遵循发展观的要求;三是对“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不够了解。与旧唯物主义相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更加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内容也要更加丰富全面。具体而言,无论是唯物史观、人民群众观,还是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都直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并且还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这种理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给苦难的中国人民一线希望与光明,所以具有极强科学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大范围传播的原因,可以发现,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快速传播的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时中国发展要求和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了保护国家而展开了长达一百年的抗争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不仅有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还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运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没有根本地改变中国的命运,实现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愿望。就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见,都直接带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极大的冲击,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让他们重新看到了拯救民族与国家的新希望,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接受,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将其视为带领中国人民改变社会、改造中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就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属性。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相通性
  中国人民能够欣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并将其上升为信仰,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还在于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容性与相似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有相同的地方。其中根据唯物辩证论的具体内容可知,宇宙观只有一个方面,他们的共性都是强调事物的物质性与运动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气”与“五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物质本源相比,都有着同样的本质根源。另外,实践论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躬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有着相同的内涵,所以思维方式上的相同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且这种融合比较和谐,让中国人民以发自内心深处的意愿来接受这种新思想和新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有着相同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体系中,存在着许多对未来社会和理想社会的构想和憧憬,比如“大同社会”“人间天国”“三民主义”,综合来看,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有着极为浓厚的追求意识,并且对这一社会形态有着浓厚的感情,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和预见,更是与中国人民心目中大同社会理想和愿望相互吻合,这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改造社会以及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的根源所在。
  三、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式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
  从表面来看,在中共创建时期马列主义和传统文化是对立的,但实际上这个时期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进行整合,只不过整合是以批判的方式表现的。“批判”实际是重新认识和传承传统文化,这种批判精神和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思想界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五四运动前,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来批判传统文化,而五四运动后是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来批判传统文化。批判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武器不同,对其批判的深度就不同。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批判,只是简单否定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这种批判更具有科学性。
  (二)初步地认识中国国情
  中共创建时期,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始重视中国的具体国情问题,并且也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马列主义国情观。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是第一次对中国国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之后,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共“二大”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国情,形成了初步明确的认识。随后,在中共“三大”的决议中多次使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说法,此后便逐渐接受与确定了这一提法,以上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所得到的初步成果,并通过观察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以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国情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详细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通过实行国共合作进行了一场大革命。
  (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展开中国早期革命的实践
  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早期革命实践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开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在五四运动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与力量,于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互结合,进而让工人运动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尤其在1920年下半年以后,逐渐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各种形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实践方面的新生儿,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实践主体。1921年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20年以后,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城市就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有力批判,通过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前期准备工作。
  四、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就是学以致用和边学边干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真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一感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就立刻将其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由于救国救民历史使命的迫切性,他们没有时间先学好了再去实践,只能边学边干,遇到急用的就先学,然后学以致用。也正是如此,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运动具有“务实”和“求是”的特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展开迅速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其深入社会下层,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特殊风格导致了这种“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的迅速结合。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五四运动以后,那些曾经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人士,后来很多没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根源就是当时他们没有做到联系广大的工农群众,没有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就切身融入工农大众之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做工农大众的朋友,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于工农大众之中赢得智慧与力量。然而胡适和戴季陶等人士,虽也带领过“社会改造”,也研究与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只局限于书本,一旦涉及到实践,涉及到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就避而远之,甚至动摇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两极分化说明了:纵使知识分子在历史上能起到极其重大作用,但他们能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还要看他们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社会的主体即工农大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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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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