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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近日,廉政瞭望记者专访了朱德元帅之孙、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少将。朱和平从小在朱德身边生活,聊到爷爷的往事,他先提起了一次发生在家庭内的不大不小的风波。彼时,已年近90岁、素来和蔼的朱老总竟罕见动怒,并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公私分明,把独子赶下车
1970年代,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引起了朱老总注意。在这份记录中,出现了大量从朱德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朱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联系过,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打出去的?再一查,发现电话都打给同一个地方——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工作人员更觉奇怪,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中的红机子,怎么总是拨打一家普通企业的电话?
朱德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发了脾气,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查清楚。朱和平回忆说,当时也有工作人员找到自己,问电话是不是他打的。朱和平说,自己知道爷爷要求家人十分严格,绝不会用公家的电话。
隔了一段时间,私自使用电话的人终于被查出,是一名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这名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每次来朱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他女朋友通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我还挺佩服那些人,最后真给查了个水落石出。”朱和平笑着说。
朱德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他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名亲戚自己掏了8元钱。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当年的8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部队当兵,一个月工资还没到8元。就这一下,人家一个多月的工资没了,但爷爷就是这样公私分明。”
朱和平的父亲朱琦是朱德独子,早年在战争中负伤,腿部残疾,可他想搭一下朱德的车都不被允许。
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朱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老总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谈及这些往事,朱和平感慨道:“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朱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据朱和平回忆,朱德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朱和平说,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朱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吧。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朱德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1960年代,朱德家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有多忙,朱德都会抽出时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四组”会议。尤其外出考察结束后,朱德总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没有超标准接待、咱们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讲起来。会议中,朱德会批评某些同志,工作人员也会对朱德提意见。
朱和平回忆,朱德会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记下来,下次开会时还会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而在“四组”会议上,挨批最多的往往是厨师与司机。有人提意见,说地方送来土特产,厨师没按规定付钱,就直接下锅煮出来,还会说司机有时帮人办事,开着车出去。
“这些都是小事,却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朱和平说,如今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从不参加正常组织生活。小问题得不到纠正,最后发展成大问题。
朱和平特别提到,军队内有一名职务很高的落马“老虎”,多年来从不参加组织生活。秘书提醒他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名领导居然大发脾气,把秘书骂了一通。“当初他若能虚心听一听周围意见,或许对他会有帮助。”
1970年以后,随着朱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活动。有一次,朱和平在家里为爷爷读书,爷爷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朱和平回答说:“他们在开会。”朱德立刻让孙儿扶着自己,去参加会议。来到现场,朱德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朱和平说,爷爷始终明白党的规矩,并时刻遵守这些规矩。
“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水火不容”
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学习继承朱德的精神,朱和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物资生活丰富之后,人们没有必要像爷爷那样,自己开荒种地,穿补丁衣服。但心中无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朱和平长期在空军服役,他举例说,如今那些先进战机的设计师,国家绝不提倡他们去过苦日子,相反,还要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能够静下心来,研发出优秀战机,就是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朱和平说。
“如今的年代,軍人也不必去穿补丁衣服。相反还要注意仪表,穿出精气神。”朱和平说,那些外国军官来中国访问或学习,人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熨衣服、擦皮鞋。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衣服笔挺,皮鞋锃亮。如今,军人保持良好仪容,也是在展示国威、军威,这与爷爷他们穿补丁衣服,勤俭创业的精神实则一脉相承。
专访最后,朱和平又聊到十八大后党中央的铁拳反腐。他说:“通过在党内、军内开展反腐运动,打下那些老虎、苍蝇,让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是水火不容的。”
公私分明,把独子赶下车
1970年代,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引起了朱老总注意。在这份记录中,出现了大量从朱德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朱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联系过,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打出去的?再一查,发现电话都打给同一个地方——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工作人员更觉奇怪,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中的红机子,怎么总是拨打一家普通企业的电话?
朱德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发了脾气,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查清楚。朱和平回忆说,当时也有工作人员找到自己,问电话是不是他打的。朱和平说,自己知道爷爷要求家人十分严格,绝不会用公家的电话。
隔了一段时间,私自使用电话的人终于被查出,是一名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这名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每次来朱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他女朋友通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我还挺佩服那些人,最后真给查了个水落石出。”朱和平笑着说。
朱德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他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名亲戚自己掏了8元钱。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当年的8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部队当兵,一个月工资还没到8元。就这一下,人家一个多月的工资没了,但爷爷就是这样公私分明。”
朱和平的父亲朱琦是朱德独子,早年在战争中负伤,腿部残疾,可他想搭一下朱德的车都不被允许。
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朱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老总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谈及这些往事,朱和平感慨道:“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朱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据朱和平回忆,朱德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朱和平说,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朱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吧。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朱德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1960年代,朱德家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有多忙,朱德都会抽出时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四组”会议。尤其外出考察结束后,朱德总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没有超标准接待、咱们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讲起来。会议中,朱德会批评某些同志,工作人员也会对朱德提意见。
朱和平回忆,朱德会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记下来,下次开会时还会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而在“四组”会议上,挨批最多的往往是厨师与司机。有人提意见,说地方送来土特产,厨师没按规定付钱,就直接下锅煮出来,还会说司机有时帮人办事,开着车出去。
“这些都是小事,却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朱和平说,如今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从不参加正常组织生活。小问题得不到纠正,最后发展成大问题。
朱和平特别提到,军队内有一名职务很高的落马“老虎”,多年来从不参加组织生活。秘书提醒他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名领导居然大发脾气,把秘书骂了一通。“当初他若能虚心听一听周围意见,或许对他会有帮助。”
1970年以后,随着朱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活动。有一次,朱和平在家里为爷爷读书,爷爷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朱和平回答说:“他们在开会。”朱德立刻让孙儿扶着自己,去参加会议。来到现场,朱德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朱和平说,爷爷始终明白党的规矩,并时刻遵守这些规矩。
“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水火不容”
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学习继承朱德的精神,朱和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物资生活丰富之后,人们没有必要像爷爷那样,自己开荒种地,穿补丁衣服。但心中无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朱和平长期在空军服役,他举例说,如今那些先进战机的设计师,国家绝不提倡他们去过苦日子,相反,还要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能够静下心来,研发出优秀战机,就是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朱和平说。
“如今的年代,軍人也不必去穿补丁衣服。相反还要注意仪表,穿出精气神。”朱和平说,那些外国军官来中国访问或学习,人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熨衣服、擦皮鞋。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衣服笔挺,皮鞋锃亮。如今,军人保持良好仪容,也是在展示国威、军威,这与爷爷他们穿补丁衣服,勤俭创业的精神实则一脉相承。
专访最后,朱和平又聊到十八大后党中央的铁拳反腐。他说:“通过在党内、军内开展反腐运动,打下那些老虎、苍蝇,让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