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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42年了，但天地间依然回荡着人民深情的呼唤：“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周恩来为什么这样长久地受到人民的缅怀和思念？正是他的大爱大德，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澜。他的大爱覆盖国家、人民和世界；他的大德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千秋楷模。
从仁心到爱民
周恩来从小家庭教育就给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训》讲：“谦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为第一要诀，以和为第一喜气。”周恩来投身革命后，这种爱心便扩充为对同志、对人民、对事业的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大爱。
仁爱待人。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你死我活，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给予真诚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等党的各项工作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
周恩来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谈判，与国民党谈，与党内的不同代表性人物谈，与民主党派人士谈，后来与美国人谈，与苏联人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作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斗争的博弈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为蒋介石所扣），现在再不能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个人。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恩来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国民党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党内斗争中周恩来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一时错误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恩来上门安慰，又派人把其妻子接回，叮嘱她日夜看护勿生意外。“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被发配广东肇庆，周恩来多方沟通促成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后又安排他到无锡养病。钱三强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头号科学家，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忠心报国，精于业务，但是对极“左”路线常有微词，不被领导喜欢，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周恩来保他过了关。“文化大革命”初有人又要整他，周恩来赶忙安排他参加了下乡工作队。
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为对方考虑。中国有个乐团要赴日访问，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国、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常来北京开会，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会议中间要安排休息，房间里有水果，要给客人留出享用的时间。他对别人的尊重与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
大爱为民。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总管。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要挪。直到现在，14路公共汽车站还设在那里。
1958年，周恩来从报纸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只有一把小椅和一个小凳，周恩来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科学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县纪念馆里。
1966年，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恩来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風一面，群众站在迎风一面，就立即换了过来。
1972年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化大革命”动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地落泪。他说：“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九个不够、又画了三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有爱才有牺牲。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恩来的本性，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恩来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比一个孩子更重要。
周恩来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至，而他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他的工作时间，是不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时间。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已重病在身还要接见外宾、举行谈判。1975年，越南总理到中国来要援助，谈判从夜里两点谈到天亮。周恩来浑身虚汗，每十分钟要用热毛巾擦一次。他绞尽脑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烧尽材，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消耗自己。人们都记得他晚年坐在沙发上的那张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酷之处，我把它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和现在的官场上少数干部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恩来深知这一点，他极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和亲属，勿使沾上一点灰尘，不留下任何把柄。 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工作。邓颖超在党内是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中共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参加过长征，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新中国成立初期组阁时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而周恩来却提名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知名度不高的李书城当了农业部长，邓颖超无缘政府任何职务。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恩来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恩来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颖超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3级，邓颖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3级。但他们夫妇主动要求降两级，拿5级。批下来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6级。1974年12月，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颖超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恩来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恩来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直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最高指示”。
我曾有缘与周恩来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也都未脱此例而摊上了这种“奉献”。侄女周秉建“文化大革命”中带头到内蒙古插队，数年后应征入伍。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恩来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扎根。结果周秉建又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古族青年。
“宰相肚里撑大船”
包容既是政治素质，也是人品素养。周恩来的包容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疯狂捕杀。周恩来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冲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恩来已叛变，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极大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恩来、张冲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胜利张冲病逝，周恩来提议为张冲的追悼会捐3万元，并亲自前往哀悼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发表讲演时，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無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爆了一颗炸弹。
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他却以一颗真诚的心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正义的大网，反过来覆盖整个重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协调各方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各方人士灵魂深处的良知，终形成团结互爱的统战大局。他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尊重别人，在人心深处找共同点，不管什么人都真诚相待。
1972年，尼克松来访，周恩来同他举行会谈、陪同参观游览。后来尼克松评价说：“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恩来去世后普天同悼的原因，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
周恩来是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和国界，在人格上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研究周恩来，小者可知怎样做人，大者可知怎样做官，再大者可知怎样构建一个社会。他的风范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穹中，他永远是那颗让人们一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爱人者，人恒爱之。从42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到42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人民怀念总理，深情呼唤总理，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
（本刊编辑部摘自《党建》）
责任编辑 / 陈 洪
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周恩来为什么这样长久地受到人民的缅怀和思念？正是他的大爱大德，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澜。他的大爱覆盖国家、人民和世界；他的大德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千秋楷模。
从仁心到爱民
周恩来从小家庭教育就给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训》讲：“谦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为第一要诀，以和为第一喜气。”周恩来投身革命后，这种爱心便扩充为对同志、对人民、对事业的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大爱。
仁爱待人。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你死我活，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给予真诚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等党的各项工作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
周恩来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谈判，与国民党谈，与党内的不同代表性人物谈，与民主党派人士谈，后来与美国人谈，与苏联人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作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斗争的博弈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为蒋介石所扣），现在再不能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个人。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恩来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国民党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党内斗争中周恩来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一时错误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恩来上门安慰，又派人把其妻子接回，叮嘱她日夜看护勿生意外。“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被发配广东肇庆，周恩来多方沟通促成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后又安排他到无锡养病。钱三强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头号科学家，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忠心报国，精于业务，但是对极“左”路线常有微词，不被领导喜欢，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周恩来保他过了关。“文化大革命”初有人又要整他，周恩来赶忙安排他参加了下乡工作队。
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为对方考虑。中国有个乐团要赴日访问，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国、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常来北京开会，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会议中间要安排休息，房间里有水果，要给客人留出享用的时间。他对别人的尊重与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
大爱为民。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总管。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要挪。直到现在，14路公共汽车站还设在那里。
1958年，周恩来从报纸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只有一把小椅和一个小凳，周恩来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科学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县纪念馆里。
1966年，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恩来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風一面，群众站在迎风一面，就立即换了过来。
1972年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化大革命”动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地落泪。他说：“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九个不够、又画了三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有爱才有牺牲。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恩来的本性，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恩来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比一个孩子更重要。
周恩来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至，而他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他的工作时间，是不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时间。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已重病在身还要接见外宾、举行谈判。1975年，越南总理到中国来要援助，谈判从夜里两点谈到天亮。周恩来浑身虚汗，每十分钟要用热毛巾擦一次。他绞尽脑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烧尽材，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消耗自己。人们都记得他晚年坐在沙发上的那张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酷之处，我把它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和现在的官场上少数干部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恩来深知这一点，他极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和亲属，勿使沾上一点灰尘，不留下任何把柄。 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工作。邓颖超在党内是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中共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参加过长征，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新中国成立初期组阁时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而周恩来却提名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知名度不高的李书城当了农业部长，邓颖超无缘政府任何职务。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恩来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恩来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颖超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3级，邓颖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3级。但他们夫妇主动要求降两级，拿5级。批下来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6级。1974年12月，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颖超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恩来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恩来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直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最高指示”。
我曾有缘与周恩来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也都未脱此例而摊上了这种“奉献”。侄女周秉建“文化大革命”中带头到内蒙古插队，数年后应征入伍。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恩来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扎根。结果周秉建又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古族青年。
“宰相肚里撑大船”
包容既是政治素质，也是人品素养。周恩来的包容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疯狂捕杀。周恩来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冲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恩来已叛变，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极大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恩来、张冲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胜利张冲病逝，周恩来提议为张冲的追悼会捐3万元，并亲自前往哀悼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发表讲演时，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無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爆了一颗炸弹。
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他却以一颗真诚的心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正义的大网，反过来覆盖整个重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协调各方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各方人士灵魂深处的良知，终形成团结互爱的统战大局。他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尊重别人，在人心深处找共同点，不管什么人都真诚相待。
1972年，尼克松来访，周恩来同他举行会谈、陪同参观游览。后来尼克松评价说：“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恩来去世后普天同悼的原因，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
周恩来是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和国界，在人格上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研究周恩来，小者可知怎样做人，大者可知怎样做官，再大者可知怎样构建一个社会。他的风范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穹中，他永远是那颗让人们一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爱人者，人恒爱之。从42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到42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人民怀念总理，深情呼唤总理，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
（本刊编辑部摘自《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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