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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六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養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誰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六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養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誰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