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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人们所熟悉和公认的讽刺大师，虽然他们出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两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创作手法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创作手法上两人都擅长讽刺，但是两人的讽刺手法在拥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仍存在极大的差异。本文将主要从两人的讽刺代表作《狂人日记》与《一个小小的建议》出发探讨两人的讽刺异同。
关键词：讽刺艺术；“吃人”主题
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著名的讽刺大师，虽然二人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在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创作手法、个性特质方面两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饱尝人世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两人都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所处的时代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在两人的作品《狂人日记》、《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他们都借用了“吃人”这一主题去揭示各自所处的社会的黑暗现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及彻底的否定，从而表达出对于各自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然而相同的主题与创作手法下，二者在拥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仍存在极大的差异。
一、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相同点
1. 皆惯用反讽揭示社会残酷现实
作为著名的讽刺大师，鲁迅和斯威夫特可以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们在创作中娴熟地使用了戏拟、影射、夸张、对比、反讽等艺术手法，而运用最出色的则是“反讽”这一修辞策略。反讽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一种语言的错位，即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与人物、观点、情调、文体等不相契合一致，存在较大反差，即言非所指。《狂人日记》中体现最突出的是其中“小序”与正文内容上出现的错位。“小序”的叙述者“余”是一个正常人，其叙述采用文言文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小序”是以“正常”的立场和语态写成，给人的印象就是交待“日记”的来龙去脉，证实正文内容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小序”中提到了正文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曾经“迫害狂”症患者，在经历过狂病之后病愈并“赴某地候补”。正文部分“小序”的叙述者“余”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迫害狂”杂乱无章的疯言疯语，正文以白话文日记体写成，“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1，这样的日记内容似乎不太具真实性，“迫害狂”“我”实不能做出“小序”中“赴某地候补”的行为。“小序”与正文在内容及形式上有着尖锐的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强烈地反讽的效果。故事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的巨大张力，也吸引读者深入作品的表层究其深层内蕴，。
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从标题至结尾斯威夫特把反讽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标题“A Modest Proposal”中的“modest”可译为“小小的、温和的”。“小小的、温和的”建议实质却“残忍”得“令人发指”。斯威夫特以忧国忧民的“献策者”的口吻，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道出“把爱尔兰婴儿喂养后宰杀卖给不列颠富人做食物以赚钱，减轻他们贫困父母的负担”。为了使看似荒诞不经的建议具有说服力，斯威夫特引经据典，罗列数据，从头至尾不露声色、超乎寻常的冷静语调让人不寒而栗，文中表层话语与深层意义之间的错位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让读者体验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2. 皆以“吃人”主题关注时代的生命意义
当深入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去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吃人”主题在很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生命被吞噬’确是鲁迅式典型的主题；而生命被吞噬后，周围的人们回到自己生命的轨迹中，曾有过的灾难就这样被忘却了，被掩埋了，这于鲁迅是更为悲壮的”2；鲁迅也曾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3，中国的封建节烈观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是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4。在《阿Q正传》结尾，“看/被看”的示众场面已被转化为“吃/被吃”的认知，而被看客们的眼睛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Q，《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孔乙己》中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甚至还有《药》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风波》中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七斤，《故乡》中在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在酒楼上》中敷衍模糊、无聊生活着的吕纬甫，都卑怯地在重重压迫屈辱下不死不活地苟且偷生。
斯威夫特的“吃人”主题集中体现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建议”中提出“将爱尔兰十二万婴儿中的十万婴儿提供给富人当成桌上佳肴”，此外“建议”详细介绍了婴儿肉的烹饪方法，“焖、烤、焙、煮皆无不可”；”而我也确信无论做成炖重汁肉丁和蔬菜炖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此外，数字的运用也让这个小小的建议听起来毛骨悚然，“在招待朋友的筵席上，一个孩子可以做成两道菜，家庭聚餐的话，孩子的前后腿的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作为一道好菜了，如果加点胡椒粉和盐放上四天再煮，味道将更好，尤其是在冬天。”“吃人”字眼在“建议”中反复出现，撕碎了西方文明道貌岸然的道德观念，通过“人吃人”的恐怖意象，斯威夫特成功地揭示出爱尔兰人民的贫苦现状以及“英国正吞噬着爱尔兰”这一深刻主题。
二、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之差异
1. 真实与想象；对比与夸张
鲁迅与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都惯用讽刺去揭示社会残酷现实，但细比较之下，鲁迅的讽刺艺术诉诸真实，常用强烈的对比加强主题；而斯威夫特的作品多诉诸想象，描写更显夸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赵京华说，鲁迅用他独特、灵动、活泼的创作形式，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谈及自己的杂文，鲁迅自称“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走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特别一提，就动人”5。可见鲁迅作品中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是生活中常见的被人们忽略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真实。此外，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亦贯穿始终，从景物到人物，从性格到情感，无不以对比方法突出人物形象，展示时代背景，揭示社会主题。《故乡》中闰土先后形象的对比，《孔乙己》中短衣帮与长衫帮的对比，《祝福》中祥林嫂前后情况对比无不如此。 较之，斯威夫特的作品写实的少，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关于爱尔兰人民的苦难也仅用寥寥数句概括，“对于走过这座大城市，或在乡间旅行的人，他们看到的这些景象真是悲凉：街上、马路上、茅屋内挤满了女乞丐，后面跟着三个、四个或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向每个路人强要施舍...”，其中很多都不是直观、客观的描述，而是掺杂了作者的评议，使得人民的苦难并不能如“建议”的内容一样激荡人心。《格列佛游记》更是如此，书中对英国以及欧洲的描写出自格列佛之口；作品中不乏奔放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充斥着想象与夸张，书中“奇闻”和“怪现状”颇多，如利立浦特小人国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利立浦特国与不来夫斯古国之间的矛盾争论是“打鸡蛋是大头还是小头”，飞岛国“拉格多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试图收集黄瓜中的阳光，把冰烧成粉末变作火药等，这些“奇闻”和“怪现状”恰是背离了鲁迅所倡导的讽刺的真实。
2. 讽刺的对象不同
鲁迅的讽刺对象全面而深刻，官僚、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大事件以及社会现象等都可成为其讽刺对象。相比斯威夫特，鲁迅的讽刺对象更具体直接，指向更鲜明，讽刺直指每一个具体的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独立性，是独特的、有代表性的个体，通过他们的生命真实进而揭示社会现实。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阿Q、杨二嫂、赵七爷等都是一个个独特的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语言、神态、情感等无一不真实，对他们的尖锐讽刺，直接体现了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无情揭露。鲁迅讽刺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病态社会的种种丑恶落后现象的讽刺，而是着重于挖其“病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旧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着重透视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剖析“国民性”和“国民的灵魂”，并追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如《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祝福》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药》着重描写了民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
斯威夫特的讽刺指向是群体，讽刺的对象是一个个抽象的群体，人物缺乏具体的个性，不论是小人国的大臣，还是慧骃马、雅虎等等还是“建议”里的谋臣策士，他们的形象都进行了夸张处理，人物的语言、行为、样态都缺乏真实性。斯威夫特作品中的人物都构成一个个抽象的指涉现实、诉诸讽刺寓意的群体形象，个性模糊。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人物都是“某种抽象人格的单一化身，多半是现实或虚构的社会现象的平面影像”6。这类人物表现出单一的特性或性格，如若贪婪，那么贪婪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或加以夸张的体现在一个人物上，这种性格突出的处理手法增强了语言的讽刺效果，也使得读者对这类人物愈发憎恶。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令人憎恶的抽象人物比比皆是，在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腐败猖獗、制度落后等现实的同时，这或许也是其抒发其内心愤懑以及不满的方法。
3. 讽刺的意旨不同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7。鲁迅讽刺的目的在于在体验感触后通过创作将社会现实存在的假恶丑真实地“揭露”出来，以期改良社会的人和事。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不幸的民众，鲁迅对他们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根源于对他们无法言说的爱，给其以含泪的嘲讽，笔锋虽尖刻，但出发点“常常是善意的”，是为了鞭笞他们、揭示他们的病苦，使其能自我觉醒与反思，其根本目的在于抨击旧社会的种种病态、给予疗救。
如果说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麻木的中国看客和苦难者的群像，那么斯威夫特则以辛辣的文字揭示社会的腐败，成功地“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群概念化的人物”8，对其而言，与人物塑造相比，“以讥讽抨击时弊才是他创作的宗旨”。由于人生中经历了太多党派的斗争，见识到了宗教事务及社会体制的各种腐败，斯威夫特的讽刺包含某些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的悲观见解。在进行创作时斯威夫特在其作品中有过多的主观、悲观色彩，这难免使其作品偏离了艺术创作的视角，使得其讽刺作品似乎是“为了讽刺而讽刺”，文字似乎成了其工具，讽刺才成为其创作的宗旨。
4. 讽刺基调不同
在讽刺基调上，鲁迅反抗绝望、憧憬希望，而斯威夫特则是绝望的抗争，二者存在本质的不同。
鲁迅赞赏《儒林外史》“婉而多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是笑中带刺，“戚而能谐”就是笑中带泪。鲁迅主张在“幽默中含有讽刺，在含蓄的诙谐中含着悲愤”9。鲁迅作品中包含两种讽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讽刺，意在揭露与批判；对劳动群众的饱含热泪的含蓄的讽刺，意在揭示他们思想痼疾根源之所在，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为使人们看到希望，他着意在作品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10。”《呐喊》和《彷徨》等诸多作品同样显示出“婉而多讽”和“戚而能谐”的讽刺艺术。鲁迅创作的作品虽很多都笼罩着黑暗，流露出作者的忧郁和哀伤，但是却也包含着希望和憧憬，鲁迅始终相信，“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11。
周作人认为斯威夫特“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也有学者认为《格列佛游记》中的第四部，“斯威夫特对人类巨大、强烈、超越了现实和合理范围的仇恨，令我们在仇恨人类的同时也对他的想像力产生不容怀疑的厌恶”12。《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斯威夫特在对本民族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的展现上缺乏热情，在描写人民生活困苦时寥寥几笔一以概之，此外从文中最后一句“我本人并无适龄子女，不能从中获取分文，因为最年幼的儿子已经9岁，而且妻子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也让读者在领悟斯威夫特辛辣嘲讽的同时感觉到句中的论调似乎视自己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看客，对本民族人民的痛苦带着距离的审视，作者的孤傲个性渗透其中，作品中更多的是苦涩绝望的冷嘲与宣泄以及一种没落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总之，鲁迅身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看到了由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的沉淀，经过长期压迫而变得麻木了的人民难以觉醒。他弃医从文，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找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病苦。其讽刺艺术刻画挖掘到人物灵魂深处，使得人物塑造不仅是表面的真实而且是内在的真实。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曾说作家需“沉静地整体地观察人生”，那么反观斯威夫特，他对人生的观察则较鲁迅而言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斯威夫特想象多于现实，冷嘲重于揭示，虽然其作品以英国社会现实为基础，但是真实的描述以及典型的人物塑造极度欠缺，以至于《格列佛游记》中情节的幻想性误导了两三百年来的许多读者，他们为其中虚构的童话般的神奇世界所吸引，把这本经典讽刺小说误读、误译成童话或游记作品，这对斯威夫特这位讽刺大师来说未免不是一大讽刺。
注释：
1鲁迅， 狂人日记，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919年. 转引自钱乃荣， 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1卷：1900～1919[M]， 上海大学出版社： P285.
2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4月： P4.
3同上， P5.
4鲁迅， 灯下漫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89.
6同上， P76.
7鲁迅， 且介亭杂文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曹波， 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11月1日： P75.
9刘正强，管窥蠡测录：刘正强文选[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01月： P527.
10鲁迅，《自选集》自序。
11鲁迅全集，第5卷，P198-199.
12马克·舒勒：《（纽约时报）书评一崭新的新语言》，载《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
作者简介：唐金凤（1980- ），女，湖北荆门人，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本文为武汉市教育局科研立项课题“从接受理论视角论鲁迅与斯威夫特小说的讽刺艺术”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102]。
关键词：讽刺艺术；“吃人”主题
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著名的讽刺大师，虽然二人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在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创作手法、个性特质方面两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饱尝人世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两人都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所处的时代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在两人的作品《狂人日记》、《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他们都借用了“吃人”这一主题去揭示各自所处的社会的黑暗现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及彻底的否定，从而表达出对于各自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然而相同的主题与创作手法下，二者在拥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仍存在极大的差异。
一、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相同点
1. 皆惯用反讽揭示社会残酷现实
作为著名的讽刺大师，鲁迅和斯威夫特可以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们在创作中娴熟地使用了戏拟、影射、夸张、对比、反讽等艺术手法，而运用最出色的则是“反讽”这一修辞策略。反讽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一种语言的错位，即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与人物、观点、情调、文体等不相契合一致，存在较大反差，即言非所指。《狂人日记》中体现最突出的是其中“小序”与正文内容上出现的错位。“小序”的叙述者“余”是一个正常人，其叙述采用文言文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小序”是以“正常”的立场和语态写成，给人的印象就是交待“日记”的来龙去脉，证实正文内容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小序”中提到了正文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曾经“迫害狂”症患者，在经历过狂病之后病愈并“赴某地候补”。正文部分“小序”的叙述者“余”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迫害狂”杂乱无章的疯言疯语，正文以白话文日记体写成，“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1，这样的日记内容似乎不太具真实性，“迫害狂”“我”实不能做出“小序”中“赴某地候补”的行为。“小序”与正文在内容及形式上有着尖锐的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强烈地反讽的效果。故事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的巨大张力，也吸引读者深入作品的表层究其深层内蕴，。
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从标题至结尾斯威夫特把反讽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标题“A Modest Proposal”中的“modest”可译为“小小的、温和的”。“小小的、温和的”建议实质却“残忍”得“令人发指”。斯威夫特以忧国忧民的“献策者”的口吻，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道出“把爱尔兰婴儿喂养后宰杀卖给不列颠富人做食物以赚钱，减轻他们贫困父母的负担”。为了使看似荒诞不经的建议具有说服力，斯威夫特引经据典，罗列数据，从头至尾不露声色、超乎寻常的冷静语调让人不寒而栗，文中表层话语与深层意义之间的错位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让读者体验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2. 皆以“吃人”主题关注时代的生命意义
当深入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去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吃人”主题在很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生命被吞噬’确是鲁迅式典型的主题；而生命被吞噬后，周围的人们回到自己生命的轨迹中，曾有过的灾难就这样被忘却了，被掩埋了，这于鲁迅是更为悲壮的”2；鲁迅也曾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3，中国的封建节烈观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是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4。在《阿Q正传》结尾，“看/被看”的示众场面已被转化为“吃/被吃”的认知，而被看客们的眼睛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Q，《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孔乙己》中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甚至还有《药》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风波》中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七斤，《故乡》中在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在酒楼上》中敷衍模糊、无聊生活着的吕纬甫，都卑怯地在重重压迫屈辱下不死不活地苟且偷生。
斯威夫特的“吃人”主题集中体现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建议”中提出“将爱尔兰十二万婴儿中的十万婴儿提供给富人当成桌上佳肴”，此外“建议”详细介绍了婴儿肉的烹饪方法，“焖、烤、焙、煮皆无不可”；”而我也确信无论做成炖重汁肉丁和蔬菜炖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此外，数字的运用也让这个小小的建议听起来毛骨悚然，“在招待朋友的筵席上，一个孩子可以做成两道菜，家庭聚餐的话，孩子的前后腿的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作为一道好菜了，如果加点胡椒粉和盐放上四天再煮，味道将更好，尤其是在冬天。”“吃人”字眼在“建议”中反复出现，撕碎了西方文明道貌岸然的道德观念，通过“人吃人”的恐怖意象，斯威夫特成功地揭示出爱尔兰人民的贫苦现状以及“英国正吞噬着爱尔兰”这一深刻主题。
二、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之差异
1. 真实与想象；对比与夸张
鲁迅与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都惯用讽刺去揭示社会残酷现实，但细比较之下，鲁迅的讽刺艺术诉诸真实，常用强烈的对比加强主题；而斯威夫特的作品多诉诸想象，描写更显夸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赵京华说，鲁迅用他独特、灵动、活泼的创作形式，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谈及自己的杂文，鲁迅自称“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走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特别一提，就动人”5。可见鲁迅作品中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是生活中常见的被人们忽略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真实。此外，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亦贯穿始终，从景物到人物，从性格到情感，无不以对比方法突出人物形象，展示时代背景，揭示社会主题。《故乡》中闰土先后形象的对比，《孔乙己》中短衣帮与长衫帮的对比，《祝福》中祥林嫂前后情况对比无不如此。 较之，斯威夫特的作品写实的少，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关于爱尔兰人民的苦难也仅用寥寥数句概括，“对于走过这座大城市，或在乡间旅行的人，他们看到的这些景象真是悲凉：街上、马路上、茅屋内挤满了女乞丐，后面跟着三个、四个或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向每个路人强要施舍...”，其中很多都不是直观、客观的描述，而是掺杂了作者的评议，使得人民的苦难并不能如“建议”的内容一样激荡人心。《格列佛游记》更是如此，书中对英国以及欧洲的描写出自格列佛之口；作品中不乏奔放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充斥着想象与夸张，书中“奇闻”和“怪现状”颇多，如利立浦特小人国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利立浦特国与不来夫斯古国之间的矛盾争论是“打鸡蛋是大头还是小头”，飞岛国“拉格多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试图收集黄瓜中的阳光，把冰烧成粉末变作火药等，这些“奇闻”和“怪现状”恰是背离了鲁迅所倡导的讽刺的真实。
2. 讽刺的对象不同
鲁迅的讽刺对象全面而深刻，官僚、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大事件以及社会现象等都可成为其讽刺对象。相比斯威夫特，鲁迅的讽刺对象更具体直接，指向更鲜明，讽刺直指每一个具体的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独立性，是独特的、有代表性的个体，通过他们的生命真实进而揭示社会现实。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阿Q、杨二嫂、赵七爷等都是一个个独特的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语言、神态、情感等无一不真实，对他们的尖锐讽刺，直接体现了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无情揭露。鲁迅讽刺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病态社会的种种丑恶落后现象的讽刺，而是着重于挖其“病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旧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着重透视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剖析“国民性”和“国民的灵魂”，并追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如《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祝福》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药》着重描写了民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
斯威夫特的讽刺指向是群体，讽刺的对象是一个个抽象的群体，人物缺乏具体的个性，不论是小人国的大臣，还是慧骃马、雅虎等等还是“建议”里的谋臣策士，他们的形象都进行了夸张处理，人物的语言、行为、样态都缺乏真实性。斯威夫特作品中的人物都构成一个个抽象的指涉现实、诉诸讽刺寓意的群体形象，个性模糊。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人物都是“某种抽象人格的单一化身，多半是现实或虚构的社会现象的平面影像”6。这类人物表现出单一的特性或性格，如若贪婪，那么贪婪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或加以夸张的体现在一个人物上，这种性格突出的处理手法增强了语言的讽刺效果，也使得读者对这类人物愈发憎恶。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令人憎恶的抽象人物比比皆是，在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腐败猖獗、制度落后等现实的同时，这或许也是其抒发其内心愤懑以及不满的方法。
3. 讽刺的意旨不同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7。鲁迅讽刺的目的在于在体验感触后通过创作将社会现实存在的假恶丑真实地“揭露”出来，以期改良社会的人和事。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不幸的民众，鲁迅对他们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根源于对他们无法言说的爱，给其以含泪的嘲讽，笔锋虽尖刻，但出发点“常常是善意的”，是为了鞭笞他们、揭示他们的病苦，使其能自我觉醒与反思，其根本目的在于抨击旧社会的种种病态、给予疗救。
如果说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麻木的中国看客和苦难者的群像，那么斯威夫特则以辛辣的文字揭示社会的腐败，成功地“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群概念化的人物”8，对其而言，与人物塑造相比，“以讥讽抨击时弊才是他创作的宗旨”。由于人生中经历了太多党派的斗争，见识到了宗教事务及社会体制的各种腐败，斯威夫特的讽刺包含某些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的悲观见解。在进行创作时斯威夫特在其作品中有过多的主观、悲观色彩，这难免使其作品偏离了艺术创作的视角，使得其讽刺作品似乎是“为了讽刺而讽刺”，文字似乎成了其工具，讽刺才成为其创作的宗旨。
4. 讽刺基调不同
在讽刺基调上，鲁迅反抗绝望、憧憬希望，而斯威夫特则是绝望的抗争，二者存在本质的不同。
鲁迅赞赏《儒林外史》“婉而多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是笑中带刺，“戚而能谐”就是笑中带泪。鲁迅主张在“幽默中含有讽刺，在含蓄的诙谐中含着悲愤”9。鲁迅作品中包含两种讽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讽刺，意在揭露与批判；对劳动群众的饱含热泪的含蓄的讽刺，意在揭示他们思想痼疾根源之所在，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为使人们看到希望，他着意在作品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10。”《呐喊》和《彷徨》等诸多作品同样显示出“婉而多讽”和“戚而能谐”的讽刺艺术。鲁迅创作的作品虽很多都笼罩着黑暗，流露出作者的忧郁和哀伤，但是却也包含着希望和憧憬，鲁迅始终相信，“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11。
周作人认为斯威夫特“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也有学者认为《格列佛游记》中的第四部，“斯威夫特对人类巨大、强烈、超越了现实和合理范围的仇恨，令我们在仇恨人类的同时也对他的想像力产生不容怀疑的厌恶”12。《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斯威夫特在对本民族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的展现上缺乏热情，在描写人民生活困苦时寥寥几笔一以概之，此外从文中最后一句“我本人并无适龄子女，不能从中获取分文，因为最年幼的儿子已经9岁，而且妻子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也让读者在领悟斯威夫特辛辣嘲讽的同时感觉到句中的论调似乎视自己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看客，对本民族人民的痛苦带着距离的审视，作者的孤傲个性渗透其中，作品中更多的是苦涩绝望的冷嘲与宣泄以及一种没落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总之，鲁迅身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看到了由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的沉淀，经过长期压迫而变得麻木了的人民难以觉醒。他弃医从文，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找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病苦。其讽刺艺术刻画挖掘到人物灵魂深处，使得人物塑造不仅是表面的真实而且是内在的真实。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曾说作家需“沉静地整体地观察人生”，那么反观斯威夫特，他对人生的观察则较鲁迅而言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斯威夫特想象多于现实，冷嘲重于揭示，虽然其作品以英国社会现实为基础，但是真实的描述以及典型的人物塑造极度欠缺，以至于《格列佛游记》中情节的幻想性误导了两三百年来的许多读者，他们为其中虚构的童话般的神奇世界所吸引，把这本经典讽刺小说误读、误译成童话或游记作品，这对斯威夫特这位讽刺大师来说未免不是一大讽刺。
注释：
1鲁迅， 狂人日记，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919年. 转引自钱乃荣， 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1卷：1900～1919[M]， 上海大学出版社： P285.
2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4月： P4.
3同上， P5.
4鲁迅， 灯下漫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89.
6同上， P76.
7鲁迅， 且介亭杂文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曹波， 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11月1日： P75.
9刘正强，管窥蠡测录：刘正强文选[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01月： P527.
10鲁迅，《自选集》自序。
11鲁迅全集，第5卷，P198-199.
12马克·舒勒：《（纽约时报）书评一崭新的新语言》，载《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
作者简介：唐金凤（1980- ），女，湖北荆门人，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本文为武汉市教育局科研立项课题“从接受理论视角论鲁迅与斯威夫特小说的讽刺艺术”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