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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存在着地域、时空和民族性的差异。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必然会产生一种碰撞、交汇、融合的互动关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情况，一方面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社会理想、理想人格等层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期运用于现实，改造中国；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来批判儒家文化中落后、空想、保守的一面，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和实现儒家文化的创新转化，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本土化调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 儒家文化 本土化调适
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随着西学东渐浪潮对我国的影响，馬克思主义随之进入中国的历史场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传播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中逐渐脱颖而出。人们不禁要问，产生于西方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实现与一个完全异质的中国本土文化相对接的？这其中的奥秘与发生机理是什么？本文拟作一些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认同关系下的传播语境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逻辑前提，即传播的形式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性、认知观念，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性、认知观念是深受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儒家文化特有的思维惯性及其对中国民众民族心理的影响。鉴于这一考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的过程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道德价值观、社会理想、理想人格的相合相通相融，并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儒家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来阐释其要义，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传扬。传播话语语境本土化的调适，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出现了合和关系。
（一）价值观的认同：在平等观念相合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儒家文化中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道德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的价值观二者是相合的。儒家的道德伦理以“均贫富，等贵贱”的价值观为统领，构想了一个人人均平享有社会财富的价值平等观。儒家文化中关于人人均平的价值平等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已成为儒家文化流传于后世的重要精神滋养，民众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持有高度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极不公平并批判的基础之上，是对资本主义吃人社会因异化而导致不公的超越，追求的是人人平等、自由和谐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构建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平等的应然状况。这种科学理论是建立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内蕴对于人民群众追求平等社会愿景的尊重，这与儒家文化中大同社会的平等状态在价值观层面是相合的。可见，儒家“均贫富，等贵贱”的道德价值平等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的价值观二者相互契合。正因为如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二者平等观的一致性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人类进化的基础“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1]p560。为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强调劳工一家亲的理念，“社会上受了这个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平等的状态”[1]p17。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道德均平价值观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公正价值观得以传播。
（二）社会理想的认同：在理想社会相通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动力来源于人类基于真善美而产生对美好社会的精神追求，这反映在儒家文化中体现为对“大同世界”美好蓝图的描绘，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尽管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在社会理想层面存在着相通性。为此，“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借用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的观念形态，并对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既避免了从内容上儒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误区，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与儒家文化互动调适的本土化。这正如陈独秀在1917年《答陶孟和》中便提出的未来设想：将来世界必将趋于大同社会。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鹊也”的宏愿。1919年底毛泽东则将新社会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2]p410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在对理想社会追求相通中来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沿着本土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三）理想人格的认同：在理想人格相融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个人献身学术、心忧天下的人格力量，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追求相互映衬，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立足点。儒家文化历来主张高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必定会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入世情怀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处世情怀和进取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无数仁人志士践行着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而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在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下，仍然初心不改，执著于自己的革命事业。从个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不仅有着著作等身的学术成果，更有着与恩格斯患难与共的同舟共济、不向资本主义权威低头哈腰的铮铮铁骨，这种人格魅力与儒家所诠释的君子品格具有相融性；从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牺牲小我为大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个人的追求与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毕生心血。马克思个人献身学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深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仰慕，他们在传播的实践中注重以马克思献身学术、心忧天下的人格品质为榜样，力求马克思主义能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1919年，渊泉说，“吾今日介绍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实有两大用意：一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二欲使诸君“知古来贤哲学身术学之生涯”[3]。1922年5月5日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载文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文章号召民众学习马克思“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矛盾及其化解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存在着地域性、时空性和民族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会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语境中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过程中所应理性面对并化解的。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矛盾
1.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先进性。而儒家文化作为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法制共荣共生的观念形态，是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這就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
2.科学性与空想性的矛盾。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方面，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发现的基础上并终将会实现的社会形态，具有科学性。而儒家文化中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仅仅为一种思想实验，寄予着哲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科学性与空想性的矛盾。
3.革命性与保守性的矛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为寻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富强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个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时代场域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来改造中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这与当时教条化、腐朽化的儒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革命性与保守性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矛盾的化解
1.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空想性展开批判。李大钊在1920年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武器，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进行批判。他指出：孔子思想代表专制社会的道德，之所以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儒家文化所依托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因而，“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4]p179。瞿秋白也认为东方文化已经是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文化，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针对儒家文化社会理想的空想性，陈独秀论述道：“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5]。这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与空想性进行剖析，从源头上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2.运用阶级斗争观和辩证的发展观对儒学的保守性展开批判。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改造阶级尖锐的旧中国，批判当时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当时已经腐朽且趋于保守的儒家文化，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号召年轻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另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1]p591918年，李大钊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p161作为“第三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文明”，显露出“新世纪”和“新文明”的曙光，“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在这里，李大钊看到了“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即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要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就要用“俄罗斯文明”即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儒家文化，而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的发展观是“俄罗斯文明”的重要部分，因而李大钊认为“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1]p59。这当然也包括改造当时已经腐朽且保守的儒家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本土化调适的历史反思与启示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的过程中，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合和关系，找准二者本土化调适的契合点，又直面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由于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并努力为化解这些矛盾而努力做出诠释，使得马克思在中国传播开来。理性回顾这段历史并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既有成功之处，也存在不足，以史为鉴，可为当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历史启示。
（一）历史反思
1.成功之处：传播立足点的正确性，减少了传播的阻力。“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存在着道德价值观、社会理想、理想人格等层面的合和关系，因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于二者的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一种归属感，自然而然地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阻力。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儒学的文化背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皆接受过儒学教育。这样一种文化背景能够使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较容易找到二者的内在契合，正确把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使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也随之而生，从而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阻力。
2.不足之处：传播内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曲解，出现“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文化来“套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虽然容易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产生亲和力和归属感，但同时也难免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自己的“原教旨主义”，“纯正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有“贬值”的危险，出现“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都是用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容易使民众混淆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界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儒家文化消解的倾向。正如蔡元培所言：“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6]。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容易产生曲解，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在传播的过程中降低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层面。 （二）历史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必须处理好与本国原有文化的两对关系，即认同关系和矛盾关系，在二者的相互调适中实现本土化、大众化、民族化。因而有如下历史启示：
1.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傳播路径。“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开始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五四运动过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这种走“上层路线”的传播路径，进而把传播对象和重心转向了广大劳苦大众，向他们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7]p12这就是说，到群众中去，这既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种行动自觉，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路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广大受压迫者追求自身解放的行动指南，很快就得到了底层社会广大劳苦大众的认可，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理论如果脱离实践，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无花之果，必将走向消亡。因而，在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
2.要坚持“尊同化异”的传播方式。“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明确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通性，即二者的契合之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调适是有利的因素，因而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实现“尊同”，找到二者展开对话的切入点，进一步为二者矛盾冲突的努力诠释及化解奠定了基础。在二者“尊同”的基础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差异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必须面对并努力化解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由于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在二者“尊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化异”。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本土化调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也为我们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的智慧。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J].晨报.1919-04-14.
[4]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九号第四卷.1921-08-14.
[6]社会主义史[J].新青年第一号第八卷.1920-07-23.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陈 洪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 儒家文化 本土化调适
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随着西学东渐浪潮对我国的影响，馬克思主义随之进入中国的历史场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传播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中逐渐脱颖而出。人们不禁要问，产生于西方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实现与一个完全异质的中国本土文化相对接的？这其中的奥秘与发生机理是什么？本文拟作一些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认同关系下的传播语境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逻辑前提，即传播的形式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性、认知观念，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性、认知观念是深受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儒家文化特有的思维惯性及其对中国民众民族心理的影响。鉴于这一考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的过程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道德价值观、社会理想、理想人格的相合相通相融，并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儒家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来阐释其要义，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传扬。传播话语语境本土化的调适，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出现了合和关系。
（一）价值观的认同：在平等观念相合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儒家文化中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道德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的价值观二者是相合的。儒家的道德伦理以“均贫富，等贵贱”的价值观为统领，构想了一个人人均平享有社会财富的价值平等观。儒家文化中关于人人均平的价值平等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已成为儒家文化流传于后世的重要精神滋养，民众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持有高度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极不公平并批判的基础之上，是对资本主义吃人社会因异化而导致不公的超越，追求的是人人平等、自由和谐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构建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平等的应然状况。这种科学理论是建立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内蕴对于人民群众追求平等社会愿景的尊重，这与儒家文化中大同社会的平等状态在价值观层面是相合的。可见，儒家“均贫富，等贵贱”的道德价值平等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的价值观二者相互契合。正因为如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二者平等观的一致性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人类进化的基础“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1]p560。为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强调劳工一家亲的理念，“社会上受了这个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平等的状态”[1]p17。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道德均平价值观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公正价值观得以传播。
（二）社会理想的认同：在理想社会相通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动力来源于人类基于真善美而产生对美好社会的精神追求，这反映在儒家文化中体现为对“大同世界”美好蓝图的描绘，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尽管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在社会理想层面存在着相通性。为此，“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借用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的观念形态，并对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既避免了从内容上儒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误区，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与儒家文化互动调适的本土化。这正如陈独秀在1917年《答陶孟和》中便提出的未来设想：将来世界必将趋于大同社会。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鹊也”的宏愿。1919年底毛泽东则将新社会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2]p410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在对理想社会追求相通中来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沿着本土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三）理想人格的认同：在理想人格相融的语境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个人献身学术、心忧天下的人格力量，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追求相互映衬，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立足点。儒家文化历来主张高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必定会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入世情怀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处世情怀和进取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无数仁人志士践行着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而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在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下，仍然初心不改，执著于自己的革命事业。从个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不仅有着著作等身的学术成果，更有着与恩格斯患难与共的同舟共济、不向资本主义权威低头哈腰的铮铮铁骨，这种人格魅力与儒家所诠释的君子品格具有相融性；从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牺牲小我为大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个人的追求与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毕生心血。马克思个人献身学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深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仰慕，他们在传播的实践中注重以马克思献身学术、心忧天下的人格品质为榜样，力求马克思主义能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1919年，渊泉说，“吾今日介绍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实有两大用意：一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二欲使诸君“知古来贤哲学身术学之生涯”[3]。1922年5月5日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载文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文章号召民众学习马克思“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矛盾及其化解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存在着地域性、时空性和民族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会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语境中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过程中所应理性面对并化解的。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矛盾
1.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先进性。而儒家文化作为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法制共荣共生的观念形态，是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這就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
2.科学性与空想性的矛盾。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方面，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发现的基础上并终将会实现的社会形态，具有科学性。而儒家文化中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仅仅为一种思想实验，寄予着哲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科学性与空想性的矛盾。
3.革命性与保守性的矛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为寻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富强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个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时代场域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来改造中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这与当时教条化、腐朽化的儒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革命性与保守性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矛盾的化解
1.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空想性展开批判。李大钊在1920年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武器，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进行批判。他指出：孔子思想代表专制社会的道德，之所以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儒家文化所依托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因而，“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4]p179。瞿秋白也认为东方文化已经是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文化，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针对儒家文化社会理想的空想性，陈独秀论述道：“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5]。这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落后性与空想性进行剖析，从源头上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2.运用阶级斗争观和辩证的发展观对儒学的保守性展开批判。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改造阶级尖锐的旧中国，批判当时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当时已经腐朽且趋于保守的儒家文化，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号召年轻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另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1]p591918年，李大钊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p161作为“第三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文明”，显露出“新世纪”和“新文明”的曙光，“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在这里，李大钊看到了“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即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要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就要用“俄罗斯文明”即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儒家文化，而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的发展观是“俄罗斯文明”的重要部分，因而李大钊认为“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1]p59。这当然也包括改造当时已经腐朽且保守的儒家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本土化调适的历史反思与启示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的过程中，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合和关系，找准二者本土化调适的契合点，又直面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由于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并努力为化解这些矛盾而努力做出诠释，使得马克思在中国传播开来。理性回顾这段历史并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既有成功之处，也存在不足，以史为鉴，可为当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历史启示。
（一）历史反思
1.成功之处：传播立足点的正确性，减少了传播的阻力。“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存在着道德价值观、社会理想、理想人格等层面的合和关系，因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于二者的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一种归属感，自然而然地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阻力。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儒学的文化背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皆接受过儒学教育。这样一种文化背景能够使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较容易找到二者的内在契合，正确把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使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也随之而生，从而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阻力。
2.不足之处：传播内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曲解，出现“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文化来“套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虽然容易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产生亲和力和归属感，但同时也难免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自己的“原教旨主义”，“纯正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有“贬值”的危险，出现“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都是用儒家文化中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容易使民众混淆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界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儒家文化消解的倾向。正如蔡元培所言：“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6]。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容易产生曲解，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在传播的过程中降低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层面。 （二）历史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必须处理好与本国原有文化的两对关系，即认同关系和矛盾关系，在二者的相互调适中实现本土化、大众化、民族化。因而有如下历史启示：
1.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傳播路径。“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开始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五四运动过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这种走“上层路线”的传播路径，进而把传播对象和重心转向了广大劳苦大众，向他们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7]p12这就是说，到群众中去，这既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种行动自觉，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路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广大受压迫者追求自身解放的行动指南，很快就得到了底层社会广大劳苦大众的认可，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理论如果脱离实践，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无花之果，必将走向消亡。因而，在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
2.要坚持“尊同化异”的传播方式。“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明确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通性，即二者的契合之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调适是有利的因素，因而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实现“尊同”，找到二者展开对话的切入点，进一步为二者矛盾冲突的努力诠释及化解奠定了基础。在二者“尊同”的基础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差异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必须面对并努力化解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由于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在二者“尊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化异”。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本土化调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也为我们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的智慧。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J].晨报.1919-04-14.
[4]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九号第四卷.1921-08-14.
[6]社会主义史[J].新青年第一号第八卷.1920-07-23.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