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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民主主义诗人惠特曼坚守“个性至上”的文学观，对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有岛武郎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有岛武郎将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尊为自己的《圣经》。留学日本期间的郭沫若通过有岛武郎作品，初识惠特曼，并接受其影响。但这两位国度不同的文学家心中的惠特曼形象，各具特色。有岛武郎对惠特曼的尊崇始终如一，坚守个性之上，坚信“我不解放，社会无法解放”；郭沫若则对惠特曼始爱终弃，认为“社会不解放，我无法解放”。之所以如此，除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差异，还与作家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