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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溪田村。他少年时在家乡时间短暂，青年时在外读书期间及参加革命以后，在家乡的活动也极其有限。但就是这极其有限的活动，也在家乡人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一颗为民之心。
立志富民
吕振羽少年时代活跃在樵牧队里，他目睹当时“种菜之人无菜吃，种田人家多缺粮”的黑暗现实，愤愤不平，立志刻苦读书，将来当一名清官，救穷人于水火。
吕振羽曾在村进步塾师吕金翅的经馆读书，后到县立武东、武冈中学读书，通过接触进步教师、进步人士和进步书刊，他开阔了视野，初步了解到经济落后、国难民辱的中国现状，萌发了工业救国富民的思想。中学毕业后便进入湖南工业专科学校（现湖南大学）电机系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夏明翰、李达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吕振羽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认识到只有推翻军阀政权，方可救国富民。于是，他大学毕业后便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迈上了解放民众的革命道路。
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吕振羽非常同情和关心贫苦同学和农友，一有机会就会帮助他们。在武东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冬天，他回家在渡口发现一老农衣着单薄，冻得哆嗦，便将自己的棉衣脱给他穿上。老人问他自己怎么办？他说：我年轻，快步回家，不会冷的。他身着单衣、冒着寒风一口气走了20多里。他在武冈县城上中学时，离家有100多里乡路，步行往返不易，加之从事学生运动，因此很少回家。每期钱粮由家里人送到学校，但他还是经常写信回家催追钱粮。父亲发现他吃用超乎寻常，久而久之，便怀疑他在学校胡乱花费。反复询问，吕振羽不肯说出实情。待父亲欲动“家法”，他才如实“交待”了接济贫困学友之事。此后，通情达理的父母便顺其心志。到大学读书时，他还经常说服家里人，要少收或不收佃农租金，特别是天灾年份，应免收租谷，将余粮或借或送给缺粮农友度荒。因而他的一家在附近乡村享有美誉。
为了实现让民众温饱富裕的理想，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吕振羽还曾集合武冈东四区的同乡学友，于寒假期间在家乡金称市古峰学校召开民众大会，成立清算委员会，要清理学校账目和区团防局的税征田赋去向，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人人有田种，人人有事做，衣食温饱的“极乐国”。可惜不几日，他们的言行就被反动政府发觉了，反动政府派兵四处捉拿吕振羽，吕振羽被迫在大年三十出逃。
修建“留念亭”
1936年，逢吕振羽的母亲60岁、父亲58岁寿辰。吕家当时人丁兴旺，却只有祖父留下的一座土木瓦房，不足100平方米。按传统习俗，完全可以借机大兴土木，修葺庭院，以光宗耀祖。可是吕振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荣耀和亲属的颜面，而是穷苦乡亲和广大民众。他与家人商定后，决定在家乡修建一座凉亭，“备迷途之问讯，供过客以茶汤”，以此来祝寿父母。他们将凉亭取名为“留念亭”。
此亭修成后，吕振羽将它送给族上管理。居亭者种地育林，烧茶汤，解迷途，均为无偿和自愿。吕振羽胞弟吕持平之妻江淑琛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义女，江淑琛大学毕业后曾留在林森的身边工作。因此亭子修好后，吕家就请林森题写了“留念亭”三字和两副对联：
“留是有年，常怀亲恩耿耿；念非一日，勉尽子道殷殷。”
“歇地获安闲，勿谓此地非佳境；凉亭解渴热，能许当途是休征。”
未曾料想，在“文革”那特殊年代，林森题字一事便成了吕振羽的罪行之一。当地造反派抬着“刘邓黑干将”吕振羽的“黑书”，两次到此“破四旧”，“毁黑帮文字”，夷平亭宇，推倒石碑，敲砸石刻文字，使“留念亭”只剩下两端石门架。现碑尚存，少数文字不清，当地民众已移至吕振羽故居内保存。
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人才
1937年9月，吕振羽在长沙筹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吕振羽到家乡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简称“塘院”）。吕振羽在办院期间，不仅努力培养中高级抗日军政人才，同时，仍不忘宣传、教育和武装民众，保护民众利益。他们组织戏剧团、歌咏团、访问团等，深入到周边县乡村访问演出，宣传抗日。学院办得有声有色，被国民党惊呼为“南方抗大”。学院师生们不要民众一针一线，到乡村演出和教民众识字时，民众将自己种的甘蔗、花生等土特产送给他们，他们硬是不受。吕振羽以身作则，经常与师生们一起深入群众。寒冬的一夜，他到院后夜校识字班去察看时，发现一名叫周仪平的12岁孩子衣裤单薄，光着红肿的双脚在读书，便马上回去取来一双布鞋给他穿上。老百姓把“塘院”的师生看作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的孩子称“塘院”师生为叔叔、姑姑、哥哥、姐姐。
1939年4月底，国民党顽固派派兵从三路包围“塘院”，准备用武力解散“塘院”，并贴出布告称“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学院在组织人员疏散时，周围群众自动放下农忙活计，含着眼泪帮助师生转移文件、书刊和撤离。吕振羽最后一批撤出，为防不测，他从院后越墙而出，与一农友换了衣服，化装成挑粪的，躲过敌官兵，到后山与夫人江明及游宇、阎丁南等会合，转移到距“塘院”不足10里的油塘院子，隐蔽下来，并在油塘李氏宗祠秘密举办了为期10天的建党培训班。随后，培训班的骨干们分别在油塘、新宁、绥宁、城步、竹篙塘建立了直属中共湖南省委的5个地下支部，油塘的金称市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江明。
教育子女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吕振羽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但自己却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淡薄名利，尤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先后担任过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身居要职，却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对于子女和亲人，他特别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从不照顾安排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子女一样通过努力去自谋职业。
吕振羽的二女儿次兰夫妇在农村，吕振羽要他们安心在农村，勤劳致富，不要因他而与众不同，应朴素得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1961年次兰37岁高龄初孕，写信要求到北京生育小孩。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吕振羽没有满足女儿的要求。他回信说：“北京这么多高干，他们的子女都拥来，那还了得？你只能到附近邵阳市医院去生产。”事后吕振羽只不过给女儿寄来了费用和小孩的吃穿用等物品。
从1957年以后，吕振羽象慈父般负担着家乡4个困难孩子的学费。他们是早年丧父的堂侄女吕春淑、外甥女李继兰、表侄陈伯恒，另一个是堂弟、烈士吕振簧的孙女吕孝凤。他们几个年龄相差不大，那时都在邵阳县四中读书。侄孙女吕孝凤是吕振羽资助的孩子中最苦的一个：祖父吕振簧28岁在苏北根据地牺牲。她是遗腹子，几岁时母亲又改嫁，便与单身祖母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为送她上学，祖母变卖了全部值钱的家产。她上中学时，吕振羽开始负担她的学费。1961年，吕孝凤以优异成绩考取师范学校，但没被允许入校。原来，吕孝凤保存了两张祖父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村里的贫协主席说肯定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加上土改前吕孝凤的祖母有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两个小脚婆媳，无力耕种，常常是请人或出租给别人种。土改时，祖母家庭成分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吕振羽给她写信说：“你祖父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因我很忙，至今没有写出烈士传。你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在农村做一名光荣的名符其实的公社社员。”吕孝凤听从伯祖父的教导，在农村劳动。1964年社教工作组的同志看到了吕振羽写的这封信，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地将吕孝凤祖母家庭成分纠正为下中农，又推荐她担任了小学民办教师。
一颗为民之心永存故乡
1962年仲冬，吕振羽从衡山参加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顺便回邵阳参观和探亲。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乡。
“文革”期间，吕振羽被列为 “刘邓黑干将”之一，关进秦城监狱，饱受摧残。1975年初，吕振羽出狱，1978年被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吕振羽出狱后，仍惦记着家乡的民众，惦记着家乡人民劳作之余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病重弥留期间，仍不忘告诉夫人和儿子，要支援家乡金称市和溪田办图书馆，让人们劳作之余能看到进步、健康、科学的书刊，走科学种田、勤劳致富之路。
1980年7月，吕振羽不幸病逝。夫人江明遵其遗嘱，将全部稿费和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交了党费。以后又把京城的500平方米房产和2万多册书籍送给吉林大学，并建立吕振羽奖学基金。1983年初，江明把自己仅存的积蓄6000元及200多册图书寄回家乡金称市，建立了我国第一所乡级图书馆和溪田村图书室。为了纪念吕振羽、江明的这一善举，人们将图书馆取名“振江图书馆”，1993年，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了馆名。
吕振羽的一生中，心里只有人民，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在家乡邵阳，1996年举办了全国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并在邵阳师专楼内建立了吕振羽生平展览室。2002年4月，邵阳县县城东扩，人们将县城的新广场命名为“振羽广场”，通往广场的大道被命名为“振羽大道”。吕振羽被永远地留在了家乡。
立志富民
吕振羽少年时代活跃在樵牧队里，他目睹当时“种菜之人无菜吃，种田人家多缺粮”的黑暗现实，愤愤不平，立志刻苦读书，将来当一名清官，救穷人于水火。
吕振羽曾在村进步塾师吕金翅的经馆读书，后到县立武东、武冈中学读书，通过接触进步教师、进步人士和进步书刊，他开阔了视野，初步了解到经济落后、国难民辱的中国现状，萌发了工业救国富民的思想。中学毕业后便进入湖南工业专科学校（现湖南大学）电机系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夏明翰、李达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吕振羽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认识到只有推翻军阀政权，方可救国富民。于是，他大学毕业后便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迈上了解放民众的革命道路。
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吕振羽非常同情和关心贫苦同学和农友，一有机会就会帮助他们。在武东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冬天，他回家在渡口发现一老农衣着单薄，冻得哆嗦，便将自己的棉衣脱给他穿上。老人问他自己怎么办？他说：我年轻，快步回家，不会冷的。他身着单衣、冒着寒风一口气走了20多里。他在武冈县城上中学时，离家有100多里乡路，步行往返不易，加之从事学生运动，因此很少回家。每期钱粮由家里人送到学校，但他还是经常写信回家催追钱粮。父亲发现他吃用超乎寻常，久而久之，便怀疑他在学校胡乱花费。反复询问，吕振羽不肯说出实情。待父亲欲动“家法”，他才如实“交待”了接济贫困学友之事。此后，通情达理的父母便顺其心志。到大学读书时，他还经常说服家里人，要少收或不收佃农租金，特别是天灾年份，应免收租谷，将余粮或借或送给缺粮农友度荒。因而他的一家在附近乡村享有美誉。
为了实现让民众温饱富裕的理想，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吕振羽还曾集合武冈东四区的同乡学友，于寒假期间在家乡金称市古峰学校召开民众大会，成立清算委员会，要清理学校账目和区团防局的税征田赋去向，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人人有田种，人人有事做，衣食温饱的“极乐国”。可惜不几日，他们的言行就被反动政府发觉了，反动政府派兵四处捉拿吕振羽，吕振羽被迫在大年三十出逃。
修建“留念亭”
1936年，逢吕振羽的母亲60岁、父亲58岁寿辰。吕家当时人丁兴旺，却只有祖父留下的一座土木瓦房，不足100平方米。按传统习俗，完全可以借机大兴土木，修葺庭院，以光宗耀祖。可是吕振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荣耀和亲属的颜面，而是穷苦乡亲和广大民众。他与家人商定后，决定在家乡修建一座凉亭，“备迷途之问讯，供过客以茶汤”，以此来祝寿父母。他们将凉亭取名为“留念亭”。
此亭修成后，吕振羽将它送给族上管理。居亭者种地育林，烧茶汤，解迷途，均为无偿和自愿。吕振羽胞弟吕持平之妻江淑琛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义女，江淑琛大学毕业后曾留在林森的身边工作。因此亭子修好后，吕家就请林森题写了“留念亭”三字和两副对联：
“留是有年，常怀亲恩耿耿；念非一日，勉尽子道殷殷。”
“歇地获安闲，勿谓此地非佳境；凉亭解渴热，能许当途是休征。”
未曾料想，在“文革”那特殊年代，林森题字一事便成了吕振羽的罪行之一。当地造反派抬着“刘邓黑干将”吕振羽的“黑书”，两次到此“破四旧”，“毁黑帮文字”，夷平亭宇，推倒石碑，敲砸石刻文字，使“留念亭”只剩下两端石门架。现碑尚存，少数文字不清，当地民众已移至吕振羽故居内保存。
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人才
1937年9月，吕振羽在长沙筹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吕振羽到家乡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简称“塘院”）。吕振羽在办院期间，不仅努力培养中高级抗日军政人才，同时，仍不忘宣传、教育和武装民众，保护民众利益。他们组织戏剧团、歌咏团、访问团等，深入到周边县乡村访问演出，宣传抗日。学院办得有声有色，被国民党惊呼为“南方抗大”。学院师生们不要民众一针一线，到乡村演出和教民众识字时，民众将自己种的甘蔗、花生等土特产送给他们，他们硬是不受。吕振羽以身作则，经常与师生们一起深入群众。寒冬的一夜，他到院后夜校识字班去察看时，发现一名叫周仪平的12岁孩子衣裤单薄，光着红肿的双脚在读书，便马上回去取来一双布鞋给他穿上。老百姓把“塘院”的师生看作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的孩子称“塘院”师生为叔叔、姑姑、哥哥、姐姐。
1939年4月底，国民党顽固派派兵从三路包围“塘院”，准备用武力解散“塘院”，并贴出布告称“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学院在组织人员疏散时，周围群众自动放下农忙活计，含着眼泪帮助师生转移文件、书刊和撤离。吕振羽最后一批撤出，为防不测，他从院后越墙而出，与一农友换了衣服，化装成挑粪的，躲过敌官兵，到后山与夫人江明及游宇、阎丁南等会合，转移到距“塘院”不足10里的油塘院子，隐蔽下来，并在油塘李氏宗祠秘密举办了为期10天的建党培训班。随后，培训班的骨干们分别在油塘、新宁、绥宁、城步、竹篙塘建立了直属中共湖南省委的5个地下支部，油塘的金称市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江明。
教育子女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吕振羽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但自己却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淡薄名利，尤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先后担任过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身居要职，却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对于子女和亲人，他特别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从不照顾安排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子女一样通过努力去自谋职业。
吕振羽的二女儿次兰夫妇在农村，吕振羽要他们安心在农村，勤劳致富，不要因他而与众不同，应朴素得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1961年次兰37岁高龄初孕，写信要求到北京生育小孩。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吕振羽没有满足女儿的要求。他回信说：“北京这么多高干，他们的子女都拥来，那还了得？你只能到附近邵阳市医院去生产。”事后吕振羽只不过给女儿寄来了费用和小孩的吃穿用等物品。
从1957年以后，吕振羽象慈父般负担着家乡4个困难孩子的学费。他们是早年丧父的堂侄女吕春淑、外甥女李继兰、表侄陈伯恒，另一个是堂弟、烈士吕振簧的孙女吕孝凤。他们几个年龄相差不大，那时都在邵阳县四中读书。侄孙女吕孝凤是吕振羽资助的孩子中最苦的一个：祖父吕振簧28岁在苏北根据地牺牲。她是遗腹子，几岁时母亲又改嫁，便与单身祖母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为送她上学，祖母变卖了全部值钱的家产。她上中学时，吕振羽开始负担她的学费。1961年，吕孝凤以优异成绩考取师范学校，但没被允许入校。原来，吕孝凤保存了两张祖父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村里的贫协主席说肯定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加上土改前吕孝凤的祖母有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两个小脚婆媳，无力耕种，常常是请人或出租给别人种。土改时，祖母家庭成分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吕振羽给她写信说：“你祖父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因我很忙，至今没有写出烈士传。你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在农村做一名光荣的名符其实的公社社员。”吕孝凤听从伯祖父的教导，在农村劳动。1964年社教工作组的同志看到了吕振羽写的这封信，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地将吕孝凤祖母家庭成分纠正为下中农，又推荐她担任了小学民办教师。
一颗为民之心永存故乡
1962年仲冬，吕振羽从衡山参加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顺便回邵阳参观和探亲。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乡。
“文革”期间，吕振羽被列为 “刘邓黑干将”之一，关进秦城监狱，饱受摧残。1975年初，吕振羽出狱，1978年被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吕振羽出狱后，仍惦记着家乡的民众，惦记着家乡人民劳作之余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病重弥留期间，仍不忘告诉夫人和儿子，要支援家乡金称市和溪田办图书馆，让人们劳作之余能看到进步、健康、科学的书刊，走科学种田、勤劳致富之路。
1980年7月，吕振羽不幸病逝。夫人江明遵其遗嘱，将全部稿费和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交了党费。以后又把京城的500平方米房产和2万多册书籍送给吉林大学，并建立吕振羽奖学基金。1983年初，江明把自己仅存的积蓄6000元及200多册图书寄回家乡金称市，建立了我国第一所乡级图书馆和溪田村图书室。为了纪念吕振羽、江明的这一善举，人们将图书馆取名“振江图书馆”，1993年，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了馆名。
吕振羽的一生中，心里只有人民，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在家乡邵阳，1996年举办了全国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并在邵阳师专楼内建立了吕振羽生平展览室。2002年4月，邵阳县县城东扩，人们将县城的新广场命名为“振羽广场”，通往广场的大道被命名为“振羽大道”。吕振羽被永远地留在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