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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古老的中国骤然加快了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步伐，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给原来依附农耕社会而生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冀中地区的古老乐种“音乐会”就属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音乐会是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存在的民间乐社，其音乐风格端庄、古朴，其曲牌名可见于唐宋词牌和元明戏曲曲牌，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音乐会的活动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当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价值。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急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音乐会的生存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如：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音乐会后继乏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多元化挤占了音乐会的原有“市场”，以及传统的无偿服务方式逐渐改变而引起音乐会文化性质的变化等。
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遇到的生存危机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社会的种种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是它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局吗？难道现代化的实现要付出断送传统文脉的巨大代价？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会在现代社会消亡，而会在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六点：
1.冀中地区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现代化大潮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传统文化抗冲击的恒定性。冀中音乐会尽管遇到了生存危机，但本地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又在支撑着音乐会顽强地生存并发展下去。作为一个与当地民俗事象和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相联系的一类民间乐社，音乐会在传统社会中义务担负或参与村落的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中元祭鬼、祈雨驱雹、民间丧事等一系列与村民的精神寄托、生活康泰及最终归宿等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宜，这些事宜往往不因世事的更迭而移易，民众千百年形成的精神信仰，也还有着相当稳固的社会基础，很难被新的社会环境所完全荡涤。音乐会的神圣性和其较强的仪式功能，使其有着比娱乐性的民间文化更强的生命力。对于冀中乡村的百姓来说，没有音乐会的日子精神无托，百姓还用什么朝拜各方神灵、求福祈祥？
也正是在这样的刚性需求之下，冀中音乐会虽遇到了种种困境，但仍然保持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种群，据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统计，目前进入国家、省、市三级非遗名录的音乐会就有65个①（实际数目要多于65个，如国家名录中的“雄县古乐”包括四个乐社，“高洛音乐会”包括南、北高洛两个乐社），再加上进入县级名录的及尚未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如雄县葛各庄音乐会、黄骅市西赵村同乐会等），笔者以为目前尚处于活态存在的音乐会仍有近一百个。这样一个由众多自发存在的乐社构成的庞大原生态乐种群落，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既是其生命力的彰显，也是这一乐种在未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有力保障。
2.局内人在延续文脉、克服传承危机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大潮的裹挟下，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再也没有过去挂锄时节聚拢到一起学习音乐的闲适了。音乐会的传承因此遇到了麻烦，老人一个个故去，年轻人接续不上，有的音乐会因此而逐渐走向消亡。但在另一方面，冀中音乐会局内人正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传承使命感，克服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在安新县端村、圈头等村落，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地人以多种方式吸引小学生进入音乐会参加学习，并探索出了适应这些小学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得一批十几岁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音乐会的新生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音乐会后继无人的问题。又如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村，男人们外出打工，他们就打破音乐会“传男不传女”的旧习，招收了一些在家留守的女性成员入会，如今“文坛”的念唱和“武坛”的器乐演奏都有了女性成员参加。冀中音乐会其他各个乐社也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女性会员，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民间乐社局内人为延续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做出的积极选择。
在传承方法方面，这些农村乐社也有许多新的探索。比如，以前的老乐手带新乐手，在学习韵谱时都是师傅口头教唱，费时费力。如今他们利用MP3、手机等工具把师傅的韵唱和演奏录下来，可以随时反复地听和学，省却了很多师傅的重复劳动；一些小学员活泼、好玩耍，难以坐下来进入学习状态，为引起这些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采取先让他们旁听观摩，再进入韵唱乐谱与乐器学习。这些村民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传授传统音乐的新方式体现了传统文化局内人卓越的创造精神。
为了能够让现代社会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传统文化，许多音乐会还以开放的姿态主动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主动接受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采访。林中树老先生由于主动到北京邀请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前去考察，而使屈家营音乐会名扬天下，之后，冀中音乐会各个乐社（如安新县圈头音乐会、雄县赵岗音乐会、廊坊市东张务音乐会等）纷纷主动邀请北京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随后记者跟进报道，使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乐社走进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视野，音乐会的活力也由此增强；2013年5—6月间由文化部首次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展演”，冀中音乐会又有许多乐社主动参加。这些传统文化的局内人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背景，克服文化困境并取得成功的努力，说明社会背景的变化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危机是可以克服的。
3.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加强使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跨入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逐渐加强，这使得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对于音乐会在当代社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极为有利。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证”，国家文化政策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向“文化保护”方向的转换。我们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及各级保护机构，我国还有昆曲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从最底层的传统文化持有者（局内人）层面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向有着极高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保护意识，这些传统文化持有者对于今天国家的非遗保护政策发自内心地拥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冀中音乐会局内人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为保护和传承音乐会做出极大努力，并在2012年获得首届“太极音乐奖”的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林中树老先生。正是基于局内人强烈的保护意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发展。
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都有积极性，同时，学者和媒体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冀中音乐会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的学术研究热潮被学界称为“冀中学案”。此外，一批批中外学者前来考察，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对冀中音乐会的持续报道，这一切都令冀中音乐会的声名远播，社会影响持续扩大，进而引发全社会各个层面对冀中音乐会的关注。学者、记者对音乐会的研究和宣传，又使得音乐会的乐师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的可贵，增强了他们保护和传承自己音乐文化的积极性。
4.音乐会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逐渐向有偿服务转变
过去音乐会义务为地方民间信仰和乡民丧事服务的方式，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互惠交换”和“道义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等价交换原则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些传统社会利益交换原则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方面几千年的传统礼俗并未消失，这些精神支撑使音乐会的无偿服务仍在大多数乡村里盛行，几千年的传统仍然在显示它那巨大的惯性力量。在大多数村落的春节祈祥、民间丧事等活动中音乐会仍然是以无偿服务为主，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日常开支等仍然以岁时公摊和富户主动提供为主要来源。在可以望及的未来，相信这种经济供养模式仍然会长期存在。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趋势的变化，音乐会有偿服务、追求经济回报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安新县一带，音乐会参加外村一场丧事的回报一般为二至五千元。在一些村落，即使为“在会的”（按惯例年节时要摊些礼钱给会里）村民家办理丧事，事后也要给予烟、酒和宴请等物质回报。这种转变对音乐会有益还是有害？学者往往看到这是音乐会传统文化性质上的重大改变，一些老乐手也对此有“人心不古”的负面评价。但是音乐会里的一些年轻人认为在音乐会为丧家（尤其是外村的）落忙办丧事时适当收费，是对自己误工和出力的合理补偿；音乐会里的一些当家人，对此更是看得实在。霸州胜芳南音乐会的薛金才说：“我们这里的收费，乐手分一半，会里落一半，这样乐手没有白忙活，会里也有些活钱用于各项开支，对会里有好处。”安新县端村音乐会田炳辉会长也说：“由于每次丧事乐手们有些收入，音乐会的活动变得好组织了。”但是总的来说，乐手们参与音乐会的活动还主要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参与丧事如果收费，其收入往往也仅够补偿误工。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如春节祈祥、地方节令性仪式活动等，乐手们还是义务参加的，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参加而仅参加有报酬的活动，是要受到大家非议的。
冀中音乐会由完全无偿为乡民服务逐渐向部分有偿服务的转变，笔者认为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自然变化；是传统文化对外部社会环境的一种被动适应，这是音乐会生存的有益变化。主动保护和被动适应，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双向互动的体现，传统文化在这种互动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5.人们生活的逐渐富裕为音乐会的生存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保障
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使得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有了更充足的财力保障。人们生活的富庶，使得音乐会不会再为买几支笛子几攒笙而发愁。冀中地区尚以活态存在的音乐会，往往都在当地富户和村委会的支持下购置了大量乐器，以此为物质基础广招新学员来音乐会学习；音乐会的各类神像，也请乡间画师一一更新重画；音乐会这种仪式音乐，近来还常常被搬上各种汇演、晚会活动的舞台，搬上电视荧屏展播，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登台演出，各地的音乐会还购置了统一的演出服装。昔日的乡间音乐会，如今华服耀眼地展现在了国内外的音乐会舞台和各种盛大的晚会场合。还有翻盖音乐会活动的场地——官房子，这也是一项比较大的花费。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翻盖了官房子。仅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两个村，其音乐会的官房子和南乐会的观音堂都于近年重新翻盖，四所建筑中，只有南高洛音乐会的官房子是靠国家的非遗保护经费建设的，其他三所建筑都是村里人自筹资金建设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生活有较高的追求。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霸州市胜芳镇，我们看到众多的年轻人在音乐会等民间乐社、花会组织里担纲挑梁，用对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显示出人们生活的富裕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良性影响。②
6.文化生活多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生存空间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入音乐会学习韵谱和乐器演奏，是一种高雅的爱好。但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都在日益多元化，现代化大潮切实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新的流行文化元素大大挤占了传统文化原来在乡间的“市场份额”。当代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带来竞争的压力，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同样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生存的机遇。传统文化在今天虽不可能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但当代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性，也使得传统文化有它生存的一方天地。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和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以后的重新复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在20世纪80年代就不能活动了，2008年两个经商小有成就的年轻人田炳辉、刘立奇出于对本村音乐会的美好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天生喜爱，拜音乐会原会长王振民老先生为师学习演奏技艺，又由田炳辉出资购买乐器，组织更多的人来音乐会学习。在他们的努力下，端村音乐会终于在2010年正式恢复，并于2012年4月进入保定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③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历史悠久，会里的老乐师樊广印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培养出了张永军、樊秋军等几个新乐手，但是音乐会不久就散摊了。到了2010年，这个霸州市区边上的小村庄土地全部被征用开发，村民也转变成了现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镇市民，甚至原来的村委会也变成了如今的南头三资管理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富裕起来的张永军、樊秋军等人在公司党委的支持下，又把他们的音乐会恢复了起来，现在南头村音乐会的乐手们每天晚上都会主动聚到一起以乐会友，并为自己有着此等高雅爱好而自豪。④不但如此，这些会员还以每月交会费的形式，提醒自己作为音乐会的一员要时刻律己行善。
以上种种事例充分说明：在农耕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冀中音乐会，今天也许不会再有往日全盛时期的的辉煌，数量也会有所减少，但其顽强而巨大的生命力不可小视。如果它能够在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主动适应新环境，克服新环境带来的困境，还是能够自强不息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不会失去其活态生存的方式而变为一种死的标本。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要以接续传统文脉为目标之一，流淌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河必定能够存于现在、流向未来。
①河北省文化厅《“冀中笙管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方案》，见http？押//www.hebwh.gov.cn
②项阳《传统音乐文化视野中的“胜芳现象”》，《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再议“胜芳现象”》，《艺术评论》2013年第6期。
③齐易《端村音乐会复兴的启示》，《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
④齐易《民间古乐的当代回响》，《河北日报》2013年5月30日第9版。
齐易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冀中地区的古老乐种“音乐会”就属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音乐会是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存在的民间乐社，其音乐风格端庄、古朴，其曲牌名可见于唐宋词牌和元明戏曲曲牌，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音乐会的活动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当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价值。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急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音乐会的生存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如：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音乐会后继乏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多元化挤占了音乐会的原有“市场”，以及传统的无偿服务方式逐渐改变而引起音乐会文化性质的变化等。
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遇到的生存危机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社会的种种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是它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局吗？难道现代化的实现要付出断送传统文脉的巨大代价？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会在现代社会消亡，而会在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六点：
1.冀中地区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现代化大潮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传统文化抗冲击的恒定性。冀中音乐会尽管遇到了生存危机，但本地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又在支撑着音乐会顽强地生存并发展下去。作为一个与当地民俗事象和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相联系的一类民间乐社，音乐会在传统社会中义务担负或参与村落的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中元祭鬼、祈雨驱雹、民间丧事等一系列与村民的精神寄托、生活康泰及最终归宿等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宜，这些事宜往往不因世事的更迭而移易，民众千百年形成的精神信仰，也还有着相当稳固的社会基础，很难被新的社会环境所完全荡涤。音乐会的神圣性和其较强的仪式功能，使其有着比娱乐性的民间文化更强的生命力。对于冀中乡村的百姓来说，没有音乐会的日子精神无托，百姓还用什么朝拜各方神灵、求福祈祥？
也正是在这样的刚性需求之下，冀中音乐会虽遇到了种种困境，但仍然保持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种群，据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统计，目前进入国家、省、市三级非遗名录的音乐会就有65个①（实际数目要多于65个，如国家名录中的“雄县古乐”包括四个乐社，“高洛音乐会”包括南、北高洛两个乐社），再加上进入县级名录的及尚未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如雄县葛各庄音乐会、黄骅市西赵村同乐会等），笔者以为目前尚处于活态存在的音乐会仍有近一百个。这样一个由众多自发存在的乐社构成的庞大原生态乐种群落，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既是其生命力的彰显，也是这一乐种在未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有力保障。
2.局内人在延续文脉、克服传承危机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大潮的裹挟下，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再也没有过去挂锄时节聚拢到一起学习音乐的闲适了。音乐会的传承因此遇到了麻烦，老人一个个故去，年轻人接续不上，有的音乐会因此而逐渐走向消亡。但在另一方面，冀中音乐会局内人正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传承使命感，克服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在安新县端村、圈头等村落，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地人以多种方式吸引小学生进入音乐会参加学习，并探索出了适应这些小学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得一批十几岁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音乐会的新生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音乐会后继无人的问题。又如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村，男人们外出打工，他们就打破音乐会“传男不传女”的旧习，招收了一些在家留守的女性成员入会，如今“文坛”的念唱和“武坛”的器乐演奏都有了女性成员参加。冀中音乐会其他各个乐社也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女性会员，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民间乐社局内人为延续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做出的积极选择。
在传承方法方面，这些农村乐社也有许多新的探索。比如，以前的老乐手带新乐手，在学习韵谱时都是师傅口头教唱，费时费力。如今他们利用MP3、手机等工具把师傅的韵唱和演奏录下来，可以随时反复地听和学，省却了很多师傅的重复劳动；一些小学员活泼、好玩耍，难以坐下来进入学习状态，为引起这些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采取先让他们旁听观摩，再进入韵唱乐谱与乐器学习。这些村民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传授传统音乐的新方式体现了传统文化局内人卓越的创造精神。
为了能够让现代社会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传统文化，许多音乐会还以开放的姿态主动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主动接受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采访。林中树老先生由于主动到北京邀请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前去考察，而使屈家营音乐会名扬天下，之后，冀中音乐会各个乐社（如安新县圈头音乐会、雄县赵岗音乐会、廊坊市东张务音乐会等）纷纷主动邀请北京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随后记者跟进报道，使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乐社走进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视野，音乐会的活力也由此增强；2013年5—6月间由文化部首次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展演”，冀中音乐会又有许多乐社主动参加。这些传统文化的局内人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背景，克服文化困境并取得成功的努力，说明社会背景的变化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危机是可以克服的。
3.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加强使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跨入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逐渐加强，这使得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对于音乐会在当代社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极为有利。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证”，国家文化政策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向“文化保护”方向的转换。我们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及各级保护机构，我国还有昆曲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从最底层的传统文化持有者（局内人）层面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向有着极高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保护意识，这些传统文化持有者对于今天国家的非遗保护政策发自内心地拥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冀中音乐会局内人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为保护和传承音乐会做出极大努力，并在2012年获得首届“太极音乐奖”的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林中树老先生。正是基于局内人强烈的保护意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发展。
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都有积极性，同时，学者和媒体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冀中音乐会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的学术研究热潮被学界称为“冀中学案”。此外，一批批中外学者前来考察，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对冀中音乐会的持续报道，这一切都令冀中音乐会的声名远播，社会影响持续扩大，进而引发全社会各个层面对冀中音乐会的关注。学者、记者对音乐会的研究和宣传，又使得音乐会的乐师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的可贵，增强了他们保护和传承自己音乐文化的积极性。
4.音乐会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逐渐向有偿服务转变
过去音乐会义务为地方民间信仰和乡民丧事服务的方式，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互惠交换”和“道义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等价交换原则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些传统社会利益交换原则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方面几千年的传统礼俗并未消失，这些精神支撑使音乐会的无偿服务仍在大多数乡村里盛行，几千年的传统仍然在显示它那巨大的惯性力量。在大多数村落的春节祈祥、民间丧事等活动中音乐会仍然是以无偿服务为主，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日常开支等仍然以岁时公摊和富户主动提供为主要来源。在可以望及的未来，相信这种经济供养模式仍然会长期存在。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趋势的变化，音乐会有偿服务、追求经济回报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安新县一带，音乐会参加外村一场丧事的回报一般为二至五千元。在一些村落，即使为“在会的”（按惯例年节时要摊些礼钱给会里）村民家办理丧事，事后也要给予烟、酒和宴请等物质回报。这种转变对音乐会有益还是有害？学者往往看到这是音乐会传统文化性质上的重大改变，一些老乐手也对此有“人心不古”的负面评价。但是音乐会里的一些年轻人认为在音乐会为丧家（尤其是外村的）落忙办丧事时适当收费，是对自己误工和出力的合理补偿；音乐会里的一些当家人，对此更是看得实在。霸州胜芳南音乐会的薛金才说：“我们这里的收费，乐手分一半，会里落一半，这样乐手没有白忙活，会里也有些活钱用于各项开支，对会里有好处。”安新县端村音乐会田炳辉会长也说：“由于每次丧事乐手们有些收入，音乐会的活动变得好组织了。”但是总的来说，乐手们参与音乐会的活动还主要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参与丧事如果收费，其收入往往也仅够补偿误工。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如春节祈祥、地方节令性仪式活动等，乐手们还是义务参加的，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参加而仅参加有报酬的活动，是要受到大家非议的。
冀中音乐会由完全无偿为乡民服务逐渐向部分有偿服务的转变，笔者认为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自然变化；是传统文化对外部社会环境的一种被动适应，这是音乐会生存的有益变化。主动保护和被动适应，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双向互动的体现，传统文化在这种互动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5.人们生活的逐渐富裕为音乐会的生存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保障
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使得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有了更充足的财力保障。人们生活的富庶，使得音乐会不会再为买几支笛子几攒笙而发愁。冀中地区尚以活态存在的音乐会，往往都在当地富户和村委会的支持下购置了大量乐器，以此为物质基础广招新学员来音乐会学习；音乐会的各类神像，也请乡间画师一一更新重画；音乐会这种仪式音乐，近来还常常被搬上各种汇演、晚会活动的舞台，搬上电视荧屏展播，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登台演出，各地的音乐会还购置了统一的演出服装。昔日的乡间音乐会，如今华服耀眼地展现在了国内外的音乐会舞台和各种盛大的晚会场合。还有翻盖音乐会活动的场地——官房子，这也是一项比较大的花费。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翻盖了官房子。仅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两个村，其音乐会的官房子和南乐会的观音堂都于近年重新翻盖，四所建筑中，只有南高洛音乐会的官房子是靠国家的非遗保护经费建设的，其他三所建筑都是村里人自筹资金建设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生活有较高的追求。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霸州市胜芳镇，我们看到众多的年轻人在音乐会等民间乐社、花会组织里担纲挑梁，用对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显示出人们生活的富裕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良性影响。②
6.文化生活多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生存空间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入音乐会学习韵谱和乐器演奏，是一种高雅的爱好。但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都在日益多元化，现代化大潮切实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新的流行文化元素大大挤占了传统文化原来在乡间的“市场份额”。当代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带来竞争的压力，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同样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生存的机遇。传统文化在今天虽不可能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但当代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性，也使得传统文化有它生存的一方天地。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和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以后的重新复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在20世纪80年代就不能活动了，2008年两个经商小有成就的年轻人田炳辉、刘立奇出于对本村音乐会的美好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天生喜爱，拜音乐会原会长王振民老先生为师学习演奏技艺，又由田炳辉出资购买乐器，组织更多的人来音乐会学习。在他们的努力下，端村音乐会终于在2010年正式恢复，并于2012年4月进入保定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③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历史悠久，会里的老乐师樊广印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培养出了张永军、樊秋军等几个新乐手，但是音乐会不久就散摊了。到了2010年，这个霸州市区边上的小村庄土地全部被征用开发，村民也转变成了现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镇市民，甚至原来的村委会也变成了如今的南头三资管理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富裕起来的张永军、樊秋军等人在公司党委的支持下，又把他们的音乐会恢复了起来，现在南头村音乐会的乐手们每天晚上都会主动聚到一起以乐会友，并为自己有着此等高雅爱好而自豪。④不但如此，这些会员还以每月交会费的形式，提醒自己作为音乐会的一员要时刻律己行善。
以上种种事例充分说明：在农耕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冀中音乐会，今天也许不会再有往日全盛时期的的辉煌，数量也会有所减少，但其顽强而巨大的生命力不可小视。如果它能够在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主动适应新环境，克服新环境带来的困境，还是能够自强不息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不会失去其活态生存的方式而变为一种死的标本。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要以接续传统文脉为目标之一，流淌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河必定能够存于现在、流向未来。
①河北省文化厅《“冀中笙管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方案》，见http？押//www.hebwh.gov.cn
②项阳《传统音乐文化视野中的“胜芳现象”》，《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再议“胜芳现象”》，《艺术评论》2013年第6期。
③齐易《端村音乐会复兴的启示》，《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
④齐易《民间古乐的当代回响》，《河北日报》2013年5月30日第9版。
齐易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