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为什么嫌弃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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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贯通中国史的眼光看,张骞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人物。
  张骞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和世界仍然受惠于这次壮举。
  但和张骞同時代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就连司马迁评价张骞的眼光,也没有超越时代。
  司马迁把张骞的发现记录下来,但也只是记录下来而已。要说这些内容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坚定了他对儒家经典的信心。所以在《大宛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议论说,社会上流传的《禹本纪》《山海经》之类的书,充斥着关于西方昆仑山的夸夸其谈,可是和张骞的发现一印证,哪里看得见一点影子?可见,读书还是要读《尚书》啊。
  至于张骞这个人,司马迁承认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此外就没有什么优点了。
  张骞出使西域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极少有人知道,何况那时的司马迁,还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
  13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来了。司马迁刚好在这一年踏上了去东方漫游的旅途。张骞带回许多关于西域奇异世界的消息,引起汉武帝浓厚的兴趣,但对司马迁和汉朝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张骞是去西方寻找对付匈奴的同盟的,而他不得要领,一无所获。
  张骞出发时,取道河西走廊,被匈奴擒获;张骞回来时,走昆仑山北麓的通道,结果还是落入了匈奴之手,所以他希望寻求一条通往西域的新道路。
  张骞根据获得的零散资讯,想到这么一条路:先征服西南夷,然后取道身毒(今印度)前往大夏(今阿富汗一带),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匈奴人的威胁。
  于是在张骞的建议下,一度暂停的西南夷道路工程又重新启动。几万人因此苦不堪言,许多人在疲惫、饥饿和病痛中死去,最终却并没有找到张骞所说的那条通道。
  后来,张骞成为对匈奴战场上的一名将军。一开始,他的表现不错,因为善于辨识道路,大大改善了汉军的后勤保障。他被封为“博望侯”,“博望”即视野开阔的意思。
  颇为讽刺的是,这之后,张骞就迷了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7年),因为张骞失道,没能及时赶到约定地点,导致另一支汉军成了孤军,陷入匈奴的重围之中,要不是统兵的老将才气无双,几乎就全军覆没了。
  这位老将,正是司马迁最崇拜的“飞将军”李广。至少在李将军的粉丝看来,正是因为张骞的失误,导致老将军的封侯之梦再次破碎。
  张骞也因此失去侯爵。对汉朝的男人来说,有什么比“封侯”更重要呢?张骞发疯似的想再次封侯,于是用尽办法游说汉武帝,极力夸张地说,联合一个叫“乌孙”的国家(在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对击败匈奴会有多么大的意义。终于,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24年),他赢得了二次出使西域的机会。
  这一次的规模和第一次大不相同。张骞率领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价值几千万钱,还有牛羊万头。这一年,正值汉朝财政极度紧张,为了征伐匈奴,国库基本被掏空。结果张骞在乌孙再次“不得其要领”,又一次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
李云中 / 绘

  但张骞还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边国家去找机会,还引导乌孙使者到汉朝来,让他们见识汉朝的疆域广大和物产丰饶,希望改变他们对汉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这一切还没见效,张骞就去世了,终究没有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侯爵。
  这之后,汉朝人对张骞的评价发生了分裂:一少部分人把他当作榜样,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死有余辜、流毒无穷。
  张骞的事迹也触动了一部分冒险家。在他们看来,前往西域比和匈奴作战,性价比高多了。所以在张骞死后,他的随从不论官阶高低,都纷纷向汉武帝上书,渲染外国有多少奇怪的人群、物种和产品,征服西方可以获得多么大的收益。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阵营。
  汉武帝的反应非常有趣,或者说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遥远的西域不是大汉良民愿意去的,值得利用的就是这些冒险家和流氓无产者。所以,他常常并不仔细核查事实,谁要去,就赐予符节,给予汉朝使者的身份——牛吹得大,就是正使;吹牛胆子都小,就给个副使当当。
  为了打开西域一个个小国的大门,汉朝使团都会携带大量财富。很多使者从中肆意侵吞,将国家的礼物当作商品销售,把获利塞入自己的腰包。以汉武帝的精明,当然不至于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他的处置手段是:从重判罚,但可以赎罪,赎罪的办法是再次出使西域——既然你是熟悉西域的人才,这个特点就要充分利用。
  于是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汉朝使者的队伍络绎不绝。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域使团和商队,纷纷奔赴汉朝。

  后世很长时间里,张骞不算受到关注的人物。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的重要意义。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一声叹息。

  这时,汉武帝正频繁地到沿海地区视察,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其后,遇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经过。汉武帝不断赏赐客人财物,确保他们在汉朝生活优渥,还组织大规模的角抵活动(类似现代摔跤的一种技艺表演),演出新奇节目,展出许多怪物,引来众人围观。大汉的娱乐业在那些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总之,汉武帝要“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通过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在皇帝面前倾倒惊骇。
  那么,身为汉朝的黎庶怎样看待这个景象?汉朝能够支付这笔巨额支出,是因为桑弘羊主持的财政政策已经卓有成效。在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一系列运作之后,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而一般民众的生活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这笔钱是用于抗击匈奴、开疆拓土,还有理可说,现在这样挥霍,岂不是让二十几年来民众持续不断的牺牲,变得像个笑话?   作为时局中人,司马迁没有对这种现象做什么评论。不过他在记述汉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况时,竟然用了“酒池肉林”一词。当然,西域人喜欢喝酒吃肉,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写实的,但这个词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大家都懂的。
  溯本追源,这一切浪费的源头,就是因为张骞。
  在这里,《史记》和《汉书》的差异值得一提。张骞死后,他那个“结好乌孙”的方案,倒是不断取得进展。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昆莫送来千匹良马,请求迎娶汉朝的公主,汉武帝答应了,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嫁到了乌孙。昆莫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后来刘细君又改嫁给他的孙子。
  关于这件事,《汉书·西域传》的记叙比司马迁详细得多。班固称,公主嫁到乌孙后,和衰老的丈夫言语不通,感到悲愁,创作了著名的《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武帝听说后非常同情,隔几年就派使者给公主送去很多财物。等到昆莫死后,细君公主拒绝嫁给昆莫孙子的时候,武帝就立刻表现出严厉的一面:“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去做,我要与它共灭匈奴。”小女子的感受,当然不能坏了国家大事。
  不论这支歌是公主所作、传回中原的,还是同情她的文人创作的,总之,这样的歌词反映了汉地社会的一种情绪:公主远嫁,极易激起汉家男儿的怒火,文人的伤情更会泛滥得不可收拾。
  这件事自然也要归罪于张骞。按照《史记》记载,这件事其实和张骞无关。但《汉书》却加入了张骞对汉武帝说“汉遣公主为夫人”的台词。显然,是100多年来对张骞的愤怒情绪,促使班固时代的人们相信,他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罪恶的话。
  后世很長时间里,张骞不算受到关注的人物。民间很少会根据他的事迹编制故事,正史提及他的次数也不算多。偶尔有人注意到张骞对皇帝的忠诚,愿意把他和苏武并列赞美几句,也总是把苏武放在前面——事实上,即使不比功绩、只谈年代,张骞也应该比苏武早一些。还有人对张骞极其憎恶,宋代黄震评价张骞说:“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矣!”清代大学者王鸣盛则说张骞“首倡邪谋”。
  通西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付出代价,才能转化为成果。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的重要意义,对张骞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然而,站在古人的立场,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当然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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