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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4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协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前一天，北京阜成门外甲9号，北京国宾酒店二楼，2016年第8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召开。
自2015年1月以来，从国务院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CFDA”）发布的通知公告中，跟化药发展关系紧密的公告合计超过50个，其中《2015年药品审评报告》和《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的发布时间就在座谈会当天；而中药方面，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国务院发布《中国医药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重磅政策的连续出台突然让中国医药行业的未来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这么近，又那么远。
而这呈现在多为医药企业家身份的代表委员们身上时，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矛盾与焦灼。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一方面让他们多年以来呼吁的行业改变几乎一股脑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而另一方面，当期盼变为现实的时候，很多人发现，也许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下午2时，座谈会主持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许铭在开场白时说：“民众企业有所呼，代表委员敢于应，行业发展有所需，代表委员敢于议。”关于中国医药，企业显然有很多想说的。
当天下午，根据统计，参与座谈会的代表委员有47位，其中医药代表委员41位，医疗卫生和医药科技界代表委员6位。按照以往的惯例，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国务院医改办、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CFDA等相关部委，虽然意在听取业界真实声音，但这种场合也被外界认为是主管部门展示管理思路，与业界共同讨论热点问题的好机会。此外还有企业高管、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等相关人士列席会议，相比于发声，他们更期待从座谈会上听到自己关心的行业动向。
中药：冰与火之歌
“中医药行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座谈会期间被多次提及。全国人大代表、羚锐制药制药董事长熊维政认为，在经济形势下行的当下，从中央到地方对中药发展非常支持，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中医药的关注度一下子跃升到一个顶峰，而就在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印发《中国医药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并且明确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贡献率更加突出。在目标实现上，战略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并出台了相关保障措施。
这是继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7年之后，又一次在国家层面就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不久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
虽然无论是国家大方针，还是全社会都对中医药的关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现实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两会座谈会上描述说，中医药发展其实举步维艰，原因是“医院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都在扼杀中药发展”。他建议，不要强行限制中成药在医院的使用比例，让疗效主导医生的处方权而不是行政命令。
说中医药发展举办维艰不无道理。2015年中成药主营收入为6167.4亿元，同比增长5.69%，而与上一年相比，增速下滑7.45%，下滑速度居医药行业各大子行业之首。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年，各地辅助用药目录相继出台，以及一些地方进行医保控费，推行总额预付制，使得医院大幅下调中药使用比例。
对于辅助用药或者重点监控用药，整个医药行业都非常关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药产品，而中药注射剂更是被业界认为“一网打尽”。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认为，中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在于中药疗效确认标准缺失，所以建立中医药疗效标准的评价体系已十分必要。
最近几年，一些医院明确提出新的中药品种不再进入医保，让不少中药品种无法进入医院市场。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认为，国家需要重视中药的临床准入问题。不让中药进入医院的政策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也违背了国家支持中医药发展的相关政策。所以他在座谈会上呼吁，中医药法应该马上出台。而这项立法建议从最初酝酿到公开征求意见，已经历时30年。他还建议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出台政策，禁止部分省市对中药产品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政策。
其实，当下中药创新跟不上时代，也有制度限制的原因。“中医药应用历史悠久，但在创新机制上还需要健全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认为，目前中药研发报批机制基本沿用化药，其中很多方法并不适合中药，要按照中药自身特点设计审评体系，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中药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陕西东科制药副董事长赵东科的想法与任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没有监管体系，用西医的思维管中医，用西药的思维管中药，如此下去，可能中医药会被西医、西药完全同化。
从趋势来看，中医药发展确实正在迎来春天，但是如何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镜人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号召就能解决的，而是从上到下，从种植到原料药，再到中成药的生产都要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才能推进。
旧问题：焦虑仍在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他们现在很焦虑。旧的问题比如降价和医保支付问题都仍没有解决。
2015年5月，发改委宣布自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行业无不欢欣鼓舞，多年的政府限价取消，药品价格从方向上向受竞争和供需关系调节的市场化定价迈进。然而药价放开9个月过去，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的感觉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多年呼吁的药品价格终于放开，药品定价向回归市场规律迈近一步，这在关彦斌看来对医药行业发展是“天大的利好”。而忧的是，在各省市招标采购的过程中，二次议价依然盛行。关彦斌用“前门放开，后门关死”来形容药品价格放开后企业的尴尬处境。
其实，自药价放开以后，真正涨价者少，观望者多。而有关部门的药价管理思路并没有更多明显的转变，药价虚高的呼喊不绝于耳。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在2月底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致词时说：“药价虚高的问题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
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至今已6年有余，而药价虚高的口号也差不多喊了6年。这在关彦斌看来，已经让药品的价格妖魔化。他认为现在应该做的是客观分析究竟哪些药品的价格虚高，比如进口药和市场垄断性质较高的独家品种，而不是一概而论。近些年药品价格不断受到挤压，很多药品不断降价，造成利润空间消失，企业不再生产。所以接连有药品断供的消息出现。这是商业的基本定律：“没有利润，就不会有生产。”全国人大代表、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直接开炮：“这个结果就是把药品价格降到最低，如果最低越过了社会平均成本，那么产生的就是无效药品，而无效药品就是最贵的药品。”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给出的建议是“药品招标实行差异价制度”。而优质优价一度被业界欢迎。但当全国人大代表、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被问及如何评价全国各地招标中对于“优质优价”的实施情况时，她回答说：“2015年是不乐观的。在几个地方的招标过程中，优质优价并没有得到体现。”
雷菊芳特别提到结束不久的宁波招标，强调药品招标的一味砍价上是偏离于满足患者用药需求这一目标的。在宁波市2016年招标中，限价采购中有742个品种参与招标，最后589个品种最终弃标，弃标率高达79%。而就在2015年初，湖南省也出现过药企大量弃标的情况，甚至出现上百家药企到当地政府门前“散步”、中国药促会发文与湖南省招标办直接公开对质等行业热点事件。
就在3月5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CFDA副局长吴浈说：“如果我们追求低价格，说实话，低价格就没有好药。”
如何更加合理地管理药品价格？自2015年年底便开始在业界流传的最新版医保支付标准征求意见稿让很多人相信，医保将在药价管理方面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本届两会座谈会上，却几乎没有代表委员或者嘉宾就该问题发表看法。近期人社部相关人士透露，医保支付标准的具体制定原则将交由各地方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和支付能力决定。所以就目前来看，大家似乎都还在等着下一步的消息。在场的代表委员更关心的还是老问题：如何进医保。
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连续几年在座谈会上必谈的内容。而这一问题今年由全国人大代表、泰州医药城党工委书记陆春运接棒。聚集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1类新药中有15个进入临床、7个进入生产的泰州医药城对于创新药进医保的问题显得相当热切。
针对创新药的医保准入机制问题，陆春云指出，国家应该明确创新药物进入医保目录的评价标准和条件，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成果直接纳入医保目录。通过竞争性谈判机制，创新药上市一年后即进入报销目录，并且不再经过药品集中采购和医院二次议价环节，直接进入临床。而针对医保目录调整周期的问题，他建议更新周期可缩短为每两年一调整，一年一增补，并且强调“严格执行”。原定五年一调整的医保目录，自2009年调整之后至今没有动作。
新问题：焦虑又起
新的焦虑来自于新一轮启动的药审改革。改革带来新的希望，却也带来新的问题。在新问题面前，中国药企更加焦虑。
2015年年底的一次媒体交流会上，一位CFDA官员曾表示，2016年的两会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上，CFDA可以往前坐坐了。药品审评积压问题自2015年8月药审改革启动以来，情况大为改观。据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15年药审中心全年完成审评的注册申请9601个，超过年度接收量1390个，首次实现完成量大于接收量。
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上，恰逢药审改革刚刚正式启动不久，行业乐观情绪弥漫，诸多参会嘉宾高呼2016年将是医药行业的春天。但是大半年之后的两会座谈会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临床数据自查核查这两项新一轮药审改革中的重磅措施已让许多人脸上出现愁容，甚至愤懑。
任武贤对于2018年年底完成基药目录中口服固体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并不乐观，原因在于“作为制药企业，实施细则没出来，企业轻易不敢动”。而关于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任武贤说：“临床单位一句话，我们就得撤掉。”在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一致性评价相关技术细则和临床研究的实施细则时，任武贤用了两个“非常迫切”。
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认为：“一致性评价不是简单的要全面的一致性。真正做到这个标准需要做大量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对待一致性评价，国家和企业应该本着科学且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在当前的语境下，实事求是似乎是企业最想表达的。
安徽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安徽立方药业董事长季敏红以参会嘉宾的身份发出了当天最为尖锐的声音，他说：“目前药品注册制度的猛然收紧，会导致药品市场流通质量下降不是上升”。在他看来，注册制度的猛然收紧是有关部门不负责的表现。
按照季敏红的分析，目前基药目录上的药品批号中，1985年以前获批的占85%以上，2007年以后获批的占5.7%。
所以当国家力推的一致性评价遭遇中国药品结构现实的时候，问题就凸显出来。按照现在的政策要求，企业作为主体应该主动进行一致性评价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企业目前的状况正如任武贤所说的“不敢动”，因为CFDA还没有颁布正式的技术指导细则，多数企业担心自己做出来的一致性并非CFDA想要的。但新的政策明确规定到2018年年底未完成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一律撤销批号。
与此同时，CFDA力推的临床数据自查核查仍在进行当中，虽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留下的影响正加速显现。截止目前，CFDA规定核查的品种中，企业主动撤回的品种已占到80%。在季敏红看来，相较于1985年时的药品临床试验，现在的药物临床试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在大量撤回之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1985年以前获批的药品在市场上继续流通，但这些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没有明确保证。所以，他认为药审制度的收紧应该是渐进式的，并应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药品市场流通结构，如此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否则适得其反。
全国人大代表、辰欣药业董事长杜振新的发言主题只有一个：药品临床数据自查核查。临床数据自查核查风暴之后，他的感受是：现在找到愿意承担生物等效性（BE）试验的合适医院非常困难。而这正是药企现在面临着的现实问题。因为临床数据自查核查政策中明确将临床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作为检查重点，一旦发现问题，临床试验机构同样要受到严惩，BE试验又并非医院的主要工作，所以在可以承担临床试验的医院中出现了谁都不愿意接单的情况。在临床试验资质并未放开的背景下，中国能够从事临床试验的医院只有300家左右。
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做BE试验。另外，找不到参比制剂的品种也需要重新做临床试验，而BE又是必要条件。所以“现在的工作都积压在那儿”，杜振新说。所以，有资质的医院从事临床试验的费用也水涨船高。任武贤说：“现在的BE试验300万元是人情价，未来一个BE试验费用可能超过500万元。”杜振新提出国家应认可欧美的临床诊断数据、扩大国内医院的临床试验资质审批数量、简化条件成熟的BE试验标准3个建议。
身处极易受到国家政策影响的医药行业，代表委员们表达的意愿一如既往的强烈。刘革新表示，政府部门出台一个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多元化，也应该要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主体。耿福能以引起行业热烈讨论的药品电子监管码暂停为例，说道：“电子码说上就上，说下就下，这让药品生产企业的损失巨大。我认为政策制定的时候至少应该有论证会，不要把所有的企业当做稻草人。”
今年，坐在回字形会议室一端的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可以同时看到两侧代表委员们，但从座谈会开始到结束，无一人发言。
自2015年1月以来，从国务院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CFDA”）发布的通知公告中，跟化药发展关系紧密的公告合计超过50个，其中《2015年药品审评报告》和《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的发布时间就在座谈会当天；而中药方面，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国务院发布《中国医药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重磅政策的连续出台突然让中国医药行业的未来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这么近，又那么远。
而这呈现在多为医药企业家身份的代表委员们身上时，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矛盾与焦灼。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一方面让他们多年以来呼吁的行业改变几乎一股脑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而另一方面，当期盼变为现实的时候，很多人发现，也许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下午2时，座谈会主持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许铭在开场白时说：“民众企业有所呼，代表委员敢于应，行业发展有所需，代表委员敢于议。”关于中国医药，企业显然有很多想说的。
当天下午，根据统计，参与座谈会的代表委员有47位，其中医药代表委员41位，医疗卫生和医药科技界代表委员6位。按照以往的惯例，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国务院医改办、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CFDA等相关部委，虽然意在听取业界真实声音，但这种场合也被外界认为是主管部门展示管理思路，与业界共同讨论热点问题的好机会。此外还有企业高管、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等相关人士列席会议，相比于发声，他们更期待从座谈会上听到自己关心的行业动向。
中药：冰与火之歌
“中医药行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座谈会期间被多次提及。全国人大代表、羚锐制药制药董事长熊维政认为，在经济形势下行的当下，从中央到地方对中药发展非常支持，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中医药的关注度一下子跃升到一个顶峰，而就在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印发《中国医药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并且明确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贡献率更加突出。在目标实现上，战略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并出台了相关保障措施。
这是继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7年之后，又一次在国家层面就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不久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
虽然无论是国家大方针，还是全社会都对中医药的关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现实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两会座谈会上描述说，中医药发展其实举步维艰，原因是“医院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都在扼杀中药发展”。他建议，不要强行限制中成药在医院的使用比例，让疗效主导医生的处方权而不是行政命令。
说中医药发展举办维艰不无道理。2015年中成药主营收入为6167.4亿元，同比增长5.69%，而与上一年相比，增速下滑7.45%，下滑速度居医药行业各大子行业之首。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年，各地辅助用药目录相继出台，以及一些地方进行医保控费，推行总额预付制，使得医院大幅下调中药使用比例。
对于辅助用药或者重点监控用药，整个医药行业都非常关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药产品，而中药注射剂更是被业界认为“一网打尽”。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认为，中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在于中药疗效确认标准缺失，所以建立中医药疗效标准的评价体系已十分必要。
最近几年，一些医院明确提出新的中药品种不再进入医保，让不少中药品种无法进入医院市场。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认为，国家需要重视中药的临床准入问题。不让中药进入医院的政策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也违背了国家支持中医药发展的相关政策。所以他在座谈会上呼吁，中医药法应该马上出台。而这项立法建议从最初酝酿到公开征求意见，已经历时30年。他还建议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出台政策，禁止部分省市对中药产品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政策。
其实，当下中药创新跟不上时代，也有制度限制的原因。“中医药应用历史悠久，但在创新机制上还需要健全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认为，目前中药研发报批机制基本沿用化药，其中很多方法并不适合中药，要按照中药自身特点设计审评体系，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中药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陕西东科制药副董事长赵东科的想法与任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没有监管体系，用西医的思维管中医，用西药的思维管中药，如此下去，可能中医药会被西医、西药完全同化。
从趋势来看，中医药发展确实正在迎来春天，但是如何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镜人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号召就能解决的，而是从上到下，从种植到原料药，再到中成药的生产都要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才能推进。
旧问题：焦虑仍在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他们现在很焦虑。旧的问题比如降价和医保支付问题都仍没有解决。
2015年5月，发改委宣布自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行业无不欢欣鼓舞，多年的政府限价取消，药品价格从方向上向受竞争和供需关系调节的市场化定价迈进。然而药价放开9个月过去，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的感觉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多年呼吁的药品价格终于放开，药品定价向回归市场规律迈近一步，这在关彦斌看来对医药行业发展是“天大的利好”。而忧的是，在各省市招标采购的过程中，二次议价依然盛行。关彦斌用“前门放开，后门关死”来形容药品价格放开后企业的尴尬处境。
其实，自药价放开以后，真正涨价者少，观望者多。而有关部门的药价管理思路并没有更多明显的转变，药价虚高的呼喊不绝于耳。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在2月底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致词时说：“药价虚高的问题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
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至今已6年有余，而药价虚高的口号也差不多喊了6年。这在关彦斌看来，已经让药品的价格妖魔化。他认为现在应该做的是客观分析究竟哪些药品的价格虚高，比如进口药和市场垄断性质较高的独家品种，而不是一概而论。近些年药品价格不断受到挤压，很多药品不断降价，造成利润空间消失，企业不再生产。所以接连有药品断供的消息出现。这是商业的基本定律：“没有利润，就不会有生产。”全国人大代表、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直接开炮：“这个结果就是把药品价格降到最低，如果最低越过了社会平均成本，那么产生的就是无效药品，而无效药品就是最贵的药品。”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给出的建议是“药品招标实行差异价制度”。而优质优价一度被业界欢迎。但当全国人大代表、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被问及如何评价全国各地招标中对于“优质优价”的实施情况时，她回答说：“2015年是不乐观的。在几个地方的招标过程中，优质优价并没有得到体现。”
雷菊芳特别提到结束不久的宁波招标，强调药品招标的一味砍价上是偏离于满足患者用药需求这一目标的。在宁波市2016年招标中，限价采购中有742个品种参与招标，最后589个品种最终弃标，弃标率高达79%。而就在2015年初，湖南省也出现过药企大量弃标的情况，甚至出现上百家药企到当地政府门前“散步”、中国药促会发文与湖南省招标办直接公开对质等行业热点事件。
就在3月5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CFDA副局长吴浈说：“如果我们追求低价格，说实话，低价格就没有好药。”
如何更加合理地管理药品价格？自2015年年底便开始在业界流传的最新版医保支付标准征求意见稿让很多人相信，医保将在药价管理方面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本届两会座谈会上，却几乎没有代表委员或者嘉宾就该问题发表看法。近期人社部相关人士透露，医保支付标准的具体制定原则将交由各地方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和支付能力决定。所以就目前来看，大家似乎都还在等着下一步的消息。在场的代表委员更关心的还是老问题：如何进医保。
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连续几年在座谈会上必谈的内容。而这一问题今年由全国人大代表、泰州医药城党工委书记陆春运接棒。聚集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1类新药中有15个进入临床、7个进入生产的泰州医药城对于创新药进医保的问题显得相当热切。
针对创新药的医保准入机制问题，陆春云指出，国家应该明确创新药物进入医保目录的评价标准和条件，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成果直接纳入医保目录。通过竞争性谈判机制，创新药上市一年后即进入报销目录，并且不再经过药品集中采购和医院二次议价环节，直接进入临床。而针对医保目录调整周期的问题，他建议更新周期可缩短为每两年一调整，一年一增补，并且强调“严格执行”。原定五年一调整的医保目录，自2009年调整之后至今没有动作。
新问题：焦虑又起
新的焦虑来自于新一轮启动的药审改革。改革带来新的希望，却也带来新的问题。在新问题面前，中国药企更加焦虑。
2015年年底的一次媒体交流会上，一位CFDA官员曾表示，2016年的两会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上，CFDA可以往前坐坐了。药品审评积压问题自2015年8月药审改革启动以来，情况大为改观。据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15年药审中心全年完成审评的注册申请9601个，超过年度接收量1390个，首次实现完成量大于接收量。
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上，恰逢药审改革刚刚正式启动不久，行业乐观情绪弥漫，诸多参会嘉宾高呼2016年将是医药行业的春天。但是大半年之后的两会座谈会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临床数据自查核查这两项新一轮药审改革中的重磅措施已让许多人脸上出现愁容，甚至愤懑。
任武贤对于2018年年底完成基药目录中口服固体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并不乐观，原因在于“作为制药企业，实施细则没出来，企业轻易不敢动”。而关于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任武贤说：“临床单位一句话，我们就得撤掉。”在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一致性评价相关技术细则和临床研究的实施细则时，任武贤用了两个“非常迫切”。
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认为：“一致性评价不是简单的要全面的一致性。真正做到这个标准需要做大量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对待一致性评价，国家和企业应该本着科学且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在当前的语境下，实事求是似乎是企业最想表达的。
安徽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安徽立方药业董事长季敏红以参会嘉宾的身份发出了当天最为尖锐的声音，他说：“目前药品注册制度的猛然收紧，会导致药品市场流通质量下降不是上升”。在他看来，注册制度的猛然收紧是有关部门不负责的表现。
按照季敏红的分析，目前基药目录上的药品批号中，1985年以前获批的占85%以上，2007年以后获批的占5.7%。
所以当国家力推的一致性评价遭遇中国药品结构现实的时候，问题就凸显出来。按照现在的政策要求，企业作为主体应该主动进行一致性评价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企业目前的状况正如任武贤所说的“不敢动”，因为CFDA还没有颁布正式的技术指导细则，多数企业担心自己做出来的一致性并非CFDA想要的。但新的政策明确规定到2018年年底未完成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一律撤销批号。
与此同时，CFDA力推的临床数据自查核查仍在进行当中，虽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留下的影响正加速显现。截止目前，CFDA规定核查的品种中，企业主动撤回的品种已占到80%。在季敏红看来，相较于1985年时的药品临床试验，现在的药物临床试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在大量撤回之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1985年以前获批的药品在市场上继续流通，但这些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没有明确保证。所以，他认为药审制度的收紧应该是渐进式的，并应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药品市场流通结构，如此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否则适得其反。
全国人大代表、辰欣药业董事长杜振新的发言主题只有一个：药品临床数据自查核查。临床数据自查核查风暴之后，他的感受是：现在找到愿意承担生物等效性（BE）试验的合适医院非常困难。而这正是药企现在面临着的现实问题。因为临床数据自查核查政策中明确将临床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作为检查重点，一旦发现问题，临床试验机构同样要受到严惩，BE试验又并非医院的主要工作，所以在可以承担临床试验的医院中出现了谁都不愿意接单的情况。在临床试验资质并未放开的背景下，中国能够从事临床试验的医院只有300家左右。
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做BE试验。另外，找不到参比制剂的品种也需要重新做临床试验，而BE又是必要条件。所以“现在的工作都积压在那儿”，杜振新说。所以，有资质的医院从事临床试验的费用也水涨船高。任武贤说：“现在的BE试验300万元是人情价，未来一个BE试验费用可能超过500万元。”杜振新提出国家应认可欧美的临床诊断数据、扩大国内医院的临床试验资质审批数量、简化条件成熟的BE试验标准3个建议。
身处极易受到国家政策影响的医药行业，代表委员们表达的意愿一如既往的强烈。刘革新表示，政府部门出台一个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多元化，也应该要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主体。耿福能以引起行业热烈讨论的药品电子监管码暂停为例，说道：“电子码说上就上，说下就下，这让药品生产企业的损失巨大。我认为政策制定的时候至少应该有论证会，不要把所有的企业当做稻草人。”
今年，坐在回字形会议室一端的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可以同时看到两侧代表委员们，但从座谈会开始到结束，无一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