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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与慈悲》后记
前段时间我咳嗽了三个多星期，几乎要漫过整个十月。每天清晨醒来或每晚入睡时分，似乎有一群暴徒约定暗号突然聚集，在我的身体里轮番不断地点燃炮仗，叫嚣着要炸破我的身体。这种剧烈的咳嗽我曾非常熟悉，不由得让我一再想起我的祖父，一个瘦小的乡村裁缝，在我的记忆里，他除了咳嗽，好像从来没有过别的声音。与我苦命的祖父不同，作为一个以不爱惜身体而著称的人，这次我还是每隔五天就揣着医保卡奔向药店，最后店员推荐了店里最贵的止咳药，终于压制住体内的暴徒，虽然偶尔有一两个还冷不丁跳出来，但已经不成气候。
我的祖父离这种四块钱一粒的药丸十万八千里，离最便宜的止咳药片一千八百里，反正他都无法触及。我时常想，如果当年我的祖父能有这样几粒药丸，也许一次断除病根，他的晚年不至于那样糟糕，或能过上几年平静的日子，但是没有。在那样的童年，我不记得乡村的老年人有过吃药的幸福，除了他们孝顺的子孙从山上挖来的草根。
人的身体里总有如此古怪、不可理喻的反应事件，太像日常社会中不期而至的骚乱，令人不可接受，又难以摆脱。就在这段时间，我开始面对一种叫作文字的更神秘也更难缠的东西。在民生路某个院子的某间终年不见阳光、天花板经常掉灰块的房子里，这是另外一种疾病，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疾病，让我在深夜翻阅发黄的病历。
整理自己的病历。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字，曾经是一粒一粒的药丸。这个过程足够空虚和迷茫，正如过去记载下的那些空虚和迷茫。当我回头去到那时，它们还在，我们再次重逢。如果有人仔细观察，我是有着病人的眼神。民生路这个房间太适合做一个自我封闭者的巢穴，两面墙开窗，却正对着相邻建筑的窗，终年不见阳光，于是我又把它们关上，拉起遮光的窗帘。人就是一种秘密载体，特别一个人的痴呆时光，需要蔽藏和隐瞒，四面墙壁犹如国境线上的崇山峻岭。
印象中我的祖母总在家里摸索，从不稍离太远，每当躺在床上的祖父喉咙里一阵异响，如同一口枯井里有人破声呼救，那声音有着折磨人的天赋，极度刺激神经，但幸亏它与呼救的声音有着同一个通道，我的祖母闻声从她所在的方向快速碎步驰援，她的口袋里永远装着那种黄兮兮的粗糙草纸，一张一张分叠待命，符合贫寒人家的俭用原则，就在这短短的十数个步子里，她完成准备动作的同时，照例会完成一次口头写作：
观音菩萨！
可怜可怜这个老怂。
这样，经过照料的祖父又有一点时间好平静了。这位出生于清末的老人，与咳嗽为伴的一生走到辛酉年端午为止。据我父亲说来，我的祖父临终对着他的五个儿子，发布过令人心酸的遗嘱：
你们五个，
要靠体力吃饭，有债就还。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察到这句话里丰富深邃的信息含量。这种信息代代递传，虽然强弱有别，但其中的含义分毫不差。我很疑惑我的祖父祖母竟然生育了如此整齐划一老实巴交的五个儿子，而在这五个仿佛开展忠厚竞赛的兄弟中，我父亲的和善依然排名第一。村里以焦躁著称的母亲，善于以口语对外讨伐，对内鞭策。相比而言，我的母亲堪称伟大的作家，这个家族的苦涩男人以他们毫无亮色、缺少力量的天生脾性和如牛似马、甘于劳怨的生存耐力，不断激发她的精彩创作。她最能看透社会的严酷本质，在她看来，王家男人甚至从不与人口舌争辩的软弱性格，正是这个家族最大的生存危机，而她犀利的语言艺术和强悍的个性，实乃王家孙辈三个儿子得以安全成长的重要保证：
狼群里做绵羊，
若不是我，你们都被吃掉了。
在民生路住了七年，我经常绕这个院子走上一圈，民生路，民权路，没有民族路，另两条是忠孝巷和潘衙弄，围成四方，围着院子里的人们和落在水泥地上的阳光与雨水，四季平静。民生路是我见过的最短的城市道路，不到两百米，北端坐落着高大的国家机关，那门口玻璃罩中站着如无异常情况只有眼珠在滚动的木柱一样的警卫。一切所见构成这里的平常市井，人在其中过往，并见证人世间的悲欢。
有一天，我先是见到一个中年男仓皇跑向清泰街，他在躲避着什么。过了约摸两分钟，几个黄衣士兵拎着长棍，大呼小叫，像机枪射出的一串子弹向清泰街口追去。人群并没有因此而惊起，各行其路，人行道上梧桐树下打牌和下象棋的人有的头也没抬，我也只是站在那里。后来我折往民权路时，终于得见事情的原因，一间叫做什么办公室的临街落地玻璃上，被人喷了几个大字：
千万别上告，
上告要坐牢。
这落地玻璃外面的人行道上，我经常见到一些背着铺盖的人席地而坐，脸上积着凄苦的烟色，每当有人经过，他们就对着人自言自语，指天跺地，像与天地说话。毫无疑问，文字惹出了祸端，这种红漆喷出的危险表达必然招致追赶。我记得那个中年男的背影，又坚决又仓皇，跑起来像疾风中的落叶。究竟为了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剧痛遭际，让他不顾一切前来此地，发出如此简练急促的凄厉告警？同样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背负了天大的冤屈。
去年月亮最圆的那个中秋之夜，一场无可挽回的疾病的终点，我的父亲与我们，也与他的痛苦永别。前后两个半月，我那一生沉默寡语的父亲从来不问病情，心知肚明却从不提及，在父亲的最后一程，这种天生的善良大大减轻甚至赦免了子孙辈的内心折磨。他依依不舍的目光面对最后的人世，只反反复復吩咐家人和亲友以后照看三个儿子中他最不放心的一个：
如果有么，
照顾一点。
在我听来，温暖仁厚的父亲如此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表达他的担忧，而不是心愿。我总是回想，前些年春节归乡，我必然一路频频接受距到家还有多少里程的电话连线采访，在冬日寒风中，我的父亲和叔父们必定准时地在村庄路口列队等候，在那样的情形中，我看起来活似一位御驾亲征班师回朝的帝王。 在我的四十二年里，掐指算来，我与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拢总绝不超过三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父子。如今当我一再到回忆中去捞寻有关父亲的一切，他的与砖为伴的建筑工生涯，他的为人口碑，我从中找到的还是父亲的沉默，我常恍惚觉得他半夜走进房间递给我一支香烟然后坐在旁边，安安静静，他知道有段时间，我与文字有着理不清的关系，他的不催之催，他的不反对的支持，一如当年那样。
這个年代的人世总是充满着这样那样或长或短的分离，而这几年，更觉一种难以接受的告别密集袭来。我向来不相信那些被声称要集体追求的东西，反倒相信那些我一直在拒绝和逃避的东西，必将发生的真实宿命，往往令人心神惊悸。今年四月，我的哑巴二叔突然离世，突如其来的事件注定无药可治。这个从来没有过语言的人，每次在村巷里一看见我的身影，必定欢快地向我移来，一边发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内容的声音，这个无从表达但心里明白的男人，用这种方式加深我们之间的血脉情感。每次这样猝不及防的消息传来，我都飞奔在漆黑的杭千高速公路上，我要追赶的，却是马上将要失去的。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在这个世上，一看到我就兴高采烈的人越来越少。
我固定在民生路口一家烟店买烟，那店主在这里也已多年，大多数人是在原地打转，见证轮转而至的日月晨昏。当我回想十多年前那种身如飘萍的流徙经历，深深感动于这对小夫妻的苦心经营，我们都在这里好多年，这是值得艰辛维持的事情。一段时间下来，他们掌握我的部分根底，在我走近时，无需语言交流，五块一包的雄狮会提前站上柜台的玻璃。印象中，男店主长相英俊，动作麻利。后来我把常抽的换成了云烟，因为前面那个牌子正缓缓退出历史舞台，说到香烟的价格，他的手掌从左到右在玻璃柜台上挥过：
不管什么牌子，
都是香烟，点个火就不见了。
小烟店去年突然关门许多天，后来有一次我再去买烟，女店主起身时转头抽了几片纸巾擦去泪水，她哭红了眼睛。同样的情形不止一回，我不便多问，从那以后，只有那女人带着她的女儿，我再也没有见过烟店里的男人。在那扇卷闸门后面，有着怎样的变故呢？我不知道。
难以想象的是现象的背后。四面墙壁之外，再外，什么在发生，什么在消逝，在路上领去各自的遭遇？我经常无言以对。
2011年5月，父亲来过一次杭州。我在办公室遥控指挥，让他从汽车西站坐出租车到南山路。那个时节的杭州已经烈日灼人，我专心注意门口停驻的出租车，在超过我预计的时间近一个小时之后，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对街，我的父亲端坐于搁在车架两端的一块木板上。从西站到钱王祠，十几公里路，父亲就这样顶着阳光曝晒经过无数个红灯来到这里，如同勾践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越国。我大吃一惊，跑过去正要责怪，父亲还没下车就开始急切地解释，脸上有着让人哭笑不得的童真样子，额头汗珠滴落，他指着同样瘦黑佝偻、面带感激和羞涩的三轮车夫：
这位师傅，年纪比我还大，
我想给他一个生意。
今年正月初二，遭疾病和我父亲离世双重袭击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杭州，她的第一站就是医院冰冷的铁椅，弱得可怜，眼神惊慌，看着我在医院大厅里焦虑暴躁地左奔右窜。在一座找不到病床的城市里，年近古稀的母亲更像一个急需保温箱的早产女婴，她耿直与霸悍揉为一团的有力时代已然远去，充满人间经验但往往方式欠妥的乡土语库失去了她能揪住的对象。一个月后，我把她从医院接到民生路，在这里，她度过了无人对话的半个月，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提让她再来杭州，她就连连摇头。由于这一段过程，她更怜悯这个早出晚归、体弱多病的儿子。记得前年夏天，我载着十四包中药回到琴川，第二天，屋里屋外就弥漫着那种拯救的气味，随着炭火与炊烟一起升腾于半空。母亲煎药自有一套神秘的程序，一些奇怪的动作，并且念念有词，闪耀着母性和祝福的光辉。随后定有一句我早已记录在册的名句，她不厌其烦：
先吃饭，
中药要吃在粮食上。
偶尔翻开父亲留下的墨书——存世怀德，这是威坪琴川王氏怀德堂的家训匾额和精神遗产。惯于絮絮叨叨长篇叙事的母亲不会理解这些，不会理解语言的多种形式和无限可能。这四个字是父亲七十四年良善言行的根源，其中所蕴含的平静力量，及其苦心营造的人世福德，也将扶携着她，和我们一起走到越来越远的岁月之中。
藉着记忆与节日，人们与过去的事物相约重遇，粘接衔续着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每年端午和中秋，清明、中元和冬至，我与祖父、父亲心息相依，他们如同山中的青草，其实从未离去。
所有写作的时间实质上都是写作者的节日。入秋以来，我重新面对自己这些陈旧的文字，按当初的顺序，沿着旧路回到过去的某个端点，又顺流而下。幽暗，慈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同时是一次回忆与怀想的过程，那些已沉陷于暗处的辰光又一次如祖灵闪过，消褪淡去的印痕又一次显影在字里行间。在这些被珍藏过的旧物中，我看见对煎熬与幻灭的抵抗。
综上四千余字所述，我的意思是说，我更在意的是人间的况味与心绪，以及绵绵不断的怀念。综上所述，没有谁是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
叹息的温度
0
我的所有现实，已经历的和未曾经历的，全部都是我的上帝。
1
一只蜘蛛在自己吐出的丝而编成的网上度过一生，一条狗循着自己的便迹留下的气味而找到家园，所以痕迹是有用的，特别对人而言，由于无与伦比的回忆能力，而使得过去的一切有迹可寻，轻而易举地回到过去的时间中某个可以回味的刻度，而不仅仅是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时间，地点，人物，构成了立体的世界。
在乡下，我曾仔细观察过牛在牛栏里反刍，细细咀嚼从胃中翻出的草料，神态安祥，不喜不悲，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令我感动，它也会看着我，但我们之间流淌着无法交流而产生的静寂，它似乎忘了拖着犁铧的疲惫，而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竟有那么多的叹息。 这些年，从乡村到城市，我拖曳着脚板，换过很多双鞋子，如果我多年前穿破的鞋子从纸盒里滚出来，我已经不认识它们了。但是，我知道，它们曾经写下我的足迹，所以我也要写下它们，这就是我靠近文字时所持有的态度，一个人所留下的文字必须记录命运的影子，那就是个人的小小生活史。
应该说，我是个力有不逮的记录者，写完这些文字，自己回头细读的时候，却发现这份东西基本上與我所描述的李天福的账本无异，草芥语言将留下一部没有意思的生活史，人人如此的生活史。然而，这正是我身处之地和所经之地在某个被我注意的时刻呈现的实态，我记下的是痕迹，正像我的内体记下疼痛过的原因。在夏天，总有人问我，良贵，你吃过多少苦头，你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疤？
2
我活着，与城市有关，正像一只蚂蚁与它的窝有关一样，是一种定式，一种现实。我从没听见过蚂蚁的声音，说话或唱歌，它们做不到这一点，是天大的缺陷，于是我说起话来，哼着由于听觉而记下的流行曲调，还可以写一首题为蚂蚁的诗，来一句“我们潮湿的家园暗无天日”，完成一次表达上的救济，从中得到舒畅的情绪，人的幸福来自他对自己的赠予。
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对自己的赠予。城市中的点点滴滴，被经历所串连，我太喜欢那种叫作感受的东西了。感受是容我向自己的内部张望的窗户，我在那里重见心力记下的一切，在那里总结昨天与今天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我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度，各种滋味搅在一起而产生的滋味，心愿和现实的距离。这是对我有用的，活着时的感受如同河床里的河水那样不可或缺，使我心潮起伏，首先不干涸，然后完成对自己的洗涤。
3
我是个讨厌大词的人，比如事业，发展，理想，等等。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这一类话的时候，就觉得恶心，说这句话的人要为天底下所有自杀的脆弱者负责，这天大地大的大道理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被这句话迷惑的人肯定误以为，既然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那么这个自己消失了之后，敌人也就失败了。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坏情绪，郁闷，担忧，惊慌，恐惧，歉疚，犹豫，等等，我认为这一具体化的指认是正确的，自己永远是无辜的，而生活附带着折磨，只有当上面列出的坏情绪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跳出来时，人类的敌人出现了，比如一个养家糊口的体力劳动者被勒令放下手中的工具并移交给另一个人，他的担忧和惊慌从此开始，看不见的敌人霎时打入了他的内部。
活着是个主题，这个主题无时不在，具有永恒的趋势，它在一个建筑工人手中被砌进砖缝，在一个会计师手中被做入账本，不知不觉。我试图去知觉，盯着所有发生在身边的事物看，并且粗略地描下它们的影子。
4
天底之下最尴尬的事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莫过于在床上被追问是不是处女;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则是整天被埋怨挣不到几个钱。不能想象一只老鼠被猫捉住后会被逼问一共偷了多少粮食，我相信，在那一刻，一切后悔和商榷都不存在，有的只是宿命。所以我变态地羡慕那些没有语言的动物，它们连接受折磨的过程以及残酷的结局都那么简单，没有多余的枝叶，事情发生得绝不拖泥带水，所有的感慨被省略掉了。
感慨是常见的精神疾病，好在我已经学会慢慢享受这种折磨人的东西，在叹息的同时，完成了对自己的医治，感慨产生的副产品还有，抽烟，发呆，这些有助于人们度过某段时间的事物，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我计算了一下，抽一根烟大约需要八分钟，慢一点，有滋有味一点，则需要十来分钟，在等公交车时，一支烟会变得非常管用。我酷爱发呆，有时毫无节制，可以对着一只栖在电线上的小鸟，或者在远处撒欢的小狗，我可以全神贯注地盯着看，直到它们消失在视线里。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也不必接触地完成对我的抚摸，它们占用了一部分我那多得用不掉的时间，使我有所感受，而作为一个识字的人，我会写下几个字来，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敲几个键，显出几句自己想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5
我经常做一个古怪的梦，一个老虎捕获了一只羊，梦中老虎和羊的表情我都看得异常清晰，却是两张不同的人脸。在这个梦中，只有一个情节，是老虎和羊的一问一答。老虎用手抬起羊的下巴，问道，最近生活怎样？羊泪如雨下，我一辈子都活得很惶恐，好在今天终于是个头了。
每次做这个梦，我醒来时都一身冷汗，后来再做这个梦时，我用力地去辨认作为羊的那张脸，好像是我，却又不是，我想了想，大概这张脸是我年老之后的样子。
我有许多惶恐的预感，犹如一个人驾着独木舟在巨浪滔天的海上，我总想着生活的断裂随时会来，断裂，使我找不到从前，也无法跨到后面的时间当中。甚至在我无知觉的时候，这种预感也笼罩着我，寒冷是种看不见的东西，人们觉得冷，冷就存在，天气不容分说地把天底的一切笼罩在它写好的感受中。记得还是心神不宁地住在杭州吉如村的时候，一天早上，同睡的朋友问我，曾雪梅是谁？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昨天晚上你用力拍着我的肩大声地问我，曾雪梅在哪里，明天在哪天，把我吓坏了，你做梦了吧？
6
另外经常来问候我的两个梦也很有意思。第一个，我从童年起就与这个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宿命观正是因此几十年挥之不去，这个梦每年都会来两三次，与我难以分割，如影随形，几大团像是云朵又像巨大的棉块一样的东西包围并且挤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完全处在无比强烈的恐惧中，不会被碾碎，但是逃不出来，云朵和棉块缓慢而有力地运动，换着位置，但并不闪出缝隙。第二个梦，我在梦中突然被问了一个问题，我的意识很清楚，并且认为自己想到一个最妙的答案，能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只是一种意识，在梦中，问题和答案都没有具体的内容，但要命的是，我用尽全力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正在做梦的我万分难受地品尝这种痛苦，犹如一个哑巴被人不停地强灌黄连，我要回答，好像我的一生在此一举，我能叫出一声，以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存在，但可悲的是，一直到我醒来我都未能吐出一个字。 这两个梦，在我住在包建村时最为频繁，那时我还没料到两个月后我能到报社上班，我总以为世上已经没有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只有难以描述的性命攸关的恐惧全部聚集于我的体内，无法释放，只有在梦中，它们在我沉睡的间隙里四处奔逃，每次做到这两个梦之后醒来，我总是大汗淋漓，床单上清晰印着我的人形。
我相信梦中的情节是一种影射，它反映了梦的主人在一段时间里面临的困境，肯定是有作用的，比如让我警觉，希望引起我对自己的命运如临大敌，时刻紧张，甚至在我沉睡时都绷紧了苦命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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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迷恋那些令人难忘的事物，一个平胸女人的忧郁，一个穷男人的愁苦，可以看到，时间怎样把人脸变成洗不干净的马桶底子。缺陷是痛苦之源，身体和生活，都源源不断地产生着遗憾，人们在寻求改变中眼巴巴地望着时间，这条神秘之河，明天会漂来什么，永远是未知，正是这不轻易出现的谜底，使生活有着悠长的曲调。人生在世这四个字下面的基本台词是，没有水手会跳海自杀，活着吧。
我经常在建国桥上呆坐，看一个个的人从我面前经过。深夜的路灯照出我的人影，我曾经写过：一切是与生俱来/造成影子的事实/影子，追随着生成它的原因/像疑问追随着内情/它轻如往事/视我为沉重的行囊/但是影子/无力担当，我的肩膀掉在地上。现在我看着地上的身影，真的是瘦，我忍不住摇摇头。影子也有肩膀，我从掉在地上的那副肩膀上看到了我的虚弱。
世上充满了把劳动视为苦难的人们，这是有道理的，恰恰是这些人在苦苦寻找流汗的机会，有人说了，既然做了人，不流汗就会流泪，这也是有道理的，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泪水。一位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朋友在醉后号啕大哭：没法活了，这世界乱得像一千个富翁挤在一个房间里斗富，我读了十五年书，毕业后在粮站里称米，粮站没了，我干脆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无用之物，我在人才市场上转了三年，最后穷得惹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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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我都是坏人
世上还有什么好人
这句话，我是在西湖边听一个老人说的，这个人明显疯了，冷不丁凑近离他最近的人说出这句话，好像这句表述对他无比重要，而人们纷纷躲开，或者大声喝斥。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站在西湖边望着湖水发呆，他凑近我的耳根说出这句话之后迅速退了几步，嘿嘿地朝我笑，我也朝他笑笑，并且点了个头，我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关于好人和坏人，有这么一句精辟的评论，好人和坏人是看能力的，能力强的人才可能做坏人，而能力差的，只有做好人的份了。
在城市里生活，是需要能力的。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如何，那时我算了一下，我全身上下的东西，拖鞋三块，汗衫八块，内裤两块五，外面的短裤十块，加起来不到一包好烟。我想到一个词，身价，自己歪着头笑了。刚到西湖边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婆子走近来朝我伸手，那双手起了老皮，大概由于缺少收获，或者这双手的主人一生中总是入不敷出，它们毫无光泽。她说，好人行行好。我口袋里有两百整的，零钱还有六枚一块的硬币，用不着数，我一把掏了出来，在老婆子的手上方，我稍稍松了一下手掌，然后一紧，漏下去两个，稳稳地落入她的掌心。她朝我不住地点头，又指了指我的手，说，还有，都给我吧。我摊开手掌，只剩四个了，我还要坐车回家呢。
这是一道简单而痛苦的算术题，我长时间体味着一种叫作羞愧的东西，我后悔了，还有两百的情况下，那六枚硬币，我为什么不能把手掌完全松开，把它们全部移交到另一只手上？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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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迷于在公交车上观察别人的脸，我发现，没有几张脸是有光彩的，我很疑惑，电视屏幕上那些亮丽的面孔都存放在哪一台神秘的冰箱里。与婴儿相比，成年人的脸好像生活用品变成了垃圾。
有好多人问过我，王良贵，你为什么总是板着脸，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在这时，我会微笑起来，很自然地微笑起来，恭喜朋友们注意到了面孔上的现实，我总对他们说，我向来悲形于色，你观察一下，大部分人的脸都这样。
不虚假不做作的悲伤是人类的事业，既然三流歌星的伤感歌曲都那么具有生命力，那么随处可见的灰暗面孔总有一定的斤两，至少在观察者的眼里，它们虽然没有声音，但的确在叙述着什么。
在我靠近過的人中，方小玲是亮丽动人的，看着她的脸能满足我企图沿着时间倒着走回去的假想，她笑起来的样子让我看到在溪水中洗过的月亮。不过，现在这月亮已停在宁波上空，不再照耀我。现在想想，这才是对的，世事一直在正确地发生，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小玲勾着我的肩膀的样子就像一个仙女扶着粪桶。
10
一个大雨的夜晚，我在岳帅桥的出租房里辗转反侧，失眠是难受的，犹如一个哑巴一直处在想说话的冲动中。更为难言的是，与我住在一起的二哥也失眠了，他在杭州呆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有三项工作，找活干，干活，讨工资。今年，我三十三岁，我哥三十五岁，两条光棍，春节时我母亲曾对着我们凄厉地喊道，你们这两个儿子是插在我心上的两把刀。
现在，这两把刀同时失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两把刀在转得越来越快的砂轮上冒着心急火燎的火花。经常有这种情况，两个失业的人同时开口请求对方介绍工作，失望翻了一番，我们两个人同时失眠的效果与此相同，我们轮流唉声叹气，一起抽着香烟，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谈论挣钱的计划，时常商量省钱的办法。在漆黑的房间里，两个烟头一闪一闪，烟头亮起来，首先照亮了严肃的面孔，我想当年母亲生我们时，不会想到今天这个场景，两个光棍儿子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上，她期望中的工分本上的十分工，如今在杭州数着越来越紧张的日子，一个儿子在工夫账上画圈圈，另一个儿子每天寻找错别字，他这一辈子将有无数的错别字等着他的笔尖。
有时候，生活中的错误会对它们的主人极不耐烦。当晚，我对我哥说，我们是两个错别字，这么长时间没人把我们改掉，所以我们睡不着。 11
透过二十楼的办公室窗户向外望，就是东面的杭州城，如果晴得透，可以远远望见钱塘江，白白的江面，永远在那里，事实上它是流动的，我已经厌倦漂流，所以宁愿相信它静止。最好全部不要改变，那些静静伫立的建筑，风中轻轻摇摆的树，不会改变流向的东河，使我感到平静。从高处看，一切都是碎片，纸板一样的汽车，菜籽一样的人头，移动得那么缓慢，我暂时可以忘却过斑马线时的东张西望慌里慌张。
慌张还是会来拜访我，在电梯里，总能听见这样的对话，姑娘们伸出手，猜猜看，这样的美甲多少钱？最多五百吧。少啦，八百哦。我感到心里一阵抽搐，爬行在高速公路上的蜗牛，惊心地听到车轮的呼啸。
比较是制造恐慌的手段之一，它把人们的追逐心理引到急迫的情绪当中，而使体弱者脚底发虚，喉头发甜，每天慌兮兮地认为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在被选择时失去说话的底气。人们手上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刻度，有时候，尺子是这样亮出来的，我在杭州有三次相亲经历，三个姑娘在与我聊过之后说的话大同小异，嗯，我觉得你人还不错，你在杭州有房子吗？
12
人有時会迷失自己，在某些时候，会把自己短暂地忘却。比如遭到拒绝的时候，等待成空的时候。至少我经历过多次，那时的我，长则几分钟，短则数秒，彻底地不存在了，这里说的不存在，意思是我突然之间无法意识到我还在这个世上，像一把钉子意识到木板在墙上一样，最简单的事情，我都无法做到了。
具体的，证件的遗失或缺少是人突然丧失生活知觉的一种情形。人的存在是建立在证件之上的，如果没有证件，比如查夜的时候没有暂住证，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务工证，都是要不得的事情。我曾经懵了很多次，在厦门，作为依越公司1037号员工懵了一回，在杭州吉如村作为一个失窃者懵了一回。我在意的倒不是口袋里的七十块钱，而是身份证，偷儿从窗户里捅进一根细长的木棍，趁我在睡梦中，钩走了一条我穿了四年的裤子，偷儿显然对我的口袋寄托了多余的想象力，于是他得到了七十块。可悲的是，身份证也在裤袋里，对我而言真是一个噩耗，另一个以卡片为形式的我不见了，并且八成是死不见尸，而站着的，不到一百斤的肉体形式的我，当时在找工作。
我在房子周围一圈圈地转，神情可怖，房东的安慰无济于事。我感到有人切断了我的道路，我恍恍惚惚地走上街，两腿迈着僵尸般的步子。我想我有病了，每次都是这样，如果上街没带身份证，心里就不安耽，好像不是我走在路上，而是一个不具体的人进入白日的梦游，依次经过所有的伤心地点。我在街上瞎逛了三个小时再回到吉如村，远远地，在路上，我的朋友举着一张卡片叫着，良贵，没丢，你还在。当晚失窃的人在几百米外的菜地里找到了偷儿不要的东西，我的身份证和七十块钱共同感觉我的体温度过了相依为命的几天，而这儿偷儿在它们之间造就了一场永别。朋友在报这个喜讯时激动地漏去了身份证三个字，听起来像乡间的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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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发了一通感慨，等于在墙上先涂一层底色。鉴于生活永远是平淡的这一公认的事实，要说明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少不了的是夸张和虚构，我的意思在于做一些细小的意味上的弥补，虽然如此，相信这些文字还是会使读到的人感到熟悉而轻易地确认其中的真实性，所以，作者声明这是一本小说。
前段时间我咳嗽了三个多星期，几乎要漫过整个十月。每天清晨醒来或每晚入睡时分，似乎有一群暴徒约定暗号突然聚集，在我的身体里轮番不断地点燃炮仗，叫嚣着要炸破我的身体。这种剧烈的咳嗽我曾非常熟悉，不由得让我一再想起我的祖父，一个瘦小的乡村裁缝，在我的记忆里，他除了咳嗽，好像从来没有过别的声音。与我苦命的祖父不同，作为一个以不爱惜身体而著称的人，这次我还是每隔五天就揣着医保卡奔向药店，最后店员推荐了店里最贵的止咳药，终于压制住体内的暴徒，虽然偶尔有一两个还冷不丁跳出来，但已经不成气候。
我的祖父离这种四块钱一粒的药丸十万八千里，离最便宜的止咳药片一千八百里，反正他都无法触及。我时常想，如果当年我的祖父能有这样几粒药丸，也许一次断除病根，他的晚年不至于那样糟糕，或能过上几年平静的日子，但是没有。在那样的童年，我不记得乡村的老年人有过吃药的幸福，除了他们孝顺的子孙从山上挖来的草根。
人的身体里总有如此古怪、不可理喻的反应事件，太像日常社会中不期而至的骚乱，令人不可接受，又难以摆脱。就在这段时间，我开始面对一种叫作文字的更神秘也更难缠的东西。在民生路某个院子的某间终年不见阳光、天花板经常掉灰块的房子里，这是另外一种疾病，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疾病，让我在深夜翻阅发黄的病历。
整理自己的病历。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字，曾经是一粒一粒的药丸。这个过程足够空虚和迷茫，正如过去记载下的那些空虚和迷茫。当我回头去到那时，它们还在，我们再次重逢。如果有人仔细观察，我是有着病人的眼神。民生路这个房间太适合做一个自我封闭者的巢穴，两面墙开窗，却正对着相邻建筑的窗，终年不见阳光，于是我又把它们关上，拉起遮光的窗帘。人就是一种秘密载体，特别一个人的痴呆时光，需要蔽藏和隐瞒，四面墙壁犹如国境线上的崇山峻岭。
印象中我的祖母总在家里摸索，从不稍离太远，每当躺在床上的祖父喉咙里一阵异响，如同一口枯井里有人破声呼救，那声音有着折磨人的天赋，极度刺激神经，但幸亏它与呼救的声音有着同一个通道，我的祖母闻声从她所在的方向快速碎步驰援，她的口袋里永远装着那种黄兮兮的粗糙草纸，一张一张分叠待命，符合贫寒人家的俭用原则，就在这短短的十数个步子里，她完成准备动作的同时，照例会完成一次口头写作：
观音菩萨！
可怜可怜这个老怂。
这样，经过照料的祖父又有一点时间好平静了。这位出生于清末的老人，与咳嗽为伴的一生走到辛酉年端午为止。据我父亲说来，我的祖父临终对着他的五个儿子，发布过令人心酸的遗嘱：
你们五个，
要靠体力吃饭，有债就还。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察到这句话里丰富深邃的信息含量。这种信息代代递传，虽然强弱有别，但其中的含义分毫不差。我很疑惑我的祖父祖母竟然生育了如此整齐划一老实巴交的五个儿子，而在这五个仿佛开展忠厚竞赛的兄弟中，我父亲的和善依然排名第一。村里以焦躁著称的母亲，善于以口语对外讨伐，对内鞭策。相比而言，我的母亲堪称伟大的作家，这个家族的苦涩男人以他们毫无亮色、缺少力量的天生脾性和如牛似马、甘于劳怨的生存耐力，不断激发她的精彩创作。她最能看透社会的严酷本质，在她看来，王家男人甚至从不与人口舌争辩的软弱性格，正是这个家族最大的生存危机，而她犀利的语言艺术和强悍的个性，实乃王家孙辈三个儿子得以安全成长的重要保证：
狼群里做绵羊，
若不是我，你们都被吃掉了。
在民生路住了七年，我经常绕这个院子走上一圈，民生路，民权路，没有民族路，另两条是忠孝巷和潘衙弄，围成四方，围着院子里的人们和落在水泥地上的阳光与雨水，四季平静。民生路是我见过的最短的城市道路，不到两百米，北端坐落着高大的国家机关，那门口玻璃罩中站着如无异常情况只有眼珠在滚动的木柱一样的警卫。一切所见构成这里的平常市井，人在其中过往，并见证人世间的悲欢。
有一天，我先是见到一个中年男仓皇跑向清泰街，他在躲避着什么。过了约摸两分钟，几个黄衣士兵拎着长棍，大呼小叫，像机枪射出的一串子弹向清泰街口追去。人群并没有因此而惊起，各行其路，人行道上梧桐树下打牌和下象棋的人有的头也没抬，我也只是站在那里。后来我折往民权路时，终于得见事情的原因，一间叫做什么办公室的临街落地玻璃上，被人喷了几个大字：
千万别上告，
上告要坐牢。
这落地玻璃外面的人行道上，我经常见到一些背着铺盖的人席地而坐，脸上积着凄苦的烟色，每当有人经过，他们就对着人自言自语，指天跺地，像与天地说话。毫无疑问，文字惹出了祸端，这种红漆喷出的危险表达必然招致追赶。我记得那个中年男的背影，又坚决又仓皇，跑起来像疾风中的落叶。究竟为了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剧痛遭际，让他不顾一切前来此地，发出如此简练急促的凄厉告警？同样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背负了天大的冤屈。
去年月亮最圆的那个中秋之夜，一场无可挽回的疾病的终点，我的父亲与我们，也与他的痛苦永别。前后两个半月，我那一生沉默寡语的父亲从来不问病情，心知肚明却从不提及，在父亲的最后一程，这种天生的善良大大减轻甚至赦免了子孙辈的内心折磨。他依依不舍的目光面对最后的人世，只反反复復吩咐家人和亲友以后照看三个儿子中他最不放心的一个：
如果有么，
照顾一点。
在我听来，温暖仁厚的父亲如此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表达他的担忧，而不是心愿。我总是回想，前些年春节归乡，我必然一路频频接受距到家还有多少里程的电话连线采访，在冬日寒风中，我的父亲和叔父们必定准时地在村庄路口列队等候，在那样的情形中，我看起来活似一位御驾亲征班师回朝的帝王。 在我的四十二年里，掐指算来，我与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拢总绝不超过三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父子。如今当我一再到回忆中去捞寻有关父亲的一切，他的与砖为伴的建筑工生涯，他的为人口碑，我从中找到的还是父亲的沉默，我常恍惚觉得他半夜走进房间递给我一支香烟然后坐在旁边，安安静静，他知道有段时间，我与文字有着理不清的关系，他的不催之催，他的不反对的支持，一如当年那样。
這个年代的人世总是充满着这样那样或长或短的分离，而这几年，更觉一种难以接受的告别密集袭来。我向来不相信那些被声称要集体追求的东西，反倒相信那些我一直在拒绝和逃避的东西，必将发生的真实宿命，往往令人心神惊悸。今年四月，我的哑巴二叔突然离世，突如其来的事件注定无药可治。这个从来没有过语言的人，每次在村巷里一看见我的身影，必定欢快地向我移来，一边发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内容的声音，这个无从表达但心里明白的男人，用这种方式加深我们之间的血脉情感。每次这样猝不及防的消息传来，我都飞奔在漆黑的杭千高速公路上，我要追赶的，却是马上将要失去的。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在这个世上，一看到我就兴高采烈的人越来越少。
我固定在民生路口一家烟店买烟，那店主在这里也已多年，大多数人是在原地打转，见证轮转而至的日月晨昏。当我回想十多年前那种身如飘萍的流徙经历，深深感动于这对小夫妻的苦心经营，我们都在这里好多年，这是值得艰辛维持的事情。一段时间下来，他们掌握我的部分根底，在我走近时，无需语言交流，五块一包的雄狮会提前站上柜台的玻璃。印象中，男店主长相英俊，动作麻利。后来我把常抽的换成了云烟，因为前面那个牌子正缓缓退出历史舞台，说到香烟的价格，他的手掌从左到右在玻璃柜台上挥过：
不管什么牌子，
都是香烟，点个火就不见了。
小烟店去年突然关门许多天，后来有一次我再去买烟，女店主起身时转头抽了几片纸巾擦去泪水，她哭红了眼睛。同样的情形不止一回，我不便多问，从那以后，只有那女人带着她的女儿，我再也没有见过烟店里的男人。在那扇卷闸门后面，有着怎样的变故呢？我不知道。
难以想象的是现象的背后。四面墙壁之外，再外，什么在发生，什么在消逝，在路上领去各自的遭遇？我经常无言以对。
2011年5月，父亲来过一次杭州。我在办公室遥控指挥，让他从汽车西站坐出租车到南山路。那个时节的杭州已经烈日灼人，我专心注意门口停驻的出租车，在超过我预计的时间近一个小时之后，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对街，我的父亲端坐于搁在车架两端的一块木板上。从西站到钱王祠，十几公里路，父亲就这样顶着阳光曝晒经过无数个红灯来到这里，如同勾践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越国。我大吃一惊，跑过去正要责怪，父亲还没下车就开始急切地解释，脸上有着让人哭笑不得的童真样子，额头汗珠滴落，他指着同样瘦黑佝偻、面带感激和羞涩的三轮车夫：
这位师傅，年纪比我还大，
我想给他一个生意。
今年正月初二，遭疾病和我父亲离世双重袭击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杭州，她的第一站就是医院冰冷的铁椅，弱得可怜，眼神惊慌，看着我在医院大厅里焦虑暴躁地左奔右窜。在一座找不到病床的城市里，年近古稀的母亲更像一个急需保温箱的早产女婴，她耿直与霸悍揉为一团的有力时代已然远去，充满人间经验但往往方式欠妥的乡土语库失去了她能揪住的对象。一个月后，我把她从医院接到民生路，在这里，她度过了无人对话的半个月，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提让她再来杭州，她就连连摇头。由于这一段过程，她更怜悯这个早出晚归、体弱多病的儿子。记得前年夏天，我载着十四包中药回到琴川，第二天，屋里屋外就弥漫着那种拯救的气味，随着炭火与炊烟一起升腾于半空。母亲煎药自有一套神秘的程序，一些奇怪的动作，并且念念有词，闪耀着母性和祝福的光辉。随后定有一句我早已记录在册的名句，她不厌其烦：
先吃饭，
中药要吃在粮食上。
偶尔翻开父亲留下的墨书——存世怀德，这是威坪琴川王氏怀德堂的家训匾额和精神遗产。惯于絮絮叨叨长篇叙事的母亲不会理解这些，不会理解语言的多种形式和无限可能。这四个字是父亲七十四年良善言行的根源，其中所蕴含的平静力量，及其苦心营造的人世福德，也将扶携着她，和我们一起走到越来越远的岁月之中。
藉着记忆与节日，人们与过去的事物相约重遇，粘接衔续着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每年端午和中秋，清明、中元和冬至，我与祖父、父亲心息相依，他们如同山中的青草，其实从未离去。
所有写作的时间实质上都是写作者的节日。入秋以来，我重新面对自己这些陈旧的文字，按当初的顺序，沿着旧路回到过去的某个端点，又顺流而下。幽暗，慈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同时是一次回忆与怀想的过程，那些已沉陷于暗处的辰光又一次如祖灵闪过，消褪淡去的印痕又一次显影在字里行间。在这些被珍藏过的旧物中，我看见对煎熬与幻灭的抵抗。
综上四千余字所述，我的意思是说，我更在意的是人间的况味与心绪，以及绵绵不断的怀念。综上所述，没有谁是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
叹息的温度
0
我的所有现实，已经历的和未曾经历的，全部都是我的上帝。
1
一只蜘蛛在自己吐出的丝而编成的网上度过一生，一条狗循着自己的便迹留下的气味而找到家园，所以痕迹是有用的，特别对人而言，由于无与伦比的回忆能力，而使得过去的一切有迹可寻，轻而易举地回到过去的时间中某个可以回味的刻度，而不仅仅是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时间，地点，人物，构成了立体的世界。
在乡下，我曾仔细观察过牛在牛栏里反刍，细细咀嚼从胃中翻出的草料，神态安祥，不喜不悲，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令我感动，它也会看着我，但我们之间流淌着无法交流而产生的静寂，它似乎忘了拖着犁铧的疲惫，而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竟有那么多的叹息。 这些年，从乡村到城市，我拖曳着脚板，换过很多双鞋子，如果我多年前穿破的鞋子从纸盒里滚出来，我已经不认识它们了。但是，我知道，它们曾经写下我的足迹，所以我也要写下它们，这就是我靠近文字时所持有的态度，一个人所留下的文字必须记录命运的影子，那就是个人的小小生活史。
应该说，我是个力有不逮的记录者，写完这些文字，自己回头细读的时候，却发现这份东西基本上與我所描述的李天福的账本无异，草芥语言将留下一部没有意思的生活史，人人如此的生活史。然而，这正是我身处之地和所经之地在某个被我注意的时刻呈现的实态，我记下的是痕迹，正像我的内体记下疼痛过的原因。在夏天，总有人问我，良贵，你吃过多少苦头，你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疤？
2
我活着，与城市有关，正像一只蚂蚁与它的窝有关一样，是一种定式，一种现实。我从没听见过蚂蚁的声音，说话或唱歌，它们做不到这一点，是天大的缺陷，于是我说起话来，哼着由于听觉而记下的流行曲调，还可以写一首题为蚂蚁的诗，来一句“我们潮湿的家园暗无天日”，完成一次表达上的救济，从中得到舒畅的情绪，人的幸福来自他对自己的赠予。
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对自己的赠予。城市中的点点滴滴，被经历所串连，我太喜欢那种叫作感受的东西了。感受是容我向自己的内部张望的窗户，我在那里重见心力记下的一切，在那里总结昨天与今天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我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度，各种滋味搅在一起而产生的滋味，心愿和现实的距离。这是对我有用的，活着时的感受如同河床里的河水那样不可或缺，使我心潮起伏，首先不干涸，然后完成对自己的洗涤。
3
我是个讨厌大词的人，比如事业，发展，理想，等等。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这一类话的时候，就觉得恶心，说这句话的人要为天底下所有自杀的脆弱者负责，这天大地大的大道理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被这句话迷惑的人肯定误以为，既然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那么这个自己消失了之后，敌人也就失败了。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坏情绪，郁闷，担忧，惊慌，恐惧，歉疚，犹豫，等等，我认为这一具体化的指认是正确的，自己永远是无辜的，而生活附带着折磨，只有当上面列出的坏情绪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跳出来时，人类的敌人出现了，比如一个养家糊口的体力劳动者被勒令放下手中的工具并移交给另一个人，他的担忧和惊慌从此开始，看不见的敌人霎时打入了他的内部。
活着是个主题，这个主题无时不在，具有永恒的趋势，它在一个建筑工人手中被砌进砖缝，在一个会计师手中被做入账本，不知不觉。我试图去知觉，盯着所有发生在身边的事物看，并且粗略地描下它们的影子。
4
天底之下最尴尬的事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莫过于在床上被追问是不是处女;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则是整天被埋怨挣不到几个钱。不能想象一只老鼠被猫捉住后会被逼问一共偷了多少粮食，我相信，在那一刻，一切后悔和商榷都不存在，有的只是宿命。所以我变态地羡慕那些没有语言的动物，它们连接受折磨的过程以及残酷的结局都那么简单，没有多余的枝叶，事情发生得绝不拖泥带水，所有的感慨被省略掉了。
感慨是常见的精神疾病，好在我已经学会慢慢享受这种折磨人的东西，在叹息的同时，完成了对自己的医治，感慨产生的副产品还有，抽烟，发呆，这些有助于人们度过某段时间的事物，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我计算了一下，抽一根烟大约需要八分钟，慢一点，有滋有味一点，则需要十来分钟，在等公交车时，一支烟会变得非常管用。我酷爱发呆，有时毫无节制，可以对着一只栖在电线上的小鸟，或者在远处撒欢的小狗，我可以全神贯注地盯着看，直到它们消失在视线里。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也不必接触地完成对我的抚摸，它们占用了一部分我那多得用不掉的时间，使我有所感受，而作为一个识字的人，我会写下几个字来，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敲几个键，显出几句自己想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5
我经常做一个古怪的梦，一个老虎捕获了一只羊，梦中老虎和羊的表情我都看得异常清晰，却是两张不同的人脸。在这个梦中，只有一个情节，是老虎和羊的一问一答。老虎用手抬起羊的下巴，问道，最近生活怎样？羊泪如雨下，我一辈子都活得很惶恐，好在今天终于是个头了。
每次做这个梦，我醒来时都一身冷汗，后来再做这个梦时，我用力地去辨认作为羊的那张脸，好像是我，却又不是，我想了想，大概这张脸是我年老之后的样子。
我有许多惶恐的预感，犹如一个人驾着独木舟在巨浪滔天的海上，我总想着生活的断裂随时会来，断裂，使我找不到从前，也无法跨到后面的时间当中。甚至在我无知觉的时候，这种预感也笼罩着我，寒冷是种看不见的东西，人们觉得冷，冷就存在，天气不容分说地把天底的一切笼罩在它写好的感受中。记得还是心神不宁地住在杭州吉如村的时候，一天早上，同睡的朋友问我，曾雪梅是谁？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昨天晚上你用力拍着我的肩大声地问我，曾雪梅在哪里，明天在哪天，把我吓坏了，你做梦了吧？
6
另外经常来问候我的两个梦也很有意思。第一个，我从童年起就与这个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宿命观正是因此几十年挥之不去，这个梦每年都会来两三次，与我难以分割，如影随形，几大团像是云朵又像巨大的棉块一样的东西包围并且挤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完全处在无比强烈的恐惧中，不会被碾碎，但是逃不出来，云朵和棉块缓慢而有力地运动，换着位置，但并不闪出缝隙。第二个梦，我在梦中突然被问了一个问题，我的意识很清楚，并且认为自己想到一个最妙的答案，能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只是一种意识，在梦中，问题和答案都没有具体的内容，但要命的是，我用尽全力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正在做梦的我万分难受地品尝这种痛苦，犹如一个哑巴被人不停地强灌黄连，我要回答，好像我的一生在此一举，我能叫出一声，以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存在，但可悲的是，一直到我醒来我都未能吐出一个字。 这两个梦，在我住在包建村时最为频繁，那时我还没料到两个月后我能到报社上班，我总以为世上已经没有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只有难以描述的性命攸关的恐惧全部聚集于我的体内，无法释放，只有在梦中，它们在我沉睡的间隙里四处奔逃，每次做到这两个梦之后醒来，我总是大汗淋漓，床单上清晰印着我的人形。
我相信梦中的情节是一种影射，它反映了梦的主人在一段时间里面临的困境，肯定是有作用的，比如让我警觉，希望引起我对自己的命运如临大敌，时刻紧张，甚至在我沉睡时都绷紧了苦命的神经。
7
我迷恋那些令人难忘的事物，一个平胸女人的忧郁，一个穷男人的愁苦，可以看到，时间怎样把人脸变成洗不干净的马桶底子。缺陷是痛苦之源，身体和生活，都源源不断地产生着遗憾，人们在寻求改变中眼巴巴地望着时间，这条神秘之河，明天会漂来什么，永远是未知，正是这不轻易出现的谜底，使生活有着悠长的曲调。人生在世这四个字下面的基本台词是，没有水手会跳海自杀，活着吧。
我经常在建国桥上呆坐，看一个个的人从我面前经过。深夜的路灯照出我的人影，我曾经写过：一切是与生俱来/造成影子的事实/影子，追随着生成它的原因/像疑问追随着内情/它轻如往事/视我为沉重的行囊/但是影子/无力担当，我的肩膀掉在地上。现在我看着地上的身影，真的是瘦，我忍不住摇摇头。影子也有肩膀，我从掉在地上的那副肩膀上看到了我的虚弱。
世上充满了把劳动视为苦难的人们，这是有道理的，恰恰是这些人在苦苦寻找流汗的机会，有人说了，既然做了人，不流汗就会流泪，这也是有道理的，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泪水。一位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朋友在醉后号啕大哭：没法活了，这世界乱得像一千个富翁挤在一个房间里斗富，我读了十五年书，毕业后在粮站里称米，粮站没了，我干脆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无用之物，我在人才市场上转了三年，最后穷得惹人生厌……
8
连我都是坏人
世上还有什么好人
这句话，我是在西湖边听一个老人说的，这个人明显疯了，冷不丁凑近离他最近的人说出这句话，好像这句表述对他无比重要，而人们纷纷躲开，或者大声喝斥。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站在西湖边望着湖水发呆，他凑近我的耳根说出这句话之后迅速退了几步，嘿嘿地朝我笑，我也朝他笑笑，并且点了个头，我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关于好人和坏人，有这么一句精辟的评论，好人和坏人是看能力的，能力强的人才可能做坏人，而能力差的，只有做好人的份了。
在城市里生活，是需要能力的。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如何，那时我算了一下，我全身上下的东西，拖鞋三块，汗衫八块，内裤两块五，外面的短裤十块，加起来不到一包好烟。我想到一个词，身价，自己歪着头笑了。刚到西湖边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婆子走近来朝我伸手，那双手起了老皮，大概由于缺少收获，或者这双手的主人一生中总是入不敷出，它们毫无光泽。她说，好人行行好。我口袋里有两百整的，零钱还有六枚一块的硬币，用不着数，我一把掏了出来，在老婆子的手上方，我稍稍松了一下手掌，然后一紧，漏下去两个，稳稳地落入她的掌心。她朝我不住地点头，又指了指我的手，说，还有，都给我吧。我摊开手掌，只剩四个了，我还要坐车回家呢。
这是一道简单而痛苦的算术题，我长时间体味着一种叫作羞愧的东西，我后悔了，还有两百的情况下，那六枚硬币，我为什么不能把手掌完全松开，把它们全部移交到另一只手上？为什么呢？
9
我着迷于在公交车上观察别人的脸，我发现，没有几张脸是有光彩的，我很疑惑，电视屏幕上那些亮丽的面孔都存放在哪一台神秘的冰箱里。与婴儿相比，成年人的脸好像生活用品变成了垃圾。
有好多人问过我，王良贵，你为什么总是板着脸，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在这时，我会微笑起来，很自然地微笑起来，恭喜朋友们注意到了面孔上的现实，我总对他们说，我向来悲形于色，你观察一下，大部分人的脸都这样。
不虚假不做作的悲伤是人类的事业，既然三流歌星的伤感歌曲都那么具有生命力，那么随处可见的灰暗面孔总有一定的斤两，至少在观察者的眼里，它们虽然没有声音，但的确在叙述着什么。
在我靠近過的人中，方小玲是亮丽动人的，看着她的脸能满足我企图沿着时间倒着走回去的假想，她笑起来的样子让我看到在溪水中洗过的月亮。不过，现在这月亮已停在宁波上空，不再照耀我。现在想想，这才是对的，世事一直在正确地发生，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小玲勾着我的肩膀的样子就像一个仙女扶着粪桶。
10
一个大雨的夜晚，我在岳帅桥的出租房里辗转反侧，失眠是难受的，犹如一个哑巴一直处在想说话的冲动中。更为难言的是，与我住在一起的二哥也失眠了，他在杭州呆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有三项工作，找活干，干活，讨工资。今年，我三十三岁，我哥三十五岁，两条光棍，春节时我母亲曾对着我们凄厉地喊道，你们这两个儿子是插在我心上的两把刀。
现在，这两把刀同时失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两把刀在转得越来越快的砂轮上冒着心急火燎的火花。经常有这种情况，两个失业的人同时开口请求对方介绍工作，失望翻了一番，我们两个人同时失眠的效果与此相同，我们轮流唉声叹气，一起抽着香烟，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谈论挣钱的计划，时常商量省钱的办法。在漆黑的房间里，两个烟头一闪一闪，烟头亮起来，首先照亮了严肃的面孔，我想当年母亲生我们时，不会想到今天这个场景，两个光棍儿子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上，她期望中的工分本上的十分工，如今在杭州数着越来越紧张的日子，一个儿子在工夫账上画圈圈，另一个儿子每天寻找错别字，他这一辈子将有无数的错别字等着他的笔尖。
有时候，生活中的错误会对它们的主人极不耐烦。当晚，我对我哥说，我们是两个错别字，这么长时间没人把我们改掉，所以我们睡不着。 11
透过二十楼的办公室窗户向外望，就是东面的杭州城，如果晴得透，可以远远望见钱塘江，白白的江面，永远在那里，事实上它是流动的，我已经厌倦漂流，所以宁愿相信它静止。最好全部不要改变，那些静静伫立的建筑，风中轻轻摇摆的树，不会改变流向的东河，使我感到平静。从高处看，一切都是碎片，纸板一样的汽车，菜籽一样的人头，移动得那么缓慢，我暂时可以忘却过斑马线时的东张西望慌里慌张。
慌张还是会来拜访我，在电梯里，总能听见这样的对话，姑娘们伸出手，猜猜看，这样的美甲多少钱？最多五百吧。少啦，八百哦。我感到心里一阵抽搐，爬行在高速公路上的蜗牛，惊心地听到车轮的呼啸。
比较是制造恐慌的手段之一，它把人们的追逐心理引到急迫的情绪当中，而使体弱者脚底发虚，喉头发甜，每天慌兮兮地认为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在被选择时失去说话的底气。人们手上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刻度，有时候，尺子是这样亮出来的，我在杭州有三次相亲经历，三个姑娘在与我聊过之后说的话大同小异，嗯，我觉得你人还不错，你在杭州有房子吗？
12
人有時会迷失自己，在某些时候，会把自己短暂地忘却。比如遭到拒绝的时候，等待成空的时候。至少我经历过多次，那时的我，长则几分钟，短则数秒，彻底地不存在了，这里说的不存在，意思是我突然之间无法意识到我还在这个世上，像一把钉子意识到木板在墙上一样，最简单的事情，我都无法做到了。
具体的，证件的遗失或缺少是人突然丧失生活知觉的一种情形。人的存在是建立在证件之上的，如果没有证件，比如查夜的时候没有暂住证，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务工证，都是要不得的事情。我曾经懵了很多次，在厦门，作为依越公司1037号员工懵了一回，在杭州吉如村作为一个失窃者懵了一回。我在意的倒不是口袋里的七十块钱，而是身份证，偷儿从窗户里捅进一根细长的木棍，趁我在睡梦中，钩走了一条我穿了四年的裤子，偷儿显然对我的口袋寄托了多余的想象力，于是他得到了七十块。可悲的是，身份证也在裤袋里，对我而言真是一个噩耗，另一个以卡片为形式的我不见了，并且八成是死不见尸，而站着的，不到一百斤的肉体形式的我，当时在找工作。
我在房子周围一圈圈地转，神情可怖，房东的安慰无济于事。我感到有人切断了我的道路，我恍恍惚惚地走上街，两腿迈着僵尸般的步子。我想我有病了，每次都是这样，如果上街没带身份证，心里就不安耽，好像不是我走在路上，而是一个不具体的人进入白日的梦游，依次经过所有的伤心地点。我在街上瞎逛了三个小时再回到吉如村，远远地，在路上，我的朋友举着一张卡片叫着，良贵，没丢，你还在。当晚失窃的人在几百米外的菜地里找到了偷儿不要的东西，我的身份证和七十块钱共同感觉我的体温度过了相依为命的几天，而这儿偷儿在它们之间造就了一场永别。朋友在报这个喜讯时激动地漏去了身份证三个字，听起来像乡间的唤魂。
13
我先发了一通感慨，等于在墙上先涂一层底色。鉴于生活永远是平淡的这一公认的事实，要说明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少不了的是夸张和虚构，我的意思在于做一些细小的意味上的弥补，虽然如此，相信这些文字还是会使读到的人感到熟悉而轻易地确认其中的真实性，所以，作者声明这是一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